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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如何看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普遍性格，是20世纪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共同思考的问题。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其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答而创造出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区分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内容，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普遍性转化为方法论，去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宇宙观的意义上建构了融普遍性与特殊性为一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方法论，在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上衡论中国文化的变革和未来走向，从而创造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8)06-0655-07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重新思考和探索是通过不断地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而展开的。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在人道主义的讨论中，为了确立实践的本体论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自然本体论展开了批判；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为了走进问题的研究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体系化思维方式展开了批判；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为了消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苏联哲学痕迹，走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又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进行了整体性的批判。经过这一系列的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淡出，即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人们也不去分析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历史联系，以从中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其理论的独创性。其结果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始终停留于传播史的水平上，而无法深入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论创造的研究，没有揭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内核、它的哲学性格和独创性的内容。这就是21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状况。所以，直到现在，无论是中国的学者，还是外国的学者，都无法明确地说出什么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弄不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有什么区别。这不能不说是三十年来学术界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由于这一消极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源流关系凸现出来了，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课题。本文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这一现状，而展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源流关系的考察。
       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源流关系是一个十分庞大而复杂的课题，需要进行一系列理论的和哲学史的探讨才能完成。这显然不是一篇简短的论文能够实现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仅以瞿秋白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理解和接受为主线，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源流关系。
       一、中国人对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态度
       20世纪初，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当作具有普遍意义的学说为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于是，如何看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普遍性格，就成为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和解答的基本问题。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其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所持的态度不同而创造出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因此，对比其他地区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所持的态度，就成为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源流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布哈林和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列宁哲学中，提出了列宁主义的概念，把列宁哲学定义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突出了列宁哲学的时代性和国际性特征。由此出发，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把列宁哲学作为自己哲学的标志，强调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这样一来，列宁哲学的时代性、国际性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不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是很不相同的。
       在东欧，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经历了一个从完全认同到完全否定的过程。20世纪40年代以前，东欧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一个概念，完全认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于是，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加清理地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理论上，他们主要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蓝本建立本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上，他们以苏联社会主义为模式建立本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体系。这是一种机械地对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态度。由于这种机械的认同，东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集合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帜下，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探索适合本民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开始挑战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在这一时期，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化，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持全盘否定态度，而转向了完全认同西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形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与之不同，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挑战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他们区分了列宁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具有时代意义，但这并不等于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每一个原理都具有普遍性，能够运用于苏联以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从这一观点出发，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列宁哲学，尤其是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而批评和拒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柯尔施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就是直接针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他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化，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无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还是阶级斗争，都必须在具体的社会形态中获得自己的历史内容，因而是一些特殊的、历史的范畴。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只是按照“抽象的”和“形而上学”的思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问题都只作抽象概念的分析，把它们变成了一种超历史的原则，这是不符合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的。不仅如此，他还批评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上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化的名义把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模式化，并把它变成世界各国都必须遵守的信条的做法。他说：“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的苏维埃国家的公民有一种忘记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的倾向，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有效性，为的是把包含在他们国家当前宪法中的教义神圣化。”柯尔施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苏联社会主义经验的总结，也是一
       种特殊。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忽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特殊性，而将它普遍化，这正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实证化、教条化的根源。作为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反抗，柯尔施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殊性和历史主义的原则，要求联系资本主义形态的特殊性，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一原则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内核。
       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在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化中发展起来的。不过，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化的道路上，它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得更远。因为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化的同时，也拒绝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化。这一批判起于20世纪初。当时，美国的激进知识分子在接受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提出了美国社会“例外论”(Exceptionalism)。他们认为，美国社会文化消费的特点是西欧和苏联社会都不具有的，因此，美国既不能简单地搬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简单地搬用欧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必须结合美国社会的特点和哲学传统创造美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威廉·英格里西·沃林、马克斯·伊斯门、沃尔特·李普曼、悉尼·胡克等学者以实用主义的经验主义传统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政治、意识形态等理论，创造了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把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把它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对立起来。
       与东欧、西欧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把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起来，也不把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列宁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列宁有关在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有关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世界民族运动关系的思想、有关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思想都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因此，如果说列宁哲学中包括着普遍性的东西，那么，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同样包括着普遍性的东西。从另一个方面看，列宁哲学虽然具有普遍性，同样也有特殊性。比如，列宁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农民问题的探讨、对俄国资本主义的软弱性的分析，都属于列宁哲学中的特殊内容。因此，如果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特殊，那么列宁哲学也是特殊。既然如此，人们不需要在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划一条绝对的界限，而应该着力区分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哪些是属于普遍性的东西，哪些是属于特殊性的东西，从中发现对本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有用的资源。这一观点早被瞿秋白明确地提出来了。
       瞿秋白是在中国传播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人。1920年，瞿秋白作为《晨报》特派记者派驻莫斯科，在那里学习和研究了普列汉诺夫、列宁、布哈林和斯大林的思想，全盘接受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1923年，瞿秋自从莫斯科返回中国，开始在中国系统地传播和研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传播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瞿秋白并不区分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区分普列汉诺夫哲学和列宁哲学、布哈林哲学和斯大林哲学，而是把这些哲学都看作是统一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介绍，但他却区分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内容。他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宇宙论的基本原理，以及有关人类历史规律、世界历史观、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方面的内容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而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涉及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归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他认为，由于中国和俄国同属于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都要面对和解决农民问题，都要探讨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道路，所以，不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而且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也对中国人思考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具有借鉴意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状具有不同于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现状的特点，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又不能简单地搬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而应该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去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的特殊问题。这就提出了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结上、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研究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对于思考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意义的思路。正是沿着这一思路，从介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对中国论题的思考，瞿秋白建立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特殊联系，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呈现出不同于东欧、西欧和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特点。
       二、在宇宙观的意义上建构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中国人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从唯物史观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瞿秋白去苏联之前，深受这一观点的影响，也把唯物史观当作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苏联之后，通过学习和研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瞿秋白认识到，以前中国人仅仅从唯物史上观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极其片面和狭隘的，这种理解根本没有把握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真切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之意义》中，他明确指出：“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研究，至今还是异常的贫乏，对于唯物史观的介绍往往不大确切和明了。通常对于唯物史观及马克思主义的译名，即如‘唯物史观’一词都嫌疏陋，马克思的哲学学说决不能以唯物史观概括得了。所以，必须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真切的意义。”瞿秋白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真切的意义”，就是在宇宙观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由其各个部分有机构成的整体。他在中国传播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为了克服中国人先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面理解，在中国建立起这一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瞿秋白认为，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要义，就是要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观。他说：“‘马克思主义是整个儿的宇宙观。简而言之，这是现代的唯物论’。马克思主义，通常以为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或者阶级斗争论，如此而已。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之统一的观点，统一的方法。何以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及社会观是统一的呢?因为他对于现实世界里的一切现象都以‘现代的’或互辩法的(dialectical)——即第亚力克谛的唯物论观点去解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所谓马克思的哲学。”在《社会哲学概论》一书中，他还从史论的结合上，论证了这一观点。在给哲学下定义时，他写道：“哲学的目的究竟何在?何以古代初民思想之中，已经能有所谓高深玄妙的哲学呢?实际上哲学并没有什么高深，最初不过是一切智识的总称。随后智识渐渐分类、综合、组织而各成系统，就发生种种科学，——从哲学之中分出；至今所剩的仅仅是方法论和认识论。”在这里，瞿秋白叙述了两个观点：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唯物论的宇宙观，即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宇宙观是对哲学史上的哲学宇宙观的变革。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
       观，作为一种世界观，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应该说，瞿秋白叙述的这两个观点在恩格斯那里就已经提出来了，普列汉诺夫也对这个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瞿秋白就是从普列汉诺夫那里接受这一思想的。但是，瞿秋白在这里绝不是简单地转录普列汉诺夫的叙述，而是借助于普列汉诺夫的叙述来阐发这样一种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上升为宇宙观的高度，才具有普遍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具有了这种普遍性，才能成为世界观的学说，并转化为人们观察现存世界的方法论。这一观点所要表达的真实含义是：中国人只有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论，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方法，运用于观察和改造中国社会。可见，瞿秋白强调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观，最根本地，还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和特殊的关系问题，要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转化为一种方法，去观察和改造中国社会，建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不说，瞿秋白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观，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来说，是一件开创性的事业。
       然而，在瞿秋白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观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理论结构来说，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互辩法唯物论，(二)唯物史观，(三)无产阶级经济学之结论”，(四)科学共产主义。这四个方面组成了一个结构性的整体。其中，科学共产主义“在实践上却是马克思主义整个儿的系统形成之动机”，是统一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各个部分的目的。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分别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和揭示人类社会进步的学说，辩证法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统一科学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的方法。瞿秋白由此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这四大部分就是这样结合而成整个的系统。——一方面，就方法而论，都是以唯物论一以贯之的；别方面，就目的而论，都是以革命的目的为对象的。”瞿秋白还把这两方面的统一概括为：“以统一的方法求得一致的目的”和“因一致的目的求得统一的方法”他所说的“以统一的方法求得一致的目的”，是从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上概括这四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即辩证法唯物论是一般、是统一的方法论，而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共产主义是个别，是辩证法唯物论的不同表现；他所说的“因一致的目的求得统一的方法”，是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概括这四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即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是理论，而共产主义是实际的运动，即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基础，亦是“一致的目的”。通过对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结构的这一剖析，瞿秋白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包含着普遍性和一般方法论的基本原理，而且它的理论本身就是由一般和个别、理论和实践构成的有机整体。
       毛泽东进一步从哲学思维方式的高度分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性质和特殊性质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明确地把辩证法定义为一种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宇宙观，肯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性。在他看来，正是在宇宙观的意义上，即在普遍性的意义上，辩证法呈现出了它的方法论的意义。所以，他说：“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另一方面，他强调，任何普遍性都只能寓于特殊性之中，都必然与特殊性相联系。因此，人们在把握事实的普遍性时，必须从特殊出发，从事物的特殊性进到事物的普遍性之中。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那种只谈普遍性，而看不到特殊性意义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必然走向教条主义。在这里，毛泽东把瞿秋白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结构中的一般性和个别性、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上升为哲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加以论述，把普遍性当作思想的形式，把特殊性作为思想的内容。这就为中国人从思想的形式和思想的内容的辩证统一中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中国的新文化，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结上认识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绝不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而属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在世界历史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上衡论中国文化的变革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认可，表现在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上，就是从世界历史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上衡论中国文化的变革。
       20世纪上半叶，面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冲击，中国思想界开展了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讨论。当时，参加这场讨论的东方文化派和西方文化派都是用“体”、“用”范畴来说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思考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东方文化派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根性，主张“中体西用”；而西方文化派则强调西方文化的先进性，主张“西体中用”。与这两派观点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主线，从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上思考东西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瞿秋白在参加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讨论中明确提出的观点。瞿秋白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和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交织一起，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中国社会的这一状况是不能简单地以“体”、“用”关系概括得了的，必须站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与个别的范畴、用历史辩证法来考察中国社会，说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思考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问题。
       为此，瞿秋白首先从思维方式上批判了东方文化派和西方文化派，从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上定义文化。他指出，东方文化派和西方文化派虽然在中国文化的“体”、“用”关系上各持一端，但其运用的思维方式则是同一的，即都是从民族文化的性格和特点上理解文化，把东西方文化当作是因它们各自的性质不同而截然有别的东西，以为，人们只能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而不能进行创造。这种思维方式的缺陷在于，混同了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以自然的特性来说明文化，视文化为静止的、固定不变的东西，因而只强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却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同一性。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与这种思维方式相反，瞿秋自从文化与自然的差别上定义文化。他说：“所谓‘文化’(culture)是人类之一切‘所作，：一、生产力之状态，二、根据于此状态而成就的经济关系，三、就此经济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四、依此经济及社会政治组织而定的社会心理，反映此种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凡此都是人类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中之‘所作’，这种程序是客观上当有的。‘作者’是人而非虚灵，不能离时间空间而独立。所以研究他的‘所作’，也自然应依此程序。若是研究文化，只知道高尚玄妙的思想，无异乎‘竖蜻蜓’之首足倒置的姿势，必定弄得头晕眼暗。”在这个定义中，瞿秋白撇开了各民族的习俗等特殊性的东西，从人类活动的本性、人类历史规律的高度定义文化，把人类文化看作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是人的一般活动与具体的时间、空间活动的统一。这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引入了文化研究。相比之下，东方文化派和西方文化派只是在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上定义文化。这在思维
       的层次上明显地低于瞿秋白的文化定义。
       其次，瞿秋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说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从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分析中国文化的未来，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对于中国文化变革的意义。瞿秋白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再到政治制度、社会心理和人的意识的历史运动，既是人类历史的规律，又是文化发展的因果律。作为人类历史的规律，它是任何民族都必须遵循的，是决定东西方民族共同性的方面。在这一方面，人们必须承认，历史上不存在绝对静止不动的文化，更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文化性格，应该说，所有的文化都必然处在变化之中；作为文化发展的因果律，它与各民族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相联系，体现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因而是造成东西方民族文化差异的原因。东西方民族文化的差异是由于它们处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造成的，即是一种时间上的差异。瞿秋白说：“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因为天然条件所限，生产力发达的速度不同，所以应当经过的各种经济阶段的过程虽然一致，而互相比较起来，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于同一时代乃呈先后错落的现象。若详细分析起来，其中因果关系非常复杂，而一切所谓‘特性’、‘特点’都有经济上的原因，东方和西方之间亦没有不可思议的屏障。正因人类社会之发展有共同的公律，所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相异之处；这却是由于彼此共有同样的主要原因，仅因此等原因之发展程度不同，故有差异的结果，并非因各有各的发展动力以至于结果不同。此处的异点正足以表示其同点，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上的差别。”从瞿秋白的这一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待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上，瞿秋白的态度与东方文化派和西方文化派的态度是根本不同的：东方文化派和西方文化派否定东西方文化的同一性，静止地看待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认定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来自它们各自独立不变的性格和特征，于是，竭力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绝对化；瞿秋白动态地看待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源于它们共同遵循的历史运动，因而是同一中的差异。在他看来，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只在于西方文化因资产阶级革命早而先进入工业文明阶段，中国因长期的封建社会而处于农业文明阶段。但是，这种差异不是绝对的，它会随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而逐步消除。瞿秋白认为，中国选择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走工业化的道路，是由世界历史的发展所决定的。因为帝国主义的出现，一方面把中国卷入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要求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另一方面，又表明西方文化并不都是好的，比如，帝国主义的文化已经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给世界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我们绝不能说它是好文化，中国人也绝不能选择这种文化。但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好的，它代表了人类文化的方向，中国人可以选择这种新文化来改造中国、创造新的中国文化。这就是说，中国文化的未来应该与世界文化的未来方向相一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的文化创造绝不能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中被动地二者择一，而是要区分西方文化中先进的和落后的东西，借助西方先进文明的成果，创造新的文化形式。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已经为中国人开展新的文化创造活动提供了客观历史基础。为此，瞿秋白呼吁：“只有世界革命，东方民族方能免殖民地之苦，方能正当的为大多数劳动平民应用科学，以破宗法社会封建制度的遗迹，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况且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中，若是东方民族不能以自力先行从事于一切革命运动，断绝一切帝国主义的‘辎重队’，使无发展余地，亦必暂限于停滞状态。所以必须以正确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方法，为劳动平民的利益，而应用之于实际运动；当令西方的无产阶级与东方的弱小民族一致的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乘现代各地生产力发展之矛盾性，凭客观的政治经济实力以斗争，即此锻炼其主观的阶级意识；逐步前进，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瞿秋白的这一论述体现了他主张中国文化变革的一个基本思路，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变革应该以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为基础，选择西方先进的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使其现代化。瞿秋白的这一思想与他主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格的观点是一致的，准确地说，是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在历史文化观上的表达，鲜明地体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内容和中国特色。
       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瞿秋白只是以在中国传播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人的身份而占有重要地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上，他的成就远低于毛泽东。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中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特征和特殊内容，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差别。这一差别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是同步展开的。因此，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时，应该同时注意研究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理解和接受外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他们又是如何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并用于解答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的，从中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思维和内容。这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更为重要的方面。
       (责任编辑　严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