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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动，开始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这种近代化的转型不仅体现在政治变革层面，同样也体现在妇女解放方面。中国真正完全意义上的妇女参政运动应始于20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后。这个时期兴起了以实现男女平权、争取妇女参政为主要目的的妇女参政运动。同时，因为处在辛亥革命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这一运动注定打下深深的时代烙印。这种烙印也一直影响着中国以后的妇女参政运动。
       [关键词]妇女解放；参政运动；社会革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8)04-0468-05
       妇女解放的程度体现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封建社会，中国妇女长期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种权力的支配与禁锢。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不断解体和重新整合时期，妇女地位也剧烈变动。直至20世纪末，妇女参政问题日益受到修史者的重视，但总体而言，存在着两个偏向：一是在研究对象上，比较侧重微观研究，把研究范围限制在缠足等风俗习惯上；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以个案研究为主，忽视群体视角，很少去恢复当事者的声音。本文试就对1901～1912年的妇女参政运动做一个考察，希望能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妇女参政运动兴起的社会背景
       (一)革命与改良——社会进一步开放
       甲午战后，中国社会危机空前严重，历经庚子之役后，中国先进分子发起了维新运动和革命活动，为妇女解放提供了历史大环境。清末新政使清朝的权威资源彻底丧失，失去了对转型时期社会的整合力和控制力。与此同时，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却如火如荼，社会进一步开放，使得妇女解放作为近代化的内容之一为社会接受，这就客观上为妇女参政运动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西学东渐的影响
       自鸦片战争后，西方思想就不断传人中国，对中国社会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自由、民主、博爱的思想，戊戌维新在思想界掀起了第一次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高潮，使20世纪初的中国民主思潮勃兴。庚子之役使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彻底转变，西方女权思想进一步传人中国，并为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西学东渐为中国的妇女参政运动提供了一整套理论武器。
       (三)妇女观念的变化
       20世纪初，中国“天朝上国”的迷梦被彻底打破，开始认识到现代化潮流的不可抗拒性，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也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与变迁受到挑战。在文化界，也开始以怀疑态度来审视中国，中国封建社会的妇女制度的不合理性就凸显出来，必然遭到先进分子的猛烈抨击。太平天国运动就曾提出了妇女解放思想，到维新时期，妇女解放思想成为维新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天赋人权思想的指导下，他们鲜明地提出了“男女平等”的主张，构成其妇女观的核心，康有为、梁启超等都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妇女思想，维新运动虽以失败告终，但其思想影响却在社会上蔓延开来，孙中山也将“男女平等”作为民权主义的内容之一。妇女观念的变化使得妇女解放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四)群众基础
       西方列强、洋务派、民族资产阶级投办的近代工业产生了中国第一批女工，教会和自办女学堂培养了初步具有男女平等思想的新型女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成为妇女参政运动的群众基础。
       二、妇女社会参与意识和行动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为妇女运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内容。此后，各种妇女团体如雨后春笋，以团体的形式强烈要求参军、参政、实现男女平等，热情进行救护、募捐等活动。参加活动的成员，以知识妇女为主体，还有贵夫人和下层的妇女。她们的活动领域几乎遍布全国。据现有资料统计，1911年10月10日到1913年底全国共组织了58个妇女团体。这些妇女团体主要由三部分人发起：一是留日归来的女学生，如唐群英、林宗素、吴木兰、张汉英等；二是国内女校毕业的学生，如薛素贞、尹维峻、吴淑卿等；三是贵夫人，如吴廷芳夫人、程德全夫人。这个时期涌现出如此多的妇女团体，除了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提供的条件外，主要是在民主潮流的推动下，她们自始至终将妇女自身解放与民族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日益高涨，广大妇女深知国家兴亡、匹夫与匹妇皆有责，纷纷冲破家庭和社会的阻力，走出家门、校门，积极参加了当时的反帝爱国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提升了妇女参政运动的内涵，从而在辛亥革命前后，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妇女参与革命和要求参政的运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妇女从军支持革命
       武昌起义前后，在一些女权主义者的鼓动下，许多妇女认为做女英雄女豪杰冲锋陷阵是最光荣最有效最爱国最能体现男女平等的举动。一时之间，妇女军队风起云涌，有女子革命军、女子北伐队、女子军事团、女子尚武会、女子先锋队、女子暗杀团、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总之名目繁多。其中，以上海地区为最多，影响亦最大。
       女子北伐光复军成立于1911年11月，由上海女子先锋队队长陈婉衍担任管带，陈不负众望，为提高军事战斗力，还开办军事学堂，对之进行军事课程的教育。后从中挑出50人，成立非常有名的“女子敢死队”，参加了攻打金陵的战斗，并且“勇猛异常，一洗柔弱之习”，虽是“纤弱妇女之身，有慷慨兴师之志”。在上海浙江等革命活动重要地区，同盟会、光复会的女会员积极响应革命，表现十分活跃。光复会员尹锐志、尹维峻姐妹主办锐峻学社作为联络光复会员起义的机关，曾参加攻打上海警察局的战斗和杭州起义的策划工作。浙江光复后，尹氏姐妹又联合林宗雪等组织了浙江女子国民军。在光复南京时，陈婉衍等组织的女子光复军参加了后勤和医疗救护工作。上海女子军事团训练两个月以后，奉陆军部调遣到达南京。女子尚武会“以养成女子尚武精神，灌输军事学识”为宗旨。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以练习武学、扶助民国”为宗旨。上海女子民国军为能开赴前线作战，再三请求允许，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之势。
       革命女志士中亦有反对妇女参军的，她们认为男女毕竟在生理上有差别，妇女更适合后勤护理等工作。持这种观点的妇女面对革命的轰轰烈烈，也不甘示弱。
       有“女梁启超”之称的广东女医生张竹君，在武昌起义后组建赤十字会，队员123人中有女性54人，奔赴前线转战汉宁，救死扶伤，仅武汉一地，救护受伤战士1300余人，到南京后，又有千余人得到救护。赤十字会的行为受到社会好评，同时也带动了其它救护团体的产生，如同盟会会员张汉英、唐群英等组织的女子后援会北伐军政救济队，随同北伐战士转战南北，救护了很多伤兵。另外，还有沈仲礼的红十字会、俞凤宝的学界救伤社等都积极救助了革命战士。
       而当革命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时，她们又成立了女界协赞会、女界共和协济会、音乐协助会、售物助饷会等各种募捐团体，为革命筹集款项。其中，由张昭汉领导的“女界协赞会”，募得捐款2万元，受到孙中山的亲自接见。广州岭南学堂成立的筹饷队，通过各种方式，得到捐款5万多元，金银首饰84件。此
       外，还有很多个人捐助，秋瑾为筹集大通学堂的活动资金，回湖南夫家征得几千两银子，令人称奇。对此，上海都督陈其美赞扬其“深明大义，热心爱国”。孙中山更是对女界的爱国热情给予高度评价：“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
       (二)妇女参与反帝活动
       庚子之役后，中国国势日衰，边疆危机频频，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知识妇女在当时的妇女报刊上，发表大量痛斥列强侵略、感叹国家衰弱以及怒讨清廷腐朽无能的文章，以唤醒民众，吸引更多的人到反帝爱国运动中来。秋瑾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出色。1904年5月，为寻求救国真理，东渡日本，同年9月在日本发行《白话报》，深刻剖析中国面临的危机，激起国人的爱国心。回国后又创办《中国女报》，大力宣扬爱国主义。同时期的进步女性也发出了“普天下拼命齐心，早整戎行，各守疆宇，智者运筹，勇者任劳”的铿锵誓言。
       妇女参加大规模的爱国运动，始于1901年的拒俄运动。1901年2月，沙俄向清政府提出独霸东北，并把蒙古、新疆、华北划为其势力范围的要求，这一行为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国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妇女也参与其中。3月24日，上海爱国人士在张园集会，青年妇女薛锦琴愤然登台演说，呼吁四万万人齐心协力，以国事为己任，成为妇女中公开演讲的第一人，在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后来，爱国妇女在宗孟女学堂内设立对俄同志女会，她们甚至做好武力拒俄的准备，该会议长郑素伊表示以丰厚家产寻爱国之士暗杀沙俄当权人物。
       到1903年，拒俄运动达到高潮，留日女生组织了我国第一个女爱国留学生团体——共爱会。该会宗旨为：“以拯救二万万之妇女，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宗旨。”这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由妇女撰写的争取男女平权的女权宣言。为动员留日女生参加反俄运动，林宗素、胡彬、王莲、曹汝锦等人组织赤十字会，随义勇队奔赴祖国东北，准备与俄军决一死战还电告上海各女学堂，称：“国祸急，女学生入赤十字会，同义勇军北征，告女校协助。”后因日本政府的干涉，才被迫停止了拒俄运动。
       1905年，上海商界反对美国强迫清政府签定虐待华工条约，由此开始了反美拒约运动，妇女又一次积极参与。丁初我在《妇女社会之对付华工禁约》中号召中国妇女联合起来，拒绝美货。《女子世界》等很多妇女报刊都要求国民抵制美货。
       (三)妇女参政运动
       清末，妇女同男子一样有参政权是女权思想的重要内容。随着女学的兴起和女权思潮的勃兴，人们逐渐认识到妇女应具有国民资格，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在武昌起义后，女知识分子为了在政治上实现“男女平权”，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妇女参政运动。这场运动以“中华民国妇女参政同盟会”的成立为标志，影响深远。
       中华民国成立后，广大妇女对新政府充满信心，那些女界英杰像唐群英、张汉英等立即四处联络女界同志，纷纷将以前用于军事活动的团体改成参政团体，发宣言、办报纸、上书、请愿……发起了这场要求妇女参政、争取妇女自身解放的运动。这场运动大致从1911年11月始到1912年11月结束，为方便叙述，可以1912年4月孙中山辞职为分界点，将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1年11月～1912年4月。
       1911年11月，福建女同盟会员林宗素在上海成立“女子参政同志会”，目的在于“普及女子之政治、学识，养成女子政治能力，期得完全参政权”。为此，她们改良妇女教育法，设立参政研究所，聘请专业人士讲解政法知识，为参政做好充分的知识层面的准备。
       1912年1月5日，林即作为代表去面见孙中山，表达了妇女参政的要求。孙中山予以支持，并表示“男女原应一例平等参政”，使妇女界备受鼓舞。但后因新政府内保守派的阻挠，孙中山被迫收回诺言，由“女子参政同志会”发起的第一次请愿终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妇女的参政热情并未因此而减退。1912年2月，南京临时参议院开始讨论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各妇女团体又先后上书参议院，要求将“女子与男子权利一律平等，女子有参政权”等条文写入临时约法。然而，由于当时参议院是由各省都督选派而来，里面保守派居多，所以妇女参政的要求再次遭否决。尽管如此，4月1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公布的约法中仍明文规定：“中华民国之男子，年龄满25岁以上者，得为参议员”。之后，同情妇女运动的孙中山辞职，袁世凯上台，妇女参政运动暂告一段落。
       第二阶段：1912年4月～1912年11月。
       女界并未因阻力的增大而有所退缩。为进一步联合妇女界，1912年4月8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成立，唐群英为会长。她们在向全国发布的宣言中，通过了“实行男女权利平等”等11条政纲，并历数中国妇女在社会、教育、财产、法律等方面的不平等地位，字字血泪，成为一篇妇女解放的战斗檄文，为表决心，她们致电各省都督：“对南京临时参议院所布之约法，我女界决不承认。”随后在各省建立分会，其中上海、北京、长沙、武昌、苏州、杭州等地的分会影响很大，妇女参政运动正式推向全国。广东临时参议院还出现了李佩兰、伦耀华等几名女议员。
       然而，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改名为国民党后，形势再度危急，竟将同盟会中原有的“主张男女平权”这一内容删除，妇女参政权不仅在国家法律中得不到承认，而且在革命党的党纲中也被废除，这不能不视为参政运动的一大倒退。1912年11月6日，参议院再次审议妇女参政的议案，结果又遭否决，轰动一时的妇女参政运动终以失败告终。
       民初妇女参政运动是她们参加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目的和要求，也是20世纪初妇女运动最后一个浪潮。比起以前，无疑达到了当时女权运动的高峰。不久，袁世凯建立起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封建逆流泛滥，“妇女解放”的口号再无人提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妇女参政运动就此告终。
       三、结 论
       20世纪初，在中国历史上掀起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妇女参政运动，可谓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活剧，成为辛亥革命时期的一幅生动画面，影响深远，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一)呈现出男性化的特征
       虽然说女知识分子群体的涌现是20世纪初妇女运动的突出特征，但这仍改变不了从总体上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局面。无论在思想宣传，还是在运动的领导和策划上，都体现了斗争主体的男性化，后起的从军参政高潮，虽以女性为主体，但也是在男性的宣传下才得以产生。陈以益创办女报，写女论，为妇女解放大造舆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中，都起主导作用。
       综观这场妇女运动，男性是开路先锋，妇女基本上是追随者和被解放的客体，男性化特征非常明显。这一方面是由于几千年“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严重禁锢了妇女自身解放的意识；另一方面，即使到了20世纪初，中国妇女始终不能进入社会生产领域，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所以只能处于被解放的客体地位。这种男性化特征促进了妇女参政运动的发展，唤醒了更多妇女的自我解放意识，但其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以男性为领导主体，使得其组织纲领都服从于男性需要，没有产生明确的自我解放意识和独立意识，以致于丧失了妇女的主体地位，成为被解放的客体。
       (二)妇女运动的社会革命性
       20世纪初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日益严重，革命活动风起云涌，民族矛盾远比两性矛盾尖锐，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妇女运动自然会融入到反帝爱国的主流意识中去，从而表现出与西方女权运动完全不同的特点，具有明显的社会革命性。这不仅体现在革命期间，“一国兴亡，匹妇也肩责任”成为先进妇女的口号，普遍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对国家和民族存亡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但是，由于其植根于社会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也就必然服从民族、民主革命的全局，缺乏独立性。这也注定了其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对国家命运关注过多，而相对淡化了对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制度的批判，而后者才是女权运动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中国妇女参政运动就偏离了女权运动的真正轨道，形成了自己重义务、轻权利、女性意识淡薄的特点。
       虽然这场妇女参政运动轰轰烈烈，毕竟作为开天辟地之举，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比如影响深度和规模有限，缺乏统一的组织和领导，社会影响面较窄，其政治主张粗浅而略显幼稚；从参与的女性群体而言，从来没有突破资产阶级上层的范围，严重脱离广大劳动妇女阶层。凡此种种说明中国长期形成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要想完成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改造，非一夕之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妇女运动有待进一步深化。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妇女参政运动为推翻清政府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同时为后来的妇女运动开辟了一条道路，并为五四时期妇女运动高潮的来临奠定了基础。
       总之，这场妇女参政运动显示了中国妇女的觉醒和力量，无论在辛亥革命或妇女解放史上，都揭开了崭新的一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它既是中国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化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　桂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