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秦国在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中胜出，完成了其大刀阔斧的基本统一框架，开辟了千古一帝的君主专制政权；而楚却能够在灭国10多年之后，痛定思痛，奋发有为，实现凤凰涅槃式的角色转换，完成了精雕细刻的最后统一程序，建立起长达400余年的刘汉王朝。秦、楚两国之所以在统一中居于不同的历史地位，乃在于二者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关键词]秦文化；楚文化；战国；统一格局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8)05-0593-06
秦文化、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已成为先秦文化研究中的三大重镇，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关于秦、楚两种文化的单独研究及比较研究，在陕西和湖北有两大重点研究基地，分别取得了十分引人注目的成果，富有创建性的新论新著迭出。林剑鸣、张正明等先生堪为这方面的领军人物。林先生的《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的论文、张先生的《楚史》专著都属于这方面的代表作。但是，秦国为什么能够灭亡当时占地最广、武力最强的楚国，而楚国又为何在灭国十几年之后，成为推翻秦朝暴政的核心力量，建立起政治制度更加完善、文化融合更加密切的汉皇朝等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今笔者不揣简陋，拟对秦、楚两国文化方面所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对统一做出的不同贡献做一番对比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秦、楚两种文化的相同点
(一)均具有一定程度的戎狄文化基因
从文化源头上追述，秦、楚均有一些共同的文化源头。龚维英先生认为秦、楚两族都出自高阳氏，两族的最原始居住地本在东方海岱地区。而杨向奎先生也早已提出秦、楚同为颛顼之后，属炎帝族系。秦族东来及原本为游牧民族，这在学界基本上已成定论，但楚文化是否东来还有很大争议，并未得到楚文化研究者的普遍赞同，但从王室源头追述两族是否同源是一回事，而从整个文化源头来理解二者是否有相同的文化基因则是另一回事。王室文化只是某一文化的众多文化源头之一，当然可能是主要的文化源头，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他下层人民的文化源头。关于楚国的文化源头，我赞成涂又光《楚国哲学史》一书中所说的：“江汉地区的楚族有两个源头：一是南下移民，一是本地土著。移民源头是颛顼，土著源头是三苗。”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后来构成秦文化一部分的西羌族，即西戎民族，本出自三苗，而三苗的最早居住地在今湖南的衡山南岳附近。有学者认为，现今湖南、湖北、贵州苗族正是三苗的后裔，而他们正是最早的楚民，是楚国的重要分子。这就是说，秦、楚之间确实有着一些相同的戎狄文化基因。
(二)均有着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
从两国的建国历史来看，秦、楚两国有着相似的艰苦建国历程，即都与恶劣的生存环境进行过艰难的拼搏。黄留珠先生认为，长期处于无固定居住地的流徙过程中，直到西周平王时期，因周被西戎、犬戎侵扰，周京都镐京被犬戎攻破，周被迫东迁，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才被封为诸侯，赐给西岐之地。而周平王赐给秦襄公西岐之地的条件是：“戎无道，侵夺我歧、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据林剑鸣先生所说，当时这一带布满戎狄部落和一些西周留下来的小诸侯国。而这些戎狄部落都处在游牧生活向定居的农牧生活转化阶段，社会经济比较落后，他们长期以来就是以富庶的关中地区为目标，或掠夺，或骚扰居住在这里的农业居民的。秦如果要在这里站稳脚跟，必须将这里的戎狄全部赶跑才能生存下来。最后，尽管经过20年多年奋斗，于文公十六年，终于从戎狄手中夺回了歧地，勉强扎下根来。但直到穆公以后，伐戎才取得决定性胜利，国家的疆土才得到了扩充。正由于秦人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生存的，所以才磨炼了秦人峻刻坚忍的部族品格，勤劳拼搏的进取精神和“秦人耐苦战”的“重战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特点。
楚的立国过程同样是经过艰苦奋斗的。楚周围是群蛮环绕。北有申、吕、邓、随、许、唐、陈、蔡等中原姬姓国家对楚的监督，南有濮、越、罗子国等南蛮国家的侵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讲到在楚武王时期，“蛮与罗子共败楚师，杀其将屈瑕。楚庄王初立，民饥兵弱，复为所寇。”可见楚国立国时周围群蛮之厉害。《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了楚子与其大夫右尹子革的对话时谈到了楚国建国的艰难历程：“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正因为如此，在后来楚国与晋国的对战中得到晋国的尊重。《左传》宣公十二年这样记载了晋人的对话，当郑皇戌预言楚军士气已丧，必败无疑时，晋国大夫栾武子却提出了相反的看法。结果邲之战楚国果然大胜晋国。楚国国君经常以祖先艰苦创业的事迹来教育国人，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后人，从而使之成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均有浓烈的尚武秉性或好战精神
秦、楚两国都具有浓烈的尚武精神或好战品格。秦人的尚武是有名的，秦文化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重战文化。秦人对战争的态度正如商鞅所要求的：“民习以力攻难”故轻死，“务之所加，存战而已”，“壮者务于战，老弱者务于守，死者不悔，生者务劝”，“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
楚国的尚武精神也是众所周知的。宋公文、张君在《楚国风俗志》中，全面列举了楚国尚武精神在君主和臣民各个方面的表现，对楚人的尚武特征进行了三点概括：一为广泛性，二是传承性，三为坚毅性。
楚国这种尚武精神，在屈原的《国殇》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国殇》是在举行“国殇祭”的仪式中唱的一种祭魂曲，尽管《国殇》一诗的时代背景和所表达的具体精神，学界还有不同看法，但诗中描绘楚军战士在强敌面前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正是楚国民众尚武精神的体现。
二、秦、楚两种文化之差异
秦、楚文化由于两国所处地理环境不同，存在着极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异。
(一)地理环境上的不同导致两国文化上的差异
秦国的地理环境是封闭性的，正如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秦国在春秋时期，向中原发展只有两条道路：一是向东从函谷关出发，途径晋国；一是自关中出武关，沿丹江、汉水而下，进入楚国地界。春秋时期，两条向东方发展的道路都被两个大国堵死，唯一发展是戎、狄腹地，这就断绝了秦国学习中原文化的机会，加之秦本是从东方迁徙过来的游牧民族，与西戎族有着大致相同的游牧文化基因。这种文化的特点是较长时期地停留在感性阶段，即使是政治制度文化，也呈现出明显的实用性、功利性和近视性，还属于经验层面的东西。与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相比，缺乏哲理的历练和人文精神的陶冶。李晓东、黄晓芬在《从(日书)看秦人鬼神观及秦文化特征》一文中说：
秦人的鬼神观则表现出直观、质朴的特色。对鬼神的认识，缺乏丰富的想象；对鬼神的形象、功能的描述，也缺少大胆的夸张与渲染。秦人心目中的鬼神有浓厚的世俗气息，而超人的力量和怪异的浪漫主义色彩则比较薄弱。
林剑鸣先生也认为，秦人的主要贡献在于实践，并非思想、理论。与春秋战国时代的其它诸侯国比较，秦人的鬼神观既缺乏楚人的充满怪异的浪漫主义色彩的丰富想象，也未能达到齐、鲁、晋等国的思辨水平。我们在有关秦国历史的记载中，很少看见秦国君主有像楚国国君那样对臣民进行经常的艰苦奋斗和历史国情的说理教育的，有的只是严酷的刑罚和赤裸裸的物质利诱。
另一方面，秦文化表现的主要是政治制度文化、法律文化，缺少哲学精神文化和人文文化，不但通常的典籍如此记载，即使是地下出土的有关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如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
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等，除有《日书》是占卜之书外，其它主要是法律官方文书。2003年湖南湘西自治州龙山县里耶秦简中的36000多片秦简，记载的也大都是法律制度文书的有关内容。人文文化是最具有个性化的，不调动个体对文化的创造力，文化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楚国的发展道路不同。楚国的立国之地是江汉平原，后来向湖南等地发展，战国以后，又吞并了越国，占有吴、越江南水乡。加之楚国地处东南西北之中，东南连接吴、越，西南沟通西南夷，西面与巴蜀相比邻，北面直通中原，四方无太多的地理阻隔，可以接受各种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从而形成开放性的文化体系。还有，楚国处在南方山区和丘陵地带，地形复杂，山路崎岖，加之水乡的山川秀美，使人易于产生丰富的想象。因此，与处于感性阶段的秦国文化相比，楚人不但有高深的哲学思维，还具有怪异的浪漫主义情怀。楚国不但产生出道家学派的大师老子和庄子以及农家学派的许相和陈行等，而在文学创作上，更是秦国无法比拟的，楚国是中国最早的诗歌之乡，产生出当时最伟大的诗人屈原以及宋玉、景差等一个诗人群体，从而创造出一种在民间广泛流传的诗歌体裁“楚辞”。
与秦国的法律文化、政治文化等官方文化不同的是，楚国的民间文化特别发达。从地下考古来看，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全是一些私人的有关哲学文献，尽管是西汉时期的著作，但也可看出楚地风俗文化的影响；其次是湖北郭店楚简也全是一些学者个人撰写的哲学著作；另外，“楚辞”是由屈原继承和吸取楚国民间歌谣的艺术特色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黄伯思在《翼骚序》中概括其特点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可见，楚国文化的民间性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的高度。
(二)两国对待中原文化的不同态度
秦国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加之与戎狄文化的天然亲近，导致其长期与中原文化相隔绝。最关键的是秦穆公三十四年与由余的一次关于中原文化与戎狄文化优劣的讨论决定了秦文化的发展方向。即穆公接受了由余的建议，放弃了向中原文化的学习机会，全面向西戎挺进，“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楚也属于南蛮之国，初期立国之地在今河南浙川下寺附近，与中原不远，而且楚国与周的关系历来较好，早在周成王时期，楚之祖先熊绎就为成王师而被周赐以封地。因此，当周发生内部矛盾时，失败者往往采取暂时避难于楚的做法，使楚能够接受更多的中原文化。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武王死，成王年幼，周公监国，有人放出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国内骚然，周公出奔楚。又《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楚与周的文化交往是很深的。
楚不管什么时候，从没有放弃过与中原诸国的交往。民族文化融合问题上，采取一种协和夷夏的路线和政策，即“抚有蛮夷”，“以属诸夏”。正是由于楚国奉行一条协和夷夏的路线，楚国能够收夷夏之俊才而任之，师夷夏之长技而用之。因此，到楚庄王北上中原称霸，尤其是帮助陈国平息内乱时，得到中原诸侯的高度赞扬，《左传》宣公十一年记载：“故书曰：‘楚子人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书有礼也。”’说明楚国开始被中原文化所认同。又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晋邲之战取得巨大胜利，潘党提出将晋国尸体建造“京观”，庄王否定了他的建议，发表了一套关于“止戈为武”的理论，表达了他对战争与和平、武功与文治等问题的理解。这一切说明楚国接受中原文化的程度已经达到了很深的造诣。
三、秦、楚两种文化在大统一中地位之比较
由于秦楚两国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二者在战国到秦汉时期的民族大统一中具有不同的表现，演化出秦灭六国，建立统一帝国，而后又由楚灭秦又承秦建汉的历史辩证规律。其实，从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融合的总态势来看，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到底由谁来完成统一，即要看谁具备了这些历史条件。有人说秦和楚都具备了这一条件，统一的完成非秦即楚，非楚即秦。如果仅从物化了的表面现象来看，确实如此，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实统一并不是某一个国家所能独立完成的，也就是说，各种文化都为统一做出了贡献，表现的是一种合力。
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到春秋战国，开始进入了一次激烈而又持久的民族文化融合，民族文化融合的完成，就预示着统一的到来。没有广泛深入的民族文化融合，就完成不了民族统一，而没有统一，民族文化融合的成果也不可能得到巩固，但担当民族文化融合重任的不一定能够完成民族统一，而能够完成民族统一的往往不能承担起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重任。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军事上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总是由四周蛮夷民族来完成，但也必须看到，具有文化充分发达的中原华夏民族却能将民族文化融合的机能发挥尽致，即完成文化上的统一，而四夷民族完成的乃是军事上的、政治上的最后一道统一程序而已，没有中原华夏民族在先进文化上的引领，四夷民族的统一只能是昙花一现。我们绝不能只看到物化了的军事统一的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在这种军事统一背后的文化融合，就断言统一是谁谁完成的。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态度来看待战国末年的大统一，那就是说，这段时期的民族文化融合，中原文化是起着主流作用的，而在军事上完成统一的却只能由中原以外的国家来完成。我们的结论是，军事上的统一是由秦、楚两国共同完成的，秦完成了其大刀阔斧的基本统一框架，开辟了千古一帝的君主专制政权；而楚完成的是精雕细刻的最后程序，建立起长达400余年的刘汉王朝。
关于秦完成了战国末年的大统一，这是一个不需要陈述的历史事实，但承认楚国也对统一做出重大贡献，却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对其具有开创意义的是田余庆先生的《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一文。其中说到：
秦楚之争，最后的胜利者是楚。胜利的楚以刘邦为代表，转化为汉的皇权，这同时又是秦始皇已开其端的统一的回归，帝业的胜利。……它昭示于后人的历史结论，一是非张楚不能灭秦，二是非承秦不能立汉。灭秦和承秦，相反而又相成，其间都有楚作为中介。
张正明先生也在《楚史》一书中专门辟有《灭楚必秦，亡秦必楚》一章，他说道：
汉朝之所以称汉朝，是因为楚人项羽把楚人刘邦封在汉中和巴、蜀，称之为汉王，刘邦即皇帝位后不改国号，如此而已，究其实，汉朝是楚人建立的。田、张两位先生的文章和著作基本上阐明了秦、楚在战国末年统一中的历史地位。秦、楚两国在这场统
一中为何会扮演这种角色?需要将两种文化的特点放到战国末年和楚、汉战争的具体环境中进行分析。
首先看秦国为何能够在战国末年战胜群雄，完成其大刀阔斧的统一框架，其原因乃在于它较为突出的戎狄文化特色。秦国原本是一个游牧民族，后来接受了周原的农业文化，但游牧文化的基因没有太多改变，尤其是秦穆公以后，又重用由余，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彻底的学习西戎文化的改革运动，这也为后来秦孝公重用商鞅推行典型功利主义色彩的法家文化、耕战文化打下基础，也为后来的军事统一奠定基础。秦国国民那只认赤裸裸的物质利益，视战争如“饿狼之见肉”的全民性的战争狂态肯定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古代社会发展的规律证明：在混乱无序的战争环境中，越是野蛮的军事集团越能成功，任何温和和文雅都注定走向失败。中国的历史是这样，世界的历史也是这样。
楚国尽管也有着一定的蛮夷文化特色，尤其也有强烈的尚武精神，但与秦国比起来，却吸收了更多的中原文化，尤其是到春秋后期大规模地中原化以后，楚国士人也像中原士人一样，有一种不愿与腐败政治同流合污，即不能改造它就干脆离开它的清高，从而表现出一种世界主义观念，而缺少国家观念。如《左传·襄公六年》记载蔡声子谈论的“楚材晋用”问题。最著名的例子是伍子胥逃亡到吴国后，将楚国所有军事机密告诉吴国，利用楚国的军事弱点而大败楚国，使楚国从此开始走向衰落。对于这种情况，蔡声子分析是因为楚国国内腐败，楚君滥用刑罚所致。但秦国的刑罚，从来就是非常严酷的，没有刑轻之说，只不过是刑重赏赐也重，且君主十分讲求信用，这样却反而吸收了大量其他各国人才。到战国中后期，这种状况更为严重了。《战国策·中山策》记载秦武安君白起的一段话，对楚败秦胜问题进行了分析：
武安君曰：“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当此之时，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是以能有功也。”
楚国人民对腐败政权离心离德，无意救助，因而表现为国内凝聚力不强，其实这不仅仅是楚国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所有中原文化圈所面，临的问题；而秦国却在以君主、将帅为核心的高度军事集权体制下，对臣民施以刑罚和物质奖赏的激励机制，因此表现出全国高度一致。
再从尚武风气来看，楚国的尚武精神在春秋前期表现突出得多，而到春秋后期，尤其是战国时期，其尚武风气已大不如前。宋公文和张君著有《楚国风俗志》一书，其中第13篇第一节专门提到楚国的尚武风气，而他们所举的表现楚国尚武精神和风气的君主、大臣和战役的几乎都是春秋时期的，战国时期的基本上没有。当然其中分析了《国殇》所表达的尚武精神，应该算是战国时期的，但这不是历史记载，而是文学描写，具有历史文化积淀，不仅仅是战国时期的历史事实。当然，到战国时期也好，与其他国家比起来，楚国人民的尚武风气还是很突出的，但纵向与自己比较，到全面接受中原尚文文化之后，其尚武精神和风气却是大大减弱了。从文化的深层因素来看，恰恰就是中原文化的自由散漫体制对抗秦国的军事集权体制，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胜负是不言自明的。
秦国尽管能在短期内暴发出巨大的能量，在经济、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功，而在赢得第一次统一之后，就迅速走向失败；楚国却能在亡国之后总结经验教训，实现凤凰涅槃式的角色转换。这就说明接受了先进文化之后所表现的后续功能，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使得楚在灭国14年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秦起义，担当起关东六国反秦的领头羊，短短3年后，推翻了暴秦统治，形成以楚为盟主的后战国局面，又经过4年的楚汉战争，完成向汉政权的过渡，建立了远比秦朝更为强大稳固的统一政权，形成了凝聚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民族，全面奠定了中华民族统一传统的根基。
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归根结底是文化融合问题，秦尽管能在封闭的环境下凝聚国民，但因对中原文化的吸收较少，尤其是缺少对中原精神文化的吸收，无法将这种普遍的国民力量上升到理论高度，因而在进入全国统一的开放环境下，便无法将其转化为一种凝聚全民的民族精神，即使同是尚武，秦人的尚武更主要的是一种好战精神，而并没有像楚一样上升到一种武德。“民闻战而相贺”“民之见战如饿狼之见肉”等都是一种在物质面前受到刺激的感性表现，而“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不旋踵”等行为也是严酷的刑罚威胁下被迫做出的。因此，秦国在封闭条件下所表现的这种凝聚力一旦进入开放环境，下层人民在了解中原的人道主义文化后就立刻土崩瓦解。《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楚汉战争中，刘邦攻下咸阳之后，全面废除秦法，采取一些安民措施，秦人对刘邦军队“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唯恐沛公不为关中王。这些都与秦缺乏深层的理论文化和人文精神，从而无法从根本上凝聚三秦人民的思想有很大关系。秦政之所以后来能成为2000多年以来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根本制度，并不是秦国原有的理论文化贡献，而是在秦亡汉兴以后，经过中原知识分子，如贾谊、陆贾、董仲舒等人的历史反思，对秦代政治制度重新进行理论诠释的结果。
但楚国不同，楚国有浓烈的尚武精神，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有自己的理论家，更有自己的文学巨匠，能够将融合了的中原民族文化加以提炼，从而形成凝聚整个东方六国，尤其是凝聚三楚地区的民族精神。《史记·项羽本纪》记载说：“自怀王人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楚国人民对怀王无辜被囚及最后客死他乡表现出极大的怜悯，对秦国的不讲道义的行为充满仇恨，但这种民间情绪是需要具有政治洞察力的人士进行加工提炼的，而楚南公就是这样一位人士，经过他精心提炼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政治预言，自此在民间广泛流传。“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是一句民谚，字句简短，朗朗上口，便于传播。这句民谚的广泛传播对于动员楚国甚至关东六国揭露强秦罪恶，推翻强秦统治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民谚是诗歌的初级形式，又是讽谏政治的最好手段，在楚国已有悠久的历史。如在这以前著名的有优孟谏楚王为叔孙敖为相贫困之事的《优孟歌》、接舆劝孔于归隐的《楚狂接舆歌》以及据说是楚庄王时期一老父和国人谏政的《楚老父歌》、《国人歌》等。
另一方面，楚国作为一个诗歌大国，其全民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屈原创立了“楚辞”这种易于在民间传播的文学形式对宣传发动民众，推翻强秦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楚辞”作为一种民间抒情诗歌形式，最擅长表达悲怆、悲壮的主题，这可能与屈原自己本人的身世和其正诞生于楚国由盛转衰这一时代背景有重大关系。因此，在楚怀王死后，楚国上下充满仇秦和对怀王怀念情绪的背景下，屈原一系列悲情政治诗篇愤然而出，对于楚国人民痛定思痛，牢记亡国之恨，启发楚国人民团结起来，积蓄力量推翻强秦统治无疑起到了巨大作用。《史记，高祖本纪》说当时是“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而《张耳陈余列传》有“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可以想象，这种声势浩大的全民运动，在2000多年前那样的交通状况和信息闭塞的条件下，如果不是楚国知识分子借助于楚国的诗歌、谣谚形式将反秦思想在民间广泛传播是难以达到这种效果的。因此，我认为，楚国诗歌、谣谚的发达，人文精神的深厚是楚文化与秦文化的一个根本差异，这也正是后来楚能够成为领导六国灭秦的又一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 何坤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