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语》与《左传》之关系，前人之说纷纭。就先秦史官文化的发展趋势而论，《国语》是先秦鉴古思潮的产物，其编纂目的是搜缀既往，鉴于当时，或戒于将来。《左传》是依经作传的解经之作，产生于历史反思的学术潮流，担负着探索历史运演总规律的文化使命。二书编纂目的不同，其编排体例、文字风格及思想水平自亦不同。
[关键词]国语；左传；尚书；左丘明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8)04-0473-06
一、《左传》、《国语》关系之旧说种种
《国语》的性质及其与《左传》之关系，是学术史上纷纭聚讼的问题。自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少卿书》日“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后，汉人便直目《国语》为《春秋外传》。如刘歆上哀帝奏议引用《国语·周语上》“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之礼，即云出自《春秋外传》。班氏父子亦从其说。班彪云：“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班氏《艺文志》著录《国语》自注云“左丘明撰”，又于《律历志》“颛顼帝”及“帝喾”条下，分别引《国语》之说，而题作《春秋外传》。至于何以称“外传”，王充《论衡·案书篇》说“《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因此，“《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刘熙《释名·释典艺》说是“《
春秋》以鲁为内，以诸国为外”，《国语》“记诸国君臣相与言语谋议之得失”，是“外国所传之事”，故日外传。而三国时吴人韦昭《国语解·叙》则日：“左丘明因圣言以摅意，托王义以流藻。其渊源深，沉懿雅丽，可谓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识高远，雅思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乐之诛。……以为《国语》，其文不立于经，故号日外传。”王充以《左传》辞略，复录《国语》以实之，有内外；刘熙以《左传》为鲁史，《国语》记诸国之事，以鲁而言内外；韦昭则以释经不释经为内外。后世言《外传》，不出此三家之说。
亦有以《国语》为《左传》之史料说。此说以司马光父子为首倡。马端临《
文献通考》卷183引巽岩李氏(李焘)日：“昔左丘明将传《
春秋》，乃先采集列国之史，国别为语，旋猎其英华作《春秋传》。而先所采之语，草稿具存，时人共传习之，号日《国语》，殆非丘明本志也。故其辞多枝叶，不若内传之简直峻健，甚者驳杂不类，如出他手。盖由当时列国之史，材有厚薄，学有浅深，故不能醇一耳。不然，丘明特为此重复之书，何邪?先儒或谓《春秋传》先成，《国语》继作，误矣。惟本朝司马温公父子能识之。”近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认为，《汉书·艺文志》著录《新国语》54篇，乃是左丘明之原本，刘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康氏所云刘歆割裂《国语》以伪造《左传》之说，亦是以《国语》为《左传》之史料说之流亚。
又有《国语》与《左传》实为二书之说。晋人傅玄云：“《国语》非丘明所作，凡有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国语》虚而《左传》实，其言相反，不可强合也。”唐人赵匡亦云：“《左传》《国语》，文体不伦，序事又多乖刺，定非一人所为也。盖左氏广集诸国之史以释《
春秋》，《传》成之后，盖其家子弟及门人，见嘉谋事迹多不入《传》，或有虽入《传》而复不同，故各随国经之而成此书，以广异闻耳。”
上述三说，皆古人遗意，自近代以束，言《国语》之作者及其与《左传》之关系者，无不各引一说而相非。至若卫聚贤以《国语》为左丘明之后代左人郢及其子孙作于楚国；郭沫若以《国语》之《楚语》乃左史倚相所作，其余则可能是吴起就各国史乘加以纂集而成；均无真凭实据，难以信从。
我们认为，仅仅是在传统经学或史料学的视域考察《国语》的性质及其与《左传》的关系，似乎难以得到满意的结论。本文拟从先秦史官文化及史官散文发展演进的宏观视域，以编纂目的为切入点考察《国语》的性质，从而说明传统所谓“外传说”及“史料说”之不实。
二、先秦史官文化的发展趋势与东迁前后鉴古思潮的形成路径
先秦史官文化与史官散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互为蝉联的三个阶段：(1)传世与不朽的历史意念，导致了记事之史的分化，开创了中国古代“君举必书”的历史传统；(2)寻觅古鉴的现实动机，促进了历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以史为鉴”，也因此成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3)历史反思的学术潮流，形成了中国早期的史学自觉，暗寓褒贬的《
春秋》及阐释其“微言大义”的三《传》，基本确立了中国古代评判历史行为的价值准据。因此，从传世与不朽意念的产生，至于寻觅古鉴再至于既往历史进程的全面反思，这就是先秦史官文化及史官散文发展演进的宏观路径。
如果将研究视焦对准史官文化及史官散文发展的第二阶段，则不难发现，搜缀既往、寻觅古鉴这一文化阶段本身，亦经历了一个正一反一合的演变过程。最初是援例性的以事为鉴，今文《
尚书》中的大部份篇章，由此而从尘封的王室档案之中流传出来，或者有些篇章竟是按“当下”的需要据传闻而改写亦未可知。援例性的以事为鉴，主要是在西周末年及东周初年的厉宣幽平之世。由文献比照研究的结果表明：传世的29篇今文《
尚书》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均与厉宣幽平之世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如西周末年有所谓“周召共和”或“共伯和摄行天子事”，《
尚书》之中29篇《
周书》有11篇是西周初年周公旦、召公爽“夹辅周室”时的文诰。又，周平王东迁洛邑，是西周末年的重大政治事件，而《盘庚》一书又从殷人的“典册”之中翻捡出来；此外，《召诰》《洛诰》似乎亦有为平王东迁洛邑作历史论证的意味。至于周宣王之“不籍千亩”与《尚书·无逸》的对应关系，以及“赫赫宗周，褒氏灭之”，周幽王时代的“艳妻煽方处”与《泰誓》《牧誓》之“牝鸡无晨，牝鸡之晨，唯家之索”的对应关系，更是不难索解的。
不可否认，援例性的以事为鉴，只是一种“形而下”的直观方式，没有超出“当下”与“历史”相互牵连比附的思维形式。随着鉴古思潮的发展，这种“形而下”的直观方式便为历史经验的抽象化与条理化的理鉴方式所取代。这便是今传《
逸周书》大部分篇章搜集整理成文的文化动因。清人谢墉《刊卢文招校定逸周书序》云：“尝玩其文，与《
尚书》周时诰誓诸篇绝异，而其宏深奥衍，包孕精微，断非秦汉人所能仿佛。”谢氏凭直觉感悟到《
逸周书》与《
尚书》中“周时诰誓诸篇绝异”，而以“宏深奥衍包孕精微”统言其精神，可以说把握了二书的不同之处及《
逸周书》的基本特质。惜乎缺乏科学分析而失之于笼统。
《
逸周书》已经超越了将“当下”与“历史”作简单的牵连对照和援例性的事实比附，而呈现出历史经验抽象化条理化的趋势，带有明显的理论色彩。抽象化与条理化的历史经验，具有格言与箴语的性质，因而具有超越具体历史时代的隽永。谢墉所言“宏深奥衍，包孕精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立论的。因此，《
逸周书》的行文方式具有明显的两大特点。其一，以纪数表条理；其二，集格言轨论而成文。
以纪数表条理，前人所论已有涉及。如清人朱右曾云：“愚观此书虽未必果出文武周召之手，要亦非战国秦汉人所能伪托。何者?庄生有言，圣人之法，以参为验，以稽为决，一二三四是也。周室之初，箕子陈畴，周官分职，皆以数纪，大致与此书相似。”朱氏以纪数表条理作为《
逸周书》的一大特点，并与《洪范》及《周礼》进行比较，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洪范》一文，是29篇今文《
尚书》中唯一的一篇政治哲学，其文体在《
尚书》众多典谟诰誓之中亦属特别。其“洪范九畴”皆以数纪，行文风格与《
逸周书》某些篇章极为相似，应该属于同时代的产物，“要亦非战国秦汉人所能伪托”，当属春秋末年或战国之初的作品。至于集格言轨论以成文，亦是《
逸周书》的重要行文方式。如《史记解》、《周祝解》、《王佩解》、《芮良夫解》等，皆是其例。
由于《
逸周书》已经超越了以事为鉴的直观方式，我们不能在史实上找到它们的“古”“今”对应关系。因此，以理为鉴的具体时代断限亦难于确定。但这个阶段必然在《
尚书》大部分篇章流传之后。
三、《国语》以古为鉴的编纂目的
随着时代的推移，鉴古方式亦发生变化。如果说援例性的以事为鉴之后，必然继之以抽象化的离事而敷理的以理为鉴，那么其后续出现的鉴古方式必然是熔事理于一体的较高层次。《国语》的编纂成书，正是适应了这一较高层次的鉴古要求。
首先，《国语》所述前言往行，意在规诫世君人主及用事之臣。其中，最为重要的思想便是事神保民。《
尚书》中“天命不于常”的忧患意识，在这里演化为明确的秉国原则。《周语上》内史过之论神、民、君三边关系，是《国语》事神保民思想最为集中的阐发。照内史过的看法，世君人主处在民与神的夹缝之中，必须恭事神灵，惠爱庶民，二者不可偏废。当虢公使祝史请求神灵赐予土地时，内史过日：
虢必亡矣!不棰于神而求神福焉，神必祸之；不亲于民而求用焉，人必违之。精意以享，裎
也；慈保庶民，亲也。今虢公动匮百姓以逞其违，离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难乎!不享祀神灵而求多福，神灵必祸之；不慈保庶民而求役使之，民必叛之。果然，四年之后(惠王十九所)虢灭于晋，不幸被内史过所言中。
事神保民，作为一种基本的思想原则，贯穿于世君人主的一切政治生活。如《周语上》“宣王不籍千亩”，虢文公谏辞曰：“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不籍千亩”，则农事有废，农事之废，其直接后果便是祭祀之粢盛无所出，庶民生计亦因之受影响。因此，“王事唯农事是务”，“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乏祀而困民之财，将何以求福用民?”然而，宣王并不采纳虢公之谏，结果“三十九所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韦昭注曰：“宣王不纳谏务农，无以事神使民，以致弱败之咎也。”此注深得《国语》编纂者之心。
当然，《国语》所载先贤遗训，对“德”的劝勉和表彰亦不遗余力，且比《
尚书》中“德”的内涵更加系统而丰富；也比《
逸周书》中抽象的“德”的诫条，更具体而深切。系统而丰富，则以鉴以戒者广；具体而深切，则鉴之戒之者易效。兹就其荦荦大者略举数端。
昭忠信。忠信乃人伦中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晋国大夫叔向曰：“忠自中而信自身，其为德也深矣，其为本也固矣。”(《晋语八》)忠信的适用范围相当广泛，君臣之间、与国之间乃至于君主与臣民之间，均须忠信作为维系。如《周语上》：
襄王使邵公过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吕甥、卻芮相晋侯不敬，晋侯执玉卑，拜不稽首。内史
过归，以告王曰：“晋不亡，其君必无后，且吕、卻将不免。”于是，内史过发了一通关于忠信的议论，认为“长众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礼不顺，非信不行”。可是晋惠公即位则“背外内之赂，虚其处者，弃其信也；不敬王命，弃其礼也；施其所恶，弃其忠也；以恶实心，弃其精也。四者皆弃，则远不至而近不和矣，将何以守国?”而作为臣子，对于君主的过失应随时匡谏，否则亦是不忠。但吕甥卻芮作为礼宾大臣对晋惠公的失礼行为不加谏阻，“大臣享其禄，弗谏而阿之，亦必及焉”。果然，“襄王三年而立晋侯，八年而陨于韩，十六年而晋人杀怀公。怀公无胄。秦人杀吕金(吕甥)，子公(卻芮)。”内史过的预言终于符验。与晋惠公形成鲜明对照，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晋文公使“上卿逆于境”，又亲为郊劳，极尽人臣之礼。内史兴曰：“礼所以观忠信仁义”，“四者不失”，“艾人必丰”。此类忠信之训，《国语》所载甚夥，难以尽述。
尚宽惠。“以小怨置大德”，既不利于延揽人才，也极易疏远人心，此乃人君之大忌。此类记载，《国语》亦多。如《齐语》录齐桓公释管仲射钩之怨以为相；《晋语》记晋文公赦寺人勃辊斩祛之罪。遽见不从出亡的守藏者坚头须皆是其例。而桓公用管仲卒霸诸侯；重耳纳寺人、头须，亦使自己幸免于难。至于一般人不以小怨置大德，亦不失为宽厚仁爱之君子。如《晋语九》“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即是其例。
崇气节。所谓气节，即所谓“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如《晋语九》载中行穆子伐狄围鼓，以鼓子苑支归献晋倾公，并令鼓人各安其位。但鼓子之臣夙沙趋携其妻子跟随鼓子为俘。穆子召问其故，则曰“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君有烈名，臣无叛质”。穆子叹而谓左右曰：“吾何德之务而有是臣也?”对夙沙趋充满钦敬之情。《晋语四》记重耳流亡于楚，楚成王问“若克复晋国，何以报我”，重耳答曰：“若以君之灵，得复晋国，晋楚治兵，会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橐鞋，以与君周旋!”其不畏强国无亏大节的气概亦令千载之下钦慕不已。
《国语》中既有对“德”的正面劝勉，亦有对“不德”的反面惩戒。正面劝勉是“为后世法”，反面惩戒是“为后世诫”，二者相辅而行。兹亦举三事以明之：
(一)惩贪冒
贪冒者，既有贪势，亦有贪财，更有贪功。如晋惠公欲乘乱入国为君，不惜“尽国以赂外内，无爱虚以求入”，是贪势者。晋大夫里克、丕郑收受晋惠公贿赂则是贪财者，贪财与贪势总是狼狈为奸的。然无论贪势者抑或贪财者，均不得善终：里克、丕郑为晋惠公所杀；而惠公自己亦因背外内之赂，忘恩负义而“无后于晋”(《晋语三》)。至于晋国董叔则因贪图富贵而身受皮肉之苦，《晋语九》：
董叔将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为系援焉。”他曰，董祁诉于范献子曰：“不吾敬也。”献子执而纺于庭之槐。叔向过之，曰：“子盍为我请乎?”叔向曰：“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请焉?”
董叔不听叔向劝告，一心想高攀富贵，结果得罪妻子，被舅老爷吊在树上，真是求系得系，求援得援，吃了大亏。此外，《周语中》载“晋既克楚于鄢，使卻至告庆于周”，卸至向周大夫夸耀，鄢之战晋国获胜，全是他一人之功，单襄公云卻至“佻天之功以为己力”是“兵在其颈”。果然，归国后两年，为晋厉公所杀。
(二)戒淫侈
《国语》似乎对女宠祸国痛心疾首。女宠之起，与国君的淫欲密切相关。晋国自献公以至于重耳入
国之前，内乱不已，皆因献公宠骊姬而杀太子申生所起。至于《晋语一》说夏桀宠妹喜而亡夏，殷纣宠妲己而亡殷，周幽王宠褒姒周于是亡，“从政者不可以不戒”，则更是典型的女宠祸国论。
戒奢侈的文字，《国语》中更多。《鲁语上》“庄公丹桓公之楹而刻其桷”，匠师庆言“先君俭而君侈，令德替矣”。《周语中》刘康公聘于鲁，见鲁大夫俭侈不同，言侈者叔孙宣子、东门子家“若家不亡，身必不免”，“侈则不恤匮，匮而不恤，忧必及之”，此“亡之道也”。《楚语上》灵王为章华之台，伍举言“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不闻其以观大、视侈、淫色以为明”，“若敛民利以成其私欲”，则“楚其殆矣”!
(三)箴骄固
骄固之为德，与从谏如流不耻下问正相反对。其事例，《国语》所载亦多。最为典型的是《吴语》和《越语》。越王勾践为报会稽之恨，与民生聚，在危难时期，唯范蠡之谋是听。尤其《越语下》所记，勾践多年隐忍等待，复仇心切，屡欲兴兵讨吴，一次又一次地被范蠡所阻止，越王的耐心与从谏实在是罕有其匹。而吴王夫差则恰恰相反。骄固刚愎，自以为是，企图争霸中原，与齐晋角力。且又不虑越国之患，与勾践“行成”。深谋远虑的伍子胥屡屡进谏，他不但不加采纳，且勒令伍员自裁，并取其尸盛之于鸱鹅革囊投之于江，断绝了忠谏之路。最后终于腹背受敌，国破身亡。临死之前才若有所悟：“使死者无知，则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见员也!”《国语》编纂者对于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的不同结局，有一句十分精当的评语：“越灭吴，上征上国，宋、郑、鲁、卫、陈、蔡执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群臣，以集其谋故也。”其箴骄固以鉴于将来之意，是颇为明确的。
由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一部《国语》所叙之事必取于国事民谟及人生大节，所述之言必主于惩戒劝勉砥砺警策。正如宋人黄东发在《黄氏日抄》中所言：“《国语》事必稽典型，言必主恭敬。周衰之崇虚邪说，一语无之，是足昭万世也。”可见，以先贤遗训鉴于当世、戒于将来，乃《国语》编纂目的之所在。
四、《国语》以古为鉴的叙述方式
编纂目的决定着叙述方式；反之，叙述方式亦体现着编纂目的。因此，《国语》的叙述方式，仍然标志着搜缀既往寻觅古鉴的目的性。
第一，《国语》的文章结构，往往是先叙事由，次就事而议，最后交待事件的后果，而这后果的善恶，又与其议论的褒贬相吻合。如《周语上》“周厉王使卫巫监谤”一节，便是典型例证。文章首叙事由：“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次叙邵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的谏说之辞。最后，交待事件的结局：“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这是典型的“事由一议论一后果”三段式。又《晋语一》“史苏论骊姬必乱晋国”亦是其例。首叙其事曰：
献公伐骊戎，克之，灭骊子，获骊姬以归，立为夫人。生奚齐；其娣生卓子。骊姬请使申生
主曲沃以速悬，重耳处蒲城，夷吾处屈，奚齐处绛，以儆无辱之故，公许之。然后，接叙史苏上朝为诸大夫论析“乱生”之理。史苏之论，主要从三个方面说明骊姬必乱晋国的根据。一，史苏认为，献公灭骊子获骊姬以归，是“灭其父而蓄其子”，这是祸乱的根基。二，以骊姬为夫人，则“民之疾心皆至”，必然导致“上下有判(叛)”。三，骊姬生男，则是“天强其毒”。骊姬既为夫人必然为其子争正统。而骊姬危及太子与其他诸子的处置，献公又言听计从。因此，献公“灭其父而蓄其子”，“从(纵)其欲”，必然“败国深乱”。最后，史苏总结三代以来女宠祸国的历史教训说：“乱必自女戎，三代皆然。”从历史规律指出骊姬乱晋的必然性。叙完史苏之论，作者出面交待事件的后果：
骊姬果作难，杀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日：知难本矣。作者用一“果”字，回应前文，突出强调其后果的逻辑必然性。可见本章整体结构亦是“事由一议论一后果”这种典型的三段式。
第二，与文章结构密切相关，《国语》的叙述，十分注重历史事件的内在因果逻辑。《国语》的编纂目的是追寻既往的历史经验为鉴于当世或垂法于将来。而实现“为鉴”或“垂法”的历史功能，必须依赖于事实的清晰明了与道理的透彻明白。《国语》用以规诫世君人主及用事之臣的所有训诫谏说之辞，都是在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叙述与论析之中阐发出来的。既不离事而言理，亦不舍言而空载事目。如前引《周语上》内史过论晋惠公君臣即是其例。为明析起见，不妨将内史过所论之因果略加绎述：内史过行毕策命之礼，归告襄王说，晋国倘不灭亡，则晋君必将无后于晋国。且吕、卻二人亦将不免于杀身之祸。襄王不知何故，于是内史过解释了一番理由。他说，“长众使民之道”，在于精、忠、礼、信；而晋侯即位，背内外之赂，又不敬王命，故精忠礼信“四者皆弃”。“四者皆弃”，“则远不至而近不和”，不能“长众使民”，将无以守国。此其一也。且先王教民事君以敬，并以各种礼节仪式暗示与强固“敬”的心理，又用刀锯斧钺禁其非礼。而晋君非嫡嗣而即位，本应兢兢业业，谨慎戒惧，且即使如此，尚犹不足，岂可放肆妄为，陵民卑上。晋侯如此“诬王无民”，祸必速及。故此，晋国不亡，则晋侯必无后嗣于晋国。至于子金、子公二大臣，享其君禄，君主有失而弗知谏，且从而阿之，亦必及祸!果然，内史过的观察与推断，一一言中。晋惠公于周襄王三年即位，四年襄王赐瑞命。八年，秦晋战于韩原，晋军大败，惠公为秦人所俘。其子公子圉即位，是为怀公，晋怀公又为重耳杀之于高梁之虚，怀公没有子嗣，故绝后于晋国。吕甥与卸芮亦为秦人所杀。历史的因果必然性，昭然若揭。而内史过的一番推断，正是这种历史因果的逻辑论证!又，《鲁语上》载臧文仲祭祀海鸟爰居，展禽指责他为政迂阔而不得要领。展禽所述，其理由有二：一是臧文仲不明祭祀之理。“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扦大患则祀之。”虞夏商周之所祀者，“皆有功烈于民者也。”今此海鸟，“无功而祀之”，则有违于国典，是为“非仁”。二是臧文仲不明物理。海鸟爰居集止于鲁东门之外，盖因此鸟能预感海之将有大灾，故飞入内陆以避难。“是岁也，海多大风，冬暖。”此鸟果因海上风暴及气候变化而迁居，证明展禽所言不差。因此，展禽说臧文仲祭祀海鸟乃“不仁不智”之举，“不仁不智”，即是为政迂阔而不得要领的原因。再如《周语上》“邵公谏弭谤”一节，邵公所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在“卫巫监谤”与“流王于彘”之间，构成了无可选择亦无可回避的必然联系!
综上所述，今传21篇《国语》与《
尚书》、《
逸周书》的性质相同，是搜缀既往寻觅古鉴思想前提下的产物。所不同者，《
尚书》的大部分篇章是援例性的以事为鉴，而《
逸周书》则偏重于离事而敷理的以理为鉴。至于《国语》，则是事以析理，理由事发，具有事理昭彰的特点。准此，则《国语》与《左传》是编纂目的各不相同的两部书。《左传》是依经作传的解经之作，则亦是规模宏大的编年史，它产生于历史反思的学术潮流，全面反思既往历史进程，担负着探索历史运演总规律的文化使命。因此，《左传》的叙述宏肆，枝叶纷披，思想较《国语》为深刻。而《国语》是鉴古思潮的产物，其编纂目的是搜缀既往，鉴于当时，或戒于将来。故而其行文体例乃是就事析理，且往往是一事一议，不枝不蔓，以期于事简而理明。二书编纂目的不同，其编排体例、文字风格及思想水平自亦不同。因此，我们认为，《国语》之与《左传》，既然是编纂目的各不相同的两部书，则前人所谓“外传说”或“史料说”，皆为无根之谈。
(责任编辑 何坤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