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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抗日战争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也推动和促进了中国战场与苏联战场、太平洋战场相互支持格局的形成，从而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关键词]中国抗战；中国战场；苏联战场；太平洋战场；格局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8)04-0443-06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战争格局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磨合与演进的过程，而这一格局的形成对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加速和推进的作用。中国抗日战争则是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中国抗战奠定了反法西斯战争格局的第一块基石
       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局部战争阶段，德、意、日法西斯从1936年开始逐步地推进法西斯世界联盟，形成战场呼应与试图达到最终的连接。因此，以正义战争来对抗非正义战争，建立起反法西斯的稳固战场，并由此构筑起抗击法西斯的战争格局，对受到法西斯威胁的国家来说，就成为当务之急。由于欧洲与非洲的反法西斯抵抗先后失败，德国与意大利得以横行一时，迅速推进了全面战争进程。德国欧洲西线闪击一举击败英法联军，形成了苏德战争之前欧洲反法西斯战场长达一年左右的缺失，世界格局严重失衡。而在亚洲，中国的抗战则是率先成功地建立了持久的抗击日本法西斯的稳固战场，并极大地促进了东亚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格局的最终建立。
       中国战场的建立经历了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从全面抗战到持久稳定抗日战场形成的过程。在局部抗战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阶层、各党派的爱国人士，共同推动了中国抗日政治格局的形成，为中国全民族一致抗日做了先期准备。中国全面抗战开启后，中国人民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较短的时期内就打破了日本迅速灭亡中国的美梦，形成与日军长期相持格局。根据中国国力贫弱的状况，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了游击战略，组成有效制约日军的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日战场支撑点之一。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以．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作者注)、西班牙内战的教训为例，指出，“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口’(第35页)毛泽东于9月12日、14日、17日、21日、23日、25日，连续给有关人员发出电文，强调在山西、华北进行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和方法，与国民党军作战略配合。
       1937年9月，八路军首战平型关，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同年11月，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了敌后战场。1938年5、6月，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在华中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和华中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苏南和江北六个抗日根据地，从1939年到1941年底，日军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创造了诸如地雷战、地道战等多种作战样式，与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游击战争相互配合，水乳交融，形成打击日军的汪洋大海。1940年夏，随着英法联军在欧洲大陆战败，法国投降，国际上法西斯祸水横流，形势极为严峻。国内对日投降派和坚决反共派也蠢蠢欲动。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于是年8月领导和发动了“百团大战”，给侵华日军以重创，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抗日军民的士气。同时，也粉碎了日军企图截断中国西北国际交通，迫使中国投降的战略企图，极大地支援了正面战场。中国敌后战场的坚持与发展是中国战场稳定的关键一环。
       从“芦沟桥事变”到1940年，国民党政府采取“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在日军重兵的进攻下，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节节防守，先后进行了南口争夺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忻口会战、太原保卫战、徐州会战、豫东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南宁会战、1939年冬季攻势、枣宜会战、上高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及中条山会战，与敌后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一道，迟滞了装备训练均优越的日本侵略军，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国民党政府还较早地开始了建立中国抗日战争大后方的计划。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就从事大后方建设的各项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准备和经营，为持久作战打下基础。同时，国民党政府也积极进行外援通路的建设，到1938年底，中国除了苏联援华路之外，还建成了滇缅路。这对中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防御体系的维持以及持久抗战无疑是有利的。
       中国战场得以坚持，在于中国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相互支撑，在中日全面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期间，国共两党根据各自的情况大致奠定了两大战场战略呼应、进行持久抗战的战场格局。从1937年11月太原会战到1938年10月武汉会战期间，中国两大战场相互支撑的稳定的持久格局就大致形成。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与大后方防线。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作战，也支持了共产党敌后战场作战，形成了使日本不能倾全力进攻和摧毁中国方面的任何一个战场的格局，这是中国战场在艰难情况下得以坚持的基础。
       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面临异常复杂的局面。日本作战的主要压力转到敌后战场，对国民党则由军事打击转变为政治诱降。国民党政府也加剧了反共磨擦活动。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抗日高于一切”为准绳，对于国民党的行动，坚持凡有利于抗战的就肯定、支持，凡不利抗战的就反对、斗争，在斗争中求共同团结抗战。“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对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路线。应强调的是，即使是在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也以民族大业为重，以不损害抗日大局为准则，一旦国民党反共潮水退却，与日本作战，中国共产党马上给以支持。1941年5月，蒋介石对河南战役非常恐慌，担心华北事态会危及到西北和国际援华通路，要求共产党援助与配合。毛泽东在5月15日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反法西斯力量的努力之下，中国抗日力量内部的摩擦得到了有效抑制，抗日大局得到维持。
       在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基础之上，中国政府以抗战为主导的外交也正式建立起来，其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首先向苏联、美英等国寻求并获得支持与援助，其长远的积极意义在于加强了中国与未来反法西斯盟国之间的联系。第二，1939年到1940年中期，中国坚决反对英国的对日绥靖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政府较为坚决地顶住了英美有可能在中国问题上的对日妥协。这两点对于中国战场的坚
       持是有积极作用的。
       总之，中国成功地在一个贫弱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了一个具有世界战略意义的反法西斯战场，在法西斯发动的局部战争阶段与1940年春夏世界局势最严峻的时期，中国抗日大旗始终未倒。中国人民以浴血奋斗精神、民族智慧建立与巩固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并最终迎来了反法西斯战争各大战场格局形成的大好局面。
       二、中国抗战与中苏两大战场相互支撑格局的形成
       中国全面抗战有效地支持了苏联的国防，赢得了苏联的宝贵支持。中国抗日战场有效地抑制了日本北进，使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形成了中国战场与苏联战场彼此依存的格局。
       日本侵略中国，是其首先夺得远东霸权的第一步，对于苏联的远东国防安全也是一个极大的威胁。而此时，苏联在欧洲还要面对一个不断扩军备战的、极端反苏反共的法西斯德国。这样，中国对日本侵略的抗击成效直接成为苏联避免日本战略进攻的关键性因素之一。1931年中共中央在为“九·一八事变”所发宣言中明确指出：日本进兵中国，“其明显目的显然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同时更积极更直接地实行进攻苏联……”。中国东北人民则站在抗日的前线，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斗争，国民党部分军政人员也违命抵抗日寇。1936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组成，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高潮。这对于制约日本独占中国和北进苏联的企图，无疑是至关重要的。1932年日本订立了“1933年对苏作战计划”，但是，由于中国东北的局部抗战，日军明显感到实力不足。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局部抗战的进行，中国逐渐形成了全民要求抗战的热潮，并推动了国民政府的政策转换。中苏两国政府开始并加强了谈判接触，并试探中苏两军合作的可能性。1935年10月18日，蒋介石会见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提出希望同苏联签订“真正能促成中苏间的真诚关系和能够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并表示，南京政府不论在怎样的情况下，都不会同意日本政府要求中国政府签订旨在反对苏联的中日军事同盟。
       鉴于自身国家安全受到日本的威胁，苏联首先采取了道义上支持中国的政策。1931年9月21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表示：“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其后又声明，“苏联人民急盼中国火速用自己巨大的力量，来制裁日本在满蒙的阴谋”并指出“满洲可以成为在远东对苏联采取行动的跳板”。1935年5月，苏联还向中国政府建议，订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愿提供5 000万美元信用贷款供中国购买苏联军火。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全民族的全面抗战开始，形成了苏联对付东西两面敌人的第一个良好外部环境，苏联给予了积极热情的支持。苏联《真理报》连续发表多篇文章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华北，赞扬中国抵抗，认为“日本军队在一夜之间能够占领几十个城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937年8月，苏联政府直接向中国政府表示贷款的意愿，并以军事技术装备中国军队，培训中国军事人员。8月间，苏联正式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军事援助问题。为了支持中国抗战，苏联帮助修建了从苏联境内的萨雷奥泽克到中国新疆的乌鲁木齐、再到甘肃兰州全长2 925公里的公路，援助中国军事物资。1937年10月17日，苏联第一批军用物资紧急运往中国。随后，4艘大轮向中国运送各式机枪、大炮、弹药以及航空和装甲设备约6万件。第一批由苏联志愿飞行人员驾驶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开始起程飞往中国，此后苏联空军直接参加了中国抗日战争。苏联还在国联会议上声援中国呼吁经济制裁日本的立场；大幅度削减与日本的贸易，禁止向日本出口军事战略资源，并以货易货的方式贷款给中国。1938年两次对华贷款1亿美元，1939年4月，斯大林会见孙科，欣然同意向中国提供1.5亿美元，并嘱苏对外贸易委员会委员米高扬同孙科签订合同。此后，继续向中国提供信用贷款，以购买各种军用物资。1941年苏日条约签订后，苏联也没有放弃对华援助。而中国则一如既往，立足于自身的艰苦努力坚持抵抗，缓解了苏联的安全压力。
       苏联援华支持了中国的抗战，中国战场则牵制了日本北进苏联。1938年2月，周恩来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八路军作战》文章中谈到：日本全面侵华使其“军事上的效能已发挥到最高度。据国际最精确的估计，日本能触动前线的兵力不过二百万人，现在出动到中国来已有四十五万人，伤亡已过十万人，连补充兵额，总计出动已将近七十万人。而它可能出动到中国来的兵额，决不能超过其总数的三分之一”日本近卫内阁的智囊机构“昭和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所”承认：由于“我国正倾全力设法迅速解决中国事变”这样的事实，“不应该对苏关系上分配超过必要的程度的力量……我国至少要排除采取攻击的态度”。总之，中苏相互支持的格局逐渐形成，苏联东部安全比之欧洲方面其基础更加坚实。这是中国与苏联共同努力的结果。
       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发动侵略苏联的战争，由于中国战场的牵制和打击，日本始终不能将北进苏联纳入战略选择，苏联得以顶住德国的野蛮进攻，避免两线作战，中苏业已存在的共同对峙日本的战略格局得到有效维护。对于日本是否应该配合德国的问题，部署在对苏前沿的关东军头目首先提出不同看法：“对苏行使武力需要相应的准备时间，实际难于过早和过急地加以实施”。7月2日，日本也仍然在等待观望，御前会议制定《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规定日本的方针是：“帝国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必须继续努力解决当前的中国事变”。由此可见，中国抗日战争的存在制约了日本对苏方面的用兵。苏联在抗击德国最困难的时候避免了德日配合夹击的险境，而法西斯轴心国丧失了战略配合的良机，这是中国战场杰出贡献之所致。
       三、中国抗战与亚太战场相互支撑格局的形成
       中国抗日战争推动了英美远东政策向对日抗衡方向发展，制约了日本在最为有效的时机内南进太平洋地区，为美英备战赢得了时间，也为亚太反法西斯战场格局的形成准备了条件。中国战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为盟国防御构架的稳定贡献了巨大的力量，是反法西斯战争战场格局最终形成的关键一环。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前夕，英美东亚政策经历了绥靖、绥靖与抗衡交织和抗衡政策的轨迹。而中国抗战则首先打破了绥靖政策在欧洲与非洲造成无法挽救后果的怪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开展后，中国政府极为重要的积极抗战外交就是对西方国家与日本达成妥协的可能危险进行抗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英美可能的对日绥靖保持高度警惕，在坚持中国独立自主持久抗战的基础上，不但挫败了英美政策中的妥协意向，并促使英美逐渐加重东亚政策中援华制日因素，推动了美英抗衡政策的确立。发生于1939年英日间的谈判与1941年美日问的谈判，都有严重的对日绥靖危险存在，而英美最后放弃本末倒置的努力，是与中国的坚决反对密不可分的。
       中国战场是美英确立对日抗衡中的重要因素。1940年6月法国败降与9月德、意、日三国军事同
       盟建立后，日本积极进行南进准备，英美远东核心利益区域受到冲击和其自身安全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美英由此将中国战场与其准备应对日本南进准备联系起来。作为业已存在的中国战场，则是当时应对日本南进最为现实的基础。罗斯福在“炉边谈话”中明确指出，“三个强国——两个在欧洲和一个在亚洲的——在柏林签订协定，联合起来发出威胁说，如果美利坚合众国干预或阻扰他们三国的扩张计划——旨在统治世界的计划——他们就要联合起来对合众国采取最后的行动。……在亚洲，中华民族进行的另一场伟大的防御战争则在拖住日本人。”1940年9月23日，随着日军进入印度支那北部，美国在25日宣布给中国的“钨砂贷款”，表明美国极其明了制衡日本南进的最现实、最关键性的因素之一就是支持中国抗战。11月30日，美国宣布给予中国1亿美元贷款的决定。12月，英国宣布500万英镑的信用贷款，500万英镑的平准基金贷款。在中国政府强烈反对英国关闭滇缅路的情况下，1940年10月4日，英国决定重开滇缅援华路。
       中国政府为推动中美英军事合作做了不懈努力。1940年10月14日，蒋介石在与英国大使的谈话中表示，如果日本攻击新加坡进而引发英日、美日战争，中国将对日对德宣战，支持英美。11月9日，中方就建立中美英联盟、英美物资援华抗日、英美派军事经济交通代表团赴华协商合作等事宜提出完整的建议，并表示一旦英美与日本开战，中国提供全部陆军进行支持，提供全国机场供联军使用。由于中方的推动，1941年3月31日，罗斯福决定在保密情况下着手以“租借法案”为形式的援华计划。4月29日，罗斯福在与中国外交部长郭泰祺谈话中将中国抗日战争与英国抗德战争相并列，认为这是当时世界抗击法西斯的两大战略支点。7至8月间，鉴于日本侵入印度支那南部，中英双方就联合军事行动问题达成了一些初步协议，包括组织游击部队，协防香港缅甸等。8月，美国政府支持在中国建立了以美国志愿人员组成的志愿航空队，以支持中国抗日战争。10月，美国派遣以马格鲁德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到达中国，其使命是协助中国政府按照租借法的要求，取得相应的军事援助。中美英关系由此推进到了太平洋战争前的准同盟状态。
       中国战场在英美专注于大西洋对付德国的时刻抑制了日本南进的步伐，为美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战争准备赢得了时间。日本的南进最佳时间应该说是在1940年底和1941年春。对于日本来说，此时英国和美国的注意力主要在大西洋和英伦三岛方面，而对于轴心国完成相互战略配合来说，也是一绝佳时机。1941年3月5日，正是美英形成“先德后日”战略之时，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在第24号命令中关于“与日本合作”部分中就载明：“三国同盟条约订立的首要合作目的，就是促使日本尽快在远东方面积极作战。这将牵制大批的英国军队和将美国的关注点转向太平洋。”1941年2月15日丘吉尔在致罗斯福信中认为：如果此时日本南进发动对英美的战争，在英美主要注意力放在德国方面的情况下，其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因此，他告诫罗斯福，中国战场具有全局性意义，如果崩溃将是“世界悲剧”。但是，如历史所表明的，正是由于中国战场的牵制，日本没有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不可能迅即地南进，而必须花近一年的时间来完成战略准备。日本1940年9月进驻印度支那北部，就是具有既想南进、又想迫使中国屈服的双重目的，同时也证明其无法放手南进。日本其后发动太平洋战争，也是在仍然承受中国抗日战场的沉重打击和战略牵制的状况下进行的，是一场冒险的赌博。对美国而言，则是有了宝贵的近一年在太平洋战场的准备时间。可以说，中国战场对日本的牵制，与英国保卫战、苏联反德战争一样，为美国准备战争，将经济纳入战争准备轨道赢得了宝贵时间。1941年12月9日，罗斯福说：“由于我们的大量作战物资运送给仍然能够抵抗轴心国家侵略的世界各国，我们赢得了许多个月的宝贵时间。我们的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现实上的：保卫任何抵抗希特勒或日本的国家。以长远看来，就是保卫我们本国。这个政策已经证明是正确的。它为我们赢得了时间，宝贵的时间，用来建设起我们美国的生产装配线。”
       客观地讲，美英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重大失利，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是全局性的。美英能否稳住阵脚，最后焦点集中在日本还有没有余力乘胜攻击印度和澳大利亚。这一问题对于反法西斯盟国和法西斯轴心国完成自身战略连接或是被分割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中国战场此间对挽救这一战略危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世界性战略地位进一步得到体现：第一，中国战场限制了日本趁辉煌胜利之际持续扩大战略进攻。日本在摧毁了美英远东防线的三大据点新加坡、马尼拉和香港之后，就无余力再进击澳大利亚。日本方面估计：进攻澳洲需要联合舰队的主力、陆军12个师团为基干的兵力。但“要拨出这么巨大的兵力，需要大幅度削减满洲(指中国东北——作者注)方面的对苏战备和中国方面的战场，这就将使整个战略态势陷于极大的不利，……从而将给培养物资上的国力带来重大损失。”在中太平洋，日本就连占据夏威夷、向美国西海岸进击的具体计划也没有，这都是因为日本陆军主力陷于中国。第二，牵制了日本继续向印度进击。日本占领缅甸的目的之一，就是使印度“脱离英国”，待机西进。而这一战略目的的最大难题仍然是中国战场的牵制。日本海军曾一度突入印度洋，中东方面英国对德意作战不利，可以说，这是法西斯轴心国配合的良机。但是，从战略整体上讲，日本并没有做好攻击印度的准备。没有陆军的配合，日本不会在这一盟国枢纽之地进行关键性的作战。1942年5月，罗斯福曾写信给麦克阿瑟，询问日本是否将对印度和锡兰开战，是否会全面进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麦克阿瑟做了否定回答，其中主要的理由就是，“菲律宾陷落和缅甸陷落之后，日本只能腾出两个师”用于作战。因此，是中国战场制约了日本随心所欲地攻击盟国战略枢纽地，从而挽救了太平洋战争初期盟国出现的战略危机。第三，美国担心的苏联会受到德日两面夹击的局面也未发生，日本也没有将进攻苏联列入战略计划。日本在1942年5月12日拒绝了德国提出的参加对苏作战的要求，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必须将主要军力用于中国。
       总之，中国促进并与苏美英盟国合作，在地缘上构筑了欧亚大陆战场连接太平洋战场的战略态势，并会同大西洋与北非战场，将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从战略上彻底隔绝开来，为反法西斯盟国各战场的连接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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