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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
       桂林已经有了二千一百年的历史，但是，公元二一○○年之后，还有桂林吗？
       唐代大文豪韩愈把桂林当成美女，“江作青罗带，山为碧玉簪”。当代著名诗人贺敬之则把桂林之美譬喻为祖国的笑容：
       桂林的山，
       桂林的水，
       祖国的笑容这样美！
       充满了亲切感和时代感，境界高远。
       记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张宣传桂林新貌的照片：一溜新建的居民楼，两层高，坡顶，尺度和形象与山水相和谐，成为桂林的一张新名片。五十至七十年代，北京、广州的建筑师和桂林的建筑师一起，设计了月牙楼、伏波楼、白龙桥、杉湖岛上水榭等与山水结合的建筑，也取得较好的效果。
       桂林是吴先生最关注的城市之一。一九七八年吴先生重来桂林时，在有关会议上发表了长篇演讲，对桂林城市规划、山水景观、建筑设计等提出了具体建议。他说：“桂林既有城市之美，又有山林之美，建筑与山林交织一体，自然美与建筑美相融合。这个特点是世界风景城市中所少见的，当然也为城市发展出了难题。”正因为是“难题”，更加不能粗心大意，更加不能随心所欲。当时，他就对桂林某位领导同志的话提出了批评。那位领导说：“（风景）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果真如此，也就不存在什么“难题”了。
       在桂林总体规划（一九八五至二○○○）完成之后，吴先生亲自率领自己的学生赵大壮、文国伟等，于一九八七年底完成了桂林市中心区详细规划。吴先生指出：“历史上的桂林以其‘山—水—城’的有机统一与平衡构成它特有的模式和独特的城市景观”，“如果破坏了它的有机与平衡，例如由于城市的无限扩大，使自然空间与风景相对缩小，再加上土地的混乱使用，高层建筑的杂乱建造，山与水因之相对逊色，则桂林就有降为一般城市的危险。”因而，这个详细规划特别强调“保护自然山水景观与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维护“山—水—城”的独特模式，对建筑物的高度、建筑物与水边的距离等因素加以严格控制，维护其“自然的山水景观与历史文化名城特征”。但是，过了不久，桂林即决定在伏龙洲建设高层宾馆，严重威胁城市山水风貌，置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于不顾。此举引起全国规划界建筑界的严重不安，争论直接反映到国家建设部。吴先生回忆说：“当时反对的意见得到建设部叶如棠部长的支持，那个大厦终于没有建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干部的更替（“新官上任三把火”），建设项目的匆匆上马，谁又能够及时地、有力地来维护桂林的合理的山—水—城的和谐格局呢？
       近年来，桂林完成了两江四湖（漓江、桃花江，榕湖、杉湖、丽泽湖和桂湖）环城水系的清理和沟通，水滨和风景区的景观绿化也旧貌换了新颜，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一个流连休息的绿色环境。与此同时，市中心区的新建筑也放胆长高长大起来，与青山比高低，与绿水拉近乎，江面上架起了进口的桥梁，杉湖上出现了高高尖尖的铜塔（据说铜塔的高度还创了世界纪录）……水面上，挤满了高楼的倒影，而青山则蹲在大厦的背后。再发展下去，总会有山穷水尽的一天。
       吴先生已经多年未到桂林。当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他时，他沉默了。北京有北京的难题，桂林有桂林的难题。建设部部长叶如棠管得了桂林的高楼，管不了北京的大厦；管桂林管一次，能天天管、月月管、年年管吗？
       当桂林涂上胭脂，露出金牙时，她的笑容仍那么美吗？
       叶如棠
       吴先生谈北京、谈桂林，多次提到叶如棠部长。
       叶如棠一九六五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于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院长任上，被点名荣任国家建设部部长。当了两三年部长之后，却被降为副部长。但他心安理得，真正能上能下，照样兢兢业业，文质彬彬。他曾回忆说，当时被提名做部长候选人者还有长春市市长宋春华、武汉市副市长赵宝江和广州市副市长石安海，他们也是六十年代中期清华建筑系的毕业生。后来，宋春华、赵宝江当了建设部副部长。加上周干峙副部长，前后共有四位部长、副部长是自己的学生，这对吴先生的事业是莫大的支持和安慰。师生的情谊，学识的承传，共同的理想，化作了建设祖国的智慧和动力。中国建筑学会前后两任理事长是叶如棠、宋春华，吴先生一直任副理事长，同样心安理得，其乐融融。
       记得是一九五九年年底，我第二次来到桂林。我们一个小班（建筑学专业城市规划专门化）的同学在桂林实习。正逢国庆十周年，建设部在桂林举办一个城市规划展览会。我们正在参观展览。年轻的女讲解员动情地朗诵完韩愈的诗句，开始讲解桂林城市规划方案。突然跑进来一位官员（大约半年后，才晓得他是建设部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命令我们立即离开展厅。接着，进来几位干部或首长或专家模样的人。他们也来参观展览，所以要“净场”，要把我们统统赶走。我们这群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经过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九年两次运动的教训，已经变得十分驯服，没有异议也没有愤怒，像一群羔羊一样被赶了出来。——此时，我见到的桂林山水，一下子变丑了。
       此事与桂林无关，但发生在桂林。此事也与建设部部长叶如棠无关，他当时大概还是清华建筑系一年级学生。后来遇到叶如棠部长，我就想，如果是他当部长，一定不会发生那次“净场”的事。他仍然那样文质彬彬，跟当学生时差不多。他写得一手好字。一九九四年，我请他为一个拟议中的杂志题词写刊名，他都写。隔了一年多，他还记起这事，问我那杂志办得如何了。其实那个杂志已胎死腹中，并没有办成。
       叶如棠当部长、副部长时，被推选为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一位政府官员兼任建设学术界的头头，有些人可能只视为荣誉头衔，而叶如棠却当得认真，不负众望。一九九三年，国际建筑师协会在美国芝加哥召开会议，叶如棠亲自率领中国建筑师代表团与会。会上，包括中国在内，共有六个国家的代表团提出申办一九九九年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鉴于过去中国曾三次申办三次失利的经验，这一次中国代表团在叶如棠主持下做了极其周全和认真的准备，终于击败其他五个国家，争得了世纪最后一次大会的主办权。其后六七年间，叶如棠作为建设部副部长和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作为一个资深建筑师，为这次大会的召开做了大量工作。为了让中国的青年建筑师和建筑学学生能优惠或免费参加这次世界大会，他多方设法为大家筹足了经费。北京会议胜利举行，会上通过了由吴良镛先生起草的《北京宪章》，并授予叶如棠“为促进建筑事业发展做出杰出贡献”奖。吴先生认为，叶如棠获此殊荣当之无愧。中国建筑界同仁，尤其对比当年中国申办二○○○年奥运会失利，更对叶如棠的努力和智慧，深表感激和钦佩。
       曲阜
       曲阜是以孔庙、孔府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一座“庙城”，旧城墙早已被拆除，但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整个城市形态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一九七九年，清华建筑系师生在吴先生亲自主持下，在曲阜进行调研考察，并为曲阜的发展规划提出了建议，建议以旧城为中心，以东西、南北二轴组成“十字花瓣”形总体布局，东为新城区，西为文教区，北为孔林，南为“雪泉”文化风景区，保持旧城的历史风貌，突显旧城的文化价值。吴先生说：“这个总体布局模式基本上为主管部门所接受。二十多年来的发展没有超出这个模式。”但新建筑的选址和体量、造型却已留下遗憾。当时，吴先生对在旧城鼓楼前已经建成的新华书店和陋巷附近正在动工的剧院都提出了批评，认为它们喧宾夺主。省领导已同意吴先生的批评，打算对已动工的剧院加以修改，减小体量，另塑体形形象并改作他用。吴先生说：“结果还是被‘钻了空子’，建了起来，与旧城风貌极不相称。”对此，吴先生有点愤愤然。这类问题，在北京、桂林、曲阜都比较突出，在上海、厦门就显然宽松多了。
       剧院建成之后，我也见过，想过。书店和剧场，都是文化建筑，也为居民所需。规划和设计没有做好，当时主要还是对古城保护的认识问题和建筑设计的水平问题，跟目前许多城市出现的商业炒作、官商勾结和一意孤行，有所不同。
       一九八五年，在二孔边上，拆了孔府的几间附属用房，形成一片“空地”。在这片空地上，由建筑大师戴念慈（中国工程院院士，建设部副部长，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设计，建造了阙里宾舍（高级宾馆），跟二孔挤在一起，而且挤得满满当当。建成之日，开了座谈会，与会者无不好声一片，赞扬有加。吴先生却认为：“二孔边上这片‘空地’，不应该匆匆占用。”但是，这片空地，既是建筑师的一块“宝地”，也是商业炒作中的一块“宝地”。同一时期内，北京的香山饭店，不是也抢占了静宜园的地盘吗。
       一九八九年四月，报上传出消息：“国家将在曲阜投放巨资，迁出现有四万居民中的四分之三，兴建包括孔子故里博物馆、孔子六艺馆、十里长亭、百户街等大批新建筑……”看那架势是弃城市规划于不顾，要对旧城大动干戈了。如今，十六年已经过去。不知那些迁走了或留下来的老居民，如今仍“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安居乐业么。
       一九九九年建成的孔子研究院（一期工程），由吴先生主持设计。这是一项很特殊的文化建筑，设计者一开始先考虑城市设计问题，注意新旧结合，发掘文化内涵，吸取旧城中新华书店、剧院和阙里宾舍的经验教训，终于完成了一个“高台明堂”式的设计，包括吴先生自己在内，各方都较为满意。吴先生回忆：“在建筑创作过程中，我既是总建筑师，同时又是导师。第一，导师要珍惜每一个学生的思想火花，只要能够运用，就要尽可能地加以采纳。第二，在设计集体里面，我又是工程主持人，要协调好同学们的建议。要让同学们知道，应该自觉地培养这种设计观念，即协调总体与局部的关系。所以我对学生的方案和主意，好的当时就肯定，不好的三天后‘枪毙’，绝不在三天之内。因为在三天之内他都觉得自己的方案和主意好的不得了，三天之后等他冷静下来了再与之研究他就比较容易接受了。”在孔子故里，当今建筑学、城市规划学一代大师与他的弟子间的情谊，既落实在新起的殿堂上，也洋溢在浓浓的文化探索的氛围中——一阕新的杏坛佳话。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南通
       由吴先生领衔并由他与他的学生、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设计大师何玉如先生合作主持设计的南通博物馆刚刚落成。被吴先生称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南通，已一跃成为一个范例，一个经典。
       张謇，清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状元及第，回到故乡南通，从一八九五年起，以后半生三十年的时光及其远见卓识和坚强毅力，建设了近代化的南通新城——与中国原有古城的守成、沿进或在殖民者控制下的开埠、开发不同，张謇和南通走的是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近代生产，符合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利益的道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吴先生在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有关条目时，曾提到张謇在南通的城市建设实践。二○○二年，吴先生到南通作首次调查，从城市现状、历史文献、民间资料作综合研究，并与同时期内中外城市发展史、国际上已有的城市建设思想相比较，提出了南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的论点。这一论点，已在业内传开。对南通人来说，更无异于发现一个大金矿，一个掩埋多年的盖世文物。有人想以此进行“炒作”，理所当然为吴先生所坚决反对。
       张謇所直接倡导实施的南通建设，主要是新城区，也包括已有千年历史的南通旧城。在新城区：工业、农垦、盐垦、陆海交通、水利、商业、文化教育、娱乐设施和公用公益事业的建设，形成工业、港口和居住三个新区。三个新区相对独立，与旧城相距各约六公里，形成一旧城三新区（镇）的空间布局，极富新意。在旧城区也同时增建行政、金融、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和娱乐、服务设施，改进旧城环境和生活条件。除新区和旧城建设外，张謇还进一步谋求城镇和农村的整体协调发展。吴先生认为，当时的南通，已经“形成一城多镇、城乡相间、布局合理的多层次城镇布局，确定了其在中国近代城市建设史上的独特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张謇的思想和实践的可贵之处，在于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坚强决心，符合世界潮流的时代意识和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的独立奋斗精神。“在中国近代城市思想史和城市建设实践史上，张謇是‘近代中国城市建设第一人’。”这是吴先生提出的第二个“第一”。
       南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但其史料的进一步发掘，理论和思想的进一步梳理，不同学术观点的论争，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早于张謇启动南通新区建设之前将近半个世纪，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即在沿海、沿江地区慢慢展开，所取得的进展和成绩，也并非全是殖民者所为。新翻历史，故地重游，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地位，可能会受到挑战，而张謇这个状元，他作为“近代南通的奠基者”，作为“近代中国城市建设第一人”的历史地位，却似乎要明朗一些。
       胡适曾称张謇是“失败的英雄”，但张謇在城市建设实践中的成就和思想，都证明他是一个胜利者。
       张謇是翁同的学生。翁的另一个学生载（光绪皇帝），也有志于改革，但在保守势力的钳制之下，全归于失败。张謇偏处一隅，较少受到掣肘，较少名利牵挂（状元已是最高“职称”，似也不必为“政绩”操心）。跟他的许多同僚相比，跟光绪皇帝相比，他有更多的自由，而且拥有一个可操作的平台。这是张謇的幸运。将近百年之后，张謇遇到吴良镛院士，得以张扬其政绩，宣扬其理论和思想，也是他的幸运。综观今日中国城市建设，规模大，成就也大，但那些触目惊心的建设性破坏，那些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那些逼迁和腐败，真不如一百年前的张状元了。
       不久前，鄙人坐车走过珠江三角洲某市一条大街，极短时间内，就有三块“××市手外科医院”的大招牌从眼皮下闪过。觉得奇怪，一打听，说是：光是珠三角地区，每年就有三万名打工仔、打工妹，被机器或别的什么东西轧掉四万多只手指。凄然惶然之余，想起中国煤矿利润丰厚、官员们争相投资、矿难频仍的“连锁”现象，不禁推想到，是否已有官员投资于手外科医院么？
       周干峙、林志群
       有两位官员，也是吴先生的两位学生，加入了吴先生人居环境学研究工作的行列。一位是周干峙，建设部副部长。一位是林志群，建设部科技局局长（就是现在的司长）。他们分别于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进入清华，是建筑系第二班、第三班的学生。
       哈佛建筑学院院长塞蒂（Sert)于四十年代出版了《我们的城市能否存在？》一书，一九七二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委员会印发了《只有一个地球！》先后为城市和环境问题敲响了警钟。约在八十年代后期，《只有一个地球！》有了中文译本。有一天，吴先生在建筑系图书馆指着这本中文书对我说:“只有一个地球，也只有一个北京！”那时候，国人对城市问题和环境问题的忧虑，仍然局限在少数人的思维中。有一段时间，建设部曾用了一个长长的名字，叫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但是，无论在城在乡，建设与环保却常常成为矛盾和冤家。后来，“建设”和“环保”就分了家。
       一九八二年，吴、周、林师生仨合作发表《住房·环境·城乡建设》长篇报告，从居高临下的角度，指出了我国存在的人口压力、住房问题、土地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的严重性，阐明了有关的方针政策。一九九三年，师生仨又发表《我国建设事业的今天与明天》一文，第一次提出在我国建立“人居环境学”，指出这是一门“建立和发展以环境和人的生产与生活活动为基点，研究从建设到城镇的人工与自然环境的‘保护与发展’的学科”。
       三个诸葛亮，走过建筑学，走过城市规划学，又一起走进人居环境学的新天地。
       一九九九年，吴先生在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提出了“良好的人居环境与和谐的社会同时缔造”的理论和主张。二○○一年，吴先生出版了《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一书。至此，人居环境科学，终于有了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
       作为建设部的官员，周干峙、林志群在对国内外有关的政府资源方面的了解与掌握会更及时更全面，研究分析问题时，有更强的政策性和可行性，成为吴先生所倡导的人居环境学这一巨大研究课题的“科学共同体”中最初的合作者。切磋学术，薪火相传，也其乐无穷矣。
       周干峙从专业人员而为政府部长，进而步入双院士的行列，与吴先生一起，成为中国城建界仅有的两位双院士。在我国，有不少“长”字辈的学者或非学者，成了科学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其中也掺和着学术腐败和对虚荣的怂恿，早已引起学界中的纷纷议论。我问吴先生：“你们三个人中，就有四个院士。周部长真有那么大的学问吗？”吴先生说：“他在河北、天津、北京做过多年的专业工作和基层领导，有丰富的经验，又踏实认真。”他仍然尊吴先生为师。他是一位官员型的学者。
       林志群则是一位学者型的官员，在部里当官，不时有学术文章问世。他是我的同乡，他的父亲在解放前是汕头市一位有名的神职人员，他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一九九○或一九九一年，在一次学术会上，他对我说想出一本文集，但目前还不行。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他认为不该过分张扬自己。今年，在他逝世十二周年时，他的文集终于出版了。吴先生为之作序，盛赞作者一生敬业，两袖清风，不改其书生本色。吴先生回忆道：“一九五○年底，我从美国回国。一九五一年初，我第一次参加教学活动，见到林志群新做的建筑设计课程作业，简洁、理性、严谨，显得十分突出。他的那个设计方案的布局，我至今还记得个大概。不久，他跑到我的宿舍来，希望我能指导他的毕业论文，我当然很乐意。后来，由于抗美援朝运动，毕业论文未能照常进行……”五十多年的时间洪流，冲不淡师生间的学术情谊。当学生时，林志群是一位高才生，当官员时，他是一位有真学问的官员，那学问绝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