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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丰富的语言哲学思想，但直到今天，中国人并未形成自己的语言哲学运动。20世纪西方语言哲学运动的成果虽然已经介绍到了中国，但中国哲学史界还很少有人借鉴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思想与方法，来认真清理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思想。
       本人曾以《言、心、道——戴震语言哲学的形上学追求及其理论的开放性》(《哲学研究》2004年第11期)为题，撰文指出，乾嘉时代的考据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中国哲学的一场语言哲学的运动。由戴震提出的“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语言哲学纲领，可以作为乾嘉时代语言哲学的旗帜。但要深入揭示乾嘉时代的语言哲学特质，必须要对中国语言哲学思想的历史作一思想史的清理。这里发表的几篇文章，就是本课题组成员努力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清理中国语言哲学思想的一些片断之思，以非常粗糙的轮廓显示了自先秦到明末清初中国语言哲学的某些方面的内容。刘湘平的文章着重从墨家的名实观入手，揭示了先秦墨家语言哲学的经验论与重视实证的特征，彭传华的文章着重揭示孟子语言哲学重视伦理与政治功利主义倾向，彭公璞的文章则以粗线条勾勒了两汉与唐代经学注疏中的语言学与语言哲学的思想，孙邦金的文章则透过对魏晋南北时期的言意之辨与训诂、翻译等语言哲学与语言学思想的分析，显示了此一时期语言哲学思想的丰富性与深刻性，黄敦兵的文章则显示了两宋儒者语言哲学思想中追求经典原意与确立解释主体独得之道之间的张力，而刘元青的文章则透过方以智语言哲学思想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了乾嘉时代之前语言哲学的基本雏形。
       思想史的清理工作其实就是一种理清活动，理出一条清晰的思想发展脉络，让后人明白思想发展的大致轨迹。然而，由于篇幅有限，本组笔谈文章距离理清思想线索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但透过这六篇有关中国语言哲学思想的短论，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企图与努力：即已经有一个小的学术共同体在从事中国语言哲学的研究事业了。当然，在我们之前，海外也已经有极少数学者在从事中国的语言哲学研究了，如吴礼权的《中国语言哲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不过我们认为，这种研究还远没有达到对中国语言哲学自身实际状况的清晰描述，尤其是对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时代语言哲学的意义的估计严重不足。在我看来，乾嘉时代的语言哲学可以看作是对先秦以来言能尽意，汉唐经学训诂学以及宋代以还的文本考证，晚明清初的语言学理论的高度哲学概括(这需要长文来专门论述)。而且，也只有从语言哲学的新视角来思考乾嘉时代的哲学特征，才能改变以往中国哲学史界，包括中国思想史界长期以来认为“乾嘉时代”无思想的偏见。
       本课题组希望以此组短文抛砖引玉，引起更多的中国哲学史界同行专家关注中国的语言哲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