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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南宋散文研究的沉寂，与南宋理学家之文备受冷落有密切关系。 南宋散文的繁荣，在淳熙前后的中兴时期；中兴时期的散文作家，主要是学者而非爱国志士；其时散文创作的主体，是理学家街道论事之文而非志士抒愤之作。理学与古文之间不存在难以逾越的沟壑，南宋理学家大多对文章的价值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往往致力于道统与文统的会融，将学术思想、艺术精神与散文创作统一起来，从而对唐宋散文艺术传统的确立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南宋散文；冷落；理学；古文；古道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8)05-0609-05
       唐宋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进入极盛时期的产物，南宋散文是唐宋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人们谈到唐宋散文，往往将南宋散文剔除在外。南宋以后，古文选本层出不穷，取舍各异，却少有南宋之文。历代文话汗牛充栋，大多对南宋文章略而不论。即使在古代文学研究日益细致乃至近乎琐碎的今天，亦少有专家学者对南宋散文进行深入研讨。南宋固然没有涌现出与唐宋八大家相颉颃的杰出作家，南宋作家固然没有能够对传统散文艺术做出开拓性的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南宋散文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没有自己独有的艺术价值。南宋紧承北宋古文创作高峰，创作更为繁荣，文体更为完备，文集更为繁富，其文论之勃兴与选本之迭出及文派之粗成，都是散文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动向，对后世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宋散文备受冷落，原因颇为复杂。一方面，南宋散文发展紧随北宋散文创作高峰之后，“平弱”的缺陷相对醒目；另一方面，南宋处于古文艺术和学术思想双双进入梳理、总结、集成的重要时期，局面庞杂，深入探讨古文演进历程实非易事。前人既少有申说，后来者亦不愿开拓、深化，“偶尔为之”、“大体言之”就成为南宋散文研究的常态。其间，理学对文学的敌意实为最便捷的武器，可以轻易地抹杀所有业已显现的责难及可能存在的挑战。因此，重新评介南宋散文的愿望，或为道学的恶谥所阻隔，或因头绪的繁多而断绝。
       明代以后，八大家之说逐渐深入人心，人们论及唐宋散文，多引八家之文为证。南宋散文在整体上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更重要的是，由于观念的局限等诸多因素，南宋散文的整体特色一直为人们所忽视。南宋一代，和战之争贯穿始终，“铁马冰河”最引人瞩目，金戈之声最为暸亮，抗战救亡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社会形势对文风流变的影响十分显著。南渡之初，民族危机严重，士人多使气逞性，出语峻急；隆兴和议、嘉定和议，士人义愤填膺，为文无所遮拦；宋季之时，国家岌岌可危，忠烈之气充斥天地，宋朝既亡，则激昂化为悲凉。因此，爱国志士的慷慨之文历来被视为南宋散文的主体部分。
       社会氛围对文章走向的影响固然巨大，文化土壤对艺术风格的影响却更为深远。南宋之初、南宋之末文章的引人瞩目，但它们并非南宋文章的主体，抗战与救亡也非南宋人生活的全部。南宋散文的繁荣，不在南渡之初，不在南宋之季，而在淳熙前后的中兴期。孝宗隆兴以后，经济繁荣，文化兴盛，诗词创作进入中兴，散文不甘落后。一时名家备出，文集繁富，文派林立，文备众体，文论勃兴，选本迭出。
       南宋中兴时期，最重要的文化现象是讲学的兴盛、学派的林立，所以其时作家的构成，主要是学者而非志士；散文的主体，是理学家之文而非志士之文。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将文学家与道学家对立起来。由于后人对理学家的文章多持贬抑态度，事实上也就使南宋散文的主导特色遭到冷落。因此，要提升南宋散文的整体地位，改变南宋散文研究的沉寂状态，就必须改变传统观念，拓展原有视野，给予南宋理学家的古文以正确的评价。
       观念的陈旧与认识的偏差从来就是学者的天敌。南宋散文研究的沉寂。亦与此相关。南宋散文研究的展开，首先要面对的是它与南宋主流思想即理学的关系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偏差”，就是或以偏概全，一叶障目，对理学的认识偏重于阐发它的消极质素，或阴差阳错，张冠李戴，将古文的批评误解为对其艺术独立性的突出；所谓“陈旧”，即陈陈相因，无所发明，始终位于既定的传统立场，满足于把理学与古文置于对峙状态，消弭任何互动的良性因子。简而言之，就是过分夸大理学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消极影响，强烈渲染理学对文学的破坏性，从而极度轻视为理学文化所包裹的南宋散文。理学对诗、词的影响如何，今人多有专门论述，毋庸赘述。不过，对学术思想依赖程度的不同，本是诗、文(包括词)文体差异的重要表现，即使理学对诗、词的作用多在负面之列，也不能就此得出理学阻碍古文发展的结论。
       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古代诸文体中，“古文”具有自己的独特性，那就是与儒学有着与生俱来的、无法割裂的依赖性。“古文”在艺术上确实具有相对独立性，即无论结构、体制、法度、语言等，都形成了自己的特殊规范，但其艺术精神，主要锁定在儒道范围内，并由此主导着古文的审美属性、风格走向乃至语言特色。“古文”的命运，它的生存与发展，始终与儒学的兴衰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这是古往今来的研究者都无法回避、不应忽视而又偏偏所经常遗忘的一个基本前提。从唐宋散文的发生之日开始，无论是摇旗呐喊的先行者，还是推波助澜的实践者，即使是唐宋散文的坚定支持者和古文运动重要参与者，都曾对“古文”的认识发生过严重偏差，都曾忽视过“古文”的核心是“古道”这一简单的事实。时至十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把“古文”理解为文辞之古、文风之古、文体之古的现象，依旧存留在众多研究者的意识中。
       唐宋散文演进的历程，清晰地展示出“古道”在古文运动中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仅就今日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艺术表现力而言，开、天年间古文的艰涩乃至不可卒读，韩门一派的磔裂章句、奇奇怪怪，甚至一代唐文的奇崛之风，都与他们过度关注文辞复古、文风复古、文体复古相关联；韩、柳的伟大，则在于他们始终把“古道”作为“古文”区别时文的主要标准，故而在创作中既承袭先秦两汉之散行单句形式与古朴言辞及文风，又大胆汲取作为讨伐对象的六朝美文的艺术成就，集八代之菁华，成一家之面目。“古文”本为宣扬“古道”而起，宣扬“古道”意在复兴儒学，儒学在唐代的生存状况，实质上左右着古文命运。中唐“古文”的爆发，晚唐“古文”的低落，即与儒学的盛衰相一致；有唐一代“古文”发展的迟缓，也是唐代儒学艰难复兴的写照。进而言之，北宋古文运动的全面胜利，就是儒学彻底复兴的重要特征；没有儒学的全面胜利，“古文”的彻底复兴是不可想象的。具体说来，北宋古文的勃兴，得力于平易之风的确立；平易之风的确立，固然与欧阳修等众多古文大家的及时修正及皇帝的提倡等因素相关，同时也是儒学复兴进程中，古文家对“古道”理解相应深化的结果。所谓“道不远人”，文亦如此。
       研究者对“古文”的误解，无形中消弭了理学与“古文”之间的联系，夸大了二者对峙期间的紧张程度。理学滥觞的历史，生动地说明了理学与“古文”并非天然的敌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把它们看成是“同一壕沟的战友”。为复兴儒学，古文大家们纷纷对“古道”进行了阐释。这些日趋精微细密的论
       述，实际上蕴涵着理学的因子。没有学理的支撑，不可能成为古文大家；文学研究者眼中的古文大家，几乎无一不是理学先驱或理学家。即使那些专注于学术、在古文写作中没有太多天赋的理学先驱，也对古文运动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支持与理解。正是这批思想家，包括那些我们后来所特称的古文大家，他们的共同努力才迎来儒学的升华，才实现了古文的勃兴；也就是在这些思想家包括那些古文家的探索中，理学开始萌芽直至形成。因此，古文的勃兴与理学的滥觞，发生于同一文化思潮之中；理学与古文，也就拥有了一段不证自明的“同盟关系”。
       任何体系一旦形成，就要剔除异己以维护自身的纯洁性与严密性。理学如此，“古文”亦不例外。二者的对立，是它们为了显示各自的独立性，为了保护自己的疆域不受侵蚀，而刻意夸大差异、制造距离的自然行为。在这场分离运动中，理学处于强势地位，主动性更强，后来所遭受的非议相应较多。理学是儒学的学理化，是儒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阶段。“古道”与理学具有极为密切的因缘，但这并不能掩盖它们之间的明显差异。“古道”是面对社会的，力求解决的是现实问题；但理学更为关注的是形而上的世界，是终极关怀等问题，是普遍意义上生存状况与困惑。文学致力于贴近生活，以反映现实的纷繁复杂和情感的变幻不定为己任。与此对应，理学则试图远离感性世界，以对现实与情感的最大限度地压缩，来获取最为持久的存在与运用。因此，凡是对义理、性命等问题有所干碍的举动，都受到了正统理学家的攻击。仅就此而言，时文与“古文”在他们眼中并无区别，即如朱熹《答徐载叔书》所云：“所喻学者之害，莫大于时文，此亦救弊之言。然论其极，其使学者弃本逐末，为害等尔。”而在古文家看来，古文并没有违背它宣扬“古道”、复兴儒学的宗旨，而是道学家远离了它干预社会、依托人生的立场。“作文害道”与“酷不人情”的差异，究其实质，在于对“道”的理解不同，在于学理化与实践性的差异。
       随着理学体系的日趋完善，“道”的内涵也随之扩充。尤其是那些所谓的非正统理学家，更具有强烈的事功倾向。这种对外在世界的直接干预，实际上就是一个封闭体系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巧合的是，越是事功色彩突出，他们身上的文学色彩也就越为突出，陈亮如此，叶适如此，以至永嘉学派蜕变成为一个文学流派。历来认为叶适工文，所以他的弟子多流于辞章，用心于文辞。这显然是皮相之谈。文章之道成为永嘉学派的专门之学，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它巨大的包容性和强烈的会通色彩。叶适平生以打通道德与功利与文章的隔阂、超越诸家之局限为目标，故有意识地建立自己的文章统绪。叶适的视野是开放的，他的批评是多方位的，其思想体系是庞杂的。叶适能凭借他的才、力、胆、识，将各种学问融会贯通，但其子弟无力承继，在传承过程中，永嘉学派逐渐分化，就出现了醉心性命之学者、专攻经制之学者及所谓的“文字之学者”。由于其思想的原创性较少，故文章一脉更易得到充足发展，继承叶适“文字之学者”众多。永嘉学派的蜕变生动说明，理学与古文之间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沟壑，道统与文统的分离与对峙只是暂时的，理与文的融会却是必然的，融会的程度取决于“道”的开放程度。即使那些执著心性义理的正统理学家，依然以各自的淑世情怀，给文学保留了一个独立的生存空间。
       总之，把“古道”作为理解“古文”的核心因素，就等同于发现了“古文”与理学之间的天然桥梁；承认这座天然桥梁的存在，实际上就是具备了更为开放的心态和更为开阔的视野，这就为深入理解南宋散文的主体——理学家之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以理学的影响为切入点，来进一步体察倚重于“古道”的“古文”的特征，自然就拥有了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古文”对“古道”的倚重，具体到作家而言，就是其艺术风格对艺术精神的倚重。古文大家往往以其深厚的学识为创作基础，其哲学素养总是和他的人生旨趣统一在一起。这种人生气质展示在古文创作中，就是我们所讨论的艺术精神。古人常说“文如其人”，要“知人论世”，要“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也就成为最为习见的批评手段。但是，无论是“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还是“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这些评论家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都把追逐作者的意图作为核心目标。然而，这种追索和反求，无疑是一项艰巨而危险的旅程。一方面它们既为文字，就不免有糟粕之讥，并不一定能尽作者之意；另一方面，由于主体间的差异，即使知音，也“未必得秉笔人之本意也”，而失之毫厘，或有千里之误，更何况古来知音难求，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异，理解的障碍也会更加突出。
       因此，古人“知人论世”，多诛心之论，论文以立意为先，常不免穿凿之嫌，有一叶障目之弊。更何况他们往往意在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何异说梦”之嘲，庶几难免。即使偶有神来之笔，切中肯綮，也可能引而不发，颇为零散，今人“知人论世”，则千人一腔，万人一面，往往落人生平——思想——艺术的窠臼，下笔常常不知自休，洋洋数千言而可以丝毫不着边际。作家的政治取向、生活态度及其社会环境成为关注的焦点。作家的艺术个性，为时代的政治氛围所笼罩；作品的艺术特征，为作家的政治情绪所吞没。文学批评的程序，就固定为材料的罗列与标签的分类。而于艺术成就，或极口虚赞，神乎其神，或理论先行，削足适履。
       我们认为，所谓“论世”不仅要注重政治氛围，更要注重其文化动因。具体到南宋散文而言，其时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和战之争贯穿始终，抗战与救亡的呼声响彻云霄，故爱国志士的慷慨之文颇为引人注目。但是，战争不是南宋人全部的生活，文章的特色不形成于岌岌可危的短暂瞬间，南宋人有其值得骄傲与自豪的“中兴”时期。这里的“中兴”，不止是经济的“中兴”，更是文化的“中兴”，其一代文章本色即形成于此时，展现于此间。舍此“中兴”之文略而不论，仅仅注目于南宋首、尾之文，何异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南宋文化的中兴，主要展现为理学的繁荣，主要表现为学派林立，主要体现为学术之争异常激烈。舍此理学家之文而不谈，而津津乐道于少数词人、诗人之文，又何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研究南宋散文，对学者之文避而不论，其所谈论者，又何其有限?南宋散文的研究，焉得不一片沉寂?
       同样，我们认为所谓“知人”，不仅意味着对作家生平、生活态度、政治立场思想的把握，同时还意味着对其艺术精神的领略，因为作家的艺术精神，往往会对其文学主张、思维模式、审美观念、艺术趣味、风格趋向乃至创作方法产生重大影响。作家艺术精神的形成，又离不开学术思潮的演进。“知人”与“论世”，也就此联结起来。具体到南宋理学家而言，他们各自的学术观点影响着他们的人生旨趣，他们各自的人生旨趣影响着他们的艺术精神，他们各自的艺术精神又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文学思想与古文创作。南宋理学大家的学术思想、艺术精神与文章风格就这样极为和谐地贯穿起来了。这种高度的和谐、完美的统一，是其他时期所少见的。
       如陈亮的核心思想，就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他言利，就是要讲事功；讲事功，就要行“霸道”；行“霸道”，就要尊英雄、做豪杰。陈亮的人生旨趣，就由此形成。他是要“推倒一世之智勇，开
       拓万古之心胸”，成为“风雨云雷”的英雄，做“人中之虎，文中之龙”。这种追求，使陈亮为人慷慨磊落，不肯苟同，其艺术趣味亦独嗜阳刚之美，行文更崇尚爽朗健拔，自有一种震慑人心、不可阻遏的恢弘气势。
       又如朱熹以一代宗师自许，为人安详、雍容。他所追求的是圣贤气象，其至高境界就是温厚平和，清心寡欲，无怨怼激发。故论文亦力主中正、平和，力主用字、出语平易。他认为“文章须正大，须教天下后世见之，明白无疑”。他的文章，也“大率只是平和而意自长”，说理周详，条分缕析，无褊躁之言，无过激之论，不求雄伟，不求奇峭，疏宕袅娜处亦自有一片烟波，虽无摐金伐鼓之声、慷慨激昂之气，亦无暗弱、萎靡之态，总是一派冲夷、和穆气象。其文脱略鄙俗之质，却从不作高深危险之语，毫无装点修饰，直以明净畅达取胜，神采隐隐，风格骨力，与其宗主气派密合无间。
       再如陆九渊，他主张向内发明本心。认为只有立心，才能自得、自成、自道；只要收拾精神，就能自立自主，自我作宰。因此，在对待前人的作品时，他一方面要求读者注意把握领会作者的整体精神与风格；另一方面，读者更应该保持自我意识，以自己的人格精神与其相磨荡，不受其羁绊约束，不沉湎于其间而丧失自我，发挥“六经皆我注脚”的主动性，充实自己的气质。他认为即使无知无识之人，也不妨堂堂正正做个人；作为文人，更当勇于表现自我风貌与精神。只要写出自己的真精神，真风貌，哪怕才力不特出，也不失其特色，陆九渊单篇文章，多言随心出，独抒己见，他的语录体现了直指本心、明心见性、感发意志的特色。多启发语，多训诫语，多点拨语，多警醒语，但绝少长篇大论的阐述与严谨不苟的推理，甚至其前后观点也不尽吻合，但却总能针对发问者的具体情况，以独特的譬喻和辩驳使对方“顿悟”。
       叶适亦是如此。他力图通过对经典的系统批评来印证儒家精神，树立自己的特色。他对儒家经典、非儒家学说乃至本派观点，都持有一种质疑的态度。叶适对历代作家包括当朝文士都有所肯定，但同时对他们所存在的缺陷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对苏轼文章的纵横倏忽非常赞赏，不过他对由此带来的空疏之弊十分警惕；他对欧阳修文章的学习是全面而充分的，但对欧阳修刻意为文的一面又不以为然。叶适能够吸收各家之所长，同时又明确指出文学创作最为关键的在于“自家物色”。这种创新精神，终使其文章“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宗”。
       前人曾言，艺术莫难于古文；而文学研究之难，又莫甚于古文。古文研究园地的清冷，或与此有关。历来研究者对原始文本有意无意的疏离，本是古典散文研究园地难以根治的痼疾；研究者观念的滞后和研究方法的陈旧，也极大钳制着古典散文研究的突破。如熊礼汇教授在《先唐散文艺术论》中所言，“多年来，在古典散文艺术研究中，存在一个较为突出而又不易察觉的毛病，就是不能真正从中国古典散文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探寻其艺术发展规律。许多事实表明，古典散文艺术研究要有所改观，古典散文研究者必须转变观念，改进方法。”所谓转变观念，就是扬弃现代散文和西方美文的既有理念，结合传统散文的认知模式，演绎古典散文的艺术特质；所谓改进方法，就是摒弃理论先行的分析程序和削足适履的批评范式，合理运用传统的品评方式，建构古典散文的批评话语体系。总而言之，对古典散文的研究和批评，必须依托于传统散文自身，必须立足于对古典散文生存环境和发展态势的详细讨论，必须延伸到对散文作家艺术趣味和艺术精神的深入剖析上，即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重拾茫茫坠绪，锻造出和传统散文血脉相连的批评体系。
       (责任编辑 何坤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