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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北宋文人集会盛行，集会诗数量巨大。北宋中期以前，集会诗歌不以人际关系为表现重点。元祐时期，苏门文人的亲密关系与频繁唱和促使集会诗歌渐以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为观照焦点，普遍形成一种“人我对举”的表达模式；发展到极致，即形成面面俱到、揄扬群公的“八仙体”。北宋集会诗中“人”“我”关系的观照视角、表达模式变化显示了北宋诗人对诗歌交际功能加深认识与自觉运用的渐进过程。
       [关键词]集会诗；人我关系；“八仙体”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8)03-0310-04
       赵宋王朝实行崇儒尚文的国策，这使北宋文人群体进一步扩大。由于群体意识日益增强，在北宋文人集会活动的规模和频率大大超过前代，不但盛行于宫廷内、京城里，而且蔓延到各地方；集会主体既有公卿大臣也包括举子书生，涉及文人群体的各层面，几乎成为宋代文人的一种重要活动方式和生活内容。而无论是京城翰苑诸公的宴集或是地方士子的结社，作诗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一次宴集往往诗歌酬唱达几十首之多，北宋集会背景下产生的诗歌数量十分惊人。与所有的文人集会一样，宋代的文人集会也是交际与娱乐的场合，这就决定了宋代的雅集诗歌具有相当程度的交际性质与功能。如果以纯艺术的标准衡量，一些交际应酬之作价值有限，但如果把它放在更宽广的视野中考察，关注创作主体的状态，探求诗歌生成的环境，会发现其中包蕴着丰富的内涵。一般来讲，作品风貌多少会受到创作背景影响，就集会诗歌而言，文人群体创作的环境和集会的交际应酬功能不断被开发和运用，必定促成集会诗歌在内容、形式和风格上呈现独特之处。本文拟针对北宋不同时期的集会诗歌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不同表现方式，分析诗歌功能与写作者的观照角度以及表达模式三者之间的互动变化，并进一步阐明宋代文人群体对雅集与雅集创作的交际性质与功能的认识和运用是一个逐渐深入、自觉的过程。
       一
       集会诗具有交际性质，集会成员及其相互关系在诗中必然有所体现，或在诗题中提示、或在诗序中说明、或在自注中补充。一些诗歌出现了人我对举的句式，另外一些诗歌则径以集会成员及人际关系为主题。不过，集会诗中人我关系的表现方式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以元祐时期为重要分界。
       元祐之前的文人集会创作，虽也具有交际性质，但人际关系完全不是诗歌要表现的内容。如杨亿的《诸公于石氏东斋宴郑工部分韵得悲秋浮并序》：
       古者会友以文，赋诗言志。良辰美景，胥遇几稀；衔杯漱醪，其乐无量。矧石氏二公，克承堂构，孝谨不衰；荥阳郑公，杰出士林，名声籍甚。以久要之契，伸一献之娱。而我阁老昌武与二三大夫，退食自公，方驾而至。乘秋高会，卜夜纵谈，抵掌盱衡，樽罍方洽，峨冠侧弁，星汉未斜。将何以穷绮席之宴嬉，尽金壶之漏刻。盍赋一时之事，各陈二雅之言。物无遁形，咸抽秘思。朝多君子，庶为美谈云耳。
       楚客登临处，离怀重隐忧。二毛初入鬓，一叶早惊秋。
       旅雁他乡思，悲笳绝塞愁。凭何遣羁绪，菊蕊满杯浮。
       诗人把对集会成员的介绍和称扬放在序里，诗歌则集中笔力抒写自己的悲秋之情，完全不涉及集会成员。又如西昆酬唱，馆阁诸公多就同一诗题如《无题》、《泪》、《柳絮》等各骋才华，诗中也不涉及唱和者之间的关系；欧阳修、司马光、梅尧臣等和王安石的《明妃曲》亦是如此。有一些诗歌以集会本身为表现对象，如梅尧臣的《二十一日同韩持国陈和叔骐骥院遇雪往李廷老家饮予暮又赴刘原父招与江邻几谢公仪饮》诗云：“少年气若虹，屡起鄱阳谑。壮语士胆开，狂诃僮指愕。间或美笑言，又或跪酬酢。或如猿狙跳，或类虎豹攫。或度秦客辞，或纵灌夫恶。杯盂或迁掷，履舄或搀错”，诗人描述集会的情形，形容参与者的言行，他们的名字已在诗题中点出，在诗中却并无各自面目，只以“或”来指代。又如梅尧臣的《同蔡君谟江邻几观宋中道书画》云：“钟王真迹尚可睹，欧褚遗墨非因模。开元大历名流夥，一一手泽存有余。行草楷正大小异，点画劲宛精神殊。坐中邻几素近视，最辨纤悉时惊吁。逡巡蔡侯得所得，索研铺纸才须臾。一扫一幅太快健，檀溪跃过瘦的颅。观书已毕复观画，数轴江吴种稻图。”作者历述所见珍贵书画真迹，以及江邻几深辨纤悉的赏鉴、蔡襄传神快健的临摹，而不及其它在诗中，作者与集会成员一体，处于同样的位置，取同样的视角，他们之间不构成较高、较低或对立的关系。再如韩维的《和圣俞饮会之作》：“幕府多俊良，乘间得邀命。陈觞四座合，清笑发高兴。冰梨走咸黾，霜桔荐穰邓。肴羞愧无珍，粗竭我家称。礼酬嫌已拘，戏罚甘太横。诗诵唐人为，议法汉儒正。新嘲时巧发，诡令或孤进。聊矜一时快，岂校负与胜。行觞昆弟别，且乐宾友盛。但愿会合频，醉日敢辞并；苏颂《景德寺饮会丘思同作述怀诗兼记一时之事见约同赋辄次元韵》云：“濒江多胜宇，兹地更推高。结友为文会，开樽较饮豪。春华今始盛，圣代况亲遭。美景堪行乐，雄谈任叫号。异味频登俎，良庖旋奏刀。官途蜗角斗，世事猬森毛。……暂适惟诗酒，难兼是燕敖。纵欢忘倦厌，论契甚坚牢……”这类诗歌皆首述集会之欢乐，次叙宴饮之丰盛，再次述怀、感慨，亦是着眼于整个集会活动。综上所举数例，可知元祐前的集会诗中，人我或是人物之间的关系不是诗人所关注、诗歌所表现的重点。‘
       二
       集会诗中人我关系的表现方式在元祐时期发生了转折。
       元祐诗歌较多地表现人我关系，普遍形成了一种“人我对举”的表达模式。苏轼诗如：“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绝十年迟”；“凄凉楚些缘吾发，邂逅秦淮为子留”“掇我东坡无限睡，赏君南浦不赀风”；“汝辈何曾堪一笑，吾侪相复对三人”；如此诗句，有好几十处。黄庭坚诗如：“道学归吾子，言诗起老夫”；“顾我何人敢推挽，看君桃李合成蹊”；“谁谓石渠刘校尉，来依绛帐马荆州”；陈师道诗如：“过我可为千日醉，从公难以百钱游”；“痴子未知天上乐，先生今解世问书”；“斗食吾堪老，词场尔向荣”，等等。在这个“人我对举”的表达模式中，诗人对朋友或赞扬、或勉励、或劝慰、或调侃，对自己则自许、自勉或自嘲、自谦。在诗中，作者与他人处于相对的位置，他人的特质与自我意识构成了一种对应关系，人、我关系成为集会诗歌表现的重点。
       人、我关系开始成为集会诗歌的表现内容，原因在于元祐诗坛唱和风气大盛以及唱和形式的发展。在苏门诗人扇扬下，元祐诗坛雅集频频，诗人们你唱我和，往复赠答，不但发展了诗歌的应酬功能，也加强了唱和诗的对话性质，诗歌由诗人各自的内心独白变成诗人之问的交谈，自然形成人我对举的表达模式，人际关系因此也成为诗歌题材。
       一对一的唱和关系形成“公”一“我”对举的表达模式，一对多的唱和则形成诗中“群公”一“我”对举模式。例如，王安石的《和刘贡父宴集之作》：“冯侯天马壮不羁，韩侯白鹭下清池。刘侯羽翰秋欲击，吴侯葩萼春争披。沈侯玉雪照人洁，校洒已见江湖姿。惟予貌丑骇公等，自镜亦正如蒙供。忘形论交喜有得，杯酒邂逅今良时。心亲不复异新旧，便脱巾屦相谐嬉”；黄庭坚的《同王稚川晏叔原饭
       寂照房得房字》：“高人住宝坊，重客款斋房。市声尤在耳，静虚生白光。……斯游岂易得，渊对妙壕梁。雅雅王稚川，易亲复难忘。晏子与人交，风义盛激昂。两公盛才力，宫锦丽文章。鄙夫得秀句，成诵更怀藏；晁补之的《同鲁直文潜饮刑部杜君章家次封丘杜观仲韵》云：“廷尉风流才绝尘，最怜高髻歌阳春。两鬟亦解倚瑟语，催送花前红袖舞。黄张翰墨海内名，席上生风清夏宇。封丘自倚笔势豪，不怕当筵赋鹦鹉。……斗酒双鱼何足贵，李侯气许山东吏。正须新面杂青槐，千里紫莼江上来。长船刻玉流霞动，快引不须帆橹送。自作新词碧牡丹，箸击杯翻钗坠凤。”这些诗歌皆在叙述集会情形之外，对群公一一描述和称扬，以自谦作结。
       以人我关系为题材的集会诗发展到极端，就从诗中有人变成“人”成为诗的全部，集会背景几乎被省略，只剩下一幅“群公”与“我”的画像。如《王直方诗话》载：“癸未正月三日徐师川、胡少汲、谢夷季、林子仁、潘邠老、吴君裕、饶次守、杨信祖、吴迪吉见过，会饮于赋归堂”，潘邠老“作诗历数其人云：胡子云中白鹤，林生初发芙蓉。吴十九成雅奏，饶三百炼奇锋。南州复见高士，东山行起谢公。信祖真成德祖，立之无愧行中。吴生可兵南郡，老夫宁附石崇”；又如释德洪《同世承世英世隆三伯仲蔡定国刘达道登滕王阁》：“承英连璧光照座，更著阿隆如鼎安。老兵先驰启关钥，西山奔走登栏杆。刘郎端默自凝远，蔡侯奋髯牙齿寒。但余衰老百无用，搜句倚栏方细看”；再如唐庚的《会饮尉厅效八仙体》：“尉公不添东州英，坐上拍满尊中盈。令尹学道眼目明，作佛肯后灵运成。户掾句法令人惊，登坛抗臂从我盟。法曹静如不能鸣，胸中自有百万兵。会稽少年富才情，墨竹中含楚辞声。泮宫老人驾虚名，赋诗饮酒畏后生”。唐庚所言“八仙体”，即是杜甫《饮中八仙歌》的体式。《饮中八仙歌》宛如一幅群像画，杜甫以精练的语言、素描的笔法描绘了贺知章、李白、焦遂、张旭等八个嗜酒之人各具特色的豪放豁达。这种体式在唐代为所仅见，宋代却多有继踵者，如上述各例。但是，二者形式虽然相似，实质却有区别。杜诗中八人并未聚会，甚至不一定都有交往关系，是作者将他们归纳并列，而作者本人又不在诗中，这样一幅酒仙群像显然没有应酬动机和交际性质。宋代“八仙体”诗则属于集会赠答之作，作者自己亦是诗中群像之一。动机倾向决定表现方式，表现方式又影响作品结构特征，之所以北宋出现以人际关系为主题的“八仙体”诗歌，并且作者自己取谦抑姿态，在诗中揄扬诸人，是因为诗人意识到诗歌是一种交际工具，在集会场合需要运用它的交际功能。也正因为交际场合往往要作诗，“八仙体”则正好提供了现成的套路。如黄庭坚《饮城南即事》开头数句略述景致，随后便历数其人加以赞许：“著作文章名誉早，不愧汉庭御史祖。元城茂宰民父母，境不飞蝗河渡虎。何侯家世看丰碑，墨磨万卷心奇古。颍阴从事江左贤，八咏楼高风月苦。刘郎曾眠武陵源，好在桃花觅处所。鄙夫漫有腹便便，懒书欲眠谁比数。一笑相欢自难得，看朱成碧更起舞”，如此敷衍成篇，甚不费力。故以人际关系为题材的“八仙体”集会诗愈来愈多。
       三
       集会诗中越来越多地表现人我关系，显示宋代文人群体对人际交往的重视。随着文人间交往愈加密切，群体意识、结盟意识也逐渐自觉并增强，这一点从诗中人物由“公”到“群公”的变化可以窥见。而“八仙体”诗中的群公，往往就是一个小的文学集团或派别。如晁补之《饮酒二十首同苏翰林先生次韵追和陶渊明》诗云：“黄子似渊明，城市亦复真。陈君有道举，化行间井淳。张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高才更难及，淮海一髯秦)；张耒《赠李德载二首》诗亦云：“长公波涛万顷海，少公峭拔千寻麓。黄郎萧萧日下鹤，陈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丽若桃李，晁论峥嵘走珠玉”，这两首诗分别列举形容了苏门成员的人格特质及各自的文学创作特色，显示了苏轼及其门人非常自觉的结盟意识。另外，从有针对性的一唱一和、彼倡我答到以一对多、面面俱到，从人我并举到谦抑自己、揄扬群公的态度也显示了诗人对诗歌交际应酬性质和功能的进一步认识和运用。不过，宋人往往以文章、道德、才性、气质结交，诗中所赞美的多着眼于此。略举数例，如谢逸的《吴迪吉载酒永安寺会者十一分韵赋诗以字为韵予用逸字》云：“子珍乐易人，开谈见胸臆。宗鲁与人交，坦然无畛域。君泽学古谈，论议简而质。伯更廊庙具，绿发居师席。泽民泮水英，每试辄中的。叔野饱书史，胸中万卷积。文美秉天机，温如苍玉璧。文康气雄豪，目睨天宇窄。中邦最清修，操履有绳尺。乐之似长康，痴绝故无匹。坐客皆奇才，椎钝莫如逸”；又如刘挚的《送邹泽民还澧阳》云：“泽民气闽侈，词笔如戈挥。狂鹗但思击，生马不可赣。彦修韵寒苦，独以经史肥。捩眼鄙俗调，攘臂谈圣微。直夫名流子，学性无愆违。冰玉莹表里，芝兰自芳菲。嗟吾实款段，骐骥安可希”；再如释德洪的《次韵叶集之同秀实敦素道夫游北山会周氏书房》云：“王郎本豪放，富贵缠缚之。颇复厌丝竹，来听松风悲。叶侯须似棘，谈兵辄纷披。恃此文武胆，英气吞北西。正直威鬼神，动欲焚淫祠。道夫忧国心，造次常念兹。事功未人手，愤酒谁共酾。正恐追老范，一吐胸中奇。委实气刚大，归宿未易期。新诗弄清婉，霜晓临湘湄。钟山冠世境，登赏乃所宜。林间见隐者，面有无求姿”，诗例甚多，容不赘举。在这些诗歌中，作者表达对朋友们的褒扬认同，这无疑有助于加深彼此的情谊和对群体的认同感、归属感；诗歌在传播过程中又不断扩大影响，引导社会评价，从而取得更多人和更大范围的认同与依附，一定程度上又为文学团体和流派的形成提供了联系的媒介和纽带。
       交际、娱乐、创作本来是文人集会固有的功能，宋前文人集会可能并无自觉的交际意识；明清之际社集昌盛，功利性目的则十分突出，文人们以诗为贽交往名流，彼此借重以延声扬誉。而北宋的这些以人际关系为主题的集会诗虽然有应酬的性质，但诗中对诸人才性、气质、道德、文章的评价毕竟有着志同道合、相知相得的基础，因此与后世的那些为了声气标榜、交游结纳而缺乏真挚情感和思想内涵的纯粹应酬之作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而宋代集会诗对人际关系的观照角度、表现方式也显示了宋代士大夫群体在群体人格、价值取向、审美观念等方面的独特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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