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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马克思的生活世界理论是理解和阐释其实践概念的全新视域。马克思生活世界视域中的实践概念是指人类一切活动的总体和人类生活的一切过程，即广义的生活实践。物质生产活动是构成现实的人及其生活本质的具有优先性的实践活动样态，即人类的“第一活动”。政治伦理活动、理论活动与物质生产活动之间具有同构性。
       [关键词]马克思；生活世界；感性活动；实践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IX(2008)02-0151-05
       马克思所理解的生活世界之所以是现实的，关键在于它将自己的理论视角主要聚焦在“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上，并以此为基础来说明“现实的人”、“现实的自然”以及“人的生活世界”的生成。正是人的“感性活动”，建构了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构筑了人的生活世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既是生活世界的现实基础，又是生活世界的实质和核心。
       那么，马克思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如何理解马克思生活世界视野中的实践范畴呢?
       一
       “人的感性活动”或“对象性的活动”是实践概念的最简单、最基本的表述。
       早在《德法年鉴》时期的论文中，马克思就特别提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所谓武器的批判，指的无非就是对象性的批判，感性的、物质的批判。这里似乎隐约出现了对象性活动的萌芽表达，尽管这种表述还仅仅局限于政治生活领域。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发现了“感性活动”或实践原则的雏形或初拟表达——“对象性活动”原则。马克思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从黑格尔的“形式的和抽象的理解中”，从“绝对主体”的“纯粹的活动”中，发现了真正现实的人的“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的活动”，即对象性的活动，它既是对人的感性实在性的确认，又展示着人的活动的能动性和否定性。
       在稍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则通过对费尔巴哈的正面批判，自觉地、明确地实现了从“对象性的活动”原理到“感性活动”即实践原则的理论升华。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曾开门见山地指出，以往的哲学，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犯有一个相同的错误，即都不理解现实的人的感性的活动，因而都无法获得对“对象”、“现实”、“感性”的正确理解，更不用说描绘和阐明现实的人及其“能动的生活过程”了。其结果可想而知：历史要么被认为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要么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作为生活哲学，其理论立足点不再是近代传统哲学的抽象的立足点：或想象的主体，或与主体对立的抽象客体，而是人的生活实践。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首先意味着对近代乃至古代一切理论哲学作为其理论立足点的抽象概念的否定和超越。马克思说：“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这里，马克思所反对的各种“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实质上，就是理论哲学构造出来的并作为其理论出发点的概念物。马克思坚决地与这些“意识形态”的理论幻想划清界限，将“感性的人的活动”与“实践”并列表述，明确表明自己的实践哲学的立场：所谓实践就是指感性的人的一切感性活动，即人的现实的生活实践；只有在人的生活实践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精神和物质这些抽象概念，才能消除其抽象性而得到具体的理解；并明确地将“感性活动”即实践确立为自己哲学的主导原则，譬如，他主张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去阐述现实的人的能动的生产过程或生活过程，这就是明证。
       如果说，以往一切理论哲学的矛盾就在于抽象概念对真实的人类生活状态的遮蔽，那么，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提出，首先就意味着一种解蔽，即对人类本真生活状态的描述。当然，马克思对人与生活世界统一状态的描绘，是在对旧的理论哲学的“破”中进行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三条中这样写道：“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一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在人和环境的关系问题上，旧唯物论者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唯心论者则认为环境最终要由人来创造和改变。在这里，理论哲学的两种不同视角的对立得到典型的体现。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是简单地与以往唯物主义者为伍，而是批判了旧唯物论和唯心论共同的基础，并将被以往的哲学分裂开来的两个部分统一于“革命的实践”之中，由此才可以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这一思想更通俗地表述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至此，我们不难读出马克思生活世界视野中的实践概念的丰富理论内涵。
       二
       从前面关于马克思实践概念形成过程的概述中，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第一，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指人类一切活动的总体，人和社会生活的一切过程，即广义的生活实践。正是这种广义的“感性活动”，造就了能动而又受动的“现实的人”。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地强调他的理论出发点是“从事现实活动的人”，活动中的人无疑是具有能动性的，并在其活动中创造着这个世界。在这里，马克思显然是吸收了在唯心主义那里被“抽象”地发展了的“能动”的方面。但是，马克思又强调，作为其理论出发点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在这里，马克思又与唯心主义的抽象的精神划清了界限。
       整个属人的生活世界是由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所构成的，但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这个世界却显示为一个先天的、必须首先接受的前提。马克思说：“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份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扰。”‘’’(第92—93页)这里，马克思对人的受动性的确认似乎又站到了旧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但事实上绝非如此，因为以往的一切唯物主义者是不会承认人的感性活动对生活世界的构造作用或能动作用的。就这样，马克思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将具体的、“现实的个人”与生活世界的本真关系以一种辩证的方式描绘出来了，这是一个能动而又受动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接受而又构造的过程。
       最能体现马克思实践概念广义性和丰富性的一个命题是“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们的社
       会生活是丰富的、复杂的，既包括人们的物质生活，也包括人们的精神生活，是二者的辩证统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作为人的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活动，在整个人的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愈益显著。可见，那种将精神生活排斥于马克思的实践范畴之外的狭义理解，既不符合马克思“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的本真寓意，而且有悖于人类实践的当代特征。总之，“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命题所指向的应是人的全部生活，而不仅仅是人的物质生活。只有这样理解实践，我们才能说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或者说人是实践性存在物。
       当然，我们对实践作广义的生活的理解，并不意味着将多种多样的实践活动形式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量齐观。
       第二，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产活动是构成现实的人及其生活本质的具有优先性的实践活动样态，是人类的“第一活动”。毋庸置疑，对物质生产活动的优先性的充分肯定和强调，既是马克思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实践概念演变的扬弃和创新，又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区别于其他现代实践哲学家的标志性特征，同时也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涵所在。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将人类活动划分为理论(theoria)、实践(praxis)和创制(poiesis)三种基本方式。他的实践是指自身构成目的的正确行为，具体而言就是政治和伦理的活动，简言之，就是指人际行为。他的创制活动不仅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生产活动或技术活动，而且还包括某些门类如雕塑等的艺术活动。在这三者中，理论和实践属于自由的活动，理由是它们的活动目的在自身之内，而创制由于其目的在活动之外，便不是自由的活动。正是这种被亚里士多德所排斥和贬低的不自由的残缺活动——生产活动以及其中的艺术性内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却直接用“实践”一词来称谓，并认为这种人类改造对象的活动是自由自觉的、全面的、美的，因而是构成人类本质的活动。这在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是不可想象的，马克思无疑来了个大翻转：亚里士多德所排斥和贬低的物质生产活动构成了马克思哲学实践的基本内容，亚里士多德所极力推崇的实践活动即人际行为或伦理道德行为在马克思哲学中相对于生产活动却只具有附属的意义；被亚里士多德赞誉为以“永恒的东西”为对象的、目的在自身之内的即自由的理论活动，在马克思看来，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样态，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作为自由活动典范的实践的位置，马克思是用艺术活动来’填补的，因为马克思自始至终都是将艺术视为自由活动的典范，马克思晚年对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区分就是例证。
       我们说，马克思的生活世界理论是现实的具体的，主要是因为它立足于现实的生活实践，所选择的理论视角——物质性生产活动在其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处于优先地位。在马克思看来，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发展，无非就是依赖关系的形式的转变。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其中，人的生产能力极其低下，经济生活处于政治生活的襁褓之中，没有独立性，当然更谈不上起决定作用。而物的依赖关系，则意味着，“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经济的交换关系具有了一种对于政治生活的独立性；不仅如此，经济生活还借助于普遍交换而附带地生产着社会秩序，即部分地取代了以往政治生活的功能，此时，经济生活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首要性、决定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政治生活则不得不退居二位，为经济生活服务。总之，马克思将物质生产活动确立为“第一活动”，把自己哲学理论的视角定位于人的物质性生产活动，是与时俱进的，是现实的、具体的。
       第三，马克思将物质生产活动视为“第一活动”，那么，生产活动、理论活动和政治、伦理活动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呢?如果以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框架作为参照，或者从亚里士多德整体生活实践的视野来看，马克思认为理论活动、政治伦理活动与物质生产活动之间是统一的。
       可以说，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展示整体生活实践视野的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的第一句话是：“一切技术，一切研究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作为人类活动的整体的内涵已被揭露无遗，同时也表明了亚里士多德所明确区分的人的各种活动之间还是存在着某种统一性的。
       但我们知道，强调政治交往活动和伦理实践活动才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主题。亚里士多德将现实的人的活动方式三分为理论、实践和创制，这三种活动方式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可以说已经穷尽了所有“人”的生活，当然，这三种活动在他的伦理学中是分等级的：理论活动由于其对象的永恒性和其目的向内而成为接近神的生活，是最大的幸福和自由；实践活动虽与创制活动一样都是以可变事物为对象，但由于其目的在自身之内而成为自由的活动，仅次于理论活动；创制活动由于其目的在自身之外而被归为最低等的活动。
       亚里士多德之后，可以说，寻求各种活动问的统一，一直是近代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主题。但是，由于其理论哲学的立场局限，它们所寻求到的统一，是一种没有深层根据的统一，往往表现为某种“强势”活动对其他活动的强行进入或吸纳，譬如，黑格尔就是将所有活动都辩证统一于一个足够强大的“理论主体”之下。
       那么，马克思是如何解决各种活动之问的统一性问题的呢?
       国内外哲学界曾经一度认为：既然马克思将人的一切感性活动都认定为是实践的，并且将物质生产活动看作是“第一活动”，那就意味着他将其他各类活动都归结为或统一为这种活动，只有这样理解，才抓住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实质。譬如，英国的社会理论家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中就明确指出了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牺牲了黑格尔关于国家与经济或市民社会相互交织、共同构成的洞见，而局限于一种经济还原论或化约论，这当然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其深层的根源在于，将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单视角的理论哲学，认为马克思也如近代哲学家们一样对各种活动做“强行统一”，即将各种活动统统归结或统一于生产活动。其实，对于这种误解，我们前面关于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第一层含义即广义的生活实践，已给出了强有力的反驳。更何况，难道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意思就是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就是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吗?这未免太荒谬了。可见，吉登斯的所谓“牺牲说”或“经济化约论”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我们来看马克思是如何解决生产活动与理论活动之间的关系的。正如亚里士多德肯定理论活动只是城邦生活的一种活动样态一样，马克思也认为理论活动也只是广义的生活实践背景下的一种特殊的“实践”，或换句话说，理论始终是处于生活世界之内的一种人的活动。构成生活世界的首要活动即生产活动对理论活动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曾反复强调，人与世界的关系首先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而不是“理论的关系”。“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评蒲鲁东“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而事实上，“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因此，我们说，生产活动与理论活动之间具有某种同构性并不为过，因为这二者都是一种具体的对象性活动，理论不过是生产领域的抽象，或者说理论是一种象征性和抽象性的实践活动，当然这种同构性是源于两者共属的生活世界以及生产活动在构成生活世界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至于生产活动与政治、交往活动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两种活动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统一性，这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和创制之间除了形式上的相似性(都以可变实物为对象)外，其活动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其中实践是自由的活动，而创制则是不自由的和残缺的。而在马克思这里，政治活动虽然也很重要，它“生产”着政治制度，影响着人们的交往方式，但政治活动本身又是被生产活动所影响的。正是在这里，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产生了误解：马克思把政治交往领域归结为生产活动，而没有考虑生产的“社会前提”和“类历史发展机制的前经济事实”，而在他看来，生产劳动应该是“建立在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联系的基础上的”。哈贝马斯在此强调生产的社会前提本也无可厚非，但他没有看到这个社会前提本身也是人的特定活动构成的，生产活动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更何况，马克思强调生产活动对政治交往活动领域的影响，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们之间的归结关系的成立。退一步说，这种“归结”如果可能的话，那么马克思毕生所倡导的社会革命和人类解放实践活动便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只要遵循客观的自然的经济规律，我们便可“坐等’’共产主义的“必然，，到来。把这种逻辑强加在马克思头上，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责任编辑　严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