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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小城散记之一》是妈妈葛琴1943年秋在广西全州湘江边写下的一篇散文，写的是三岁时的我。我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却已是2007年春了。从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苏关鑫教授编的资料中知道了有这么一篇题为《孩子》的文章，费尽周折才从桂林市图书馆弄到复印件，它刊登在妈妈主编的《青年生活》杂志上。这篇文章对我太珍贵了，它留下了我三岁时的足迹，也记录了父母对我的爱。
       在妈妈生前，从来也没有对我提起过这篇文章。解放初她和爸爸都在忙碌地工作，我和大弟弟也多在住校读书。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父亲又经常有病，家人在一起回忆往事的机会非常少。尽管我仍然像小时候一样，非常想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但从1966年“文革”的乌云笼罩在这个家庭开始，这已经是不可能的奢望了。1968年妈妈被隔离，1972年我在专案组监视下再次见到病床上的妈妈时，她已经偏瘫失语了。在妈妈离世前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她再也没有可能开口了。妈妈啊，你还有多少话没对我说，就带着对爸爸的思念，对孩子的牵挂永远离开了我们?
       今天，我在六十七岁时读到了妈妈三十六岁写的这篇文章。一开始出现的“孩子”(也就是我)是一个野性十足的顽皮孩子：学会了和小伙伴一起在斜陡的江岸上溜坡、抓泥，沿着没有扶手的梯子一骨碌爬到别家的阁楼上，或偷偷躲到江滩上的船棚里，一会儿野狼似的大叫，一会儿又会像花猫般地绕到妈妈身边。妈妈从不约束我，任我在这片自由天地中飞翔。这段历史在我朦胧的记忆中，只有江水、陡坡和红辣椒，正是在湘江边小伙伴那里我第一次学会了吃辣椒，辣，可是还要一声不响、满头大汗地吃。
       在文章后半部，渐渐显现了这“孩子”倔强性格的一面，轻易不肯哭。但是从门缝里看到自己最要好的玩伴——“小司务”，要被姑母剃了光头强扭着送到百里外的乡下去了，“她”便一头扑到妈妈怀里放声大哭起来。接下来妈妈是这样写的：“小司务”的走是那样的刺伤着她，她愤恨，她不知怀恨些什么。她始终压制着情感，连睡梦中都在捶板壁。这时的妈妈从心底希望女儿能放声大哭一场。
       读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在1979年“四人帮”倒台后，我以日记体裁写了篇纪念我父亲邵荃麟的散文《愿它永远成为过去》。文章由黄秋耘送给邵燕祥，很快发表在《诗刊》上。其实文章原题是《我不能哭，我不能不哭》。原来，几十年前妈妈就已经观察到我这个特殊的性格，还留下了这篇宝贵的记录。
       今年是我母亲诞辰一百周年，回顾她的一生，发现我这种性格的“基因”就来自我母亲。我想通过几件小事，写出她的个性，也算是对她留给我这份珍贵礼物的回报。
       儿时的叛逆
       妈妈出生在江苏宜兴一个商人兼地主的大家庭里，我外公外出读书，之后回村开办了十六年的学校，被认为是这个家庭里唯一的傻瓜，受气的外婆怕年幼的女儿闯祸，整天叫佣人驮着她。一天大房里一向仗势欺人、随便打骂丫头的麻子奶妈跟驮着妈妈的佣人吵起来了，妈妈跳到地上，对这个谁也不敢当面骂她麻子的女人，无数遍地骂了，还抓破了她的手。外祖母出来管教了，妈妈这样描述她的反抗：“母亲发疯地打我，我不服。起初还跟她斗，斗不过，我困在地上滚了。我一滚，母亲打我更凶。她一路打，我一路的滚，碰到门槛，我稍稍一爬，重新再滚。我越滚，母亲越打，我就死也不肯起来。据说滚到最后，我身上的衣服都没有了，像一条大乌鱼，只有两个眼睛在转动。那次很奇怪，我没有哭，倒是打人的母亲哭了。从此母亲似乎再不敢打我，我也莫名其妙地讨厌家里许多人了。”
       不安于寄养
       随着大家庭的分家，南我外婆经管的窑场入不敷出，负债累累，后来外公接手烧化学陶器，经济好转，但仍需逐年还债，家里生活依然贫困。妈妈从小在外公创办的新民小学读书，1919年秋季高小毕业曾考取南京某中学，因家庭经济困难和年幼未去上学。1920年妈妈又考取苏州乐益女中，父母为了筹借学膳费和路费不得不让她给有办法借到高利贷的鲍富生做寄女。妈妈曾对我讲起这件事，她怎么也不愿顺从地称鲍富生夫妇为父母，搬到他们苏州家巾去，最后关系闹崩了。1925年春终因经济拮据，有半年失学在家。这半年中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妈妈却闲在家里，不能参加那火热的斗争，非常焦急。外公到处借钱，直到秋天妈妈才重新回到乐益女中。清苦的校园寄宿生活反而促使她和校长女儿的学习成绩并列第一，练就了一手少林棍的好武艺，还成为校篮球队主力，又当过两年学生自治会会长。1925年夏中共上海地委派侯绍裘、张闻天、叶天底等到苏州筹建党的组织。这时正值乐益女中办得不好，校董张冀牖听说侯绍裘主办的上海景贤女中很出色，便将侯绍裘聘任为乐益女中教务主任。不久苏州的第一个党支部建立了，立即着手发展党员，作为学生自治会会长的妈妈成了他们的发展对象，侯绍裘、张闻天、叶天底也成了我母亲参加革命最早的启蒙老师，她1925年冬在苏州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义无返顾
       1946年春，国共合作的形势已近于破裂边缘，山城重庆又被一片乌云笼罩。为了迎接一场更艰苦的斗争，那里的共产党员都做好了最坏的牺牲准备，许多人陆续把孩子送到了孤儿院。后来我从冯夏熊那里知道，地下党在孤儿院秘密安插了自己人接应这批孩子。这时爸爸已经离开重庆，随董必武去了武汉。妈妈亲自把我和不满三岁的弟弟送到孤儿院。我隐约记得那个地方叫“歌乐山”。从来没有离开过妈妈的我们自然是大哭特哭，妈妈却横下一条心走出了大门。后来妈妈给我们讲过这段故事：她走出大门还听到我们在哭喊妈妈，这哭声撕裂着母亲的心，但她还是头也不回义无返顾地走了。据说这天我弟弟只喝了一大缸子水，什么东西也不吃，此时的他正和《孩子》一文中的我一般大，是最需要妈妈呵护的时候。我们不明白，那么爱我们的妈妈怎么会忍心离开我们不管。直到几个月后，才有一位自称“表哥”的人来带我们离开，辗转回到妈妈身边。
       急中生智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以三十万军队大举进攻中原，武汉处于极度的白色恐怖之中，11月国共合作协议全面撕毁，周恩来指示我父亲撤离武汉去上海。这时我的小弟弟刚出生，面临更为恶劣的政治形势，我们三个小东西自然又成了累赘。妈妈请示了组织，决定把我们寄养到乡下外公家。妈妈产后身体虚弱，独自拖着三个孩子上路，乘船回了宜兴丁山老家。对于世事不知的我来说，外公家的一切是那么新奇：灶膛里劈劈啪啪燃烧的柴火，空气中弥漫着松枝诱人的清香，远处是像小山一样的窑炉，周围是郁郁葱葱的竹林，竹林的那边是蛙鸣鸟叫的池塘。不用说，里里外外我早已遛了一大圈，这里的乡土气息就这样永远留在我脑海中
       了。
       但是好景不长。第二天的晚上，妈妈一个远房姑母送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丁山镇上的特务要来抓我妈妈了。这是一个被我在新四军的舅舅抓住过没杀的小特务通的风，原来下船那天家人来接引起特务注意，特务们在浑堂里洗澡，你一言、我一语就编了一套情报，说我妈妈是陆定一老婆，从延安来的，带了十几个女同志进山。情报已上报，只等上头来人抓了。外公听到消息后，主张我们马上走，但是这时已经雇不到小船了。外公要把妈妈藏起来，妈妈不同意，她说：“藏不是办法。”这时已经发现家前屋后有人在转悠了。急中生智的妈妈决定面对面地斗智斗勇。一方面，她连夜托人送信给在南京《大刚报》工作的地下党人王淮冰，要他假借《大刚报》名义发一公函，说因公务繁忙，要葛琴编辑速启程到职，并望一路军警给予方便。很快这特大信封装的《大刚报》“公函”就寄到了，而且先被特务们检视了。另一方面，借着丁山小学要开运动会，妈妈准备了许多奖品，作为来宾，风光地坐在运动会的主席台上。果然，当地的特务头子也凑过来巴结，一个劲说“自己人，自己人”。随后，妈妈带着我们从容转移到了上海。
       黑色幽默
       “文革”是从批斗所谓“走资派”、“牛鬼蛇神”开始的，而北大是全国最先造反的单位。当时我已经是北京大学的教员了，目睹了北大“6·18”“斗鬼”的狂暴情景，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家看望我父母，我想他们的处境更是困难。
       晚上妈妈从北影厂回来了，她那时还是北影厂艺术副厂长，我想她被折腾了一天，一定是身心疲惫不堪。但是出乎全家人意料的是，她竟然把白天北影厂的批斗当成笑料。她告诉我们，北影造反派把她和汪洋、谢铁骊等十几位厂里干部集中起来，让他们披麻带孝，抬上写着“修正主义”几个大字的纸扎棺材游街，还要他们口里不停地唱着“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沿途革命群众喊口号，煞是热闹。妈妈边讲边笑边表演，仿佛在讲一出小孩的恶作剧似的。经历了北大“斗鬼”场面的我自然知道被批斗的滋味，作为女儿，我只能含泪苦笑接受这一黑色的幽默。但是从另一面我也获得了信心：长期在国统区经历过腥风血雨的妈妈，有这样刚强的性格，一定会挺过当前这场风暴的。
       六十多年过去了，世事沧桑，亲子之间有一些东西传承着，成为人生价值的一部分，偶尔回顾，也会成为处身浮世之间的一副清凉剂。我写下这点感想，为我的母亲，为我自己，也为我的孩子。
       2007年8月1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