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汉学”是培育日本文化和文学的母体，日本古代的美的精神、美的意识、文学理念无不打上“汉学”的烙印。不了解“汉学”对日本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就不可能理解日本古典文学的内涵。可以说，日本文学的蕴奥，几乎都产生在对汉学的受容与变貌之间。诚然，单一的民族、统一的语言在封闭的自然环境下形成了别开异境、匪夷所思的特质文化和文学，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通过仅有的脐带汲取汉学的营养，由此所培育出来的体格却不会改变。
[关键词]文化母体；汉学母体论；显在影响；潜在影响
[中图分类号]H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8)05-0551-05
一、“汉学”是日本文化和文学的母体
“汉学”盛于日本的平安三朝(平城·嵯峨·淳和)，此后的“汉学”在日本历史的长河中，时隐时现。如将《怀风藻》、《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経国集》等典籍看作是日本汉学高峰的话，那么，《源氏物语》、《枕草子》、《徒然草》、《奥の细道》等和风名著则是对汉学的细膩体会；如将“怀·凌·文·経”看作是对汉学的饕餮大餐，“源·枕·徒·奥”则是对汉学的细嚼慢咽；如果说，“怀·凌·文·經”是对汉学表面的、直接的、模仿式的吸收，那么，“源·枕·徒·奥”则是内在的、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实际消化。正如戴季陶先生所言：“日本已将中国问题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上万遍，装在‘试管’里化学检证了上千回。”所谓的对中国解剖，毋庸赘言“汉学”是首当其冲的着眼点。 日本对“汉学”的研究从未停止过，包括日军大举侵华期间也如此。
日本汉学者寺尾善雄先生怀着“饮水思源”的情感，在1982年撰写了《中国传来物语》一书。有关汉学对日本古代文化的影响作了如下阐述：“中国的汉文自古代传入日本，依靠后来本土发明的训读法，开始大量、广泛地阅读中国古代文献，其内容涵盖语言、文学、思想、制度、宗教、艺术等各领域。可以说，汉学是形成日本古代文化的母体，作为母体文化的汉学已成为日本古代文化无法分割的部分。寺尾先生所提出的“汉学母体”，或称“汉学母体论”，非常有见地，为如何看待“汉学”提出了准确的观点。寺尾先生在此著作里还提出了“汉文学习”对现今时代的三项重大意义：其一，解明日本文化源流，奠定创造新文化的基础。其二，汲取汉字和汉语丰富知识，活用简洁且富有逻辑之文体。其三，从经典的汉文里，获得启示以增强批判、思考能力，形成现代人的“人间性”。这个类似于汉语里的“综合人文素质”的“人间性”，与近几年日本文部科学省所提出的“开创新时代的人间力战略”这一教育方针中的“人间力”具有相一致的含义。当然，文部科学省的“人间力”其内涵更深厚些，还包括“继承传统文化，有丰富内心世界的有教养的人”这层意思。2003年，日本国语问题协议会会长宇野精一先生在《平成新选百人一首》的前言里说：“传统文化是形成人格的重要基础，所谓传统文化就是包含语言、文字、文学、历史在内的古典。”“汉学”与日本古典已完全融合在一起，不管是彰显，还是回避，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而存在着。
二、“汉学”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一)日本古代的“汉学”思想
应神天皇时(201年)，朝鲜王子阿直岐及随从王仁携经典到日，呈《
论语》、《干字文》以供日本皇太子稚郎子学习。日本崇神天皇本纪十二年，还记录了“徐福携童男童女500人逃秦赴日”的传说。仲哀天皇期日本攻人新罗获取了大量的汉学典籍。这些都是日本与汉学的早期接触。
汉学教育肇始于孝德天皇的“大学寮”。此后，设立了大学和国学。在“大学，国学”里的学习者，分别称“学人”和“贡人”，“学、贡”科试及第者，都委以相当的官职。所学的经学科分大、中、小三经，《
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
仪礼》为中经，《
周易》、《
尚书》为小经，《
论语》、《孝经》为基础课程。全部汉学典籍共计484095字。如每日苦读150字，大约要9年才能学完。即使是每日300字的快班，也需4年半的时间才能完成学业。除朝廷所办的大学、国学外，各贵族门阀为培养本族的子弟纷纷开办私学。比较有名的有：和气广世的“弘文院”、藤原绪嗣的“劝学院”、橘氏公的“学馆院”、在原行平的“奖学院”。学习优秀者，如阿倍仲麻吕，可作为“遣唐使”赴唐留学。在孝谦天皇时，曾下诏天下，每家要必备《孝经》。
作为“大化革新”重要成果的十七条宪法里充满了汉学的儒学思想。第一条的“和为贵”，出自“礼记”，论语里也提到“礼之用，和为贵”。“人皆有党”出自左传，“上和下睦”来自孝经。第三条的“四时顺行”、“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分别来自论语和礼记。第五条的“有财之讼，如石投水；乏者之讼，似水投石。”出自李萧远的命运论。第七条的“人各有任、掌宜不滥……”、第八条的“公事无鹽”、第十条的“如环无端”、第十二条的“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第十六条的“使民以时，古之良典”等都出自儒家典籍。由此，可以说：日本古代在思想领域以《
论语》治国，以《孝经》化民。“汉学”作为文化、精神的潜流，一直影响到现代日本社会。
(二)宋代的“烈女”，镰仓的“武士”
“烈女”与“武士”都是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其精神实质有很高的相似度。汉魏六朝至唐，妇女比较宽松，自程颐、程颢的理论到了南宋，得到朱熹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三纲”伦理，即：“君为臣纲，道德规范是‘忠’；父为子纲，是‘孝’；夫为妻纲，是‘节’。忠、孝、节，成为了整个封建社会必须遵循的道德伦理。”然而，朱熹将“节”放在首位，变态地把女子的贞节推向了没有人性的地步。由于宋代，把“忠”置后，整个国家在骨干上缺少像岳飞这样的忠勇之士，更多的是没有廉耻的贪生怕死之辈。
大约与高宗赵构时代相当的日本镰仓期，日本幕府将汉学的儒家学说进行提炼，浓缩为“忠孝、节义、勇武、廉耻”，这一点与日本神道所赋予的“对主君忠，对祖先敬，对双亲孝”、或“直面危险、冷静服从、贱生亲死”的信条是相一致的。其核心思想是“忠”。“武士道”的理论家新渡户稻造对此作了如下阐述：“武士的责任并不是‘快速结束自己生命’，而是为其国、其主、其领土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也就是说：“在没尽义务之前，要忍辱负重地延长自己的生命，当完成义务后，自己的生命也就无足轻重了。”被日本历代所歌颂的《忠臣藏》里的四十七位武士就是在完成义务后，全部剖腹自杀的。据太平记所载：镰仓幕府的北条氏灭亡时，元弘三年5月22日，在东胜寺随主一同自杀的将士有870余人，此外同宗受惠之辈，连带殉死的，全镰仓共有6000多人，其根本原因是报主无望、无法实现自己的义务所致。
宋代的女性之所以悲壮激切，除社会原因外，主要是由于妇女的刚烈性格所致，而支配这一性格的根本原因是妇女的贞节观念，她们为“节”赴死，和镰仓武士为“忠”尽义，具有同样的思想基础。宋代女性的坚贞与日本平安女性的柔美形成明显的对照。
(三)汉传佛教与日本文化
1 日本的重母思想
如果说儒学思想是以纵向的父系社会为支撑的话，那么，佛教就是母亲的力量。《观无量寿经》中说：“佛心即大慈悲”，“慈悲”则成为佛教的中心伦理。《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中的“报恩品”所说的“母亲十德”如：母为大地，恩泽万物；母相庄严，勤劳素朴；教诲有方，坚持不怠；兴业兴家，家事全能……；一直成为民众思想中的母亲形象。我国的孟母，平安时代的高僧源信之母，吉野时代的楠正行之母，五山文学的学者一休禅师之母，……，都是日本民众所崇拜的榜样，按《观无量寿经》的“佛与人相即相人”之说，母德即佛德，佛心即母心，敬佛尊母，成为一体。母亲在子女心目中，特别在男孩儿心目中极为神圣，在日本传统文化里“恋母情结”极为浓厚。一些社会名流、特别是作家，几乎都有“颂母”的文章。“男主外，女主内”是来自贵族的传统，在普通民众生活中，妇女操持家务，既主外，又主内，“主妇权”非常明显。战前，小说家石坂洋次郎，在日本的东北地方任教时，曾就家庭中的“父权”与“母权”进行过问卷调查，80％认为在家庭中，母亲握有实际权力。在日本现今社会，主妇仍是家庭财权的管理者。
在日本社会之所以没有出现“裹脚”等残害妇女的现象，在诸多因素中，汉传的大乘佛教经过在日本的变貌，形成了对女性、特别是对母亲的保护，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2 出世的归隐思想
“人世则儒，出世则佛”，仕与隐是日本古代文化人挥之难去的情结。日本文化人的思想体系大约有两条主线：其一，追求儒家哲学，以完善理想人格为特征。平安期对从政官员的基本要求是“要举措优雅、容貌华丽、进退有度、擅长交际，具有敏捷唱和之才，像藤源实方那样的暴躁性格(在大殿吵架，竟将对方官帽打落在地)，曾祢好忠那样的恃才傲物，都是被日本历史点了名的缺乏修养的文化名人。其二，以佛学为基础兼有老庄哲学，主流思想是追求精神上的自由或求得精神上的完善。其表现比较复杂，简而概之，又有三点：(1)陶渊明型：抛弃浮世之荣华，纵情放浪于山水，孤芳自赏、清高自傲，在听风望月之间、打座问禅之中，寻求自己的心灵归宿，这种类型被喜撰法师等众多出世者所崇拜。(2)郁闷不得志型：因权臣当道、仕途坎坷、施展抱负而不得，或因生逢乱世，人世艰难，由此遁入空门以寻求解脱者，《方丈记》的作者鸭长明、歌人西行法师都有此倾向。此类文化人“身隐心难隐”，在其内心深处，充满了对人世的留恋和无可奈何的愤懑之感。(3)谛观人生型：如《徒然草》的作者吉田兼好，饱经沧桑、洞察人世，从旁观者的角度对人间事物做出理性的分析。吉田的思想是多方面的，除有浓厚的佛学外，更接近于老庄，其死亡观等论述与《庄子》“大宗师”中的观点极为相似。
三、“汉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一)散发着浓郁汉风的古代诗集
《万叶集》是日本第一部具有国风性格的诗集，尽管如此，从其结构、资料来源都深受汉学影响。如，柿本人麻吕在皇子游猎时所作长歌及短歌，各首歌相承相应，恰似汉诗的起承转结。山上忆良是继柿本、山部之后的大家，歌风雄浑，更有汉诗味道。《万叶集》这部歌集以“万叶”为名，“万叶”究竟为何意?一直众说纷纭。30年代的汉学者牧野谦次郎认为：来自《文选》颜延之的“贻统固万叶”的诗句或《
史记》中“万满也，左传云，万盈数也，叶歌义也”之意。由藤原定家所撰的《小仓百人一首》里，为数众多的歌人都有深厚的汉学修养，现仅举几例说明之。第5首：“草凋枫叶红，寻觅冷秋中，伤心动情处，空谷麋鹿声”。吟咏这首歌时，常将“秋山寂寂叶零零，麋鹿鸣音数处聆，胜地寻来游宴处，无友无酒意犹冷”的汉诗作为“歌外音”。第23首：“抬头望霜月，思缕万万千，秋风不谙情，愁绪我独满”是步白居易“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的意境。第31首：“白雪飘吉野，皎洁清晖夜，清晖泛银光，疑是晓晨月”。这首歌，清寂、浏亮，再现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的韵味。第28首：“高远深山里，人罕草木凄，寒冬尤更瘦，大雪灭踪迹”很容易让人想起：“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孤高、清寒、静寂之境遇。第81首：“子规初啼晓，寻声无处找，白茫笼旷野，惟有残月照。”这首歌几乎等同于宋代张先的“数声鹈鴂，夜过也，东窗未白凝残月……”这首词。
(二)流淌着汉学底蕴的女性文学
在日本的古代社会，汉文是贵族男子的专利。女子以习字(假名)、和歌、弹琴为主。由于家学的原因，也有极少数聪慧的女子暗中学习汉文。学汉文前会受到社会的压制，一旦学有所成，同男子一样会成为出人头地的资本。紫式部曾进宫为中宫皇后进讲过白氏文集。《枕草子》的著者清少纳言、《源氏物语》的著者紫式部之所以能成为仕宫的女官，主要因为他们是当时少有的具有汉学知识的女性。划时代的巨著《源氏物语》其撰写的体例很大程度受到《汉武内传》、《飞燕外传》、《长恨歌传》、《霍小玉传》的影响。安藤为章在《紫家七论》里说：“《源》54帖，序、跋、汜等诸体具备，所述之事起伏顿挫、前后照应，深得史记·庄子·韩·柳·欧·苏诸大家之妙。”《源》的开篇“桐壶”几乎就是“长恨歌”故事的翻版，文中多处直接引用“太液芙蓉未央柳……”、“在天愿作比翼鸟……”、“钿合金钗……”等诗句，还有“珠帘锦帐不觉晓，长恨绵绵准梦知”、“愿君化作鸿都客，探得香魂住处来”这样融入汉诗意境的和歌。另一部名著《枕草子》，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其撰写的体例酷似唐李义山的《杂纂》。日本平安期的其它的女性著作《狭衣物语》、《滨松中纳言物语》及佚名的《宇津保物语》、《大和物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唐代小说的启示。
(三)充满男性力感的中近世文学
镰仓·室町及后来的德川幕府时期，是汉学的兼收并蓄期，其特色有二：(1)与婉曲优艷的平安女性文学相对，刚健有力的武士文学开始登场。在中古汉文体的《将门记》的基础上，《平家物语》、《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及描写日本南北朝战乱的长篇《太平记》等陆续在世间流传。特别是类似于我国《
三国演义》的《平家物语》文学成就最高，其开篇是八句四六骈文：祇园精舍的钟声，有诸行无常的声响，沙罗双树的花色，显盛者必衰的道理……。文体和汉交混，语气铿锵有力。其后，列举了秦之赵高，汉之王莽，梁之朱异，唐之安禄山。汉学典故信手拈来，以此展开人世无常的思想，卷末以人物的出家、悟道、成佛灌顶来结束，首尾呼应，体系清晰。武士文学又借鉴源于我北宋初年的“讲史”的方式，即日本的“口演”，通过琵琶僧的弹唱，广泛深入民间。(2)中世初期，宋学亦称朱子学传入日本，很快此学成为德川时代的官学，后来，经过变貌，提出以“忠”为中心的“大义名分观”。此时，日本荣西渡宋，学得起源于我南北朝的“禅宗”，荣西在日本开宗后，经过后代不断改造和完善，形成了为武士所推崇的“剑禅一如”的思想。所谓的“剑禅一如”有两层意思：一层是：“世尊拈华，迦叶微笑”要做到“以心传心”，使自己顿悟；另一层：也就是“生死一如”，武人不执著于生，不恐惧于死，七生报国为大君。发端于镰仓战记文学的《武家事纪》、《本朝武艺小传》、《不动智神
妙录》等著作，其中都摘录了大量的汉学中的儒，佛用语，在写作手法上，也富有文学色彩。
(四)从汉学典籍翻版的传奇小说
1 龙泽马琴的武小说
近世的龙泽马琴感叹日本没有《
水浒传》、《三国志演义》、《
西游记》这样的奇书。用28年时间，创作了《南总里见八犬传》。小说的开篇就与《
水浒传》很相似：八块玉石上分别刻有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化作流星飞去，之后降生为八勇士。书中的“亲兵卫在京比武”、“信乃等人劫法场”等，与“青面兽杨志在京比武”、“梁山好汉扮商人劫法场”等故事情节如出一辙。龙泽的《八犬传》对与宋江相似的忠义大加赞扬；对《
水浒传》里的杀妻、杀嫂、残害女性的情节，采取回避态度；对梁山反朝廷的倾向，更是避而远之。从“劝善惩恶”的社会效果出发，《八犬传》里的忠义之士，都得以善终，结局完满。《八犬传》生动地表现出了龙泽的历史观、社会观、道德观。由于社会有所需求，之后，又出现了《本朝水浒传》、《女水浒传》、《日本水浒传》、《水浒后传》等诸多版本。此外，《
三国志》、《
西游记》、《
棠阴比事》(宋)、《包公案》(明)也是当时重点的翻版内容。继《三国志画传》、《绘本西游记》图文小说之外，出现了《倾城三国志》、《风俗女三国志》、《风俗女西游记》、《金昆罗緣起物语》等风格不同的翻版作品。
2 上田秋成的雅小说
近世翻版的雅小说主要指《雨月物语》(上田秋成)、《飞驛匠物语》(六树园饭盛)、《つくし船》(村田春海)等作品。其特点是：叙事性强、文笔流畅，达到与汉学经典高度融合的程度。“つくし”来自《
醒世恒言》中的“蔡瑞虹忍耻讨仇”；“雨月物语”中的“浅茅か宿”来自《
剪灯新话》的“爱卿传”，“佛法僧”来自“龙堂灵会录”；“蛇性の淫”来自《
警世通言》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和《西湖佳话》中的“雷峰怪迹”。幕末的“牡丹灯笼”(三游亭門朝)来自《
剪灯新话》的“牡丹灯记”。
3 洒落本·草双子·人情本
日本一些通俗读物的作者，为了醒目，多将书名起得富有汉学味道，以增强其卖点。“穿当珍话”、“船头深话”来自《
剪灯新话》；“瓢金窟”来自《游仙窟》；“通志选”来自《唐诗选》；“契国策”来自《
战国策》；“通人三国师”、“讚极史”来自《
三国志》；“通氣粹语坛”来自《忠义水浒传》；“汇轨本纪”来自《史记本纪》；“格子戏语”、“铫子戏语”来自《
孔子家语》；“南游记”来自《
西游记》及说不清来源的“史林残花”、“百花评林”、“南郭先生文集”等大量的汉典仿制品。
(五)取之不尽无法舍弃的汉学源泉
明治维新以后，西方文化像潮水般地涌人日本，甲午战争又进一步地膨胀了日本“脱亚人欧”的思想，在此形势下，大规模地翻译西洋著作、西洋小说成为时尚，汉学一度在日本消沉。尽管如此，自应神1600多年来，不断吸收中国文化所奠定的丰厚基础及趋向中华文明所养成的思想定式，加之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丰富多彩性，仍对日本有极大的吸引力，对日本知识人来说，汉学仍是一片难以舍弃的精神沃土。在对西方文化新鲜感过后，相当一部分学者又把目光重新投向中国。被尊为日本文坛领袖的森欧外的《舞姬》，受“江口游女憎恨薄情郎，怒沉珠宝”的启发，创作了名著《舞姬》，而日本的“江口游女”，就是中国《
警世通言》、《
今古奇观》中的“杜十娘”的形象。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毫不回避，是取材于唐代同名传奇小说《杜子春》。当然，芥川在再创作的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此外，著名的作品有：中岛敦根据中国史实创作的《山月记》、《李陵》；井上靖以中国为题材的《天平の甍》、《敦煌》、《楼兰》；岛崎藤村、土井晚翠各自创作了富有汉诗韵味的《千曲川旅情の歌》、《荒城の月》……受汉学影响所著的作品，在日本文学史上是一大亮点。
四、“汉学”是研究日本的重要途径
日本是“汉学”在海外最大的分支。要想深入了解日本文化和文学，必须精通我国的文化和文学，还要在精通的基础上，熟悉“汉学”对日本的影响。一千多年来，汉学对日本文化和文学的浸润，细雨无声、无孔不入，已达到了令人浑然不觉的地步。信仰方面：“七福神、道祖神、裸祭、鸟居……”；风俗方面：“东海道五十三次、招き猫、三そ九度、盛り塩……”；服饰：“紫色尊重、絖、足袋、手拭……；用物：“履物、下駄、袄和障子、名刺……”；政治：“菊と桐の纹、天长节和地长节、一里冢、纳言……”；娱乐：“囲碁、双六、羽子板、投は于壺……”等等，不胜枚举。一些认为纯日本的东西，实际上与中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家之物，成为他家之宝，自己却全然不知，不管怎么说，都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既然汉学如此渗透于日本，反过来从汉学人手，研究日本文化和文学必然也会达到升堂入室、精致细微的地步，如果将“汉学对日本文化和文学浸润”常置于头脑之中，无论是研究或教学则会时常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责任编辑 桂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