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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后，中国为进一步推动联盟的巩固和发展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力量。在军事上，中国积极配合盟军作战，服从盟国先德后日军事战略；在外交上，蒋介石出访印度和宋美龄出访美国，加深了盟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加强了盟国内部的合作。中国的军事和外交努力，使它赢得了大国地位，这有助于盟国之间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协作，增强反法西斯联盟内部的凝聚力，从而巩固盟国之间的团结。
       [关键词]中国；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巩固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8)02-0236-06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后，中国政府由衷地期盼反法西斯联盟能够得到巩固并长久存在下去。为此，它竭尽全力，多方与盟国开展积极合作，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巩固尽了自己的职责。
       一
       配合盟军作战、服从盟国先德后日军事大战略是中国巩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首要方式。第三次长沙会战和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可以说是太平洋战争初期中国配合盟军作战、服务盟国反法西斯战略的重要体现。
       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为阻止中国第九战区军队南下参战，在武汉的日军第十一军发动了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第九战区采用“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成功击退了日军多次进攻。至1942年1月15日，赢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光辉胜利。第三次长沙会战是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遭到的第一次惨败，也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连串失败中首开胜利的记录”。英国泰晤士报社评说：“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来电庆贺，海军部长诺克斯发表告中国人民书，指出这是所有同盟国家的共同胜利。罗斯福在给丘吉尔的电文中也说，珍珠港事件后的几个月，“除中国、荷兰、英王国和美国军队的抵抗外，大多数都是坏消息。”中国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所取得的胜利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同盟国的作战士气，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国在盟国问的影响力，这对推动英、美、苏等主要盟国以平等的立场看待中国，从而巩固反法西斯联盟是有积极作用的。
       中国军队还应英国之请远征缅甸，同英、美盟军一道并肩作战。从1942年1月下旬开始，中国第六军、第五军相继进入缅甸，参加对日作战。远征军入缅后，即成为抗击侵缅日军的主力，使日军遭到南侵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多次给英军以有力的支援。尤其是3月进行的同古保卫战作为缅甸防御战期间作战规模最大、坚守时间最长、歼灭敌人最多的一次战斗彪炳史册。同古保卫战获得了盟国的同声赞誉，极大地震撼了日军。在同古之战中被击毙的日军大佐横田尸身上所遗之日记写道：“南进以来，从未遭遇若是之劲敌。劲敌为谁?即头顶青天白日徽之支那军也。”远征军的苦战虽然最终未能挽回缅甸防御战的颓势，但却有力地打击了侵缅日军的嚣张气焰，支援了英军的战斗，巩固了中国与盟国之间的协作和友谊。
       中国对盟国先德后日战略的服从和配合，更能体现其对盟国共同利益的维护，更有利于刚刚建立的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巩固。早在1940年底至1941年初，美英军政首脑就在“先德后日”的战略问题上取得了完全一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军政首脑在华盛顿举行的“阿卡迪亚”会议上进一步确认了“德国第一”的原则，并得到了苏联的赞同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一度热切希望盟国先集中力量打败日本的中国政府接受和服从了盟国“先德后日”的总体战略，并为盟国“先德后日”战略的实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首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基本上同以前一样独自承担着打击和牵制日本陆军主力的战略重任，使盟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战线能够稳定保持，从而为“先德后日”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前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仍牢牢牵制和打击着日本陆军主力，在1941年-1944年问始终打击并牵制了日军64-76万多人不等。此外，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战场特别是正面战场，从来没有出现盟军所担心的崩溃或与日本单独媾和等危害世界战略全局的形势。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坚忍不拔的精神顽强地坚持下来，粉碎了日本想利用有利局势促使蒋介石政府屈服投降的企图。对此，日本无可奈何地承认：“重庆政权……尚能坚持强韧的抗战意识”，“即使重庆被攻占，……能否屈服，也成问题。”中国战场在困难中的坚持，是对盟军“先德后日”战略的最大支持。
       其次，中国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都在为“先德后日”战略的实施不断做出牺牲和让位。这一点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全缅战役的拖延上。缅甸保卫战失败后，中国对外的陆路、海路交通完全被切断，高度危险但运输力极其有限的“驼峰”空运对支持中国抗战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因此，在缅甸防御战失利之后，中、美、英三大盟国就开始筹划和准备反攻缅甸。从1942年5月到1943年11月，几乎在盟国举行的历次重要军事会议上，反攻缅甸作战都是主要议题之一。但为了保证欧洲和北非作战的顺利进行，英美盟国将反攻缅甸的作战时间和作战计划一改再改，中国对外的交通形势和受援能力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基本上仍然是独力承担抗击日本陆军主力的战略重任。为了保证盟国“先德后日”大战略的实施，中国在与自身利益攸关的缅甸战役问题上一再作出牺牲，使国家长期遭受着日本的封锁，这对本已极度贫乏却经受日本长期战争摧残的中国来说实属难能可贵。
       中国在本土战场极度危险之时，全力支援和配合盟国作战，稳定了盟国的太平洋战线；中国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服从盟国战略需求，且没有与日本单独媾和，保证了盟国的协作行动，为盟国“先德后日”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前提，从而有效地巩固了反法西斯联盟。
       二
       蒋介石访问印度并调解英印关系和宋美龄访美，是中国为强化盟国之间的协作，增强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力量而开展的典型外交活动。
       1942年1月下旬，蒋介石主动向英方表示希望对印度进行短暂的非正式访问，一来调解英印关系，使他们为盟国共同的反法西斯事业进行全力合作；二来希望同英印政府商讨中印间诸如开辟交通线、使印度成为援华物资的集散地与中转站、中印缅联合防御等合作问题。英国外交部对此表示“热情欢迎”，并肯定蒋与印度“行政和军事当局的接触对盟军在近东地区的协调作战极具价值”。
       蒋介石1942年2月出访印度期间同英、印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在同印度总督林里资哥的会见中，蒋介石婉转地表达了希望英国予印度以独立的意思。他暗示英国只有给予印度独立，才能激发他们支持英国对日作战的积极性，从而不为日本的宣传所利用。但林里资哥顽固认为将政权交还印人的时机未到，“盖印度没有一党或一派可以圆满执行政权的”。不仅如此，他还警告蒋介石不要介入英印问题，以免妨害联合作战之努力。在与国大党主席阿柴德和执行委员尼赫鲁的多次会见中，蒋介石又力图劝说国大党放弃反英政策，支持英国对日战争，通过与盟国积极合作来达到民族的最终独立。他还从大局着眼进一步解释，他所说的合作，“不是对英国而是对民主阵线的合作”
       ，这充分体现了蒋介石认为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应当服从盟国利益的进步主张。但阿柴德和尼赫鲁对此劝告却听不进去。为此，蒋介石又设法与国大党的精神领袖、不合作运动的创始人甘地会面，力图说服他带领国大党与英国合作。然而，任凭蒋介石如何劝说，甘地始终坚持不合作主义，认为在印度的人力物力不论事实上还是法律上都在英国政府手中时，不能指望国大党对于战争能有什么积极和有效的贡献。
       英印政府和国大党领导人的顽固决定了蒋介石对英印关系的调解只能以失败收场。但这次访印却推动和加强了两国的军事合作。如蒋介石在与孟加拉省长赫伯特爵士会晤时指出，“加尔各答不仅是中国航空公司航线的终点，且成为另一中国物品海运之中心。”他要求赫伯特对于中国物资经加尔各答运华者，予以全力的帮助。赫伯特对此予以肯定答复。蒋介石在与林里资哥、英军司令哈特莱的几次会谈中还就印度的防卫问题交换了观点，并就建设一条中印公路达成了一致意见。此外，蒋介石还提出希望印度政府在塞地亚附近行将建成的一个飞机场外，再建筑两个加大机场，以容纳美国为开辟从塞地亚到云南省的航线而供给中国的数百架运输机。哈特莱对此表示同意。由此可见，蒋介石访问印度就加强中印军事合作的目标而言是比较成功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印度不支持英国抗日对盟国所造成的压力，无论是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盟国的整个反侵略事业来说都是极其有益的。
       宋美龄访美是太平洋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为加强与盟国之间的关系而进行的又一重要外交活动。1942年11月中下旬，宋美龄以就医疗养的私人名义赴美，但实际上却是作为蒋介石的特使，去美国从事对政府和民间的外交工作，以争取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进一步密切和加强中美关系。
       宋美龄在美国进行的外交活动主要有二：一是与罗斯福总统及其助理霍普金斯等美国政要就增加美国对华援助、反攻缅甸作战、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关系、战后中美合作等问题进行交涉；二是向美国民众发表一系列演讲，宣传中国抗战，争取美国舆论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和支持。其中，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的著名演说被认为是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在这次演说中，宋美龄指出中美两国在基本原则上实为同一目的而作战，两国人民具有相同的理想，中国愿为实现这种共同理想而与美国进行切实合作；针对盟国的先欧后亚战略，宋美龄在演讲中强调，日本侵略对盟国威胁极大，盟国不应再视对日战争为无足轻重。她呼吁中、美、英、苏等联合国家必须尽力加强作战，以早日获得最后彻底之胜利。作为被允许向美国最高立法机关发表正式演说的第一位东方女性，宋美龄此次演讲的实况经美国四大广播公司向全美转播，演说词被美国各大报纸全文刊载。翌日，宋美龄与罗斯福总统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借此机会进一步宣传了中国抗战。她对中国抗战情况的介绍促使罗斯福明确表态，美国“将用全部智慧，以上帝允许的最快速度”来支持中国抗战。
       宋美龄在全美的数十次演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军民可歌可泣的抗战业绩和伟大的民族精神，加之其流畅优美的英文表达，因而收到强烈的效果。美国新闻媒体大量报道了宋美龄访美及其演讲盛况，形容她“横扫”美国，“以魅力征服了这个国家”。宋美龄演说活动产生的轰动效应激发了美国民众要求重视和援助中国抗战的普遍情绪，这就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了催化作用，并推动了罗斯福决心支持中国政府进入世界“四强”的行动步骤。
       中国政府为巩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内部的团结，加强同盟国之间的协作而开展的外交活动基本上是成功的。蒋介石访印加深了中印两国间的相互了解，推动和加强了中印之间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印度不支持英国抗日对盟国所造成的压力；宋美龄访美不仅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影响，而且有力地促进了中美关系的迅速发展。
       三
       中国通过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与英美缔结平等新约、参加签署莫斯科《普遍安全宣言》和出席开罗会议等重要外交活动而赢得大国地位，也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巩固。
       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中国赢得大国地位的第一体现和结果。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不仅使中国成为英、美等国抗击法西斯侵略的盟友，而且使存在于中国同英、美国家问的不平等条约成为一种荒谬的现象。从1942年春起，中国舆论界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此起彼伏，并在美国激起了强烈反响。因此，当1942年夏太平洋战场的形势发生有利于盟国的变化后，美、英两国终于决定采取废约行动，并希望借此实现从心理上和政治上增强中国抗战的决心、永远消除对华关系中存在的不正常现象等重要目标。
       1942年10月9日，美、英两国同时通知中国驻美英使节，它们准备立即与中国政府就废除在华治外法权问题及相关问题进行谈判。其后不久，中美、中英之间就展开了正式的谈判。中美之间进行的是一场卓有成效的速决式的谈判，到11月底已就平等新约内容基本达成一致。相比之下，中英之间的谈判却几经周折，尤其是围绕九龙新界问题的交涉最为棘手。中方认为，九龙新界作为租借地，应与其它租界一样移交给中国政府。但英方认为九龙问题不在废除在华特权的范围之内，坚决拒绝中方的要求，即使谈判破裂也在所不惜。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同样坚决。蒋介石坚持要把收复九龙租借地包括在条约之中，否则，他宁愿不签订条约。在中英双方僵持不下之时，顾维钧向蒋介石进言，如果不能签署中英条约，将让人觉得“盟国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盟国阵线的团结有缺口。”蒋介石最终同意作出让步，同顾维钧的这番劝说有密切关系。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世杰谈到这一点时也说：中国考虑到谈判破裂，将“对于中英邦交及联合国之共同阵线影响尤巨，乃决定先行签订中英新约，而将九龙问题保留于日后提出。”由此可见，在中英新约签订中，中国所作的让步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巩固盟国之间的团结。反过来，中美、中英新约的签订，从法理上结束了美、英百年来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和其它特权，不仅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士气，进一步促成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而且也有效地巩固了中国与盟国间的团结。
       参加签署莫斯科《普遍安全宣言》是中国为进一步巩固反法西斯联盟而积极参与的一次重要国际活动。随着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决定性转变，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问题，日渐成为主要反法西斯盟国首脑间的重大课题。罗斯福希望中、美、英、苏在战时的合作继续维持下去，并由此四强在战后发挥警察力量，来维护世界和平。然而，当时中国“四强”之一的地位并没有得到英国和苏联的承认。在美国的不断施压下，英国于1943年8月的魁北克会议期间，同意了罗斯福的建议。但直到莫斯科外长会议召开前夕，斯大林仍反对把发表四国宣言包括在会议的日程中。
       1943年10月18日至30日，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会议最主要的成就是美、英、苏、中四国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在三国外长会议席上，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号召设立战后国际组织的宣言草案，主张作为《四强宣言》，英国外相艾登表示支持。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坚持认为，既然中国外长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的宣言理所当然是三国宣言。他建议“这次会议只讨论三强宣言，而不涉
       及四强。”赫尔反驳说：“为了维护联合国家统一的精神，把中国包括在内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对联合国家的统一将产生极为有害的心理效应”。10月21日会议休息用茶时，赫尔进一步向莫洛托夫劝说道：“在我看来，将中国排除在四国宣言之外是不可能的。我国政府认为，中国在战争中已作为四大国之一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现在在宣言问题上由苏英美三国当面将它摒弃，完全可能在太平洋地区产生极其可怕的影响，不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如此。这样做可能要使我国政府作出各种各样的调整，以保证太平洋地区政治和军事局势的恰当稳定。”在美国如此强硬的态度之下，莫洛托夫于26日表示苏联不再反对中国作为原始签署国。30日，美、英、苏、中四国共同签署了《普遍安全宣言》。
       宣言的签署和发表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整个反法西斯联盟都是一个重大事件。对中国来说，它表明“中国与其他大国一起联合参与推进战争进程、建立和平组织与战后国际合作机制的权利与责任得到了承认”。围绕中国参与签署四强宣言的争执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时盟国之间的分歧，但唯其如此，四国宣言的签署才更能体现出盟国之间战时团结合作的主流，并反过来巩固和加强战时盟国间的合作。
       莫斯科外长会议结束不到一个月，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又于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在开罗举行。对中国来说，会议的最大收获是与美、英两大国共同签署了《开罗宣言》。《开罗宣言》庄严宣告：“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宣言使中国人民收复失地的神圣使命得到了庄严的国际保证。中国被邀请参加会议并参与签署《开罗宣言》，在一定程度上是盟国对中国在反法西斯事业中所作的巨大贡献和牺牲的一种政治和外交上的补偿。美国学者菲斯曾言：“开罗宣言对中国的许诺是以一种历史的公正精神作出的。但可以推断，在这种时候协商和公布这些许诺，是有它的意义的。对未来的预见正被用来补救当前的虚弱。……如果中国因得到有希望前景的奖励而重整旗鼓，那么疲惫的中国就会使自己在战争中坚持得更长一些，更努力一些。”此外，《开罗宣言》因对中国和亚洲其他遭受日本殖民和奴役的国家的战后独立所作的庄严国际保证，赢得了“太平洋宪章”的美誉。这种成就的取得是与中国的努力分不开的。《开罗宣言》草约提出后，英国曾提出两处重要改动：一是将日本攫夺之中国领土“归还中国”，改为所攫夺之中国土地“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二是将“使朝鲜成为一独立与自由之国家”一句，改为“使朝鲜脱离日本之统治”。对英国的这两点修正，中国坚决反对。参与起草宣言草约的王宠惠指出，中国作战的目的，在贯彻反侵略主义，含糊指出日本要放弃所攫夺之领土而不说明应归还何国，将使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疑惑不解。关于朝鲜问题，中国指出，日本之大陆政策，由吞并朝鲜开始，仅言“脱离日本统治”而不言其它，则将为远东将来留一重大问题。因此，宣言必须确定朝鲜将来的自由独立地位。在中国的坚持下，英国提出的这两点修正意见被否决，从而确保了《开罗宣言》是一个争取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的宣言。这对激励亚洲其它被侵略国家的反侵略斗志和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增强盟国内部的凝聚力大有裨益。
       值得强调的是，在通过上述重大外交活动而“正式进入大国之列的过程中，中国绝不仅仅是美国慷慨仁慈的被动的受益者”。中国赢得大国地位首先也最主要是基于自身长期抗战对整个反法西斯事业的巨大贡献，而这种大国地位的取得，又有利于激励中国继续为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同时也有助于盟国之间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协作，从而巩固盟国之间的团结。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作用已经为历史所证实。作为世界上遭受法西斯侵略时间最长、独力抵抗法西斯侵略最持久的国家，中国不仅为推动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奔走呼号，而且为促进反法西斯联盟的巩固竭尽全力。无论是具体的战役配合与顾全大局的战略牺牲，还是积极主动、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都充分表明在战火中久经锤炼的中国已经能够勇敢地承担起时代赋予自己的神圣使命，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巩固竭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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