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发展的自因是指文化发展首先渊源于文化主体自身的生活实践和传统的文化积淀。文化主体自身的生活实践必然地反映到人们头脑中来，形成观念形态的文化，是文化发展自因的第一个根据；文化主体对自己生活的亲和力和天然情感进而形成的文化理性是文化发展自因的第二个根据。全球化加快发展会引发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但是，植根于主体生活实践和深厚文化积淀的传统民族文化，是不会枯竭和中断的。那种认为外来文化会遏阻和淹没本土文化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关键词]全球化；文化发展；自因
[中图分类号]BO-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8)03-0273-05
关于文化发展的原因，似乎早已论辩清楚，没有再继续讨论的必要了。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近年来关于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又成为理论界及世人关注和争论的热点。这一问题直接涉及到文化发展的原因，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文化发展原因的认识提出了新的课题，因而从文化发展史和哲学思维两个层面探讨文化发展的原因以及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各自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对理论和现实都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一、文化的发展
本文试图从哲学和文化史两个层面探讨人类文化发展的原因以及在全球化冲击下传统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必然性。在关于文化发展的问题上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从哲学的视角反观文化的发展，许多人把文化与人联系起来，把文化当作人的本质的表现，甚至认为讨论文化就是讨论人。但是，这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哲学文化观。18世纪意大利启蒙学者维科认为，人主动创造世界历史，文化是人的创造物。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康德和黑格尔都把文化看作人的创造。他们把人的精神的自由活动以及这个自由活动实现的最终目的看作达到绝对自由的精神的形成。文化，就是精神自身向绝对自由的自为的前进过程。康德认为：“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一般地(因而以其自由)对随便什么目的的过程适应性的产生过程，就是文化。”黑格尔也说过，文化从其绝对的定义说，是解放和高度解放的工作。虽然他们把文化看作人的创造，但却把人看作精神的存在物，因而把文化发展的实质仍然看成纯理念的运动，就像黑格尔提出的“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命题。谢林也说，艺术只是在作为特殊形式的各种理念(绝对)中去直观美的原形的本质。认为美在于体现了绝对的同一性的真与善；必然与自由、实在与理想、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中国著名学者梁漱溟在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谈到人类文化的起源与类型及发展趋势的问题时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发展三路向”的思想，并作了系统的论证。他认为文化起始于人的意欲。他说；“要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你只要看文化根源的意欲”。由于西方、中国、印度三方人们意欲的分歧，于是人类文化有了各异的类型。很明显，这也是把人的观念当作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因。
与上述唯心主义的文化观不同，唯物主义者把文化发展的实质看成人们实践活动的结果，看成人们社会存在的反映。19世纪法国哲学家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提出，艺术创造和审美趣味的发展取决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因素”。马克思则更明确地指出：“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的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说，马克思还是从一般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来论精神观念存在和发展的原因，那么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则直接论述了文化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根源，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论述都表明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的源流关系，表明了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社会生活。不过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还有具体的文化形式自身的影响。当然，从文化发展的视角来说，社会生活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既有自因性也含有互因性，文化形式自身对文化的影响也包含自因性和互因性，本文仅论及文化发展的自因性。
二、文化发展的自因
自因一词(拉丁语causa sui)拉丁文原意为自身原因。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1632～1677)认为自因是实体的主要特征，实体不依赖于任何其它事物而独立存在，实体不是任何别的东西所能产生的，“实体的产生必定是自因”，强调世界产生的原因在自身。认为自然界是自生的自然与派生的自然的统一，产生与被产生是自然界自己完成的。本文所说的文化发展的自因指文化的发展首先渊源于文化主体自身的生活实践和文化主体传统的文化积淀。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文化主体独特的生产劳动方式、生活方式、社会活动以及本区域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二是指本区域(包括本民族)传统的文化形式和内容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文化主体独特的生产劳动、生活方式、社会活动及其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
这里所说的文化主体独特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体现了区域性或民族性特色，在一般的意义上不包括本区域之外因素的影响(当然这是从直接的相对的意义上进行抽象的分析，绝对地说，在文化主体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很难厘清纯而又纯的区域性)。因为一种文化最初只能植根于文化主体自身的生活实践，它不可能起源于别人的生活实践。它作为文化主体自身生活实践的反映，是一种自然发生的过程，其间不需要任何外来因素作中介。例如：从事畜牧业的民族，最先产生的是反映畜牧活动的文化。牧民们长年放牧、饲养畜群的活动，那些马、牛、羊的体貌特征、活动习性，连同自然环境一起都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在和马、牛、羊朝夕相伴中对它们无比熟悉以及由此萌生对它们的情感，加上对自己生活的自然环境的眷恋和热爱，那种蓝天白云下无垠的草原，那草原上马、牛、羊的奔跑、欢快的哞叫等等，就成了草原牧民的舞蹈，音乐、民歌甚至语言文字、风俗礼仪等等产生的土壤或源泉。有一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的歌，其中歌词唱道：“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儿齐飞翔。”对草原这种洁净如洗、辽阔无垠的自然风光的描绘，对草原牧民们豪迈气概和欢快心情的展现，这幅生气勃勃的画面，只能源于草原牧民的生活，也只能由从事畜牧活动或熟悉畜牧生活、对草原怀着浓烈感情的人创作出来。它不可能源于海滨，不会是在渔民心中酝酿和创作出来。虽
然后来这首歌流传到很广远的地区，包括不从事畜牧活动的人群中传唱，但它首先必然是起源于游牧民族的生活。还有蒙古族乐器马头琴、哈萨克族乐器冬不拉，它创制于草原，而不会是江河湖海的渔船上。当然，从事畜牧业活动的人群在与从事打鱼、农耕等活动的人群进行交往之前，也不可能产生渔民文化和农耕文化。生活永远是文化艺术的天然的源泉，文化和艺术永远不能超脱生活。所以，说文化是生活的反映，首先是文化主体自己生活的反映，来源于对自己生活的感悟和创造。这是文化发展自因性的首要的表现。
(二)本区域本民族传统文化形式和内容对文化发展的影响，这是文化发展自因性的又一种表现
文化的发展首先起源于文化主体的生活实践，是社会生活的观念的反映。但另一方面，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也吸收传统文化的因素，包括它的内容和形式。这是因为精神文化具有自己的历史继承性。它一经形成为一种独立的外在文化形式，就能够借助载体，跨越时空被传承下去，虽然它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从根本上来说，文化是生活的反映，但一定的具有独立形态的文化并不是生活自身，而是对生活的理性折射。像文学艺术，它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经历了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主体须回过头来再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反思、提炼和描绘，使理性思考溶入创作实践，实现对生活的艺术的再现。这就使表现为艺术的生活更具有典型性、趣味性和观赏性。而在这一创造过程中，作者不仅以生活为素材，而且还要以已有的文化成果为前提，借鉴吸收已有的文化范式、表现手法以及内容。其中除了以传统的形式表现现实生活内容以外，也包括对旧有艺术形式的改造和新形式的创制。例如，戏剧艺术具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利用这一古老的形式可以生动反映现实的生活。另外，戏剧艺术本身也是由古代歌舞、伎艺演变而来，又糅合说唱、音乐等形式。现代戏剧配以布景、道具和灯光等，更营造了戏剧故事场景的真实感，增强了艺术表现力。再如，诗歌在我国有几千年悠长的历史，诗歌的句式、格律、声韵、表现手法等有一个历史的传承、发展和深化的过程。例如，五言诗形成于汉代，但它是对《
诗经》五言形式的继承和发展，南北朝又以此为基础开创了五言绝句，后又成为唐诗的主要形式之一。《
诗经》中《国风》部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比兴的表现手法，对后来的诗歌特别是民歌有着深远的影响。唐代诗人杜甫把“别裁伪体亲风雅”的现实主义作为自己的创作方向，白居易也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他们的“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等都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辉，蕴涵着《
诗经》的气脉。还有历代的悯农诗，如李约的《观祈雨》、白居易的《观刹麦》，李绅的“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等，与《
诗经》中的《伐檀》、《硕鼠》的表现手法和思想情感可谓如出一辙。此外，《
诗经》中的国风也是开民歌之先声，汉魏乐府、西汉民歌则是它的艺术精神的延传。
如果说诗歌的传承主要在于创作精神、手法和格律体裁，那么我国小说的发展则除了它的传统形式、风格外，还吸取了它的丰富内容和材料。我国的小说虽然到了魏晋时才初具规模，但它可远溯到古代的神话和历史传说。魏晋志怪小说《
神异经》、《十洲记》就是摹仿《
山海经》；《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中讲汉武帝与西王母的故事，也是从先秦古籍《
穆天子传》中穆王“宾于西王母”的情节发展而来。而魏晋的志怪小说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唐代传奇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就源于刘义庆《
幽明录》的《焦湖庙祝》以及《
搜神记》中“卢汾梦入蚁穴”的故事。魏晋志怪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说狐道鬼这一流派形成的始源，如宋洪迈的《
夷坚志》、明瞿佑的《
剪灯新话》、清蒲松龄的《
聊斋志异》、纪晓岚的《阅微堂笔记》等都和它一脉相承。志怪小说还给后世的戏曲和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罗贯中的《
三国演义》、冯梦龙的《三言》都吸收了《
搜神记》的若干材料；关汉卿的《窦娥冤》、汤显祖的《邯郸梦》是《东海孝妇》和《焦湖庙祝》的进一步发展；而《董永》就是今天黄梅戏《天仙配》的最早蓝本。因此文化的发展源于文化的积淀，当代的文化是集历史文化之大成的文化，缺失历史积淀的文化只能是原始的萌芽阶段的低水平的文化，而不能是当代成熟的高层次的文化。
三、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传承的必然性
以上从两个方面探讨了文化发展的自因性，但这种自因性当前却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这就是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全球化是一种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态势和趋向。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也被卷入进去。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到来，新的通讯工具、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开发与利用等，全球化进程逐渐加快。在这种背景下，不同文化借助于报刊、杂志、书籍、广播、电视等媒体传向全球各地，再加上人员的流动、文化团体的跨国、跨地区演出互访等活动，使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融汇的趋势日渐迅猛。全球化改变着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用贝特兰·巴蒂的话来说，“全球化所展现的是互相依赖的增加，这种依赖把世界空间的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它们实现一种日益具有限制性的统一和整合。”在全球化浪潮的裹携下，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严峻的形式下，传统文化还能不能延续，人类文化将走向何方，有人产生了这样的担心：“文化变化的方向是更加趋于均一”，“文化差异的重要性将变得越来越小”。甚至有人说：“所有值得称为文化的都在带有普遍性的生活方式中丢失了自我。照此说来，传统文化将要被全球化所淹没。”对此，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是不是传统文化真的已是穷途末路了?从文化发展的漫长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自因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文化主体本身就是自因性存在的理由，它以自己的存在为原因，因而文化发展是自因的。这一认识的第一个根据是：文化是人们生活实践的观念反映，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必然地反映到人们头脑中来，形成观念形态的文化。而且由于人们的生活实践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而作为生活实践反映的观念形态的文化也必然不断地丰富、创新和发展。人们的生活不中止，那么文化发展也不会终止。一个区域、一个民族的物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实践只要健康向上、充满活力与时代同步，那么，作为这种生活实践反映的文化，也必然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充满活力。由于人自己的生活实践就是它的源泉，所以这种文化本身也不会枯竭，虽然在它发展中不可避免地要融汇外来文化的因素，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外来因素必然会对传统文化产生很强的冲击，但这种外来的因素只要被本区域、本民族的生活所接纳，那么它们之间就是相容的和并行不悖的。它会对本民族文化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有些可能与本土文化的某些因素融合并形成一种新的形式，也有些本土文化可能受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启发使其更具有现代性和实用性，但外来因素不可能从根本上遏阻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只是在某些方面会影响它向更加合理的方
向发展，使其不断创新。
文化发展自因性的存在还因为文化发展是一个理性的过程，受理性因素的引导。一个区域、一个民族对自己本身生活的原生的亲和力，对自身历史和传统文化形式所怀有的天然的情愫，构成了自我发展的强烈的心理倾向，它包括由此萌生的自尊心、自豪感、排他性等。这种心理倾向进而会成为文化发展自因性的理性指向，它引导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首先对自身生活实践进行理性的反思和艺术的创造，同时，也引发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崇敬来对待自己的文化遗产，从中发掘、整理和吸收其精华，并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使其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得到丰富和发展。有些人担心随着全球化的加快，人们的生活将会越来越趋向开放，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会愈益频繁，全球范围的文化交往和互融也会愈益增强，这将引起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异，从而淹没传统的民族文化。我们认为，这种担心虽有一定道理，但不必太过。因为人们不可能割断自己的历史在一片空白中生活和发展，人们必须站在自己历史(包括文化)的基础上生活和发展自己，首先重视的是自己的历史文化财富。植根于千万年共同生活实践所形成的对传统民族文化的认知，进而所铸成的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是不会因时代发展和外来因素影响发生根本改变的。因为人类文化的内容、结构和表现形式，它既有普遍性的相同方面，又有它特殊性的差异方面。每一种文化或文化传统都是特殊性的差异表现，但其中却寓于普遍性的因素，不过这种普遍性因素并不是普遍性本身。研究文化发展的自因，不能忽视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性。因此说，优秀的传统文化其生命力是永不衰的，它对现实社会生活实践发生着积极影响。
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文化的发展大道，而中国文化的大发展又必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予以积极影响。也就是说，文化存在和发展的世界性，并不否定文化存在和发展的民族性。中国近代史和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都表明了文化的世界性、民族性和时代性是同一的，文化的相近接近，共同文化价值的形成，并不泯灭各民族的文化个性，反而会促进各个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发展。我们应增强民族主体意识，以开放的胸怀，从世界文化中汲取积极因素，使中国文化的发展更富有创造性、时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
在“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面貌更加昂扬向上。”(第32—33页)这应是我们研究“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发展自因”的重要目的。
(责任编辑 严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