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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着十二月昆明“和平妇女”聚会的激动，走进二○○六年。
       二○○六年，似乎没有迹象显示新世纪头五年的动荡、苦难、暴力、疯狂有所减缓。一方面，今天资本主义的特色是金融资本投机；每天全球流通“交易”的资金达一万五千亿美元，95%以上与实物经济无关。然而，这不意味对资源的抢掠已近尾声。占全球人口4.5%的美国，单是石油便每天耗用二千二百万桶，占全球用量的四分之一；对产油国的侵略与操控，是美国的基本国策，尽管它以各种口实为其军事和经济霸权辩护。
       但是，“九一一事件”在民间引起了广泛的反思。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美国一名帝国“经济打手”柏金斯（John Perkins）无法再忍受沉默，撰写了一部自传，述说他亲身参与的美国帝国侵略行为，成为高踞《纽约时报》排行榜榜首的畅销书。如果说，著名拉美作家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一年）以史实描画了五百年的拉美血泪史的话，柏金斯的《一个经济打手的忏悔》，则以平实语言说了他自己的故事。他从来只受雇于美国工程顾问公司，没有直接收受中情局或美国政府的俸禄，但是，他的确服务于美国政府、世界银行和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企业的利益。柏金斯出身卑微，妻子的叔叔任职国家安全局高层，把他训练成为第一代的“经济打手”，以一家大顾问公司MAIN的经济顾问角色，被派往全球各地完成指派的任务。例如，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在一九六五年发动政变，屠杀了约五十万的共产党人和异见者，得到美国大力支持，成为亚洲反共前锋。一九七一年，柏金斯被派往印度尼西亚，任务是搜集资料数据以论证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如果广铺电网以进行现代化（尤其是供电给石油开发和运输管道），印度尼西亚未来二十五年的经济预测是每年增长达17%。结论先行，资料数据以“专业”经济统计数字加上“大胆推算”，象征性地“说服”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等作大笔贷款（条件是工程合约批给美国企业，亦即贷款实际给了美国企业），这种工程对印度尼西亚是肥上瘦下，欠下的巨债确保了印度尼西亚的资源（石油和森林资源）牢牢掌握在美国手上，政治上当然也只能成为美国亲密盟友。柏金斯以相若的手法，在沙特阿拉伯、巴拿马、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国完成了“企业帝国”的现代殖民大计，直到一九八○年，他才因内疚于把灵魂卖给了金权魔鬼，而辞去经济顾问一职。“九一一”之前，他多次想撰写这段故事，但或被人高价收买、或恐惧遭遇报复而罢休。“九一一”让他看到美国这个全球帝国如何招惹了被经济殖民的民众的公愤，他撰写这本书，是要吁请美国人起来阻止企业帝国的扩张。
       柏金斯引用了多个例子，说明经济打手的伎俩无效时，军事狙击手如何出动：不愿就范的厄瓜多尔总统洛尔多斯和巴拿马总统托里霍斯在一九八一年相继在五月和七月飞机“意外”中死亡，许多线索显示是中情局的杰作。暗杀行动也不能得逞时，如一九八九年的巴拿马和二○○三年的伊拉克，便是公然的出兵。
       也许，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人们何以不愿正视摆在眼前的事实──美国的骄人成就，是用血腥暴力的现代殖民手段建立与维护的；二次大战后联合国声称的所谓通过经济发展达致全人类进步，所谓彻底地消灭暴力与战争，只不过是要推行以西化为典范的单向发展模式，以“自由市场”的专制把人和物变成资源，可尽情盘剥也可任意淘汰。在所有国家，人们似乎别无选择地要走现代化道路，稍有能力的，跻身抢夺石油矿藏、商品市场、金融投机的“现代”空间。
       面对着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环境破坏、大量人群被排斥到起码生活保障网之外，冲突、矛盾、战争的威胁渐次加剧。但是，为什么，人们仍会有那份信心去肯定国民产值所标示的“发展”呢？贪婪是一部分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信心还有一个靠山，就是相信现代西方模式的“发展”是人类走向和平、维系和平的道路。
       如果我们“理性”地放眼世界上强权肆虐的大逻辑，看到人类整体越来越深陷泥泞不能自拔，那么，似乎没有理由不悲观犬儒、沮丧沉溺。然而，希望却顽强地陪伴着苦难中的人们，孕育着生之勇气。于是，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中，往往开辟出现实中新的可能性，出其不意地超越“理性”的逻辑。
       十二月昆明和平妇女聚会引发的激动，正是“理性”的逻辑所不能解释也不能理喻的。
       昆明聚会是在众多与会者噙着泪水相互拥抱中闭幕的。那份说不出的感动，还有静静伴着这感动的希望。马素密（Brian Massumi，德勒兹和加塔利著作的英译者）说得很好：希望与悲观乐观无关，希望深植于当下，让我们重新相信世界。
       “和平妇女”很美。她们焕发着一种神采，不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大时代英雄那种壮烈崇高，而是让人感到亲切触动的、过人的坚忍执著，刻苦但不苦涩，在现实那往往让人以为昏天黑地、前无去路的时候，却充满创意，就地取材，另辟蹊径。她们的故事不同于艰苦创业、终能飞黄腾达、衣锦还乡的名人故事，她们欠缺了对社会主流名利权势逻辑的拥抱。
       我们知道，我们珍惜的这份相互间的信任和尊重，不是出于抽象的女性特质或姐妹情谊；我们呵护的善良仁爱也不是什么普世的、浪漫的价值。它是在相互关系中形成的生活实践态度，它让心灵相通并从中得到养分滋润。尽管在众多走出当前困境的实践中，因人因地因环境的不同而走出了不同的合作群体，孕育了不同的尝试，但众多不同的轨迹在相遇时却能闪耀着心灵相通的喜悦和鼓舞。我们在拥抱中体悟我们的渺小，它让我们懂得尊重生命及让生命成为可能的条件，它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因渺小生成的恐惧，懂得通过互相依靠和信任去安抚恐惧，而不是以排斥、控制、征服的手段去求安稳。
       从文化角度来看，今天的全球化可说是美式生活的全球化，即身体是为了消费而存在，美其名是现代文明的成果，高科技为我们带来了舒适的生活、健康的保障、长寿及层出不穷的新经验；但和平妇女通过各自的努力和实践，对这样的全球化说不。她们用身体，跟大地——地球的身体缔结了不一样的关系，在缔造着不一样的全球化，缔造着互相尊重、对大地的尊重，成就了不问回报、只因感动而施与的心灵相通。这样的心灵相通为大家带来了新力量新启发，开创出之前不能、不敢想象的可能性，让当下的困境、苦难的经历不致凝固为怨愤的历史包袱，而是转化为创造历史的希望的土壤。
       二○○六年，“全球千名妇女争评二○○五年诺贝尔和平奖”联会，不因未获奖而解散，而是改名为“全球和平妇女”联会（PeaceWomen Across the Globe），继续推进活动。我们的和平妇女活动，成功地引起全球社会极大关注，取得了不少奖项，包括颇负盛名的西班牙“格尔尼卡”（Guernica）和平奖。毕加索名画“格尔尼卡”就是悲愤地描绘一九三七年纳粹军屠杀格尔尼卡小镇的情景，今天的“格尔尼卡”，成为欧洲不忘战争灾难、力求和解和平的象征。千名和平妇女图片展，也在全球各地展开。
       联会制定了未来五年的计划，除了要把《全球千名和平妇女》一书译为十余种语言、促进和平妇女间的交流分享、进行学术研究工作之外，还筹备一个“从千名到百万和平妇女”的全球计划，推动各地各界以各种语言书写百万和平妇女的故事。缔造和平的妇女就在我们身边，是否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的承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活动的本意：让妇女的努力得到全球各地社会大众的认同，激起更多建设和平实践的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