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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阐明了它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以及基本方法，并率先开始了“第二次结合”的探索，从而启动了新一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开始了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阶段。毛泽东的探索是奠基性的，但“第二次结合”没有能够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实现。毛泽东用他毕生的实践留给我们宝贵的经验——实事求是，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关键。
       [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8)02-0139-06
       一、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倡导者
       1956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阶段的肇始。这年初，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新任务，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倡导者。
       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是毛泽东提出这一任务的初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最基本的方法和经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处于最关键的时期，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性任务，并努力践行，在实践中创立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使中国革命一改往日的蹒跚状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显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给毛泽东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记。因此，当中国面临着与革命时期没有或缺少自己的理论相似的情况和问题时，毛泽东再次希望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比较顺利地达到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为此，他向全党发出了现在“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号召。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主题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即毛泽东提出的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也是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出发点。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面对着一个崭新的课题——在一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上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在这样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供指导。因此，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国家行列的过程中，无论是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方面，还是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建设方面，大体上都照搬了苏联的做法。一方面中国不同于苏联，另一方面苏联的弊端也越来越显露。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于1955年底开始思考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和思考，于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首次全面阐述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想——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文章一开头就十分明确地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鉴。”在讨论有关苏共20大的问题时，毛泽东多次谈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他强调“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追求的目标所包含的要素，即中国要建设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二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即如何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应该说，在毛泽东提出这一任务，即“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第二次结合”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因此，毛泽东一度把思考的重心放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当然，由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紧密相关，因此，也是他当时思考的内容，以后则日愈成为他思考的主要问题之一。
       显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这一命题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是，弄清楚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基本方法是独立思考，用自己的头脑思索；走自己的路。如前所述，由于没有自己的经验，中国不得不套用苏联的做法。依样画葫芦本不足取，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党内外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把苏联经验教条化的倾向。一方面，中国革命曾经由于照搬书本和别国经验而屡遭挫折，教训之深，难以忘却；另一方面，苏联的弊端已经凸现，不能无视。因此，毛泽东强调对于苏联的经验和教训“要引以为鉴”，不能犯苏联曾经犯过的错误。防止犯苏联曾经犯过的错误的方法，就是独立思考，根据中国的情况，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他反复强调“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1956年8至9月，在中共八大会议期间及其前后，毛泽东又多次重申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强调“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
       如上所述，毛泽东不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而且阐明了“第二次结合”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基本方法，指明了“第二次结合”的主题——探索建设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而邓小平正是循着毛泽东的思路，按照毛泽东关于“第二次结合”的基本要求及基本方法继续探索，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等问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言而喻，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倡导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始于毛泽东。
       二、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先行者
       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这个任务时，即率先踏上了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结合的探索之路，开始了他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轮富有成效的思考，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先行者，在实际上启动了新一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开始了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阶段。
       依据前面的分析，毛泽东的探索包括两个方面：什么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围绕这两个基本问题，在1956年到1957年的一年时间里，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关于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的论著。
       围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提出了一系列颇有创建的思想或思路。其中，最为核心的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统筹兼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向自然界开战，推进我国社会主义
       建设发展的新思路。向自然界开战即改造中国的落后状况，这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也就是集中一切力量，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基本的方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的指导方针；统筹兼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则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一切力量的主要方法和基本途径。这些思想和思路奠定了后来在党的十三大上完整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的主要之点的认识基础。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统筹兼顾这一思路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直接的理论源头，是实现科学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方法之一。显然可以说，这两篇非同凡响的传世名篇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奠基之作。
       什么是社会主义?在很长的时间里，毛泽东是以苏联为主要的实践形态来认识的。他曾经明确地说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目标。当实践表明苏联的一切并非都适合中国时，毛泽东也对什么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开始了思考。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原则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只是具体的有差别。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说：“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因此，毛泽东对什么是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回答，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乃至斯大林的回答，在基本原则方面是一致的，只是在中国这个具体环境下，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与苏联有差别。按照当时的认识来看，毛泽东也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大工业的结合。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是这些必备要素的有机组合。显然，毛泽东所要探索的是在中国这个具体环境下，上述这些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与苏联有什么差别，怎样使这些基本原则符合中国的情况。因此，这一时期，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第一，对社会主义的整体认识。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充满矛盾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毛泽东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最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社会?当时有很多人把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新事物看成是完美无缺的。毛泽东不赞成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1956年4月29日，他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党的代表团谈话时说：“有人以为一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就十分美好，没有什么坏的东西了，这其实是一种迷信。”6月28日，在同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尼古拉·乔洛尤的谈话时，再度指出：“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事物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希望一切都是好的，这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和系统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这一理论提供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基本的视觉和方法。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是与大工业紧密相连的，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没有工业化，就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因此，他认为搞社会主义就要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力。还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谋划中国的前途时，就已经把工业化作为社会主义的内涵。1956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并没有如原来的设想同时实现工业化，因此，他认为这时的中国只是迈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他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它“还需要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强调社会主义只有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显然，这时毛泽东的观点是：中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还没有与之相匹配的物质技术基础，因而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正如同后来邓小平所说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毛泽东多次强调今后10至15年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以后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60年代初中期，他进一步强调搞社会主义就要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力。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剥削，建立公有制，还要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前夕，毛泽东就说：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成为富强的国家，“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加入共同富裕的群体包括工人和农民这两个最主要的阶级，以及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还包括经过改造以后转变成为劳动人民一部分的原来的剥削者。毛泽东明确地说：地主阶级经过改造以后，就变成了农民，他们“以后要同大家一起共同富裕起来。将来农民的生活要超过现在的富农。如果资本家将来饿肚子，这个制度就不好”。显然，毛泽东关注建立公有制后全体劳动者(包括已经转变身份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共同富裕。因此，他注重公有制的巩固和发展，注重分配公平。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毛泽东追求的是高度集中的但又具有某种灵活性的计划管理模式。1956年，毛泽东特别关注经济体制问题。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我国一五计划建设的经验，这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强调企业、地方要有自主权。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更鲜明地提出要解决这些问题。
       第五，关于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毛泽东同样追求一种独特的不同于苏联的民主与集中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多样化的繁荣的社会主义文化。因此，他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基本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泽东不赞同苏联在文化问题上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批评了苏联在文化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既有香花也有毒草，表示“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因此，他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基本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强调这样做有益无害。
       显然，毛泽东探索的符合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是在基本原则即基本制度方面与苏联一致但又有自己若干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路是基本一致的，且他在这一时期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思考的理论结晶，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成为邓小平理论最直接的理论源头。其中，有许多已经在实践中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显著特色。正因此，尽管毛泽东没有从根本上回答什么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但毛泽东的探索仍然是奠基性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先行者，他的探索在实际上启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历史阶段。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宝贵经验
       前述表明，毛泽东在“第二次结合”过程中的第一轮探索和思考是富有成效的，成就瞩目。但是，毛泽
       东没有自始至终保持这样的状态，在以后的探索或思考中，出现了严重失误。失误主要表现为：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逐步形成了“大过渡论”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是阶级斗争的基本结论，并由此而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带有浓重理想色彩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模式；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上的急躁和盲目等。由于毛泽东处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前列位置，因此，毛泽东的思路与方法及其结论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这一事业的影响之深刻，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代宗师．毛泽东的大半生都是他自己开创和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道路和实事求是这一基本方法的虔诚履行者，但在毛泽东提出“第二次结合”这一历史性任务，并率先付诸实践时，毛泽东在对实现二者结合的方法与途径的认识上，与“第一次结合”时期的认识，已经有某些细微的差别。这主要表现为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在方法上突出地孤立地强调独立思考，而没有如“第一次结合”时期那样，突出地强调实事求是这一基本方法，虽然他本人在实践中一度仍然在倡导这一方法。这种基本方法上的偏差在1958年更为突出。这年毛泽东把解放思想作为基本的工作方法向全党提出，并努力倡导。但这时毛泽东强调的解放思想，已经与当年他写《反对本本主义》时大不相同了。毛泽东忽略了它与实事求是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孤立地强调独立思考或解放思想，实际上割裂了实事求是与它们之间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片面性错误是不可避免的。紧随其后出现的“大跃进”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就其得以出现的思想方法而言，正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独立思考或解放思想的产物。事实证明，离开了实事求是的独立思考或解放思想，都只能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愈来愈远。
       在孤立地强调独立思考或解放思想的同时，毛泽东日渐淡忘实事求是，并最终背离了他自己倡导的科学方法，走向了他自己曾经着力鞭挞的使中国革命备受挫折的“本本主义”。回顾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对待实事求是的态度远不如“第一次结合”时期那样强烈。除了在60年代初期的一段时间，重新强调实事求是，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外，毛泽东几乎不再提及实事求是，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即使60年代初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其调查研究的思路与过去相比，也有明显的缺陷。而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思想方法方面关注的重心日渐转向反对修正主义，固守书本的倾向日渐突出。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注重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搜寻关于什么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火花，以为自己的思考提供某种思路，而不是如此前主要从实际生活即实践中寻求思考的素材。60年代中期，在方法上，毛泽东已经完全放弃了由他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原则，变成了一切从书本出发。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基本方面，即对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理解方面和对中国实际的认识方面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片面性。一方面是忽视或片面认识最后乃至无视中国国情；另一方面是日趋严重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的教条化理解或误解。其结果是，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日愈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最终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轨道；在关于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的思考方面，日愈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陷入了带有明显的理想化色彩的空想陷阱。显然，晚年的毛泽东逐渐背离了他大半生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正确道路和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这是没有能够由他本人主导实现这次历史性结合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要原因。
       由此可见，坚持由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仍然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关键。
       坚持由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方法，一方面要认清我国的国情，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第一步；另一方面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正确的理论指导前提。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而言，实事求是，就是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要实事求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要实事求是。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要实事求是，即在详细了解中国的基本情况的基础上，作出科学的、合理的、恰如其分的分析和判断，不夸大、不缩小，不片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要实事求是，即一方面在对其含义的理解上要忠实于原著，不能曲解或误解；另一方面在对其运用上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去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不能拘泥于书本。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就毛泽东晚年而言，在对国情的认识上，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夸大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片面地分析“一穷二白”和人口多，夸大了这些不利因素中所包含的有利因素。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和运用方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教条化倾向，还夹杂着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的误解。在这样的状态下，虽然，毛泽东仍然认为自己是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但呈现出的事实却是背道而驰的。
       实事求是要求时刻警惕教条主义，防止经验主义。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及其以后毛泽东的实践来看，在对待错误倾向问题上，毛泽东不再像民主革命时期那样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而是专注于反对修正主义，比较忽略教条主义。放松对教条主义的警惕是毛泽东本人在思想方法上最终坠入了他大半生都十分警惕的教条主义陷阱的重要原因。在疏忽教条主义错误的同时，对于过去一度比较注意在党内克服的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毛泽东也几乎不再提及。同样，结果是简单地用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方法来解释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阶级斗争问题，犯了他自己曾经一度非常注意克服的经验主义错误。就毛泽东晚年的情况而言，固守书本的教条主义是主要的，固守过去的经验是次要的。但从思想方法方面看，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脱离现实，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或从书本出发，或从过去的经验出发。显然，毛泽东在晚年不仅在方法上主要采用的是与实事求是相脱离的独立思考和解放思想，而且其思考的素材也主要源于主观，而不是客观现实。
       总之，忽略实事求是，孤立地强调独立思考和解放思想，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这一历程中出现失误的思想方法方面的基本原因。
       毛泽东在思想方法上出现的偏差，与其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历程中，对实事求是的倡导、践行、垂范构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给予后人的是极宝贵的经验教训。后来邓小平反复强调实事求是这一党的思想路线，强调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的主要的历史参照正是毛泽东留下的经验和教训。
       毛泽东用他毕生的实践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经验——实事求是，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关键。
       (责任编辑　严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