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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十年前的夏天，我刚学会开车领到驾照。像所有刚会点儿车技的人一样，我也蠢蠢欲动得厉害。我驾着辆北京烂吉普在县城的大街小道上招摇过市，一不小心将一个水果摊子给撞翻了。当然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故，只是水果滚落了一地，摊主急得跳起脚来。我从烂吉普上下了车，对正要张嘴骂人的摊主说道，咱们先捡，破了烂了的我买下。我还说我这破车是从单位里偷偷开出来的，事情闹开了不好交待。摊主听我如是说，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自认倒霉，他并没多说话，蹲下身子和我一块儿拾捡那散落于水泥地上的水果。这时候，我姐严红带着小外甥刚好打那儿路过。小外甥大声呼叫，舅舅，你怎么会有这么多橘子哇!我姐严红说，你这风头和霉头搭上了吧。我说姐你就别幸灾乐祸了，快点帮忙呀!
       我的北京烂吉普再次走动，车上多了我姐严红和小外甥，自然还有一袋子碰破了皮的橘子和鸭梨。严红问，你这车到底安全不安全?我说姐你就放宽心好了，刚才的事儿只是很偶然的啦，你不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我将车子开到下头一个镇子里。
       这个江边的镇子，有二十来棵古榕树，大多植于江埠上，算得上是一道风景。据说当年拍摄《阿诗玛》那部电影时，有一场阿黑哥去水边挑水的戏，就是借了这儿的外景地。那个夏夜里，古榕树下挤满了大排档，人们喝啤酒吃炒螺蛳，喧闹声一浪胜似一浪。我们在榕树边坐下，风吹过来有一股子水气，挺凉爽的。我问小外甥要不要吃橘子?我去车上拿。小外甥很响亮地说，要!小外甥这声响亮的“要”，没想到招来了一个人。
       我从车上抓了几个破皮橘子回来时，见有一位中年女人站在我们桌子旁。粗粗一看，那女人也没啥异样。但待我坐下再多瞧上几眼时，便觉着她的神态不太一样，她的眼神是呆板的，面容也有些病态的苍白。中年女人似笑非笑的样子，她的那只手搭在了小外甥的脑袋上。你是严亮吧……中年女人自说自话。严红先是大气不敢出般的紧张，然后是紧张加剧到了恐慌，再然后她发作了：请你走开好不好，我不许你碰我孩子的头!中年女人的手缩了回去，但她的神态却毫无变化，仍然是眼神呆板表情似笑非笑的样子。中年女人自言自语说道，严亮怎么还没长大呀。严红再也承受不住了，她一把拉上小外甥就往停车的地方走。
       我一头雾水。但在我离开那儿之前，我还是明白了一些东西。因为我认出了那位中年女人是厉琴。
       我已多年没碰着厉琴了，也不知她的去向，所以没有马上把她给认出来。她和我父亲是同一个单位的，年轻时的她非常漂亮，被公认为县农械厂的厂花。后来由于一桩事情的发生，厉琴精神崩溃，成了一名疯子。成了疯子的厉琴依然文静，从不无故骂人伤人，衣着上也没多大破绽，还是干干净净的样子。
       2
       我们家在过去的时候，是住在我父亲的厂子里的。我小时候的玩伴只有哥哥严亮一个人。比严亮大的严红，打小起就是一个严肃的人，她的心理年龄要比生理年龄大。她对成年人社会中的游戏规则，要比同龄人或者说比她年长的人懂得早。故此，严红她是绝然不会和我这个尚处于懵懂期的小屁孩玩的，她最多只与我哥严亮交谈几句。他们俩的态势，严红往往像位发号施令者，而严亮则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她。
       在当年我的视野中，县农械厂的厂区已是无比广阔。我和严亮在这座坐落于山弯里头的厂子里出没，很尽兴，也颇有神秘感。厂区里头有山坡，有板栗树、柚子树，还有一架葡萄棚。秋天的时候，厂区池塘周围的菊花昂首怒放，雪白的粉红的明黄的茄紫色的，煞是好看。这儿真可说是少年人的一个天堂了。县农械厂的前身是一个玻璃厂，我和严亮在那块空地上挖蝌蚪状的玻璃物，时有惊喜——总会找到一些稀奇古怪形状的玻璃物。这些物什带到学校里去，同学们纷纷争相与我套热乎，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一天，我在学校里遭人捉弄，一脚踩在烂泥里，将一只草绿色的解放鞋弄成脏兮兮的。这种把戏很简单，很容易操作：事先挖好一个坑，填入稀泥，或用水，或干脆就用自个儿的尿，然后在上头均匀地洒上细干土就成了。
       我吃了这个哑巴亏，同到家后便对严亮说，哥，我们在厂区里挖个泥坑看看吧。和我同一所学校的严亮，自然也知道眼下学校里很流行这种挖泥坑的事儿，他说那就试试看吧。说实在话，严亮是个比较内向的人，拿大人的话来说，他不淘气的。对于那一回挖泥坑的事儿，始作俑者是我，那活儿也是我一手干的，严亮只是个旁观者而已。严亮体质较差，他轻飘飘地走过来，站在那儿看我用一把上了锈的秃锄吃力地挖土。我掏出小鸡鸡要撒泡尿和稀泥时，严亮说别这样，我去提水。
       一切就绪后，我和严亮分别爬上了一棵树。严亮上的是一棵枇杷树，我上的也是一棵枇杷树。那两棵枇杷树，并非矮杆的新品种，而是树杆儿高高的、瘦瘦的那种。
       我们的“陷人坑”布置在去厕所的路上。厂区的那座公厕，是一座孤零零的小房子，旁边是一株石榴树。我记得分明，当时石榴花开得十分红火。
       第一个从那如厕小道上出现的人居然是厉琴。这一点对我而言可说很是欣喜。我那时候虽还没有明显的性意识，但对于漂亮的女人还是喜欢多张望几眼的。在我看来，如让厉琴一脚踩进烂泥坑里显出一派狼狈相来，那实在太好玩太刺激了。那天的厉琴，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女工一样，一身工装。不过漂亮的人儿穿什么都好看。穿在厉琴身上的那套工装，洗得发白，干净而素雅，似乎还透着一股肥皂的清香呢。厉琴走路的样子，有些目不斜视的做派，她一步步地向我们布置下的烂泥坑逼近过来。
       当时严亮是一副怎样的神态，我没顾及看。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厉琴身上了，我连眼皮子都没抬一下——瞟上一眼对面枇杷树上的严亮。根据我现在的揣测，当时的严亮肯定是既紧张而又惴惴不安的。严亮比我年长三岁，他对男女间的事儿自然要比我懂得多。而且，我还隐约有点知道，严亮他是喜欢厉琴的。
       厉琴还真踩进了那个烂泥坑，她尖叫了一声。然后，寂静如常。那个午后，阳光明媚，空旷的厂区里没见一个人影子走动。时间似乎凝固了，周遭的环境似乎也虚化了……厉琴抬起头来，她说，严亮，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严亮像一只大鸟一样地从枇杷树上落下来。
       3
       严亮伤愈后，没再去学校上学。那时节学校里已开始乱了，停课闹革命了。严亮就跟厉琴学画画。厉琴也是住在厂区里的，她和一帮子青工住在那幢单身宿舍楼里。厉琴并非是学美术出身，她只是个高中生而已。不过在我看来，那时的高中生挺有水平的，已是一个文化人了。何况厉琴是那样多才多艺，她会一种简单的乐器，凤凰琴；会素描，喜欢画古装人物。
       星期日的白天，我常看见严亮趴在一只板凳上，用炭笔画他所见到的场景。那是一堵墙，几棵树，电线杆及一台变压器。那堵自墙上写着大红的字：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严亮将那一行美术字照搬在了纸上。厉琴在水
       槽前洗衣物，她双手滴着水珠凑过来看上一眼严亮的涂鸦。厉琴说，你把天上的云彩也要画上的呀，那样才有整体感。严亮说，我画云朵老是画不好，像蘑菇。厉琴说那就多练习嘛。
       陶波这人的出现是在一个有太阳的冬日里。那时候史无前例的运动已经深入下去，工矿企业抓革命，促生产；学校里停课闹革命，狠批读书做官论。大多数人都有闲工夫，在冬日里特别喜欢扎堆闲聊。当时的县农械厂厂区大门右侧那儿码放着一堆旧电线杆子，工人师傅们还有那些调皮捣蛋的青工们，只要天上出太阳，便纷纷像花果山的猴子似的爬上那堆电线杆。我和我哥严亮，自然也扎在那里头了。这样的日子无疑是温暖的，充满了大家庭的气氛，但实话来说，却也缺少点变化。戴眼镜、围老长白围巾的陶波从厂区大门走进来时，当时坐在电线杆子上的人们均停止了嘴皮子上的议论，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那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陶波真像是一股子春风呢，吹拂进了单调而略显枯燥的厂区，让人们耳目一新!过后几天，就连小大人般成熟的严红，也认同说道，陶技术员和小县城里的人就是大不一样。
       陶波来自京城一所名牌大学。他是我们这个县城有史以来第一位来自那所名校的毕业生；同时，他也是县农械厂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大学生。陶波是一位热爱生活和有生活趣味的人，他清理出了一块空地，并用白灰画了线，和青工们打开了羽毛球。陶波抽杀的姿势是那么规范和优美，他那身印有名校牌子的运动衫，更是夺人眼球。春天的时候，陶波带动厂里的那帮男青工清理池塘里的污泥，一个个干得欢天喜地。天气稍稍转暖，陶波就穿上游泳裤跳进了那个水质清澈的池塘。陶波的跳水，以及他各式的游泳姿势，均是无懈可击。青工们努力向陶波靠近，像青蛙似的一只只扑进水里。
       种种迹象表明，陶波的存在和做派，均会对厉琴造成影响和冲击。事实上，自从陶波来到这儿后，厉琴的心里头就没一刻安宁过，但由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还有厉琴本人的一些具体情况，她并没有旗帜鲜明地和陶波好上。我有时候会在那儿设想，假如他们俩就这么大张旗鼓地好上了，牵着手走在县城城墙杨柳道上，一抹夕阳投照过来，江面上色彩斑驳，那是怎样的一幅画面啊!
       而人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却是，厉琴将长辫子给剪了，留成了当年流行的齐耳短发。一个人的发型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对女人来说。剪了长发的厉琴就像是换了个人，有人说她英姿飒爽，也有人私底下说她变得不男不女了。
       有一次在全厂职工大会上，那位酒糟鼻的徐主任拿厉琴的转变作了典型例子。徐主任说，像厉琴同志，原先是个逍遥派，她现在呢，是一个响哨哨的革命派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每个人灵魂深处的革命，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
       厉琴参加了一支战斗队，她的青白色工装上套上了一个红袖套。在游行的队伍中，我常见厉琴在那儿领喊口号。厉琴的嗓音变得尖利。那尖利的声音一次次地回响在县城的上空。就是在那个时候，厉琴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4
       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当年的所谓毛主席送芒果给工人阶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但对于当时的那种气氛，那种高涨的革命热情，我还是记忆犹新。
       那天傍晚，我父亲严师傅下班回来。他问正弓着背在糊火柴盒的我母亲，晚饭做了吗?我母亲说做好了。严师傅说，今天能不能改善下伙食，那块火腿肉还在啵?我母亲连眼皮子都没抬就说道，又不逢年过节的，吃什么火腿!严师傅一脸肃穆地说，明天，毛主席他要送芒果给我们工人阶级呢!我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她的政治觉悟自然不怎么高，她问道，芒果是什么东西哇?还未等严师傅回答，我母亲又说道，毛主席既然送那么好吃的东西给你们吃了，你还馋家里的火腿肉啊。严师傅的脸色陡然变青，他压低嗓子说道，毛主席送来的芒果是让我们观摩的，是精神食粮啊……你胡说什么呀!我母亲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这并不妨碍她听从严师傅的话——将那块巴掌大的火腿肉扔进高压锅里煮。
       说到芒果这种水果，别说像我母亲她那种一辈子呆在家里头的家庭妇女不知道，就连我这种四处乱窜的人也从未见识过实物呢。以我的猜度，在当年的县城里，恐怕绝大多数人都没见过一只真正的芒果。人们也许听说过，或者在画报上见到过它的图片。而我对芒果的认知，则是来源于一只香烟盒子。那只香烟盒子我至今仍记得清晰：淡绿的底色，两面的中间部位横着个淡色的椭圆形，其椭圆形里头是一只黄里透红的芒果。那香烟的牌子，就叫芒果牌。芒果牌香烟的产地，是离我们这儿有些路途的河南一家卷烟厂，故而我们这儿的市面上没有销售。那时候在我们这些半大小孩中间，正流行一种“打烟壳”的游戏。这种游戏的玩法，是将烟盒子拆了，折成长方形。然后抽打在对方那长方形的烟盒纸边上，如对方的被掀翻过来，那么那只烟盒纸就归自己所有了；如没被掀翻，则要将自个儿的这只烟盒纸摆放在地上让对方来抽打，如此往复。另一方面还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不同牌子的烟盒子是不等价的。一般来说，价钱越贵的香烟盒子，它的身价也就越高，比如说像中华牌的烟盒子，往往就能一比五十，甚至于更高。除了价高能压人外，还有一种就是来自外地的烟盒子，物以稀为贵，它们的身价就不好说了，可视众人对它的喜欢程度来兑换。当年的那只芒果牌香烟盒子放在我的口袋里，让我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我父亲严师傅，人高马大，是开吊车的。当年的严师傅虽没文化是个大老粗，可他却很吃得开，张口闭口说自己是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而实际上，严师傅只是个马前卒而已，从头到尾没捞着一官半职，到退休时还是个开吊车的。毛主席派人送芒果来的那天，严师傅红光满面，他早早地就在厂子的大院里敲响大洋鼓，说是先练练手，接下来敲起来才顺手。我和严亮，自恃老爸是敲大洋鼓的，也神气活现得很，早早就跑到院子里了。我盼望着队伍早点拉出去，齐刷刷地走在大街上，走向汽车站，把毛主席老人家送来的芒果接回来。
       可大人们总是有一定的程序的——虽说大洋鼓和四只小洋鼓均已操练开了，锣鼓喧天的样子了——可徐主任还是按部就班地在院子里召开了誓师大会。徐主任挥了挥手，让严师傅他们先安静下来。徐主任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赠送芒果给我们工人阶级，我们农械厂因为是县里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厂子，按照上级部门的布置，去车站迎接毛主席送来的芒果这一光荣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在我们身上了……台下一派欢呼声，振臂高呼口号。
       口号声停下来后，徐主任清了清嗓子说道，我现在郑重宣布，今天代表我们广大工人阶级去车站请捧毛主席送来的芒果的人，是厉琴同志!
       那天的厉琴很入角色。她走在洋鼓队的后头，单独成排，有几分肃穆，有几分神圣。其实，所谓的毛主席送芒果来——只是经过这里而已。那只芒果，装在一只玻璃盒子里头，底下垫
       衬着红丝绒。在那种氛围下，在那种事先的宣扬和期盼中出现的芒果，其实际意义已经等同于一只圣果了。这只“圣果”周游全国，大城市观摩两至三天，小县城观摩一天。“圣果”所到之处，人们激动得热泪盈眶，献忠心跳忠字舞。有些人甚至三天三夜没法子睡着觉。
       “圣果”来到我们这个县城时也不例外。当厉琴脸色潮红地从邻县那位男青工的手中接捧过那只玻璃盒子时，车站上许多人的眼眶中分明滚动着幸福的泪珠。有人带头喊开了口号，大伙儿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就像火山似地爆发出来了，口号声震天价响。
       按照程序，这支“请”到芒果的队伍要拉到县中操场上去。在县中操场上，黑压压的人头攒动，全县工矿企业的工人阶级们集中在这儿席地而坐，正引颈热切期盼着那只“圣果”的到来。那天的厉琴，真是风光无限啊!但见她随着洋鼓队步入会场，然后登上了主席台，在众目睽睽之下将那只玻璃盒子放在一张事先铺了红布的桌子上。县里的头头脑脑们带头起立鼓掌，台下的众人也一股脑儿地从地上爬起来，把手巴掌拍得红乎乎的。
       我那天不知怎么地就想到了一个问题，我问严亮，那玻璃盒子里的芒果，怎么就不会腐烂啊?我大概是过于兴奋了吧，没顾得上注意严亮的情绪。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算我那天已经注意上严亮的情绪了，按我那时节的理解能力，又能得出什么结论来呢?严亮那天的神态有点蔫蔫的，在那样一个如火如荼的场面中，他却没有兴奋和激动。他的脸色本就苍白，那天的他脸色同样苍白。严亮轻声说，我不清楚，你最好问下陶技术员吧，他知道的多。
       我在人山人海中终于将陶波给找到了。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挤到陶波跟前问道，陶叔叔，那芒果怎么就不会腐烂啊?好在我问的话不是很大声，或者说当时台下的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听台上的人作报告，反正没有人注意到我的问话。陶波将我拉到他身旁坐下，然后对着我的耳朵说，那是蜡制的，不是真的。
       5
       大会还在如常召开的时候，某些事物已经发生变化了。这种变化对当事人厉琴来说，简直是飞来横祸，具有毁灭性。
       事情的因由简单不过：当厉琴风光无限地在主席台上露脸时，就像树大招风一样，台下许多人都在那儿议论她了。这一议论就议论出问题来了，有人向领导反映，厉琴有个表舅解放前逃到台湾去了，她的社会关系相当复杂。那年代对于这类事，谁都十分敏感，谁都不敢触碰这条高压线。所以在无法马上证实厉琴表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她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表舅的情况下，领导们为保险起见，采取了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让另外一位根正苗红的女青工接替厉琴作为捧芒果的人选。
       大会结束后，全操场的人鱼贯而出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厉琴像一只落汤鸡似的由人搀扶着走完了游行路线。
       有些事情我也是日后才知道的。实际上，那时厉琴和陶波已经谈上恋爱了。按理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但当时的厉琴在追求进步，而谈恋爱似乎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特别是在一个敏感的时期。于是厉琴就与陶波约法三章，什么什么可以，什么什么不可以，尤其是两人的恋爱关系不能公开化，要像地下党那样单线联络，具有隐秘性。陶波是个包容性挺强的人，从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来看，他还是个具有自我牺牲品质的人。对于厉琴提出来的诸多要求，陶波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了。
       陶、厉的恋爱史是灰色基调的，但也不乏时有火花闪烁。他们在众人面前，只是普通的同志间的关系，而且谁都没瞧出破绽——我这样讲恐怕不对，太绝对化了。因为，根据我后来对一些蛛丝马迹的连缀，我以为很有可能，严亮是知道他们俩的事儿的。
       在厉琴和陶波出事后不久，我听说了他们当初秘密约会的故事，我能想象他们在一起时的情景。陶波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厉琴有一辆凤凰牌女式轻便自行车，这两辆车是他们爱情的见证物。春天来了，桃花盛开了，陶波会骑上自行车跑三十里地。他在那桃花坞随意走动，心情像春光一样绿意盎然。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儿没有震耳欲聋的口号，没有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江里的水是暖的，天上的太阳是暖的，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让陶波最为陶醉的，自然是如花似玉的厉琴了。陶波以为，他被分配到这穷乡僻壤的小县城，上苍却没有过于地亏待他，让他与一位美丽的女孩相逢并相爱。虽说，他们的爱情带有苦涩的成分，不是那么尽人意，但陶波还是知足了。
       厉琴的身影在那条泛白的土道上若隐若现——隔开厉琴身影的是那一棵棵的白杨树。阳光是斜着投射过来的，嫩绿的白杨树叶金光闪闪，骑着车的厉琴穿梭于那些光与影之中，充满了青春气息。
       两人在桃花坞的边沿相逢，急不可待地拥抱在一块。陶波胸前挂着的海鸥牌相机妨碍了他们间的拥抱，陶波立马就将它从脖子上取下扔在草丛中了。陶波想有进一步的动作时，厉琴制止了他。这是非常糟糕和扫兴的事情。厉琴她太理智了，哪怕和陶波热吻得天昏地暗，眼看已全身心地投入进来了，但她还是保持了足够的清醒度。厉琴说，亲爱的陶，现在还不是时候啊。这个时节的厉琴，就有点像革命志士了，好像革命尚未成功，个人的情感得先压一压，得从大局出发忍痛割爱。陶波想，除了这一点，什么都好，耐心等待吧。
       6
       多年以后，我大学毕业回到老家。过后不久，我们家要从县农械厂里搬出住到外头去。我在整理和收拾自己和严亮一块儿住过的房间时，在一堆旧报纸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份陶波当年的“检查书”。那份“检查书”是铅印的，一共有十多页。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将那份“检查书”翻看了一遍。陶波在“检查书”中，将所有的责任都包揽在自己身上，并陈述厉琴曾极力劝说和反对他那样做，但他执迷不悟，一意孤行，最终犯下了滔天罪行。同时，陶波还在“检查书”中坦白交待了自己和厉琴的隐私。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通常做法。那个时代往往是这样的，不管你是政治犯还是刑事犯，均需要连带交待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而且愈详尽愈好。陶波的“检查书”自然不能例外了。陶波在“检查书”中说，就是在那个夜晚，他和厉琴发生了第一次男女关系，厉琴是被迫就范的……陶波的这份“检查书”是怎样来到这个房间的呢?答案只有一个：肯定是严亮拿回来的。
       那起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后，严亮的情绪变得很不稳定，说话语无伦次，做事常颠三倒四的。对于严亮的反常状态，其他人恐怕知道的不多，最清楚的莫过于我了，因为我和他同一个房间，他放个屁叹一声气都逃不过我的耳朵。记得是在一个清晨，窗外灰白一片，天还没亮透，一夜辗转反侧的严亮突然对我说，陶技术员他是冤枉的，其实那件事……是厉琴让他做的，厉琴她还在陶技术员的房间里举行游行，问陶技术员游到哪儿了，陶技术员说游到铁店巷口了吧……到后来，厉琴心满意足地笑了，她说让幸福时刻早点来吧……他们就……他们就把灯给关了……
       
       那段日子里，我对于严亮的自言自语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我没接他的话茬，只管蒙上被头想再睡个回笼觉。严亮说，严浦，我在跟你说话呢，你没听到?我瓮声瓮气地回话说，听到了，与我无关。严亮叹息一声，再也没说什么了。
       回忆起严亮在那天所说的话，再对照着看陶波的“检查书”，我似乎触摸到了那起事件的真相了。我的想象世界回到了那个时代，当年的陶波和厉琴向我迎面走来。
       厉琴那天遭受打击，失魂落魄。晚上的时候，她破了例，像一头猫似的溜进了陶波的房间。陶波所住的地方，是一幢石头老房子。这幢坚固的石头房子，在解放前是一家钱庄贮藏银子的地方。房子造在山脚，连着山体，里头挖了一个洞，那就是贮藏银子的场所了。解放的时候，钱庄的主人承受不住没日没夜的挨斗，上吊死在了这屋子里。于是就有传言说这屋子闹鬼，说得有鼻子有眼。在陶波住进来之前，这房子一直闲置着。陶波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又来自大城市，根本没拿那些传言当回事儿。他觉得这房子清静，屋前又有两棵柚子树，清风徐来树枝摇曳的样子很让他喜欢，他就搬进来住了。
       那天晚上出现在陶波眼前的厉琴，与白天的厉琴判若两人。这一点让陶波好生纳闷。陶波本来还在那儿干着急呢，他目睹当时厉琴一副焦头烂额的样子，他无法插手帮上任何忙，甚至连说上几句亲热点的安慰话都不能做到，他是既心疼又心急如焚。现在，厉琴在夜幕的掩盖下，身轻如燕地飘进了他的房间，而且神态一点没异样，就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似的。陶波将厉琴拥入怀中，他瞧着厉琴的脸色问，琴，你想开了是吧?厉琴没答他的话，而是反问他道，陶波，你爱不爱我?陶波说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对你的爱比海深，比山高，这还用得着怀疑吗?厉琴点点头说，我相信你!厉琴接着又说道，这件事儿，我在心里想过的，只有你是会帮我的……我想让你去把陈列室的芒果借出来两个小时，把它请到你房间，我要捧着它……厉琴说到这儿时，她的泪水抑制不住地淌挂下来了。厉琴让泪水只管滚落，最后说道，我要走一走游行的路线。
       厉琴说出的话，简直太荒唐了，而厉琴要陶波去做的事儿，那是要冒蹲大狱危险的。但陶波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
       那只在白天里万众瞩目、万民瞻仰的芒果，夜里头被放在县农械厂的陈列室里。明天，它将由本县的工人阶级代表护送到下一个城市去。是晚，陈列室由农械厂的基干民兵严加把守。
       但陶波还是轻而易举地将那只装有蜡制品芒果的玻璃盒子给偷出来了。陶波是从与陈列室一墙之隔的会议室气窗翻入进去的——他早已注意到那个气窗口了，没想到今晚派上大用场。
       陶波神不知鬼不觉地掖了那只玻璃盒子溜回到房间。他心口卟卟跳，靠在门板上眼白多眼黑少的样子。厉琴一下子就来了精神，瞳孔放大，炯炯有神。她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芒果——!陶波打手势示意她轻点声。厉琴边点头边过来抱上那只玻璃盒子。
       接下来的情景是严肃的。厉琴手捧那只玻璃盒子，自我陶醉地在陶波的房间里兜着圈子。厉琴时不时地问道，现在该走到哪段路了?陶波也煞有介事地回答，应该宝幢街走完了吧，游行队伍已经进入上店街了……
       很显然，厉琴这是在模拟白天的游行。在白天，本该由厉琴捧着芒果游行的，却被强行剥夺了。那时候厉琴心灰意冷，简直都不想活了。那是被组织抛弃孤立无援的滋味，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滋味啊!而现在，厉琴通过模拟游行，抚平了她内心的伤痛和焦虑。
       模拟的游行线路结束后，厉琴的脸庞像一朵花似地舒展开来，绽放开来。盘结于她心头的郁闷和失落感，全都释放了，那种归宿感油然而生。厉琴双眸亮晶晶，她柔情万般地对陶波说道，我想，就让那幸福时刻……早点来临吧!陶波听了这话，差点没跌破眼镜。
       所谓“幸福时刻”，这是他们两人之间一句有含意的话，不知道在他们俩的嘴皮子里重复过多少次。讲白了，所谓的“幸福时刻”，也就是做爱的意思。陶波没有想到，自己朝思暮想的事儿，曾经在脑海中憧憬和想象过无数回的美事儿，会这么便当地就光临了，他想，我还没一点思想准备呢。好在这种事儿是并不需要什么思想准备的，两位年富力强的青年男女的身体搅在一块儿，无疑等同于干柴添烈火。那熊熊的火焰，把他们俩的躯体都烧透了。
       风平浪静。
       借着窗外投进来的月光，陶波猛然发现那只搁在桌子上的玻璃盒子不见了，不翼而飞了！
       7
       毛主席送来的芒果失踪一事，在那天的黎明时分就已传扬开了。天还没亮之前，陶波和厉琴找遍了所有该找的地方，终于绝望地断定：芒果是再也找不着了。面对这一残酷的事实，厉琴完全乱了套，她双目空洞，唇干舌燥，人像一片纸。陶波托住厉琴的身子说，你就别想太多了，我一人做事一人担，这事儿与你没干系的，坐牢杀头由我去就是了。厉琴终于有了一点知觉，她泣不成声地说道，这怎么好哇?这怎么办哇?陶波说，你先回自己房间呆着，我这就去自首。
       陶波因此被判了二十年徒刑，押往青海劳教，厉琴从轻处理，仅仅是在思想上对她进行教育。
       厉琴强撑着身子在批斗会上和陶波划清界线——陶波被押往青海后，她就病倒了。
       在厉琴住院期间，有一天几位女青工结伴提了水果上医院探望她。当时的厉琴骨瘦如柴，老做噩梦，神智也已出现一点问题。围于病床前的女青工们免不了一阵唏嘘。其中一位叫王霞的女青工，平日里与厉琴关系较好，她见了厉琴这副样子，自然比他人还要多几分难受。王霞从那提来的水果中取出一只苹果，她低下头询问厉琴是洗了吃还是削皮吃?让人没料到的是厉琴一见王霞手中的苹果，立马条件反射般地嚎叫开来：我不要，我再也不要芒果了呀……本来，已经浑身没一钱气力的厉琴，这时不知哪儿来的劲，腾地一下从床上跳下来，也没穿鞋就从病房里跑出去了。厉琴一边奔跑，一边歇斯底里地喊道，我不要呀……我不要芒果呀，我再也不敢要芒果了呀……
       厉琴疯了。不过她的发疯不会打人，也不会砸东西骂人，就是说她的发疯并不具备攻击性。我们当地人称这种疯子为“文癫”。
       8
       从大排档回来后个把星期左右，严红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严红在电话中问我，你那破车，还能不能开得出来?我说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吧。严红说，我想去趟外地。
       严红所要去的“外地”，是我哥严亮呆的地方。那天一大早，天还蒙蒙亮，我们就出发赶路了。严红的神情怪怪的，不苟言笑。半路停下来吃中饭时，严红说，我这些天老失眠，你看我眼睛是不是有些浮肿?我说你干吗失眠啊，是不是姐夫又上歌厅泡妞了?严红说，你别老不正经好不好，人家心里不好受你知不知道!
       车内持续的沉闷气氛，使得我的思绪产生了跳跃，我的思绪跳到了过去那个年代，想起了处于那个年代的严亮。
       一直以来，我都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那
       就是严亮除喜欢厉琴外似乎还暗恋着她。这自然是我长大成人后才得出的一个不怎么确定的结论。我读大学期间，从一位女老师那儿借过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我读完那书后，好像明了了一些事情和明白了一些道理。我没再和那位女老师像过去一样不拘小节地交往下去，而是保持了适当的矜持和距离。我不想让自己的情感生活从一开始就陷入一团乱麻之中。
       严亮显然是个早熟的人，他的情商比起我来要开发得早得多。早熟的男孩十有八九会喜欢上成熟的女性。而当年的厉琴，绝对是一颗挂在枝头迎着秋风的红柿子。她的性感，她的女人味，都是十足的。面对厉琴，严亮无可救药地陷入了“恋母意识”抑或“恋姐意识”的泥沼中了。单相思的严亮是何等痛苦啊，他面无血色，一副神经质的样子。据我的回忆，严亮和厉琴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蜜月期”。那是严亮伤好后跟厉琴学画儿的时候。厉琴出差回来带回了两块画夹，一块留给自己，还有一块她送给了严亮。厉琴送画夹给严亮，应该说不会有其他什么意思。严亮那次从树上掉下来，摔断了一根肋骨，厉琴或许会觉得有些歉意吧，她对严亮的态度自然就有了几分温和与体贴。
       严亮跟随厉琴去野外写生，放风筝，那些画面我依稀记得。那是一些很富有诗情画意的场景。在这些接触和交往过程中，我相信天性敏感细腻的厉琴不会浑然不觉，不会对少年严亮他那颗鲜活而又羞涩的心一无所知。那么，厉琴她是怎样对待这些的呢?这一点恐怕谁都没法知道了。
       从现象上看来，厉琴如那位酒糟鼻的徐主任所说的，由一个“逍遥派”转化为“革命派”了，她不再玩情调玩情趣了，而是剪去一头秀发闹革命喊口号。少年严亮自然也就受到了冷落……
       严红打断了我的思路，她问道，严亮今年该多大了?我说比我大三岁呀。严红再度缄默不语。车窗外的田野一块块划过去，行道树还未等瞧清楚就已从眼角边溜走了。沉闷，百无聊赖，我只能再想想过去的事儿了。
       我还有一个想法，也是不能确定的，那就是在严亮和严红之间，似乎有一件不为人知的事儿搅和在里头。这桩事儿，会不会与那只神秘失踪的芒果有关呢?这自然是我的猜测。当然，还有当时严亮的表现也可作佐证的。在那只芒果神秘失踪以后，严亮的表现十分失常，简直可以说惶惶然不可终日了。不过那些大人们的注意力都在大人身上，他们并没有注意到严亮的异常现象。
       那只失踪的芒果，最终以不了了之而告终，成了一桩悬案。但当时事情闹得很大，被定性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还成立了专案组，非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最后的结果，却只能是让陶波这只替罪羊去青海服二十年徒刑而告一段落。
       严红是一个虚伪的人，是一个吹毛求疵的人，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产物。这一点，哪怕她是我的亲姐，我在心里还是这么认定的。在当时，严红对那位捧芒果者厉琴，忌妒得要命。她曾在我和严亮面前说过，如果她年长几岁参加工作，那么那个捧芒果的人肯定是她，而不是口头革命派厉琴。我因此猜测，那只失踪的芒果，与严红恐怕有瓜葛。
       我的想象世界在那个月夜里徐徐展开……身子骨单薄的严亮出现在月地里，他轻盈而悄无声息，只有他的影子会时长时短地随了空气游走。严亮在那幢办公楼的外头，瞧见了一个人的影子，他辨认出来了，那人是陶波。与此同时，他还看见了陶波的腋下挟着那个装有芒果的玻璃盒子。
       陶波屋前的那两棵柚子树，我和严亮是常爬的。有一次我和严亮看见了正在午睡的陶波，严亮还拿起陶波那靠窗桌子上的一只马蹄钟看了看，然后放回原处。故此，严亮那晚不费吹灰之力就爬上了那棵柚子树，他目睹了厉琴梦游般的“游行”。后来，满脸洋溢着幸福光芒的厉琴说出了那句话，说出了让幸福时刻早点来临的话。电灯熄了，但严亮还是能借着月光看清大致的轮廓，而那呻吟声，却是声声入耳地落在了严亮的耳朵里。严亮的身子扭曲如虾米，他的心在抽搐，他的心在滴血……
       根据我现在的猜想，严亮那晚去偷那只神圣的芒果，其动机不外乎有两点：其一是严亮出于对厉琴的痴情，他的想法与厉琴的想法不谋而合了。严亮想把芒果偷出来，然后再送到厉琴那儿，让她过过干瘾。但当他看见陶波已先他一步偷得芒果，而后还发生了让他那颗少年人的心无法承受的事儿，他很有可能会做出傻事来——让那只芒果神秘失踪；其二是严红指使他做的。严红瞧不起厉琴，而自己又渴望能捧上那颗芒果，那么，她是完全有可能让严亮去把芒果偷出来的。严红自然不敢让芒果“神秘失踪”，就凭她的政治觉悟，她也绝然不会做出这号事来的。然而，偏偏就发生了意外，譬如说严红也像厉琴那样捧着那只玻璃盒子梦游般地“游行”时，一不小心那只玻璃盒子落地了，发出了能划破人内脏的粉碎声……我以为，这后头的“猜想”，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前面。如若严红没搅和在这事儿里头的话，那就没办法解释她的失态了。
       严亮是在厉琴发疯后不久疯的。当时的人们完全误解了严亮，他们普遍认为，严亮是因害相思病而发疯。那么他相思的对象到底是谁呢?人们语焉不详。大老粗严师傅，他对于儿子的发疯，只有气愤。他那段时日嘴上老是骂骂咧咧的，说是祖宗八辈子的霉都被严亮给倒尽了!严亮患的是“武癫”，他的疯病发作起来具有极强的攻击性。故此，严亮被长年累月地关在康复医院——也就是精神病医院里。
       严亮疯了，严红不会说出什么。在严亮和严红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儿，将永远成为一个谜团了。或许，他们俩之间的事儿与那只芒果无关。我的那些有关“芒果事件”的后续，也可说是我在车上无所事事时的一段臆想吧。
       郊外那所乳白色医院的轮廓渐渐清晰。我已好长日子没来这儿了——严亮住院住了这么多年，我想哪怕是一个再有爱心有耐心的人，也会淡漠下来的吧。我回转头对昏昏欲睡的严红说，就要到了。严红一脸迷惑地反问我道，到了……到哪了?我说严亮这儿啊。严红说，严亮?我们干吗要来他这儿呀?严亮他疯了，与他又没话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