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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曾侯乙墓竹简所记兵车对古代车阵研究之启示
作者:萧圣中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8年 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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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通行小偏,战车编队为一两十五乘到十九乘不等。兵车的行军队形一般是呈现为纵列。接战状态下,“前锐后张”的雁行之阵是偏战列阵时简单阵形之主流。进攻时采方阵,防守时采圆阵。
       [关键词]曾侯乙墓竹简;车战;阵形;编队
       [中图分类号]K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8)04-0439-04
       关于商周时期兵车的编队组合与基本阵形,由于材料零散和严重缺乏,迄今为止学界也没有令人信服的一致结论。尽管如此,蓝永蔚和杨英杰二位先生通过多年的研究,解决了先秦车战的诸多疑难,并写成专著∞。关于编队与阵形,他们的研究结论也是很难被突破的。我们在此尝试以他们的研究为起点,结合曾侯乙墓竹简所记兵车的相关材料,并综合考察典籍和考古材料所反映的车战信息,披榛步墟,对兵车的基本编组与阵形组成作一些补充说明。
       一、关于每偏车数的问题
       根据《司马法佚文》、《左传》等的记载,兵车的基本编队是两,分为二偏。从《左传》桓八年季良对楚军的分析来看,二偏是分居左右,呈现为两列。关于每一偏的车数,有大偏、小偏及二十五乘偏三种说法,俱见于古注疏所引《司马法》的记载。清人黄以周以为,“偏以二十五乘为正。……又有九乘、十五乘大小之别。”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以大偏十五乘为常用的基本编队组合,以九乘为小偏,并指出另有一偏二十五乘的编队法。二偏合为一两,故“战车有十八乘、三十乘、五十乘三种编队,均分为左右两列”。杨英杰在此基础上补充商周时期有五乘之偏法,并论证九乘偏法分为一军突前、呈品字形的左中右三列。他们的说法向为学界多所引用和称誉,但是核诸古书及考古材料,还是有一些疑问,对于每个编队的车数及组合,似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左传》宣十二年邲之战,栾武子曰“其君之戎,分为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又“楚子为乘广三十乘,分为左右”,杜预注:“十五乘为一广。《司马法》: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车十五乘为大偏。今广十五乘,亦用旧偏法,复以二十五人为承副。”此处杜对“广”与“偏”未加辨析。蓝永蔚先生则一方面认为“广”即相当于中原的“偏”,同时又以二广车数总计为六十乘,则是以每广含有二偏,有自相矛盾之嫌。今按乘广总数是三十乘,分为左右,则每广十五乘。据《左传》下文,“右广鸡鸣而驾,日中而说(脱)。左则受之,日人而说(脱)。”左广与右广是轮番出击的,则各含一个两列的偏两组合。如果是以一个偏(单列)出击,是为兵家大忌。我们注意到,曾侯乙墓竹简B类简记有十六乘兵车,从这些车的名称和数量来看,很有可能是一个编队,但是由于有大量以左、右为名的车,则它们显然应该排为两列而不是一列。如此,则曾国之一偏为八乘。可资印证的是,辉县琉璃阁车马坑、虢国墓地梁姬陪葬车马坑均随葬有十九乘车,车身同向,分两个纵列下葬,是典型的车阵队列,蓝永蔚疑为春秋小偏九乘遗制。而晋国赵卿墓车马坑随葬有十五乘车,也分两个纵列。这几种均可视为“小偏九乘”的变例。楚之乘广十五乘而分为两列,是否也如赵卿墓那样,以左七右八的方式组合,则未得其详。事实上,《左传》中尚有几处能够印证春秋车战基本编队是一两(含二偏)十五乘或十五乘略多的记录,如襄十一年“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广车、祧车淳十五乘”(杜注:淳,耦也),昭公二十一年晋平宋乱,华貊“以车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师而出”;襄十年,“子产闻盗,为门者,庀群司,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成列而后出,兵车十七乘,尸而攻盗于北宫”等。据此,我们倾向于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通行小偏,战车编队为一两十五乘到十九乘不等,即《司马法》所概括的小偏车数仅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实战中各国的战车编队略有不同。
       二、兵车的行军队形及临战的基本阵形
       根据《左传》、《逸周书》的记载及古书所引《司马法》、《六韬》等的佚文来看,先秦的车战是讲究先阵而战的,一般用“成列”或“陈(阵)”来表述。如左庄十一年:“夏,宋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御之。宋师未陈而薄之,败诸鄱。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日战,大崩日败绩。”僖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襄十年,“子产闻盗,为门者,庀群司,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成列而后出,兵车十七乘,尸而攻盗于北宫。”襄二十三年,“(晋)范鞅逆魏舒,则成列既乘,将逆栾氏矣。”这种堂堂正正的阵战,《公羊传》称之“偏战”,见于桓十年郎之役、十二年宋之役、僖元年犁之役、十五年秦晋韩之役、二十二年宋楚泓之役、文七年秦晋令狐之役、十二年河曲之役、昭二十三年鸡父之役。上海简《曹沫之陈》中有“盘战”,董珊以为即此“偏战”。关于偏战,何休《解诂》说:“偏,一面也,结日定战,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偏战是车战时代野战的最主要战法,后期车战则有更多的诈战战法得到运用。
       关于作战基本阵形,蓝永蔚先生认为进攻时采方阵,防守时采圆阵。关于战车的初级战术编队,他提出了“双车编组”和“角”的重要概念,指出,“大量资料表明,在春秋时期的战场上,车阵即使被敌击溃,战车也不能单独行动,而是两两成双的。……建立在双车编组基础上的战车队也就分为左右两偏。”“角是出现于春秋中期的一种追击队形。”左宣十二年泌之战,楚国的乐伯以单车向晋军挑战,“晋人逐之,左右角之,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角不能进。”他总结角的队形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便于行进中直接展开为作战队形,将纵队逐次变为横队,避免了冗长的布阵程序;二是行进方向不在一条直线,且均以舆侧向敌,不会互相干扰;三是两两编组,均只有一个暴露的侧翼,可以互相掩护。角后来演变为战国时期的雁行之阵(V字形)。
       杨英杰先生不赞成以主副二车为“双车编组”之说,而更加强调兵车的位严序整,战阵是疏与密的统一,严整和多变、多层次的统一。他认为《六韬》所述方阵是攻守兼备的阵形,而以攻为主;雁行之阵是“前锐后张,延斜而行”,是“人”字形,反映为呈奇数的车以品字形列阵。
       他们的说法虽互有歧异,但对于我们进一步的探讨却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们认为,由于道路的宽度有限,兵车的行军队形一般是呈现为纵列。同时出于变换作战阵形的需要,以及行军途中防止遭受意外攻击的考虑,所以选择两个纵列是最合适的。而前驱(旆车系列)、中军(戎车系列)和后殿(殿车系列)的得名,正是以行军队形而论的。辉县琉璃阁车马坑、虢国墓地梁姬陪葬车马坑和晋国赵卿墓车马坑所随葬的车均纵向排列,当是以行军队形为参照系的(其他各墓随葬车多为横向排列)。
       关于临阵接战的基本阵形,我们赞成杨英杰先生所说“前锐后张”的雁行之阵是偏战列阵时简单阵形之主流,以大旆居前,沿左下方梯级式展开的是左偏系列,沿右下方梯级式展开的是右偏系列,从前至后依次为前驱、中军和殿车,至于大殿,居左偏或右偏之末均可。而复合阵形,当如蓝、杨二位所说,以方
       阵为主,另有五阵、八阵及车徒混合编制的鱼丽之阵等。复合阵形情况较为复杂,这里置而不论,蓝、杨二先生有较多论述,可参看。
       在战斗初步分出胜负之后,从接战阵形向防守阵形的转换,有两种情形:一是如蓝永蔚先生所言,转换为圆阵,就地防守。另一种则是逃逸中的阵形,我们以为殿车系列应该居于队伍后列,以起到阻挡扦格的作用,这样,以后殿系列形成外围,中军车居内,前驱居前,较为可行。
       三、曾侯乙墓B类简所记十六乘兵车的尝试编队
       在曾侯乙墓竹简解读以前,对东周时期兵车的基本编队最有价值的材料当数《左传》所记襄二十三年齐侯伐卫之役:“先驱,谷荣御王孙挥,召扬为右;申驱,成秩御莒恒,申鲜虞之傅挚为右。曹开御戎,晏父戎为右;贰广,上之登御邢公,卢蒲癸为右。启,牢成御襄罢师,狼蘧疏为右;肱,商子车御侯朝,桓跳为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为右,烛庸之越驷乘。”这里一共给出了七种车名,虽非一个偏两的全部,但已包含前驱(先驱、申驱)、中军(戎、贰广、启、肱)和后殿(大殿)三个部分。
       基于对曾侯乙墓B类简为一战车编队的认识,我们首先将十六乘车区分为前驱类(共五种旆车)、中军(政车、少广、乘车、乘佾、佾轩二乘)、后殿类(共五种殿车)。继而尝试将这十六乘车依其名目排为两列。除大旆居于最前以外,居于左列的由前至后依次为:左旆二乘、乘车及少广、六马佾轩一乘、左殿二乘,居于右列的由前至后依次为:右旆二乘、政车及乘佾、四马佾轩一乘、右殿二乘。大殿居于左列或右列之末。以乘车居于左列,根据是左桓八年季梁所言:“楚人上左,君必左”。简文所记各车中,乘车配置最为繁复,当是主帅所乘坐的指挥车。至曾侯乙时代,已为属国的曾采用楚之军制,问题不会太大。
       尽管我们将大旆与大殿编列到雁行之阵,以大旆及左右旆共五乘组成前驱摧锋车,以大殿系列共五乘组成后殿车,但是仍有许多的困惑,例如,如果是组成方阵,可能的方案是:前驱五乘,大旆居中,中军六乘,乘车和政车居中,后殿五乘,以大殿居中。这种方阵如何接战和变换,限于材料和学识,我们未能解决。可资参考的是《左传》记载有一些反映前驱、后殿车的实战材料,如:(1)隐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伐郑之役,“子元、斗御强、斗梧、耿之不比为旆,斗班、王孙游、王孙喜殿”。(2)闵二年卫国御狄之役,“黄夷前驱,孔婴齐殿”。(3)襄十四年楚伐吴(棠之役),“子囊殿”。(4)襄十八年齐晋平阴之役,齐军败逃,“夙沙卫连大车以塞隧而殿。殖绰、郭最曰:‘子殿国师,齐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5)襄二十三年齐侯伐卫之役,“先驱,谷荣御王孙挥,召扬为右;申驱,成秩御莒恒,申鲜虞之傅挚为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为右,烛庸之越驷乘。”(6)定八年鲁阳虎伐三桓,“阳虎前驱。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铍、盾夹之,阳越殿。”(7)哀二年郑助齐输范氏粟而与晋赵鞅遇于戚,阳虎日:“吾车少,以兵车之旆与罕、驷兵车先陈。罕、驷自后随而从之,彼见吾貌,必有惧心,于是乎会之,必大败之。”从之。又郑师遁,“(子)姚、(子)般、公孙林殿而射”。(8)哀八年宋伐曹旋师,“褚师子肥殿”。(9)僖二十八年卫侯返国,“公子敞犬、华仲前驱”。这些材料中,以标明后殿车车左的最多,除第1条、第7条外,其余均明指一人为殿,用大殿的可能性最大。在《左传》所记车中,除戎车以外,即以大殿次数最多,足见其重要性,齐侯伐卫之役的大殿甚至用了驷乘以加强防守能力。至于大旆,因材料较少,情况不明,但也不排除是与大殿一样,在两偏(两列)之外充当自由车,大旆或如古书所载,兼用作致师时单车挑战之广车。
       (责任编辑 桂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