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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武汉会战是日本对华战略进攻时期的最后一战。日本发动的武汉会战包括政略攻势和军事作战两方面。由于中国政府坚决抗日，日本的政略攻势并未奏效。在军事方面，日本虽然取得了武汉会战的胜利，但却未能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也未获得结束战争的机会。相反，以武汉会战为起点，日本终于深陷中日长期战争的泥沼而难以自拔。武汉会战则成为日本侵华战争从战略进攻到战略相持的重大转折点，也是中国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的转折点。
       [关键词]武汉会战；日本；对华政策
       [中图分类号]K313.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8)02-0224-06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会战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略进攻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对华作战采取速战速决战略，以期在短时间内一举灭亡中国，结束战争，再准备北进、南进战略，夺取亚太地区霸权。按照日本当局的预测，日本发动华北会战、淞沪会战、南京会战后，中国就会屈服，就会出现结束战争的机会。但同日本的预测相反，中国并未屈服，仍在继续进行抵抗。为达到使中国政府屈服的目的，日本立即策动新一轮攻势，发动以武汉会战为主体的一系列作战，并辅之以政略、谋略攻势，企图制造新的结束战争的机会，避免陷入中日长期战争的泥潭。日本发动武汉会战大致可分两大阶段：一是政略攻势，二是军事作战。
       一
       武汉会战的第一个阶段是日本对华政略攻势，即日本利用攻占南京的军事胜利对华发动强大的政略、谋略攻势，以期迫降中国政府，并同时进行武汉会战的军事准备。
       攻占武汉是日本当局的既定方针。自“七·七事变”始，日本接连发动了华北会战、淞沪会战和南京会战，以制造迫降中国、结束中日战争的机会。1937年12月13日，日本攻占南京后，中国政府仍无屈服的迹象。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当局将对华政略攻势提上了日程。12月14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指出：“进攻南京，是为了促使中国方面回到日华提携的道路上来。但国民政府毫无反省之意，因此，日本决心通过对亲日政权的提携、对抗日政权彻底惩罚等方式，从根本上解决日华关系问题。由此，应彻底认识到，真正的对华长期政策自今日始。”日本政府的声明很明显是借南京作战的军事胜利，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反省”，诱导其走向对日屈服之路。为此，日本当局将对华交涉提上日程。又由于日本攻占了南京，因而对中国交涉的要价更高了。12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在《关于日华交涉给德国驻日大使的复文》中，提出了新的对华谈判条件，其基本条件是：(1)中国放弃容共和抗日、满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予以协助；(2)在必要的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并在该地区内设立特殊机构；(3)在日、满、华三国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合作协定；(4)中国应给日本以必要的赔偿。其具体条件是：(1)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2)中国放弃排日反满政策；(3)在华北及内蒙设置非武装地带；(4)华北在中国的主权之下，为实现日、满、华三国的共存共荣，应设置适当的机构，赋予广泛的权限，特别是实现日、满、华经济合作；(5)在内蒙古设置防共自治政府，其国际地位与现在的外蒙相同。(6)中国须确立防共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的实施予以协助；(7)在华中占领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在上海地区，日、华合作负责维持治安和发展经济；(9)日、满、华三国在资源开发、关税、贸易、航空、通讯等方面，应签订必要的协定；(9)中国应给日本以必要的赔偿。日本要求中方在年内答复。日方提出的这些条件，其实质，一是分裂中国，二是变中国为其独霸的殖民地。26日，当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将日方条件转达给中国政府后，27日便遭到中国政府的严词拒绝。
       12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制订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中指出，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来，“帝国政府切望南京政府迅速放弃其抗日容共政策，与帝国合作，……若南京政府有所反省，而当与之共谋收拾时局，但南京政府仍标榜长期抵抗，毫无反省之意。”“有鉴于此，今后不一定期望与南京政府谈判成功，而继续寻求收拾时局的其他途径，并与军事行动互相配合，对事态的进展做好准备，以应付南京政府的长期抵抗。”这一文件表明，日本当局此时已感到很难达到使中国屈服的目标，因而对华进行政略与战略两手准备：一是以政略手段，通过对华谈判达到使中国屈服的目标；二是谈判不成则准备以战略等手段应对中国的持久战。鉴于中国政府迟迟未于年底前正式回复日本的谈判条件，日本当局恼羞成怒。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制订了《中国事变处理根本方钊》，明确指出，“如现中国中央政府能断然悔悟过来，诚意求和，”仍可谈判。“如现中国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或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这一文件表明，日本对华政策在政略与战略之间，重心已转向战略的一方。当收到中国政府关于回绝日方谈判条件的正式复文后，1月15日，日本当局迅速召开了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立即停止对华交涉。16日，日本政府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史称第一次近卫声明，宣称“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反省的最后机会，一直等到现在。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然策动抗战，……因此，帝国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在国际法上只有承认和否认某国某政权，未曾有过不以某国某政权为对手的先例，因此，日本政府的声明引起了种种猜疑。为掩饰其失误，18日，日本政府又发表补充声明，称“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权更为强硬。本来，从国际法上来说，为了否认国民政府，只要承认新政权就可以达到目的，因为尚未到达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时期，所以，这次开国际法上的新例，在否认国民政府的同时，将它彻底抹杀掉”。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是日本攻占南京后制订的新的对华政策，其涵义是：(1)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进行交涉；(2)不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3)在中国另行扶植亲日政权；(4)将采取措施使国民政府崩溃或将其并于新扶植的亲日政权下；(5)将采取措施应对国民政府长期作战。按照这一方针，日本当局采取了如下措施：第一，制订新的政略与战略。1938年1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起草了《昭和13年(1938年)以后的战争指导计划大纲草案》，提出其基本方针是：“首先继续指导当前的对华持久战争，同时，断然推行昭和军制建设和整顿、加强国家整体力量，完成对苏中两国的战争准备。在此期间，继续注意和处理苏联的动向，同时，运用政略与战略迅速结束对华战争。”该计划约用4年时问完成。在政略方面，通过扶植“新政权”，恢复占领区的“治安”，诱导蒋介石政权与“新政权”合流，导致对华战争的结束。外交方面，要加强同轴心国的联系，要同美国保持亲密关系，并避免刺激英国和
       苏联。在战略方面，对华采取消极持久战，特别是要减少战力的消耗，促进对苏、中两国的战争准备。要达成上述目标，就要建立“昭和军制”，使陆军达到60个正规师团、30个临时师团，空军250个中队。军事方面的人力总动员为600万人，工业交通方面的人力总动员为400万人，战略物资方面总动员指标为：钢材1300吨，煤炭1.1亿万吨，飞机1万架，卡车10万辆。2月16日，日本大本营制订《自昭和13(1938)年2月至同年夏，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指导要纲》，要求在华日军“确保在华的现占领区，谋求其安定。同时，为了同苏、中两国作战，要完成我军的实质性准备。”2月18日，日本取消华中方面军，设立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由烟俊六任司令官，准备武汉会战。
       第二，消化与巩固已占领地区，建立对华作战的基地。其重点是扶植和建立各级傀儡政权，通过傀儡政权控制和统治占领区。自“七·七事变”以来，日本已攻占我国华北和华中地区的大片领土，以少兵临大国的日本，在未消化和巩固占领区前，是不敢冒险继续推进的。为此，日本每占领一地，就迅速寻找亲日分子，拼凑傀儡政权。日本关东军占领察哈尔、绥远、山西北部等地后，1937年9-10月，先后建立了“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等伪政权，在此基础上，又于11月22日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成为“七·七事变”以来日本在中国占领区建立的第一个较大的伪政权。在华北，日本华北方面军积极扶植华北傀儡政权，得到陆军省同意。日本陆军省进而提出先成立省级政权，然后成立联省政权，待华中联省政权成立后，再成立统一的全国性伪政权。按照这一设想，1937年12月14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炮制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由大汉奸王克敏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在华中，日本华中方面军先后建立了“上海市大道政府”、“南京自治委员会”、“杭州治安维持会”等地方伪政权。1938年2月12日，日本陆军省制订了《华中政务指导要纲》，要求日军在华中占领区，建立统一的伪政权，以达到“维持治安”，“确立日华提携共荣的基础”，“促进蒋介石政权实质性的崩溃。”按照这一方针，日本华中派遣军紧急拼凑华中伪政权，3月28日，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统辖华中占领区的各地伪政权。至此，日本以日军为后盾，通过伪政权统治华北、华中占领区。
       第三，完善国家总动员体制，进一步增强国力。1938年1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在第73次议会发表的施政演说中指出，中国事变已进入新阶段，要达到战争的目的，需要完善国家总动员体制。为适应战争的长期化，预算也要尽力保证军需品的充足发展。为准备对华长期战争，议会按照近卫的要求，军费预算在原35亿日元的基础上，增加了49亿日元，增幅达140％，以保证对华长期战争的需要。议会还通过了“国家总动员法”、“国家电力管理法”等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法令达86个，加快了日本这架战争机器在侵华战争轨道上前进的速度。
       总之，武汉会战前，日本当局利用南京会战的军事胜利，向中国政府发动了强大的政略攻势，妄图使中国政府接受日方条件而结束战争。当遭到中国政府拒绝后，便将武汉作战提上了日程。应该说，这一时期的对华政略攻势具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迫降中国政府，二是进行武汉会战前的各种备战。在这个意义上说，南京会战后日本对华政略攻势也属于武汉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武汉会战是日本对华战略进攻的最后一战。南京会战后，日本当局在对华发动战略攻势的同时，积极进行武汉会战的军事准备。武汉会战亦分两个阶段：一是武汉外围战，二是武汉作战。
       武汉外围战的目标是攻占武汉外围地区，时间始于台儿庄战役。早在1937年12月，按照日本参谋本部命令，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二军发动山东作战，至1938年1月中旬，相继攻占济南、青岛等地，控制了山东省大部分地区，企图打通津浦线，将华北、华中占领区连成一片。为阻止山东日军沿津浦线南进，1938年2月，蒋介石命令驻守徐州地区的中国第五战区在津浦线北段发动攻势，收复济宁等地。日军第五、第十师团也进行反攻，于是中日军队在津浦线山东段展开激烈的争夺战。3月13日，日军第二军命令第十师团南下占领运河以北地区，第五师团从临沂进攻峄县，配合第十师团作战。为阻止日军南下，中国第五战区派出重兵阻击日军。3月12日，中国军队在I临沂同日军第五师团坂本支队(1个多旅团兵力)进行激战，直到月底，坂本支队仍未能走出临沂，导致第十师团濑谷支队(1个多旅团兵力)孤军深入。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突破中国军队防线，相继攻占滕县、临城、韩庄、峄县等地，逼近台儿庄。台儿庄属山东峄县，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徐州北面的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3月22日，日军濑谷支队先遣队向台儿庄发动进攻，被中国守军池峰城第三十一师击退。日军恼羞成怒，接连发动猛攻，多次进入市区，又被中国军队逐出。日军坂本支队奉命增援，在台儿庄东部遭到中国军队围攻，被迫突围。4月4日至6日，濑谷支队也遭到中国军队包围，被迫突围。日军在台儿庄战役中遭到惨败。是役，日军死伤达11984人。
       日军在台儿庄战役的受挫，使日本大本营发现徐州地区中国军队仍有很强的战斗力，对华北、华中日军都有威胁，若将华北、华中占领区连成一片，就必须进行徐州会战，歼灭中国军队主力。徐州为苏北重镇，位于津浦线与陇海线交汇处，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南京失陷后，徐州便成为阻隔南北日军会师、牵制日军向武汉进攻的战略地带。台儿庄战役取胜后，蒋介石进一步充实第五战区兵力，准备在津浦线同日军作战。4月7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84号》，下令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协同作战，南北夹击徐州地区的中国军队。同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下达《大陆指第106号》指令，所附《徐州附近作战指导要领案》指出，华北方面军以约4个师团的兵力向陇海沿线发动攻势，为此，以主力攻击徐州附近之敌，以约1个师团攻击兰封一绥德一线敌军的退路；华中派遣军以约2个师团兵力从南面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为此，攻击津浦沿线地区，努力切断敌军退路。作战时间预定于4月下旬。
       根据这一命令，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分别制订了徐州作战计划。5月上旬，日军发动徐州作战，从南北两面夹击徐州。徐州战略地位虽然重要，但却无险可守。中国守军在徐州外围战中进行了顽强阻击，但未能阻止日军合击，5月中旬，南北两路日军完成了对徐州的包围。此时，中国军事当局及时决定第五战区突围，以保存有生力量。第五战区将40万大军化整为零，分别突围，至21日，顺利撤至豫南和皖北。日本大本营命令日军沿陇海线两侧乘胜向西追击，进入皖北和豫西。6月上旬，日军进至开封，逼近郑州。如果郑州失陷，日军将沿平汉线长驱进击武汉。为阻止日军南下，中国当局下令引黄河之水阻止日军。6月9日，中国军队在新郑北面的花园口掘开黄河堤防，滔滔黄河水奔泻而出，淹没豫、皖、苏三省大片地区，以沉重的代价迫使日军退却。
       
       徐州作战以日军的胜利而告结束，但其消灭中国第五战区军队主力的目标未能实现，日军承认“战果之微，出乎意料”。然而，日本通过徐州作战将华北、华中占领区联成了一片，为进攻武汉形成了有利的战略态势。实际上，日本大本营在攻占南京后就开始研究武汉、广东会战，在进行徐州作战时就考虑到进行武汉会战，并将广州作战(主要是切断中国的补给线)一并进行。日本大本营认为，“进行武汉作战是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这是陆军的一致看法。陆军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攻占武汉、广东，就能统治中国。如果这次作战胜利，可以说用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目标就能实现一大半。海军也认为，控制了中原，就能实质性地统治中国。由于国民政府大部分机关迁往重庆，为了轰炸重庆，必须占领武汉地区。如果进行武汉、广东作战需投入陆军主力，以现有兵力作战是可能的。日本大本营预计苏联不会参战，但对武汉、广东作战再加上政略、谋略的作用，能否使蒋介石政权屈服，没有把握。由此观之，进行武汉、广东作战的主要目的是要迫使蒋介石政权屈服，但大本营对此缺乏自信。尽管如此，大本营无计可施，也只有走这一着棋了。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进行武汉作战。根据御前会议决定，6月24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制订了《今后指导中国事变的方针》，要求集中国力直接解决中国事变，以此为前提，使对内对外政策一切适应于此。
       日本进行武汉会战最重要的准备是军事准备。早在1925年日本就制订出武汉作战计划，1938年4月，日本大本营在制订武汉作战计划时，也是在原计划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即华北日军沿平汉线南下，华中日军沿长江西进，两路夹攻武汉。此时，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造成日本华北方面军占领区“治安不良”，日本华北方面军“因治安肃正力不从心”，又因黄河决堤交通不便，只能“以佯动牵制敌军。”这一始料不及情况的出现，迫使日本大本营修改武汉作战计划，放弃华北日军南下计划，而由华中派遣军沿长江西进进攻武汉。6月18日，日本大本营下令进行武汉作战准备。7月31日，日本大本营制订了《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领》，决定在秋季进行武汉、广东作战，“捕捉结束战争的机会”。武汉作战的目的是“摧毁蒋介石政权最后统一的中枢——武汉三镇，和完成徐州作战以来就着手建立的黄河至长江间的(对华)压制圈。”“本次作战对敌军打击越大，其价值就越高。”为此，进攻武汉时，应对配置在该地的中国军队以“最大的损害”，然后限制战局扩大，在武汉附近配置若干机动兵团，形成持久战的态势。为进攻武汉，日本投入了重兵。当时陆军总兵力为34个师团，其中，华中派遣军就达14个师团，占其兵力的41％，用于武汉作战的兵力达9个师团，占其总兵力的26.5％，可以说是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是一次性投入兵力最多的战役。日军分两路进攻武汉，第二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亲王中将)4个师团在安徽合肥集结，沿大别山向鄂北、豫南推进，从北面包围武汉，担任配合作战；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5个师团在江西庐山集结，沿长江和长江南岸向武汉推进，从东面和南面包围武汉，担任主攻作战。8月22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188号》命令：“华中派遣军同海军相配合，攻占武汉附近要地”，“华北方面军努力牵制敌人，策应华中派遣军作战。”日军第二、第十一军分两路同时向武汉推进。
       武汉地处中原，为纵贯南北的平汉线、粤汉线和横穿东西的长江的连接点，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南京会战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迁至武汉，武汉便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为此，国民政府十分重视武汉会战，决定李宗仁第五战区驻守大别山地区，陈诚第九战区驻守庐山地区，利用险峻山地阻击日军。参加武汉会战的中国军队最初为30个师，后逐步增加到129个师，约110万人，是全面抗战以来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
       8月27日，日军第二军分南北两路发动进攻：北路沿安徽六安至河南光州一线向信阳推进，切断平汉线；南路沿安徽霍山至湖北麻城一线向武汉北面推进。两路日军均遭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伤亡惨重。如信阳作战中，中国军队重创日军第十师团，日军第三十九联队从出发时的2800人减少到不足800人。在大别山作战中，日军第十三、第十六师团苦战1个多月，死伤4400多人。10月16日，日军攻占信阳，后沿平汉线南下时在桐柏山又遭中国军队阻击，直到26日武汉沦陷后才进入湖北。进攻大别山的日军直到25日才突破大别山防线。
       8月30日，日军第十一军兵分三路从江西九江向武汉推进：北路沿长江北岸，中路沿长江南岸，同时向武汉推进；南路通过庐山，沿德安、永修一线推进，攻击中国第九战区主力部队。日军第十一军的进攻同样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在庐山，从8月至11月，中日两军打得难解难分。9月25日，日军第一零六师团在庐山马回岭遭到中国军队阻击，死伤续出。10月8日，师团司令部向军司令部紧急报告：“师团正面之敌，一到夜晚依然向师团四周进行数次反击，师团逐渐处于被包围状况。”日军派出多支援兵，直到10月17日才突破重围。9月26日，日军第一零一师团在庐山南麓向德安推进时，遭到中国军队阻击，死伤甚多，连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也身负重伤。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日军第一零一、第一零六师团几乎失去了进攻能力。但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等援军投入作战后，突破中国军队防线，于10月27日攻陷德安。长江沿岸作战中，在湖北田家镇，日军今村支队遭到中国军队夹击，死伤1150人。田家镇失陷后，武汉已无险可守，日军长驱直入，第六师团沿长江北岸推进，于10月24日攻占武汉西北郊的黄陂。10月25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武汉东郊的葛店。与此同时，日军第九师团攻占咸宁，切断粤汉线，逼近武汉南郊。至此，日军三面包围了武汉。由于武汉无险可守，中国军事当局已令守军撤出，武汉实际上是一座空城。26日，日军第六师团进入汉口，日军波田支队进入武昌。27日，另一支日军进入汉阳，至此，武汉三镇陷落，历时3个月的武汉会战结束。
       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爆发以来，双方投入兵力最多、规模最大的战役。日军虽取得了会战胜利，却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死伤达35500人。同时，日本既未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也未使中国政府屈服，更未获得结束战争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说，日本远未达到其战略目标。
       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初期日本对华战略进攻的最后一战，也是日本对华战略进攻的完成与终结。以武汉会战为起点，日本终于深深陷入中日长期战争的泥沼而难以自拔。武汉会战则成为日本侵华战争从战略进攻到战略相持的转折点，也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的转折点，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责任编辑　桂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