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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大国合作制日是国民政府“七·七事变”前力图将其实施、并用以推迟中日战争爆发的重要外交策略；其实施的过程中，在经济领域得到了欧美国家一定程度的支持与合作，而政治领域的合作制日，则由于主要国家如英、美因自身利益的关系反应冷淡，未能实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有利于此后全面抗战政策的形成，另一方面由于未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同时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实施，中日战争最终爆发。
       [关键词]“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大国合作制日
       [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8)02-0230-06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曾经试图着力推动欧美国家抑制日本侵华。但是，1933年2月国联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审议结果显示，欧美国家虽然对日本独占东北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但谁也不愿意积极推动对日本实施有效制裁。这种状况使得国民政府转而和日本寻求交涉和妥协，以局部退让换取中日关系的稳定，实施“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是，日本并没有因为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而停止进一步侵华，相反由继续蚕食华北发展为对华北实施分离，形成了著名的“华北事变”。“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逐渐调整了对日政策，由原来的妥协退让转变为强硬，并力图利用国际力量抗衡日本，这一策略即为“大国合作制日”。
       一、推动国民政府实施大国合作制日的诸因素
       “华北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发生较大变化。在1935年1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关于“和平”、“牺牲”的讲话，言“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接着，在次年7月，蒋又向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发表讲话指出，所谓“最后关头”，是指“用尽政治外交方法”仍然不能排除“我们不能容忍的”、“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的时候。这些讲话不仅表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将不再退让妥协，而且暗示国民政府将以“政治外交方法”来努力舒缓中日矛盾。为此，蒋介石强调，要“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与“经济合作”，并以此来决定与各国的“离合友敌”关系。蒋介石这些表明立场的讲话是国民政府将要开展大国外交的一个信号。
       国民政府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机来强调“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与“经济合作”，是受1935年前后国民政府内部政治格局和整个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因缘互动综合影响的结果。具体地来讲，以下几个方面是直接推动国民政府重新强调国际合作的因素：
       (一)国民政府内部主张大国合作制日力量压倒怀疑大国合作制日力量的结果
       《塘沽协定》以后至1934、1935年之交，国民政府所面临的外交状况是：一方面日本不断逼夺华北更多的权益；一方面国际对中日问题采取观望态度。同时，国民政府自身对大国合作制日亦处于消极之中。在此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实施所谓“道义外交”，谋中日之间通过正常外交途径解决某些冲突问题。而从1934年底至1935年6月的“道义外交”实施成效来看，它非但没有改善中日关系，缓解矛盾，反而使日本借机向中国提出了“取消排日”、“经济提携”等一系列的要求，并在华北制造了“胡白事件”、“察东事件”，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同时，直接要求中国放弃“以夷制夷”政策，接受日本的控制。而以汪精卫为首的大国合作制日怀疑派在日方进逼下仍以妥协求苟安，汪不仅指示同意日方就“察东事件”和“胡白事件”提出的各项要求，而且还拟同意日方提出的中日联航问题。这激起了国民政府内部抗日派及大国合作制日派的猛烈反对，他们在中央政治会议上直面抨击汗精卫卖国，并赞成汪辞职，以打击汪派。同时，由于看到对日退让没有出路，主张联合英美、苏联以抗日的人也越来越多。在国民政府内部，除较早即主张与“英、法、美人民特别联络”及与苏联“亲近”的冯玉祥外，孙科于1935年底认为联合苏联实行抗日的“时机已到”，李烈钧也于此时主张国民政府外交政策应实行“联俄”。此后，张继、邵元冲等原先积极反共的人也主张联俄制日。孙科、邵元冲甚至表示为联俄抗日愿意亲自到苏联去。蒋介石本人1935年后尽管在口头上没有宣传联苏的重要性，但对加强与苏联的接触也作了秘密安排。阎锡山、陈诚等人也表示国民政府应联俄制日。这些情况表明，主张大国合作制日派的阵营日益壮大，推动大国合作制日策略实施的力量基本形成。相比之下，以汪精卫为首的怀疑大国合作制日派在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和12月唐有壬遇刺身亡之后，受到沉重打击，在中央政府中的力量被严重削弱。蒋介石亲自兼任行政院长，其亲信张群出掌外交部，冯玉祥出任军委会副委员长，王世杰、翁文灏、蒋廷黻等主张抗日的学界名流也出任政府职务。国民政府内部的这些变化为其外交政策上采取更为积极的大国合作制日策略提供了前提。
       (二)英日、苏日矛盾的尖锐化也为国民政府大国合作制日策略实施提供了条件
       英国在中国具有巨大的利益，日本侵华以后，英国政府对日采取妥协政策，以避免与日本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从而损害自己的在华利益。随着日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继续侵华，英国及其在华企业的利益受到严重影响，据统计，在中国的进口贸易中，英国在总额中所占比重由1934年的12％进一步下降至1935年的10.6％，而日本则由同期的12.5％上升至15.6％(东北除外)。英国商人“抱怨大规模公开走私对他们的经营事业所带来的严重影响”，并感到“长江下游的羊毛、糖和煤油市场正在崩溃中”。为了保护其利益，英国政府开始考虑与日本协调在华行动问题。在华英国公司更是积极活动，他们组成“中国市场院外活动集团”，推动政府在中国市场上采取与日竞争政策。其中尤以怡和洋行的凯瑟克兄弟(John Heany Keswick和William Johnston Keswick)和帝国化学公司主席亨利·麦高恩(Harry MacGowan)活动最为积极。由与中国有关的19家公司的20名代表签署的被称为“麦高恩报告书”(MacGowan Memorandum)的文件1935年5月被送到商业大臣朗西曼手中。报告书中声称“除非英国采取强硬立场，否则，她在远东的利益以及她可能拓展中国市场的力量，都将受到严重削弱”。基于这种情况，英国政府最终决定派遣李滋罗斯使团出访远东，谋求有关中国市场的利益协调。所有这些，反映出英日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已达到较为尖锐的程度。从苏日矛盾来说，1935年下半年以后，随着日本在国际上提出“共同防共”问题，其反苏意图日益明显。1935年5、6月间，日驻德武官大岛浩开始与德讨论缔结同盟以共同对苏问题。日参谋本部从日苏对抗的观点出发，竭力推动日德结盟。“二·二六”事件后组成的广田内阁也将反苏反共作为外交政策重点，决定与德国提携，以牵制苏联。在日本各方面推动下，德日于1936年11月25日正式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与此同时，日本向中国也提出华北“共同防共”问题，要求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同意。另
       一方面日本还在中苏边境不断制造冲突事件。1936年上半年就“发生了数十次的冲突”，并且这种冲突“处处有引起重大纠纷的可能”。苏联为防备日本的进攻，不仅加快远东军事设施的建设，还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苏蒙互助协定》。在《反共产国际协定》签署以后，苏联为表示对日不满，又停止了原已谈判好只待签字的《苏日渔权协定》。这些说明苏日矛盾已臻白热化。英日、苏日矛盾的上述发展状况，无疑使中国在远东国际关系中的分量加重。对此，蒋介石曾深有体会地说，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间接使我们国家的地位比以前重要”。所谓重要，其涵义是指在遏制日本的进一扩张中，大国也需要中国的协助。换句话说，中国在抵抗日本侵略中，其大国合作制日策略的实施有了国际关系方面的客观基础。
       (三)中美关系中的某些发展变化也为国民政府实施大国合作制日策略创造了条件
       1934年以后，美国政府的远东政策比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更为软弱。对日本，美国竭力避免与其发生摩擦，姑息纵容日本的对华侵略政策；对中国，则实行对经济发展极为有害的白银政策，造成中国白银严重流失，流失量总计达64500万盎斯，占当时中国白银流通总量的一半，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出现。同时，它也极大地损害了中美关系，严重削弱了中国的国力，而使日本从华北的白银走私和国际贸易中大获其利。为了拯救困难中的中国经济，中国政府和经济界人士不断呼吁美国政府改变白银政策，支持中国币制改革。经过一年多的实践，美国有关人士虽然认识到白银政策对中国的危害和对日本的有利，但直到1936年初，美国仍未根本确立支持中国币制改革的政策。到1936年5月，中美两国代表经过艰难谈判，才达成支持中国币制改革和稳定金融的《中美白银协定》。这一协定虽然使中国经济更加依附于美国，适应了美国的现实需要，但它结束了对中国金融危害极大的白银政策，并贷款2000万美元给中国以支持币制改革，表明美国最终回到考虑中国的白银危机和日本加紧侵华这一总体局势的轨道上，中美关系也由此得到了加强。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转变，从总体态势上看，为国民政府实施大国合作制日提供了条件。
       正是在上述诸因素的综合推动下，国民政府逐渐转向以大国合作制日策略为主来对抗日本进一步扩张的企图。
       二、国民政府大国合作制日策略的实施
       “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大国合作制日策略实施的最初表现是1935年11月至1936年5月的币制改革。从大国合作制日的角度来看，币制改革具有十分独特的意义。一方面，国民政府所面临的金融危机使其在日本与美、英争夺对中国金融控制权的斗争中，选择加入英镑集团和美元集团，向大国合作制日迈开了一大步；另一方面，国民政府选择加入英镑集团和美元集团又从经济上加强了与英、美的联系，从而为大国合作制日策略实施奠定了基础。两方面互相推动，为“华北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的大国合作制日策略实施打开了局面。因此，币制改革虽然是国内经济问题，但它包含着国民政府大国合作制日的国际战略内容。这主要表现在：(1)国民政府竭力反对英日共同贷款支持中国币制改革，而寻求英国、美国的财政和金融支持。(2)国民政府通过加强与英美的金融联系，迫使日本同意向国民政府移交部分白银，使整个币制改革稳步推进。由此可见，币制改革本身也是“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大国合作制日策略在金融领域的成功实践。
       大国合作制日策略在币制改革上的成功实践，为国民政府进一步实施这一策略展示了更大的前景。为进一步抑制日本的侵略扩张势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谋求在政治上联合欧美国家，为此提出了与美、英、法、苏等签署太平洋地区公约的建议。据有关资料，蒋介石是这一公约的首倡人。1936年6月，他在与李滋罗斯的最后一次谈话中指出，如果苏联、中国、英国和美国同意达成某种互助协定，它将能保证远东和平。同时，他提请英国政府考虑这种合作的可能性。但蒋介石的这一建议并未受到重视，英国亦未对此作出正式答复。相反，英国此时正与日本就在华利益的分配问题进行谈判，日本要求英国在中国问题上与其进行合作。这一谈判自1936年7月一直延至1937年7月，整个谈判虽然未得任何成果，但表明英国这一时期内对日本仍然采取绥靖政策。蒋介石在其建议得不到英国支持的情况下，转而向苏联寻求合作。1937年3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表示对太平洋地区公约感兴趣，并向蒋廷黻表示：“只有这样的公约才能最终制止日本侵略和保障远东和平。日本不可能也不敢与其它太平洋国家的联盟对垒”。同时，苏联方面告诉蒋廷黻，鲍格莫洛夫已受令就此问题寻求与中国的合作。出于抑制日本扩张的共同需要，中苏两国一拍即合。4月，孔祥熙、陈立夫、蒋介石、王宠惠(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先后与鲍格莫洛夫进行会谈，以极大的兴趣了解苏联在此问题上的立场。苏联方面总的立场是，中国在国际上率先提议进行太平洋区域性互助公约的谈判，然后由苏联响应，苏联将“全力促成中国政府办成此事”。苏联的态度使国民政府对太平洋地区公约更为热衷。同月，孔祥熙出访欧洲，其出访目的，一方面是为推动太平洋地区公约的形成；一方面是要争取欧洲国家的贷款。两者均与国民政府大国合作制日策略实施有关。在欧洲，顾维钧等人也将这一公约“视为可能导致主要大国合作以维持远东和平的途径”，而把它当作“重要的问题”，频繁与欧洲各国外交官员和政要交换意见。5月，在伦敦帝国会议期间，澳大利亚总理莱昂斯(J.A.Lyons)也在会上建议有关国家在太平洋地区达成一项区域性谅解和不侵略公约。这对中国推动太平洋地区公约实现，显然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孔祥熙在欧洲的穿梭访问中，更加竭力地敦促各国同意并实施这一建议。但正当国民政府致力于推动这一协定的成立时，“七·七事变”爆发，整个工作付诸东流，国民政府也放弃了达成公约以抑制日本的想法，而转为依靠自己的力量实施全面抗战。
       提议中的太平洋地区公约，其根本动机是要联合各国制止日本的侵略扩张，它首先得到了苏联和澳大利亚的支持，也得到国际上有关人士的赞同。并且它也确实是当时条件下可能对日本侵略扩张予以遏制的有效国际途径。而这样一个好的设想在当时未能付诸实现，对于国民政府的大国合作制日策略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形成这种结局的主要原因是成立太平洋地区性公约的建议虽然得到一些国家的支持，但起关键性作用的英、美国家并不是真心真意的想将其付诸实施。如上所述，英国政府一开始就不是认真对待蒋介石的建议，对苏联的类似建议也采取敷衍态度。后来，当莱昂斯再次提出时，外交大臣艾登认为，这是莱昂斯自己想为大选捞取“政治资本”。他对中国大使郭泰祺则解释道：“若只是为了缔结一个互不侵犯协定，那么非战公约已经够了”；若是互助协定，“美国肯定不会赞成”，势必失败。后来，外交部次官贾德干又告诉郭，“满洲问题”不解决，“订立协定的这个想法是没有用的”。6月，艾登还向日本表示，英国不打算签订太平洋公约。可见，英国政府是持消极态度的。美国的态度甚至更为保守，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在与孔祥熙交谈时，尽管也表现出一定兴
       趣，但同时表示如果是要达成互助公约，美国公众舆论“不会容许政府去签署一个承诺参与战争的书面协定”。国务卿赫尔在7月1日给英国政府的备忘录中表达美国远东政策的倾向时也指出，美国将执行传统政策，不会参加任何形式的承担责任或建议结成联盟的协定。没有美国、英国的支持，太平洋地区性公约当然就无法实现。
       未能达成太平洋地区性公约对中国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是使国民政府不能在战争爆发前建立一个具有战略性的国际关系网，即未能使与太平洋地区和平问题有关的国家加入制止战争爆发的行列。二是直接影响了中苏关系的发展。中苏两国对太平洋地区性公约立场一致，都希望它能成功。但在太平洋地区性公约与中苏两国之间的条约谈判关系问题上，苏联方面更注重前者。1937年4月，鲍格莫洛夫明确向中方表示，“只有弄清根本不可能签署太平洋公约之后，我们才会重新讨论双边互助条约的问题。”正是由于中、苏在4月以后，外交重点都着眼于太平洋公约，因而使得“七·七事变”前夕的一段时间内，最能对日本侵华起抑制作用的中苏关系无实质性进展。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中苏两国都想将英、美、法拉人制止日本扩张的行列。
       除争取达成太平洋地区性公约之外，国民政府还为实施大国合作制日策略做了一些其它工作。孔祥熙访问欧洲时肩负的另一项使命就是尽量争取欧洲的经济支援。在他的计划中，对法国政府准备提出“飞机、整顿1914年借款和铁路投资”问题。对英国，他计划贷款“一亿二千万英镑，以整理总数在二十亿元国币的国内公债”，稳定国内金融。为此，他分别会见了财政大臣、财政委员会和外交部官员、英格兰银行总裁、李滋罗斯等人，争取英国的对华金融贷款。并以同意英方提出的聘请英人作为特别财政顾问、同意指派一个英国人接替梅乐和(Sir Frederick Maze)任总税务司和重新雇用外国人进入中国海关服务、同意贷款只用于稳定通货而不用于购买军火等苛刻条件，与英国达成了原则上的贷款意见(后来英方并未践约)。与其它欧洲国家的贷款接洽，也紧锣密鼓地进行。此外，孔祥熙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在外交会谈中还对日本人宣传中国大国合作制日的观点。孔对来访的日本经济考察团说，“现在俄国已大整远东军备，尤其空军进展甚速。英、美亦已开始造舰，尤其英国在新加坡、香港等地，建立极巩固之海军根据地，且已有四万万金镑之庞大国防预算，试问日本究有何许资力，可以与此数国相对抗?”王也说，中国“只须准备以一国为目标之军备，而贵国则同时须准备对英、美、俄等国”。辞意之间，对大国合作制日的基础充满信心。这反映出国民政府要实施大国合作制日策略的基本战略观点，以及想以此使日本明白利害和希望其就此止步的意图。大国合作制日与大国合作遏制战争爆发的意图十分清楚。
       在经贸关系上，从国民政府财政部编制的《购买外国军火、军械统计表》看，中国与各大国之间军火贸易关系在1936年以后也得以加强。从进出口贸易来看，国民政府也维持了与英、美稳定的贸易关系，以美国为例，1937年美对华输出总额为6780万美元，是日本(2470美元)的两倍多(日本对华出口数额不包括东北在内)。在贸易结构上，也逐渐转向以金属材料、机械设备、化学品为主。这些有力地推动了正在进行的国防建设。它是国民政府大国合作制日策略指导下努力的结果。
       从上述情况来看，“七·七事变”前夕，国民政府大国合作制日策略实施中的特点是政治与经济并重，而重点在联合英美以抑制日本；而这一策略也使它获得了苏联、澳大利亚的支持，但由于英美未能鼎力支持，其政治目的未能达到。同时，国民政府通过加强与欧美国家的经济联系，使自己的经济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稳定和增强，为后来的全面抗战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这些反映出欧美国家更注重在经济上与日本争夺中国，而在政治上对日本则相对较为妥协的一般倾向。
       加速国家经济建设，推迟和避免中日战争的爆发，是国民政府在“华北事变”之后的最大目标。仅仅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来推迟和避免中日战争，显然不够。因而，通过大国合作制日来实现推迟和避免战争，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最佳选择。通过上面考察可以看到：大国合作制日是国民政府“七·七事变”前力图将其实施，并用以推迟中日战争爆发的重要外交策略；其实施的过程中，经济领域得到了欧美国家一定程度的支持与合作，币制改革和与欧洲国家的军火贸易及贷款业务的初步开展(尽管很多只是意向性的)，都说明了这一点。而政治领域的合作制日，尽管得到了苏联和澳大利亚的响应，但由于主要国家如英、美因自身利益的关系反映冷淡，使其未能变成现实。而总的来看，一方面，这一时期大国合作制日策略的实施仍有利于此后全面抗战政策的形成，另一方面由于未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实施，中日战争的爆发最终未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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