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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如何将他定格?因他始终在变。坐一张咖啡桌三小时，必换别家。若不被允许，则提议换同家别桌。比如左角换至右角。若一个月见他三次，眼镜起码换两次，手机都是最新款式。
       他在香港念小学，回泰国念中学，去美国念大学。大学一年级学的是酒店管理，二年级转电影专业。二年级暑假回香港，由父亲介绍去吴宇森剧组帮忙做中、英、泰三语翻译，于是滞留。二十八岁那年执导了第一部电影《双城故事》，影片以清新隽永的格调和淡淡忧伤的情怀为曾志伟赢来第一尊金像影帝奖座。
       1996年，三十四岁，执导《甜蜜蜜》，所创金像奖九项获奖纪录至今无人能破。不仅被《时代》评为年度十大影片，也为香港地区重新得回奥斯卡外语片入选名额划上戏剧性一笔。之后，去到美国，在斯皮尔伯格的梦工场拍摄了英文片《情书》。2005年，回内地拍摄《如果·爱》。2007年《投名状》使他成为继张艺谋之后第二个入主二亿俱乐部的华人导演。
       他求变好动，不愿受缚，均天性使然。他最喜欢的卡通形象是麦兜，因为“完全代表了我们这一代香港人”。他曾经说过最激烈的话是：谁要是关我起来我又反抗不了，那就自杀。
       他是香港电影的老人，内地电影的新人。《如果·爱》和《投名状》之前，只是从DVD中才接触他作品的内地观众都以为那是一个老人家。初次见他，都首先会惊诧他的年轻。
       这种错觉，来自于彼此了解的隔膜，以及“陈可辛电影”所体现的从容老道。其实不需要介绍其作品所获得的无论学术界、传媒还是民间的种种推崇和喜爱，单是一部《甜蜜蜜》，他就可以轻易进入几乎每个人的生活空间，成为他们的朋友。
       他的电影，言情，却克己；遵从心的方向，却不逾礼。他的选择是depend on……他的归属是belong to……介词后面，指向不明。所有的为难来自于对身份识别的茫然。
       他性情谦虚温和，对人持微笑礼，自律甚严。相熟的朋友递他杯水，或陌生的美人手赠玫瑰，他都言谢，即不再多语。
       他行事认真，几近严苛，所有和他工作过的人，“可能都恨死我了”。平日里他的认真严谨偶尔会风趣喜人。一次唱英文老歌《WonderfulTonight》，歌词中有一句：And then she asks me，“Do I look all right?”and I say，“Yes，you lookwonderful tonight．”(然后她问我：我看起来还好吧?我说：今夜你看上去美丽极了。)
       他唱完，边上女孩子笑问：Peter，Do I lookall right?他闻言，顾自低头把歌词默背一遍，背到这一句，方知她用意。
       彼时，已经满堂笑声。
       香港导演都亲切有礼，亲切可能择情而定，但有礼是一定的。这和他们身处社会的工业化体系有关。礼貌由修养决定，其实是一种规矩，暗合工业化的刻板划一特质。这也许就是香港地界多诞生职业导演的原因之一。
       内地导演的功力见仁见智，不讨论。作品也是各花入各眼，随缘的东西。而内地导演的精神常常以大师自裁，境况普遍带有始终破落户和始终暴发户以及破落户陡成暴发户的奇异际遇，所以性情表现在破落户的矜持和暴发户的急迫中无规律交替。艺术家的随心所欲恰好也对应了艺术尺度的随心所欲。
       我们对于两地导演不同的了解，来自历史造成的心态，就好像看待一个从小生活一起的亲人和一个寄养在外某日突然返家的亲人，纵同宗同源，到底有相伴时日不同导致的亲疏不同。我们可以历数香港电影新浪潮导演名录，或者有各自喜欢的王家卫、关锦鹏、杜琪峰、刘伟强、尔冬升等等，但我们看他们，都只看到了雾化后的脸，更不用说父母来处和身后那一条迢迢来路。
       陈可辛：基本上看到我爸呢，就会知道我的原版其实在那儿。
       商羊：父子关系很融洽?
       陈可辛：好得不得了。从小我爸就什么都让我做，相反越是这样，就越是不反叛了。我一路就没有反叛过。我觉得对一个孩子来讲，心理健康很重要，那么长大了他才会起码有一个健康的基础。我曾经和建新聊天，他说“文革”的时候人家要他去打爸爸，他不愿意，看到地上有写着他爸爸名字的大字报，就绕开走，不踩到……他也是知识分子家庭出来的，父母对他们从小是有一个教育的。长大后呢，你看他的为人，包括他处理一些事情，都很好，建新的为人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即使所有的香港导演互相之间未必都是朋友的话，他们起码有一个共同的内地朋友，就是建新。
       商羊：你爸爸做什么工作?
       陈可辛：他最早是教书的。他十九岁就出来教书，学生都和他差不多年纪。后来他做编剧写小说挣钱养家，在邵氏工作过几年。不过那几年他做得不开心，我记得他平时休息出门要是经过工作的地方就绕路走。1973年他导过一部戏，《赤胆好汉》，讲孙中山到香港的二十四小时之内，有人要暗杀他，陈少白就招募有理想的革命青年保护，于是各路人马都聚集香港。有真实的部分，也有演义，很好看的那种江湖片，我还在里面演了男主角的儿子。现在陈德森就想拿去重拍。
       商羊：你喜欢那部戏?
       陈可辛：那部戏里有一个情节我很喜欢，就是每次背后有人要刺杀的时候，有状况，孙先生要回头看，陈少白都会说一句“先生请啊”之类的，以此分散他的注意力。所以最后其实都死光了，但是孙先生一路就不知道。那个处理我就觉得很好。还有呢，我喜欢那种年轻的热血的学生为了一个理想会连命都不顾，你说是盲目也好是理想主义也好，那个东西是我心里一块很喜欢的部分。所以要是说到《色·戒》里面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香港那一段。
       商羊：1973年你刚好十一岁，十一岁那年你好像有很多事情。
       陈可辛：有吗?什么事情?
       商羊：《如果·爱》的时候你接受采访，说十一岁的时候就知道小朋友们跑来给你庆祝生日其实不是为了真的要祝你生日快乐，而是为了来吃蛋糕。
       陈可辛：(笑)是的我就是那么想的。
       商羊：后来《投名状》做宣传，我看到晨报上你说，十一岁的时候看张彻的《刺马》受到很大震动，那是你后来拍《投名状》的起源……所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都发生在十一岁。
       陈可辛：搬回泰国也是十一岁。
       商羊：噢，搬家对一个孩子来讲是会有影响，你要是不说搬家我还以为你做了一次男演员受刺激了，突然长大了。
       陈可辛：(笑)会吗?还是你对演员有偏见?
       商羊：你爸妈都是泰国华侨，但是都在内地生活过?
       陈可辛：我爸是1956年去1958年走的吧，去读书，类似读中戏电影学院之类的，但是华侨子弟很多麻烦事情，所以很快就离开了，又在那里认识了我妈，就带我妈去香港结婚。
       商羊：都是在泰国生活的华侨，反而在北京认识。
       陈可辛：这个，就说到我最想拍的一部电
       影了，我之前也说过，就是我父母这一代人回到祖国的那些故事和情怀。他们的回去有很多戏剧性的也很感伤的甚至命运的东西在里面。我爸爸那头比较简单。他的“回去故事”最早我是小时候在家里看到的很薄的小说，我们叫“四毛钱小说”，那种很便宜的小说，我爸写这个养家，其中有一些情节，我觉得可能是真事。当时看得好感动。后来问我妈，我妈说等我十八岁再告诉我。
       商羊：爱情故事?
       陈可辛：(笑)其实就是讲我爸的一个朋友回国了，我爸就和朋友的女朋友好了，那个事情在当时的华侨社区是不被相容的，所以我爸和那个女孩子就决定走，也是回国。后来一人买一张船票，我爸去了，那个女孩子没有去，就像《卡萨布兰卡》。我妈呢，是被我外公送走的，是专门送回国读书的。我妈家里就比较复杂，她是泰国的一个千金小姐，我外公是和周恩来同期黄埔军校的，是一个军人，很高很帅，也很凶，很爱国，把孩子都送回国去读书，这就是他们表达爱国的一个方式。
       商羊：一个是为了感情出走，一个是被父亲的爱国情怀送走，结果就让他们在北京相遇，原本都同在泰国倒未必会遇到。
       陈可辛：听上去很像小说，但是也有它的必然。我爸妈他们都有一种不能完全说明白的很深层次的那种痛苦。他们生活的这个地方，他们觉得不是自己的地方，不管是父辈的教育还是自觉的意识，都让他们向往祖国。那么去到了祖国，那个地方其实又不会把你们完全当作自己的人，所以结果还是华侨和华侨在一起，好像和不回国也没什么分别，甚至不回去还不受这个打击，最后还是再离开他们一路想要回去的地方。
       商羊：祖国和想象中不一样。
       陈可辛：主要是来自人的不同，对他们这些回去的人的态度、看法，都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是外人。
       商羊：很难有参与感，好像始终是客人，不是主人。
       陈可辛：应该是的。
       商羊：当时在海外的华侨都有你们家这种心态和境遇吗?
       陈可辛：当然也不是都一样，我们家应该是比较典型的。两种情况都比较典型。比如说爱国的部分，我外公的父亲还要厉害，就是我妈妈的爷爷，生了七八个孩子，每一个孩子稍微大一点，一觉醒来就被抱走了，抱回国内，不让在泰国住。那些孩子就是我外公的兄弟姐妹，外公延续了他父亲的情结，做的事情就是把孩子带回国，但他的兄弟姐妹就不是了。
       商羊：也不能说他们不爱国。
       陈可辛：那些长辈有的在复旦大学毕业再回去泰国，做了洋行经理什么的，都过得很好。他们的孩子完全就是泰国人，也过得很好，完全不痛苦——当然不能说他们不爱国，他们就是过着正常人应该过着的日子。
       商羊：或者说他们对命运的奇特性不敏感，这样的人通常比较容易感到幸福，也通常不会从事艺术工作。
       陈可辛：做艺术的人都是自讨苦吃的。
       商羊：那你呢?你爸妈的痛苦你现在有吗?
       陈可辛：我完全能够体会他们那种感情，那种失落、无奈的东西，但是我可能又接受了美国教育的关系，我倒是没那么固执。我觉得当你爱的这个国不再是你想象中的或者说你神往的那个国家的时候，你其实是不能改变这个事情了，那么就不如去适应它。其实这个变化也是你当初爱的那个国家如今的一部分，你去调整自己适应它，也是一种对国家的爱，是另外一种方式的爱了。
       商羊：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电影常常会出现“离开”和“回来”这样的情节。
       陈可辛：应该是有影响的。一个人的早年经历肯定是很深地压在你的血液里的，但是自己未必很清楚，日后就会反出来。在个人和大环境的冲突上，我比我爸妈那一代要乐观，是个性也是时代造就的乐观。
       商羊：你第一部作品《双城故事》，曾志伟和谭咏麟从小就想去海那边；《甜蜜蜜》里张曼玉和黎明都是从内地去香港，后来又都被命运带去了美国。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都好像被一个最终要去远方的理想施了魔咒，不管他们多么相爱，“去远方”这个理想总会拆散他们。
       陈可辛：但也总会让他们重逢。
       商羊：重逢很好吗?我觉得重逢往往很多事。
       陈可辛：对于一部商业片而言，需要给人希望。另外，也是我的个性，我喜欢在电影里给人一些温暖的东西。这可能是我的天真。
       二
       2000年或者更早，当时在嘉禾工作的许昉约我一起做“陈可辛电影展”，拟放映自《双城故事》到《甜蜜蜜》的所有电影，并把陈可辛请来做一个论坛。文案出来后，我问黄建新要来陈可辛的联系方式，很快和他通了电话。
       此事因他所有影片均无内地公映许可而告吹。多年后，一个冬天，我、许昉、蔡颖和陈可辛在老吉士晚饭，许昉和蔡颖正商量先吃一碗饭还是先吃一碗酒酿圆子的时候，陈可辛疑惑地对我说，上海女孩子这样能吃?
       我突然想起了和许昉曾经一度的宏愿，都只因喜爱《甜蜜蜜》，连带着也就喜欢了他；却一晃经年，未有刻意期盼，已和此人同坐食饭。他当时拍设《如果·爱》，来上海谈发行事宜。
       之前、当时，包括直到此时，我们都仍然只可以保证的，是对于《甜蜜蜜》的迷恋，但始终不能真正了解当一个导演在做了《甜蜜蜜》那样一都电影之后，所要面临的更复杂诡异的困境。
       那个和我第一次通电话的陈可辛。在美国。当他回来再度拍摄华语片，已经是《甜蜜蜜》过后的十年，走入了《如果·爱》。
       商羊：《甜蜜蜜》之后你就去了美国?
       陈可辛：也不是马上，1998年1999年吧，去给斯皮尔伯格的梦工场拍了一部英文片《情书》。
       商羊：在你那些著名的爱情片中这一部好像知道的人并不多，而且，显然，好莱坞的工作环境没有留住你，或者说，你们互相都格格不入?
       陈可辛：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完善其实也就意味着游戏规则的森严。他们的计算是非常细微精确的，规矩也是非常严格的，如果你要改变一个决定，往往不知道要和谁去对抗。那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是一个成熟的体制。个人的创造力非常微弱。
       商羊：这是大部分东方导演去好莱坞都很快回来的主要原因吗?
       陈可辛：这其中一定有个性是否相容的问题，你的个性和那个机制的个性。另外也有目的性和生存压力的不同。文化的不同倒反而不明显，背景还是有差异的。
       商羊：在我们这里，总是天真地以为，好莱坞就等于意味着创作的极大自由，因为他们都是懂电影的人，只要是好的电影，他们不会有各种形式的阻挠。
       陈可辛：他们是懂电影，但是这个电影必须是他们的“主旋律”，不是你随心所欲的一个作品。我们这里的很多电影，在那里是连开拍的可能性都完全没有的，所以也就谈不上一部电影出来之后的阻挠了。
       商羊：然后你就回来了，你不仅是回到了香港，还选择了回到内地拍戏。
       陈可辛：回香港做了《三更》，然后就是回内地拍了《如果·爱》。
       商羊：现在看《如果·爱》觉得有意义吗?
       陈可辛：还是有的。《甜蜜蜜》之后我一直没有再拍中文片，有一个需要突破的瓶颈；而且，这是我回来内地拍的第一部片，之前我的电影没有在内地公映过。
       商羊：正好这又是一部讲“回来”的作品，回来寻找记忆。这是你当时的心情吗?
       陈可辛：有一点。
       商羊：当时想拍一部歌舞片?
       陈可辛：我小时候一些老的好莱坞片给我印象很深，老的好莱坞片里面歌舞片是一个很华美的部分，还有呢，我很喜欢《瑟堡的雨伞》。
       商羊：第一次回内地拍戏，和第一次去好莱坞拍戏感觉不同吗?
       陈可辛：很不一样。很多经验让我后来拍《投名状》的时候就用上了。
       商羊：比如……
       陈可辛：和制片方的沟通，影片的发行、宣传，尤其是对内地观众的兴趣点投注，以及对于内地观众对商业电影的认知度的了解。
       商羊：和你的预期落差大吗?
       陈可辛：也还好。关键不在于发现问题或者体验问题带来的感受，关键在于解决问题，或者说．适应现状。
       商羊：非常典型的香港精神。
       陈可辛：移民城市的特点，好像上海也应该是这样的。
       商羊：所以你的电影最多上海人喜欢。
       陈可辛：之前也就是《甜蜜蜜》吧。
       商羊：还是觉得《甜蜜蜜》最好?
       陈可辛：不是这么说。就拍出来的影片和我内心中想达到的电影而言，《甜蜜蜜》是完成得最好的，应该做到了九成。但是片子和片子之间本身是没得比的。
       商羊：正好又是十年。
       陈可辛：(笑)对。
       商羊：就跟你所有电影男女主人公聚散的时间一样，所有人的聚散都是十年。
       陈可辛：这是一个巧合，我是说从《甜蜜蜜》到《如果·爱》；但是电影当中那些不是巧合，是故意的。我们做剧本的时候，编剧也经常会问，为什么一定要十年。
       商羊：为什么呢?
       陈可辛：其实七年八年都可以噢。我是觉得十年就可以表示足够长了，可能是有一点小孩子那种想法的。
       商羊：也许有什么典故。
       陈可辛：(笑)有吗?
       商羊：我看《双城故事》，里面三个人的聚散用了十年。
       陈可辛：《甜蜜蜜》当中也是十年，《如果·爱》当中也是十年。
       商羊：到《投名状》就不用十年了，而且不再重逢，直接把女人杀了。
       陈可辛：(笑)是的。
       商羊：什么心态啊?是因为年纪?
       陈可辛：年龄一定会导致想法的不同，不过主要还是服务剧情的。《投名状》一路被人说感情戏不够，当然我说作为导演是没得辩的，可是我不是没有想过要拍。我一路说，感情戏是我最安全最放心的部分，我是拍爱情片的，怎么会对感情戏没想法呢?但是这个戏里面真的是放不进去。还有呢，就是李连杰的感情戏我没有把握。现在我还是觉得他们对于感情戏的表现是合格的。对这个电影来讲够了。
       商羊：拍爱情戏很容易暴露自己。
       陈可辛：其实什么戏不是在说自己呢?不同的阶段讲了不同的故事，但讲的都是自己。
       商羊：不过在最初的阶段，就比如说第一部电影，会暴露得比较多吧?一方面要急于表达自己，一方面又不懂得自我保护。
       陈可辛：新导演的第一部作品一定是把自己很多很多私人经验拿出来跟人分享的。
       商羊：张曼玉的红鼻子是张曼玉本身如此还是什么?
       陈可辛：是我小时候一个同学，一个很好玩的同学，鼻子还不止是红的，是烂的，就是一个烂鼻子，但是人很好玩。
       商羊：女同学?
       陈可辛：(笑)女同学。
       商羊：噢——
       陈可辛：不止是红鼻子啊，那部戏里张曼玉的衣服全部都是我去泰国小摊上一件一件买回来的，里面的房子布置全部都是我弄的，我就是服装美术。现在我美国的房子还和《双城故事》里面的房子一模一样。
       商羊：那个房子很漂亮，童话小屋那种的。
       陈可辛：对。而且也不知道那个房子究竟在什么地方，那些人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商羊：你喜欢让女孩子都来去无踪的好像波希米亚一族?
       陈可辛：我喜欢奇奇怪怪的女孩子。不知道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突然什么时候又不见了。
       商羊：在你希望她离开的时候离开了，不是很好?在你不希望她离开的时候离开了，不是更好?
       陈可辛：(笑)对，不是更好。
       商羊：很悲观。
       陈可辛：悲观吗?不过我的电影是不悲观的，还是给人希望的。至于我对感情的态度、观点，可能还是悲观的。
       商羊：而且你认为爱情都是三个人的。
       陈可辛：三个人的爱情才好看。就拿《甜蜜蜜》来说，张曼玉一定终身属于曾志伟，但是在不同的年龄，会遇到不同的黎明。
       商羊：张曼玉是一开始就很会演戏还是后来被许多好的导演拗成那个样子的?
       陈可辛：她拍我第一部戏就是那个样子了，她有一股魔力，她会带动对手进入她的环境，会把人变一个样子。《投名状》开始就想过找她来演，没有真的去找，但是最早想到过。她作为一个演员是很有魅力的，作为一个生活中的人呢，有很多基本的常识，她反而是不知道的，所以和她聊天不会很有趣。
       商羊：梁朝伟和你合作也很早，他怎么样?
       陈可辛：他是好演员，我反而觉得他在《色·戒》里面很不好，很不自然。汤唯是不错，但是也没那么好，梁朝伟是不好。
       商羊：你和合作演员的关系好像都很职业化?
       陈可辛：大家合作愉快，如果有不愉快，那也是自己讨来的。
       商羊：你喜欢金城武。
       陈可辛：他什么都不争不说，我倒反而会想多偏心他一些。《投名状》里最后一场他凌迟的戏，妆化了一天，拍了好几个他不同表情的脸部特写，哭的、叫的、狰狞的、high的……都有，都演得很好。结果最后我总的看来，情绪已经足够了，不需要那场戏了，所以一点都没留，根本不是审查拿掉的，我本来就没放进去。金城武一句都没有问过——不止这些了，和他谈话他几乎不会说到自己，很为他人考虑……总之他是我见过的演员当中为人最好的一个，起码我这么看。
       商羊：刘德华说你不喜欢他。
       陈可辛：他一路在这么说，我想你既然这么说，那么就当我不喜欢你好了，我也不想说什么。(笑)后来他请我去看演唱会，我去看了，原本也以为没什么的，但是到现场一看，那个气氛，还有他说的活，真的挺感动的。
       商羊：唱歌很容易蛊惑人，一首歌对人的冲击比一部电影要密集和猛烈。
       陈可辛：主要还是他的说话，其实是那些很老土的话，比如我下辈子还要做刘德华，还要你们这些人一起……之类的话，很老土，但是很感人。我中文不行，只念到小学六年级，但是后来还是传了一个很长的短讯给他，真的觉得很好。他还打电话来，我也说了一些很感动的话之类，是真的被打动了。人和人之间就是这样的。
       三
       2007年12月13日陈可辛最新作品《投名状》在国内上映。之前有一段时间，他留在泰国做后期，无意中也成就他停留在父母身边较长的一段日子。期间《投名状》经历官方审查和数次修改，其中最让陈可辛难过的，是表现三兄弟结义死忠也是让他们带有宿命原罪的投名状部分的无法保留。
       他把素材拿给爸爸看，爸爸说，要剪也没办法，不过我觉得投名状这一部分你拍得并不好，剪了就没那么可惜。这句话让陈可辛在接受审查结果的过程中，第一次被逗笑了。
       商羊：《投名状》很不像你以前的作品，还是说，从《投名状》开始才是真正的你的出现?
       陈可辛：肯定是我，以前的也是我，不同阶段的不同想法。
       商羊：你之前说喜欢那种少年人对于理想不计代价付出的狂热，这是你对理想主义的定义吗?
       陈可辛：悲剧的产生就来自于理想在成为现实过程中的不被允许，那种狂热非常美好，但是也非常瞬间。理想主义者是把瞬间尽量延长，而那个代价可能就是付出生命了。
       商羊：大哥庞青云曾经是理想主义者吗?
       陈可辛：曾经是，他后来的眼泪说明了他曾经是。
       商羊：二虎从头到尾都是。
       陈可辛：二虎和三弟都是，只是三弟看到了理想的破灭。后来大哥要他以投名状名义下手，是维护三弟的理想主义。
       商羊：因为自己知道要死了，还不如死之前成全三弟。
       陈可辛：(笑)说到底还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对理想的操纵，如此说来他其实是维护了自己的理想。
       商羊：对于三兄弟纳投名状一段被删节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陈可辛：电影之外，我能够理解。纯粹从电影角度，还是觉得可惜。
       商羊：你选择做庞青云，就不怕有他的下场?
       陈可辛：(笑)做电影不能理想主义。电影故事可以是理想主义的故事，情怀可以是理想主义的情怀。但是做电影是一个工业行为，是一个非个体劳动。作为一个导演，不客观地来兑现自己的理想——先不说这个理想的价值，即使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理想——如果这个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使电影失去了商品性，那么导演个人的选择就会葬送很多其他人的利益。这就是任性了。导演可以很贪心，但是不能完全的任性。那些人为他的理想付出劳动，但是可能完全没有获得；而无论如何，导演是有获得的，比如钱财之外的获得。
       商羊：也许那是一部大师作品呢?
       陈可辛：(笑)那么我也做不来那样的大师。
       商羊：你还是强调了电影的商品特性。
       陈可辛：因为我们通常讨论的就是进入戏院的电影，电影进入戏院，就是商品进入了流通环节，我们不能无视这个事实。比如，我觉得《肓井》就很好看，导演李杨很出色，但是我不会去做那样的电影。我首先遵从职业性，在内地，艺术性需要更复杂的考量。
       商羊：所以你从来都用明星拍戏。
       陈可辛：明星不是唯一手段，但是一个很有效很直接的手段。
       商羊：现在回头看，你觉得《投名状》商业吗?
       陈可辛：其实当初做完后期的时候，我就说过，《投名状》最不商业的恰恰是题材。
       商羊：这算不算你的一次小小任性?
       陈可辛：(笑)也可以算。好在我已尽我可能不伤害到他人，结果我还满意的。事实也证明了我做不了你们要求的大师。
       商羊：你觉得内地公映版的《投名状》表现了你所要表达的几成?
       陈可辛：七成。
       商羊：原来最早做好的那一版呢?
       陈可辛：八成。但这不是说剪去了一成。
       商羊：你会不会真的出导演版DVD?
       陈可辛：不会出。我会把所有删节的镜头集合，做一个DVD，但是我不会出什么导演版。现在大家看到的公映的版本，就是导演版。因为如果说要再出一个什么导演版，就好比说是导演其实有一个自己觉得最好的版本，拿出来公映的是应付应付——这就不对了。拿出来公映的就是导演认为最好的版本，只有一个版本。
       商羊：你怎么看内地审查制度?
       陈可辛：这是谁都没办法的。
       商羊：那你还选择回来拍戏?
       陈可辛：我也可以选择去洛杉矶，但是说心里话要我选择去洛杉矶还是来内地拍戏，我更不喜欢的是洛杉矶。好莱坞也要审查的，而且好莱坞的那种审查是毋庸置疑的，十分死，不可能讨论，更不可能动摇。内地审查要是遇到问题，有一堆人会来帮你，大家还是希望你可以做成的，这种情况要是遇到好莱坞就完全没可能了。
       商羊：那你不觉得这是因为好莱坞有明确的规矩可依照，所以一旦来犯，格杀勿论；我们这里的审查并没有明确条文，很模糊，大家都在摸索试探中，有时候可以了，有时候又不可以了。
       陈可辛：内地的这个情况确实是，但其实还不是重点。内地也有可以松动的地方，比如说，在某些题材和某些尺度不触犯到禁忌，其余都还好做。我就说过像《如果·爱》和《投名状》这样的片子在好莱坞根本连拍的机会都没有，但是内地，你们都看到了。内地的商业片市场其实是很宽的，可以容下这样的片子，这是重点，要看到这个现实。有空间了，投入时间，一切就有可能。
       商羊：《集结号》香港首映的时候，你带了全家去捧场。
       陈可辛：对。我和小刚都是履行之前的约定，大家只要有时间就一定去戏院看片。
       商羊：好看吗?
       陈可辛：我觉得好看，我没有被弄哭，但是所有情绪要起来的地方我的情绪都起来了，所以说，小刚真的是一个好导演。我爸妈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起码没有看睡着了。我妈看完之后一路拉着我的手说。好好看。我当时就想他们说不定还觉得比《投名状》好看。(笑)
       商羊：就评论而言，《集结号》并没有明显长处。
       陈可辛：《集结号》有这么好的票房，就说明内地商业片又多了一个题材空间，就是前面说的，对于大环境而言，这是好事，这样就会让越来越多的导演来参加创作。
       商羊：《集结号》香港公映的时候正好是两个片子互相飙票房的时候。我记得实际数字好像是《投名状》一亿六千万，《集结号》还没有过亿吧，不过报出来的数字就乱七八糟了。
       陈可辛：我也是经历了内地大片的运作，尤其是宣传，才见识了很多之前不知道——其实也是有听说有经过的，但是没有这一次那么深那么直接的感受。宣传方式是一个，票房数字是一个，都是……现在过了那个时候，我也不是说是过后来拆台的。我是始终坚持还是要诚实为好，票房数字，该多少就是多少，按理说，数字应该是最明确不过的了，没可能明明是l说成8，这个事情我做不来，我会慌的。毕竟我不是来内地拍一部戏就回家的，我有一堆计划要做，做导演也好做监制也好，我是要在这个环境生存的，所以我，以及每一个从事这个工作的人，都是共同需要把这个环境做好了，做得正规健康，才有利于我们的生存，否则，真的是说饮鸩止渴了。
       商羊：宣传的时候你发过几次脾气，都是
       因为不是你说的话硬按到你头上，说是“陈可辛说”。
       陈可辛：我知道大家其实都是来帮我的，所以我这个人但凡能忍，我也就忍了，到实在爆了，那就不客气了，就所有人都不高兴了。我有时候也不知道是我这个人性格太认真了还是说，是这个环境太随意了。我有时候真的很迷茫，不明白。我不针对人，我只是针对事情。我还想不好这个，但是我肯定这个状况是不正常不健康的。
       商羊：我看到冯小刚在香港首映式的报道，说当时他对你说，你一亿六我一亿三，我们是双赢。
       陈可辛：(笑)我是很真心地祝贺他，我都说你已经拍了这么好的片子，就不要再回去拍喜剧了，就应该在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拍一些大的正剧。’至于双赢，我倒是不这么看。我后来还去他的酒会，本来想当面和他说的，但是看到那个场合，说什么都像是作秀，就不说了。我是想说，就片子而言，就算是我二亿小刚一亿，我都是输了，而且我输得心服口服——现在出了最后数字，我还是这句话。
       商羊：片子在同一个时空相遇，未必表示关于片子的一切都具有可比性。有时候我们常常粗糙地混淆了很多概念。就好像比如说我儿子要娶你女儿，我们做了亲家，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两家是一类家庭，可能我们是一类。也可能不是。
       陈可辛：电影没好坏，就是喜欢不喜欢。导演是有定论的，我想，应该是有的。做人就更是有定论的了。
       四
       陈可辛第一次来上海，是1993年；后2005年春天在上海拍摄《如果·爱》，住陕西南路一个公寓酒店，有了相对充裕的时间，发现上海有静谧的梧桐小路、青灰色的低矮建筑、温暖怀旧的小饭店和小咖啡馆，都是他中意的部分，都会让他觉得快乐。在这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城市，他喜欢步行。
       他对香港有很深的感情，这个感情在当年生于香港长到十一岁搬去泰国以及后来从美国回来留在香港拍片的时候，都未曾像离开的时候那么浓烈。那种个人经验让他清楚地知道，拉远了距离，会更加看清真实的情感所在。必须要出走，才会明白究竟想不想回来。
       于是，几乎所有的电影都出现了一心一意要离开的人，这个人无论是去向梦想中的地方，还是无意中回到了过去，最终，都会因为感情的驱使，再度回来。
       再度回来，把出走期间所有的眷恋，如数奉还。表面上也许还是当年一样的平静，自己心里知道，观众知道，而对方可能不知道，暗涛汹涌的心事。
       也未尝不是悲观的一种。也许他始终认为，相处会导致感情的稀释，不如在分开的时候储蓄。所以他维系感情的方式，需要一个故意保持的距离。对于他而言，这恰是因为在意，而非不在意。
       商羊：女儿现在是不是很好玩?
       陈可辛：很好玩。她妈妈教她很有一套自己的方法，我因为之前拍戏，其实照顾得很不够。
       商羊：放心，她妈妈是提供服务的。以后说不定还是跟你亲。
       陈可辛：(笑)是的，女儿都跟爸爸好。不过现在我和她唯一可以交流感情的方法，就是把她托起来扔来扔去的，她好喜欢，因为她妈妈没有那个力气嘛。不过我又很担心会不会把她折断了。(笑)
       商羊：她以后要做明星怎么办?
       陈可辛：那我要死了，绝对不能。
       商羊：那么做导演呢?
       陈可辛：哎，做导演倒是可以的。
       商羊：哪有你这样的父亲，女孩子做导演多辛苦啊，女孩子是生来就该享受的。
       陈可辛：我不希望她长大就是说，我爸爸是导演，我妈妈是明星，她就好像在香港这个环境中可以过得很舒服很有优越感，这样就不好。通常生活得比较主流和安逸的人呢，都比较不有趣。人还是有趣一点的好。
       商羊：那不是很矛盾?父母都是希望孩子可以生活得安逸一点。
       陈可辛：我希望她边缘一点，希望她不要生活在一个很得心应手的环境，要怎么就可以怎么那种。
       商羊：之前还说童年很重要，那你现在就责任重大了。
       陈可辛：是啊，我是很想多点时间，照顾到她。好在君如的方法就很好，君如就是把她当作一个大人一样相处，什么都会跟她讲，也不管她知道不知道。我有时候反而很把她当作小孩子，当然，(笑)她本来就是一个小孩子。
       商羊：我看到你在做节目的时候说，拍戏的时候其实没有常常想到家庭和孩子。
       陈可辛：这是实话。我喜欢讲实话的。拍戏的时候那个压力有多大，不允许也不可能常常陷在惦记孩子啊家里啊这种感情里面的，这不是我。我也说过，要做一个好父亲呢，就做不好一个好导演了。这个矛盾是不能解决的。
       商羊：就从来都没有要休息的念头吗?
       陈可辛：有。《投名状》做后期的时候，2007年9月，有一天，我在北京，原本订了晚上的机票回香港的，结果那班飞机临时取消，我突然就回不去了。而在北京的工作都已完成，那个晚上就多出来了。晚上星美的老总约我吃了饭，我回到酒店之后，睡觉又太早，突然觉得完全不知道应该做什么。那个时候就想到，这么多年，十几二十年，我所有的时间都跟拍电影有关系，电影之外，好像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表面上看朋友很多，其实好像什么都没有。尤其后来，我还知道那天刚好是中秋节，(笑)我们对节日更加不敏感了。
       商羊：那个晚上打击到你了。
       陈可辛：有一点。好像有二十年没有旅行放假了。《投名状》做后期正好在泰国，我每天都可以回家，就感觉已经像是在放假了。
       商羊：结果有了什么决定吗?
       陈可辛：我后来回到泰国和我爸爸聊天，我有什么事情都是和爸爸讲的，我和他们的感情非常好，现在看到他们年纪大了，越发就觉得要多照顾他们一点。还有呢，就是《投名状》我自己还比较满意，就有了减慢拍片速度是不是尝试做一些监制的想法，这样就可以有多点的时间，可以照顾到家里——现在想想呢，监制的事情一定还是要做的，片子也是要拍，拍片的外在空间更大了，拍片的内在心理是更谨慎了。
       商羊：你爸爸对你做电影一直持有什么态度?
       陈可辛：最早是反对的，我大学去美国开始念的也不是电影。
       商羊：为什么反对?他自己不是很喜欢这行?
       陈可辛：因为他自己觉得不成功，所以不希望我人这个行。
       商羊：按理说自己不成功就会希望孩子可以代替自己完成心愿。
       陈可辛：你说的是一种父母的情况。我爸爸是一个美国式的教育方法，他不强制你，但是也会给意见，给你他的想法。比如我小时候他带我去看电影，因为他自己喜欢看电影。他什么电影都看，我也就什么电影都看，很多小朋友不能看的电影，恐怖的暴力的，他什么都给我看。那个时候我因为可以看到其他小朋友看不到的电影，就觉得电影让我和他们都不一样。那么至于我爸怎么给生活的意见呢，比如说，我们从香港搬回泰国，我已经十多岁，不能回去念泰国的学校，只能念国际学校。当时家里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但是他给我买了一个打棒球的
       那种手套，他觉得念了国际学校，可能需要这种休闲的装备。那个时候那是一个很稀罕的东西，觉得好开心的，可能别人看来就是奇怪了。
       商羊：你希望像爸爸对你一样地去对待女儿吗?
       陈可辛：我知道有了孩子之后呢，就想最好完全复制我和爸爸的关系。后来生了女儿，我就有点傻了。当然绝对不是说我不喜欢女儿喜欢儿子，我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复制父子关系了，因为父亲和女儿又是另外一种关系了。
       商羊：也许她的到来还会改变你的电影观念。
       陈可辛：希望她是一个对感情玩得起的人，其实感情无所谓你玩别人还是被别人玩，关键要玩得起。不要被一段感情弄得失了本性，那个就不好了。
       五
       他自认是一个一直在香港拍摄商业片的导演，却因作品的浓郁人文气息，被内地界定为艺术片导演。一个老生常谈但又常常不被重视的观点就是：好的电影其实无需区分商业还是艺术，因它一定同时兼具了两者特性。电影的商业性来自什么?其实就是它本身具有的穿越时空能量的强弱决定的观众人数的多寡，而电影的艺术性也是伴随着电影这个艺术样式的诞生而来的，和所有艺术品一样，意味着对人们精神世界的体察和关照的真诚度。
       和其他香港导演不同的是，他不仅在导演工作上出色，还是一个非常称职的监制。在香港和台湾，他都有自己的电影公司，由他监制的电影不仅仅局限在华语片范畴，而是一个大亚洲概念。经他的手调教推荐，我们还看到了其他一些好看的电影，例如：《晚娘》、《春逝》、《三更》系列、《见鬼》系列、《金鸡》。一些原本不太受到内地观众注意的导演也在经过和他的合作之后，赢得了更大的知名度，如：陈果、许溱豪、赵良骏、彭氏兄弟等等。
       目前，在打磨新片剧本的同时，陈可辛还约了几个年轻的香港导演谈合作事宜，打算监制六部中型片，以加固内地商业电影的市场。让香港导演拿着他的故事来内地拍戏，以及尝试和内地年轻导演合作，这其中地域带来的落差导致的陌生感是他认为产生工作火花的最大可能。
       陈可辛：我自己觉得还不完全是一个导演，我做监制不输给做导演的，但是大家都不认为我是一个老板。香港成立制片人协会，从来都想不到我的。
       商羊：那是因为导演做得太好了。
       陈可辛：(笑)我倒是觉得可能是我监制做得还不够好。
       商羊：太多的人要做新导演计划了，而且，太多新导演计划也只是计划而已。真正愿意扶植新人的，其实都是靠一己之力来做，做好了年轻人念你个人情，当然也有不念你人情的，这个完全不由你控制。做得不好，个人信用丧失，或者自己的朋友关系可能就此葬送——很辛苦。需要极度坚强的自身和极度坚强的朋友关系。所以我们这里也不常见真刀真枪帮助新人的。得了好的新人也没几个有良心的，可能有良心的就都出不来了。这是个什么圈子啊。
       陈可辛：圈子不好也不能怪圈子，还是人的问题。就好比一些男人不好大家怪罪在女人头上，我从来都不同意。肯定都是男人的问题，女人出来挡而已。话说回来，我打算监制做的电影并不完全是给新人，那种从来没有拍过片子从学校刚刚出来的，可以有，但不是都这样，可能这样的还在少数。我想多一点的和一些已经有成熟拍片经验但是还没有对商业电影的运作取得很好体验的导演合作，就好像做一个培训也好包装也好，给他们做事，让他们去拍。我可以和他们分享整个制作过程，分享个人经验，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商羊：你有自己很喜欢很崇拜的商业片导演吗?你去好莱坞，在梦工场工作，是不是觉得斯皮尔伯格是一个好的商业片导演?
       陈可辛：斯皮尔伯格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商业片导演，不过我个人更喜欢的是罗伯特·泽米基斯，《阿甘正传》导演，《回到未来》系列也都是他做的。他好棒的。黑泽明一辈子做的电影都是商业片，他是做到大师级别的了。我爸爸喜欢希区柯克，《蝴蝶梦》是他一定会提到的经典。
       商羊：那么你会不会相对就不喜欢欧洲电影那种类型的?
       陈可辛：就像《彗星美人》的导演约瑟夫·曼凯维奇，他的电影就带有作家电影的感觉，如果不拍成电影，本身也是很好的戏剧。这一类影片可能在电影本身的视听方面不那么讲究，偏重的是故事或者情绪。昨天我和建新聊天还说起这个，他说我的电影还是偏重用镜头讲故事的。在我看来用镜头讲故事讲得好的华人导演就是姜文，他是我服气的两个华人导演之一，他是一个天才。另外一个就是李安，李安的作品非常精致细微，我是细节导演，所以我喜欢和容易注意到这个部分。而且我觉得李安在导演之外还有更大的学问，我可能做不到，但那也是我佩服的地方。
       商羊：你好像不那么讲究技术，我在现场看过你放片花给我们看，倒都倒不过去，后来不出声音，你还要叫助手。
       陈可辛：(笑)我对机器确实不太懂。
       商羊：所以那次在上海请作家看《投名状》，电影院设备出了问题，你发脾气，我就觉得很奇怪。你应该对这种事情不敏感的，或者说，没那么大反应的。
       陈可辛：那是两码事。那是请朋友来看自己的电影，明明是把音效都做好的，但是因为放映出了问题导致观影效果不好，我就很气，我气的是我自己为什么事先没有好好检查一下，或者说试看一段，就可以避免了。
       商羊：对于电影这个事情有什么目标吗?
       陈可辛：香港人可能就是做事第一，要说理论那一套东西也不会说，能够说的都是实际操作上的经验和心得。要说目标也说不上，只要把每一部到手可以拍的电影拍好，还有就是争取拍到自己想拍的题材并且还能相对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那么就是达到自己做事的目标了。至于外界的肯定也好主流标准的判定也好，都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
       商羊：电影对你有多重要?
       陈可辛：在我从事着这个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它最重要。因为除了眼前的它，我什么都想不到。当我脱离开，不工作的时候，我希望可以觉得它并不在我的生活中有多么重要。我们都看过太多非常非常优秀的电影导演，每个人都拍过很棒的电影，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体力包括智力的衰退，往往都把生命结束在一部相对他们鼎盛时期的作品而言，很不怎么样的电影上面。每当想到这个的时候，我既期待人生中最满意的电影出现，又非常不愿意有那样的结局。我知道到达巅峰之后肯定是往下走，我希望能够有这个能力和运气，拍出一部于我于观众都满意的电影；更希望自己能够有智慧和勇气，可以穿越随之而来的所有光环。
       在陈可辛计划监制的新片中，有一部是当年他曾拍摄过的《新难兄难弟》重拍。那是香港电影“演技派二梁”幽默也不失温情的一次合作。梁家辉和梁朝伟分饰父子，由开始的不和，经儿子无意中穿过时光隧道去到父母的年轻时代，和他们共同经历当年的爱恋以及所有爱恋都难免的快乐忧伤和有意无心的纠缠，方得到解悟。把现实中的“父与子”转化成理想中的“兄与弟”，这是他的打趣，亦是他的明朗。
       他终究是一个明朗也明白之人。可以做到以如此眼光看待血缘亲情，也就可以理解他在处理大义小节和儿女情长上，有着自己坚定和独有的方式。这一切，拜其父母辈所赐，也得其同路人所信。香港同行说起陈可辛的父亲，用一个词“nice”；吴君如在《爱君如梦》来内地宣传之时，初次被问及“陈可辛”，朗笑三声，说：噢噢，那个“长毛”。这是她做电台节目时，要找人调侃，先取男人开刀，给他起的花名。
       他愿意构筑《甜蜜蜜》中脂粉零落的姨妈，在年轻时和好莱坞巨星威廉·赫顿有过恋情；也愿意相信《投名状》中雨夜杀弟的庞青云，独坐黯然的眼泪。他是把最亲爱的朋友的名字歪歪斜斜写在游轮上的曾志伟，也是把离别后的爱恨怨念每一年都说给录音机的金城武……然，无论如何，他是他，而那只是一部电影。
       电影是刹那光影，光影中记录的是人和事。那些人、那些事，是一个导演化身的所有灵媒，问候世人，并谓一声：我曾来过，与你见过。
       电影是刹那光影，如光阴，入眼入心再深，仍只留存记忆；而记忆永远因人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