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春秋学对明代文学变迁的影响甚大，以春秋学为代表的明代经学受理学影响，呈现衰落之势。为救经学之失，因史证经成为普遍认可的解经方式。明代学术重心随之发生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换，由此引发史学的兴起。而在阳明心学影响下，以史证心的史学观念兼之以文辞论的流行引发了由史学向文学的转化。
[关键词]春秋学；左传；历史；文学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8)03-0306-04
一、因史证经与由经入史
《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的编纂奠定了明代以理学为本的文化根基，李贤《薛公瑄神道碑》云：“由是，天下士习一归于正。”理学思想向各个学术领域渗透，经学的理学化更为普遍。汉晋唐经学以传注、笺解、义疏为主，称章句之学，而转相称述，经久生弊。至宋，经学再变，除汉儒章句之学的繁琐之弊，直指性命。但是，其弊端亦逐渐呈露，钱谦益《新刻十三经注疏序》云：“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也。离经而讲道，贤者高自标目，务胜于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穷诘。则宋之诸儒扫除章句者，导其先路也。……儒林与道学分，而古人传注、笺解、义疏之学转相讲述者，无复遗种。此亦古今经术升降绝续之大端也。经学之熄也，降而为经义；道学之偷也，流而为俗学。”钱谦益概括得很准确，明代经学正是向他所说的两个方向发展。一为经义之学，二为虚伪世俗之道学。经义之学为官方化的结果，世俗之学则为道学化的结果。经学在科举体制下，支离肤浅，破裂经义，更兼以利禄所诱，徒然成为修饰自美之途；而论道学者，更离弃六经轨途，立异尚新。
为救经学之失，以史学的实事补经学的空疏成为必然选择。经学向史学的学术转换是如何发生的呢?本文即以《
春秋》为例，从明代春秋学的学术逻辑和历史发展中疏理出经学向史学和文学转换的线索，为明代文学研究提供一条思考路径。明永乐间，胡广奉敕撰《春秋大全》70卷，顾炎武指出：“《春秋大全》则全袭元人汪克宽《胡传纂修》，但改其中‘愚按’二字为‘汪氏日’，及添庐陵李氏等一二条而已。”这便埋下了经学转变的可能。明初以来，解《
春秋》一尊《胡传》并参三部《大全》，是明初春秋学的全部内容，其流弊可想而知。对胡安国传，后世议论甚多。朱子云：“胡《春秋传》有牵强处。”此后，对胡传的议论也集中在这里，特别是贬胡传者多似朱子，指胡传多违背《
春秋》本旨，过多生发。如陆粲《春秋胡传辨疑》认为“胡氏说经，或失于过求，词不厌烦而圣人之意愈晦。”黄正色《春秋翼附序》：“一旦胡安国氏排众说起，遂举二千许年未竞之狱一成而牢不可移。”(卷首)胡安国传发挥尊王攘夷之义，并以遏人欲、存天理的理学精神为立论基础，忽视了《
春秋》史的性质，故这种修正主要针对胡传以义理说经之失，而以史救之。郝敬明言：“舍三传而知《
春秋》，不可一日无者，乃为真知春秋。”(卷首)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明代经学发生向史学的转变。另外，还有一个现实原因使经学发生变化。明代士人应《
春秋》试皆以胡传为主，而在《
春秋》试中，虽以经文命题，实以传文立义。若以传立义，则不能不详于史事。三传之中，惟“《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事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左传》成为明代唯《大全》是依背景下士人必读书，由《左传》而入史学，再由史人文，便是很自然的事情。故其学术指向便由假经以明传，变为因传以明经，以补救胡传之失。欲因传以明经，便须由《左传》人手。《左传》开始引领学术风尚的变化。《
春秋》包含着微言大义，故解《
春秋》就是要寻绎其所深蕴的精义，要通过“考据事实，以求圣人笔削之旨”。明代诸家研治《
春秋》的学者大多强调《左传》的重要性，如《春秋亿序》认为：“即以《
春秋》之本文，独行于世，千载之下，虽圣人复起，不能指其词之所之也，故学者不得不据传以求经。”因此才形成了“今之说《
春秋》者，颇以《左氏》为之证而参以《公》、《谷》二家，彼其因事以属词，缘词以命例，宜无不同。事同则词同，词同则命例宜无不同，然则正变相错，权衡互异”的学术风尚(卷首)。更进一步，李维桢《春秋四传童习序》甚至说：“十三经故有注，《
春秋》居其三，三者以传当经自《左氏》始。”(卷7)
徐复观《左氏‘以史传经’的重大意义与成就》一文列出《左氏》传经的四种方式：第一种是以补《
春秋》者传《
春秋》；第二种是以书法的解释传《
春秋》；第三种是以简捷的判断传《
春秋》；第四种是以“君子日”的形式，发表自己的意见来传《
春秋》。更重要的是《左氏》在这四种传经方式之外，发明了“以史传经”的解经方式：“以义传经是代历史讲话，或者说是孔子代历史讲话；以史传经则是让历史自己讲话，并把孔子在历史中所抽出的经验教训，还原到具体的历史中，让人知道孔子所讲的根据。”“左氏则把历史事实放在第一位，历史决不是由某种理念演绎出来的，而是各种因素，在掺互错综中有许多曲折的。只要承认了许多曲折，便不容根据某种理念，下一往直前的判断，其评断自然归于平实。”胡应麟《论史五首》之“司马光”条论朱熹《通鉴纲目》与司马光《
资治通鉴》的差异时指出二者分别法《
春秋》《左氏》：“《
春秋》以辞为褒贬，故一字荣于华衮，片语严于铁铖。而《左氏》则直书其事，臧否自形。”“直书其事，臧否自形”正道出了《左传》“以史传经”的特点。明人对《左传》的重视正是在于“事实”，如徐栻《春秋国华序》所言：“《左氏》传叙更为阐悉，其权衡精微则易之变也，辞命谏说则书之事也，是非予夺则诗之情也，兴典常而本忠恕则礼乐之中和也。”《左传》对事实的叙述包含了非常精微深刻的思想，事实之中隐含着变、情、中和的思想，绝非某种理念所能含括，这也正是经学与史学的差异所在。中国古代对史学的重视在儒学背景下强调事实的真实便是对理念的超越，承认历史的复杂与曲折，这是由《左传》开创出来的，其意义已经超越了传经，而为“著史”。
正如前文所述，明代学术风尚由经学向史学的转换是通过春秋学发生的，而具体的发生则主要依据《左传》，为什么会有对《左传》的格外关注呢?这是因为三传之中，《左传》史的性质最突出。朱熹早就明确提出“《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的论断，吕祖谦对《左传》用力最多，他的眼光也与经学家不同，更着眼于《左传》的文学性质，更多地注意《左传》的文字表达技巧、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故而《左传》除了解经性质之外，其史学、文学性质也早就为人所注意。郝敬《读春秋》云：“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虽典谟训诰，不废文也。世史叙事，代口铺张，都非实录。夫子尝曰：文胜质则史，惟春秋之文标旨撮要，简当精切，为万世史学传信之宗。”他精确地提出了《
春秋》“为万世史学传信之宗”的论断。
二、心学化史学观与文辞论兴盛
阳明心学对史学思想也有极大影响，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心学化史学观的形成。王阳明不仅颠覆了经史关系，还认为六经皆出自吾心，所谓“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六经，吾心之记籍也。”
最终回到了他的心即理的理论起点上。这导致晚明心学化史学观流行，最为绝对的说法是龚一柱《叙读史四集》中所说：“古今记载皆史也，要皆出于喜怒哀乐之自然也。夫是则率性是史，又何俟读史者，古人先我而明其性，我后古人而鉴其性也。以我读史乎，以我读我而已。”赵维寰有《读史七快》，“快三”：“玄雅可以证风流，诙谐可以博逸趣，读之虽热闹之境，如沃清凉，虽礼法之场，不禁狂舞。”快四：“诸夏文薮，学士词人，佳什名篇，自堪嗟赏，若乃闺英掞藻，殊域吐奇，读之烂然，觉我才尽。”他们所着意的除了英藻烂然的语辞之美外，还以史证心，所谓“玄雅可以证风流，诙谐可以博逸趣”，完全出自一己之好恶。这种旨趣也表现在春秋学的评述之中，如杨鼎熙《钟评左传序》云：
其赏识也，字句间新抉己意，拈出未喝之棒，似冷泉浸背，令人陡惊，一快也。其抹斥也，取尘套而直笔之，严不少讳，俾人如听黄鹂音，足钺去秽肠，二快也。至品诸侯大夫行谊，屏人牙慧，独陈鼠狱，使触解者觉冰蚕造茧，丝丝见奇，三快也。……余所谓校雠家，另出手眼者，舍伯敬翳谁与归。
文中关于“三快”的描述，完全是心学化史学观念的产物，他们所注重的不是微言大义的挖掘与阐释，或史实的订正，而关注于“新抉己意”、“另出手眼”，着意于“冷泉浸背，令人陡惊”的阅读效果，并且自矜于“臆想”，要得味外味、法外法。
《左传》在文学统绪中早就占有重要地位，苏伯衡在为王祎所作拟文序中指出“作文要有依据，原诸六经以为之本，博之百氏以达其趣，考之史传挈其归。王鏊《重刊左传详节序》云：其词婉而畅，直而不肆，深而不晦，铼而不烦绳削，有若剩焉而非赘也，若遗焉而非欠也。
后之以文名家者孰能遗之，而为史者尤多法焉。窃尝论之，迁得其奇，固得其雅，韩得其富，欧得其婉，而皆赫然名于后世，则左氏之于文可知也已。这里，王鏊所关注的乃是其婉而畅、直而不肆、深而不晦的词命特点，且强调由此可得为文之法。至前七子，《左传》始被正式树为文学典范，王世贞曾评李梦阳之作：“文酷仿左氏、司马，叙事则奇，持论则短。”明确了在前七子所提倡的先秦两汉之文中更注重《左传》、《
史记》。当然，复古派的师法目标不仅是《左传》，“所慕尚则动以六经、《左》、《国》、秦汉、六朝为言，如退之辈且鄙俚之置之度外耳。”李维桢《春秋左传节文引》云：
说《
春秋》莫良于《左氏》，夫非圣人之徒与?其时纷争，其人倬诡，其辞葆大，其事奇裹，比事属辞，燥然不倍于道。
他所关注的乃在《左传》“其人倬诡，其辞葆大，其事奇袤”，皆在文学范围内。到了晚明，这种推重更着意强调《左传》的文辞特点，袁中道《淡成集序》：“天下之文，莫妙于言有尽而意无穷，其次则能言其意之欲言。《左传》、《檀弓》、《
史记》之文，一唱三叹，言外之旨蔼如也”，且提出了“奇”的命题。他是在大文的概念下使用文的概念的，所看重的是史传的文辞特性。陆云龙《五经提奇小序》云：
千古大文章，创于人之意，意贯于中，达于脉，是为脉其间，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则势与格生焉……古人观于天地而文生，五经为其正嫡，上自君师圣哲，下暨牧夫游女，发而亍三章大轴，或亥调短什，当日不过舒其意已耳，高者不假修琢，卑者不知修琢，然而正惟不修琢，其气势更浑，格法更奇，词调更自可味。
尽管说得如此玄妙，他所关注的不过是意、脉、势、格等文学因素，追求的是气势、格法、词调之浑、奇、味。至此，六经由圣人之道降为史法，再降为文章之法，明代文学经历了经学统治一切到史学兴盛的阶段，再到一切以文学的眼光加以审视，文学的技巧、表达、文法、格调成为关注的中心。陆云龙《公谷提奇小序》指出《左传》、《国语》、《公羊传》、《毂梁传》为翼经之书，并着意强调他们“句调灵隽，议论沉异，奇快可喜，合为一帙，非敢云已摘其标，夫亦奇我所奇云尔。”《公羊传》、《毂梁传》也被陆云龙称为“委蛇曲折，刺入隐情”、“果于断制，严厉迅猛”，虽着眼于其论断，不在其文法、格调，但其关注点仍是文学的，归纳起来不外是“句调”、“议论”，其效果不外是文学的“奇快可喜”。
明代春秋学从一尊胡传至怀疑思潮的兴起，其学术方法由专以义理说经至因史证经，并由经入史，明代学术，由此发生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移。经学是古代学术思想的核心，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毫无疑问的。以经学为中心，衍生出不同的思想体系，如理学、心学，不同门类的学科也与经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史学、文学。很多学者从各个方面，特别是文学自身的演化角度做了较深入的探讨，但离开经学这个学术思想的中心及其所造成的学术氛围，其他研究便都与当时的情境隔了一层，由经学人手便可破除限制，重新挖掘明代文学历史变迁所包含的复杂意义。
(责任编辑 何坤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