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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实践与交往的关系上，一种倾向是低估交往的现实意义，把交往看作是实践的附属品；一种倾向是把实践局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把交往局限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领域，把实践和交往割裂开来。实际上，实践中有交往，交往中也有实践。马克思对交往与物质生产之间内在张力的揭示，生动地说明了交往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关注交往与物质生产的关系，对于审视效率与公平，把握社会发展与社会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交往；物质生产；主体性
       在社会历史领域，马克思立足交往和人类物质生产实践关系的考察，展示了社会关系演进的辩证过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实践、主体性、主体问性等问题探讨的深入，交往与物质生产实践的关系问题日益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关注。人们要么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特征为由，低估交往的现实意义，甚至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那样，是一种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支配和被支配、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要么认为实践是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的，交往是针对人与人的关系而言的，从而把实践和交往割裂开来。实际上，实践与交往的关系，是水乳交融的关系，即实践中有交往，同时交往中也有实践。关注交往与物质生产关系的研究，对进一步理解交往和实践的关系乃至马克思唯物史观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效率与公平，谋求社会发展，实践社会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交往不是人的抽象的自然本性或先验本性。相反，交往的发展寓于人创造自己真正全面性的物质生活过程中。交往活动及其关系从作为物质生产的前提到受物质生产决定，是交往自身结构辩证形成的生动过程。这意味着马克思并没有主张交往的非物质生产性质，而是在交往与物质生产的辩证关系中揭示了交往的真正内涵。
       目前，理论界对交往与物质生产的关系存有如下三种理解：一是认为，马克思的实践观就是交往实践观；二是认为，唯物史观的实践原则与交往原则有着一致性，他们都是主客体交往关系中的中介范畴，交往范畴是实践范畴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拓展和延伸；三是认为，实践所形成的主客体关系是决定主体问关系的力量，交往形成的主体问关系是主客体关系的一个环节，是从属于主客体关系的，所以物质生产实践不是“主体－客体－主体”结构，而是“主体－主体－客体－主体－客体”结构。
       其实按照马克思的观点：(1)作为涵盖面极为宽泛的交往范畴不仅指物质交往还指精神交往及其他形式的交往，但交往范畴不能表征实践范畴所表达的主体和客体问的改造和被改造关系，交往范畴涵盖的是主体之间的互为主体的关系。交往实践把实践和交往统一起来，使唯物史观的起点问题模糊起来，会导致二元论的历史观。无论是活动层面的交往，还是关系层面的交往，其实质都是由物质生产实践来决定的。因此，不能把属于从属性地位的东西，作为唯物史观在逻辑系统建构上的出发点的；(2)实践原则和交往原则并非是一致的，不能简单的划等号。这两个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就其涵盖的内容、表征的对象、实现的目标均有区别。实践表征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主体与客体间的中介。交往表征的是主体问的关系，是主体与主体间的中介，而不是主客体交互关系的中介范畴。此外，把交往范畴看作是实践范畴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拓展和延伸，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分裂为两个截然无联系的实践唯物论和唯物史观领域。这样实践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从而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与人的关系分裂开来，这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体系是不相符合的。(3)众所周知，马克思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但马克思强调的实践不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主体支配客体的工具性活动，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与能量的变换关系，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建构关系。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建构关系恰恰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恰恰不能离开对社会关系的考察。交往使人意识到自然是属人的，具有属人性。把交往看作是实践活动的一个环节实质上是违背了交往是人类物质生产的前提的原则，违背了实践的社会性原则。实际上，实践与交往不是两个板块的关系，而是水乳交融的关系，即实践中有交往，同时交往中也有实践。交往与物质生产实践是两个不同质的概念，主要表现在：(1)交往与物质生产的内容不同。交往的基本内容主要是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当然还包括一切其他的交往，因而交往是主体与主体之间互相交换其活动，它足以被改造的相互联系的客体为中介的。物质生产实践的内容则体现为主体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与能量的交换关系。主体对客体的改造与认识是以工具为中介的，即主体通过工具认识或改造客体。(2)交往与物质生产对象的性质不同。在交往中，交往对象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同主体自身相同的另一极主体。费尔巴哈认为，所谓“你”就是在“我”之外的，能为“我”所感知的对象，同样，“我”也是能为“你”所感知的感性对象。交往中的主体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都具有主动性的。有些学者在理解交往时，把主体与主体间的关系理解为平等的地位关系，并且把这种关系比作为商品交换关系。从应然的角度看确实要这样。但是平等是相对的、历史的、由不平等而来的，不平等是绝对的。正是由于交往中的主体与主体都具有主动性才推动了这种交往关系由不平等到平等，形成新的平等关系，如此循环往复。物质生产实践的对象是客体(包括人所具有的客体意义)。客体是受动的，并且客体本身不具有主动性。它只是主体能动性的接受者，体现的只是主体的意志、主体的本质力量，而不是主体问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主体对客体的关系是改造与被改造、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是两种不同地位的关系，而主体与主体之间则相互改造、相互认识的关系；(3)交往与物质生产的功能不同。交往的基本功能首先是造就个人连接起来的社会关系，使每个人都置身于其中成为社会的个人，因为“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个人来往，也就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同时还存着连接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桥梁与纽带的作用；从主体间交往关系的特征来说，它标志着物质生产实践是不同于自然界的社会运动，也标志着它是不同于动物的人的活动。物质生产实践的功能主要是将人或社会与自然界联系起来，起着沟通人和社会与自然界相互联系的桥梁作用，标志着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的联系，同时也起着中介主体问关系的作用。自然界的中介作用只有在社会中才能体现出来，马克思说：“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
       交往是主体之间相互交换其活动的形式。实践主体通过劳动作用于客体并使之按照主体的意志发生变化的。客体(自然界)对主体的作用是以其自身规律性制约主体的活动的。交往则是主体间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也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比如说，“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在这里，生产、物质生产、生产力被
       看作是一类概念，反映的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关系；物质交往、交往被看作是另一类概念，反映的是主体问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马克思很明确地把交往定位于实践的属性和特征的地位。不管是物质交往还是精神交往都是由实践产生和决定并反过来作用于物质生产，不能把交往看作是孤立于物质生产实践之外的东西。交往作为一种活动也是实践，不过交往的实践性体现为交往共同主体对客体的改造、认知作用。而交往活动本身在多个主体之间则表现为相互作用、相互改造和相互认识。
       马克思认为，生产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他说：“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其实，不仅生产实践是这样，其他实践形式也是这样。无论是阶级斗争还是科学实验都是以主体间的交往为前提的。
       交往作为实践的前提首先在于，劳动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只有借助于他人的劳动成果，在和他人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和协作中，劳动才能进行。马克思多次指出：“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我们从人类最初的实践——物质生产劳动来看，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满足自身物质生活资料需要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最初的交往是人们在劳动中为了战胜强大自然以实现自己的需要而发生的。因此，生存的需要即让自然满足自然个体生命的需要，必然使劳动要在交往中形成，从而决定了交往是人的劳动的最基本的形式。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的关系，才会有生产。”假若人的生活方式不是在劳动过程中发生，那么它同动物与周围环境间的物质交换就没有区别。哈贝马斯也认为，人类区别于动物再建其生活方式的本质，就在于“劳动足社会性组织起来的”。离开了社会性组织，人的劳动同动物的觅食，从周围环境获取生活资料就没有什么两样。尽管哈贝马斯不是把劳动看作是唯物史观的出发点，而只是把它看作是纯粹工具行为，但是他却指明了劳动是以交往为前提的思想。他说：“按照工具行为的规则，有目的的改变物质的社会学观点，依然是决定性的。”的确是这样，孤立地面对着自然界的单个人类个体，对于自己的生命活动是不可能有目的论设定的。而只有交往才是这种劳动目的论设定的前提。不过，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是用于区分灵长类的生活方式和原始人的生活方式，但却不适合于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的再生产。”由此他把作为人类实践基本形式的交往的地位提到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地位。
       不仅如此，交往的扩大还会产生新的生产部门和传递现存的生产力。马克思指出，“过去农民为了得到自己必需的衣着而在乡村中附带着从事的织布业，是由于交往的扩大才获得了动力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第一种劳动。”甚至在马克思看来，“工场手工业的初次繁荣……的历史前提，是同外国各民族的交往。”并且地域性的生产力和一些发明，是否会失传，也取决于交往的扩张情况。马克思指出，“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存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否则，这些发明都处于从头开始的境地。特别是像战争这种偶然的因素，“都是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比如腓尼基文明和中世纪的玻璃绘画艺术失传就是这样的例子。
       其次，交往作为物质生产实践的前提还在于分工导致了主体的异质性。主体不是抽象的、单一的、同质的主体，否则就不可能有交往的必要。实践主体的心理和实践力量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性使得他或他们在实践中必然要同另一个他或他们进行交往以共同克服自然给他的受动性。主体的异质性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他的个体性，因为主体有不同层次之分。既有个体主体也有共主体。共主体之所以形成，不是个体主体的简单组合，而是体现在共主体有着不同于其他主体的共同利益、共同信念以及共同对外的一致措施。这里共同主体不是费尔巴哈的“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的联系起来的普遍性”，所以共主体间也是有差异的。主体间的异质性首先在于他们在需要和生产上的差别。人不同于动物之处就在于人是通过生产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并制定出新的需要来的。再就是生产又与分工紧密相连，分工造成了主体特殊活动的固定化，所以需要和分工造成了社会主体的异质性。主体在生产中的异质性也必然决定了他们在认识过程中的异质性，决定r他们在观察和评价事物时所具有的不同视角和价值取向。因此，实践主体的异质性使得主体在进入实践之前都带有自身的先验观念。而只有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才有可能意识到自身的先验观念。如果主体在共同指向客体的实践中，双方或单方都固执己见，实践活动就会终止。可见，交往主体的异质性是产生交往行为的前提。也就是说，不同的个人在需要和生产上是完全相同的，他们之间就不会有任何关系。“只有他们在需要上和生产上的差别才会导致交换以及他们在交换中的社会平均化。”因此，物质生产实践总是异质主体的共同实践，这种共同实践在交往中实现。
       最后，物质生产实践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也只有在遵循一定的交往规范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出来。马克思指出，人的实践同时受到两个尺度——外部对象运动发展的规律和人自身的需要结构——的制约。但是人又不是自在地受制于外部自然和人种结构的，否则就与动物行为没有本质区别了，人的活动是“自由的有意识活动”。人正是通过自我约束来获得自由的。物质生产实践也只有遵循一定的交往规范才能持续下去。比如，科学认识活动中的五项基本准则——一公有性、普遍性、无私利性、独创性和怀疑精神等，是科学研究活动必须坚持的交往原则，否则科学实践的创新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并且，交往双方遵循一定的交往规范是希望通过交往活动从对方得到某种需要的满足，而交往的结果常常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从而完善人的素质、人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条件等等。
       交往不仅是物质生产的前提，同时交往、交往形式又随着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首先，交往是物质生产实践的产物。交往既是一种活动性范畴，也是关系性范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人类交往活动及其关系都是奠定在物质生产基础上的。物质生产实践不仅克服了人与自然界的对立，生产出人的物质生活资料，而且也生产出人们的交往活动及其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马克思说：“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马克思阐明了物质生产进程是整个社会历史运动的基础。作为满足人的物质生活资料需求
       的人类物质生产，在其本原上乃是人的生命的生产。生命的生产决定个体问的交往与合作的发生。马克思说，“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也就是说，交往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不是某种精神、观念或者自然生成的东西，而足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产的需要。离开了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交往就失去了生成发展的土壤。从这种意义上说，交往是在人们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产生并内在同生产结合在一起。比如，最原始的两性交往固然有其自然的生理本能因素，但是由于自然界给人以受动性，迫使人类不得不通过自身自然生命体的繁衍和壮大来克服这种受动性。两性交往从其决定性的意义上来讲，是物质生产实践的需要所产生。随着实践的深入从而逐步地具有了社会性，并同动物的自然生理本能区别开来。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最后形成了婚姻家庭这种为人类所特有的种族繁衍的交往形式。
       物质生产实践之所以决定人类的全部交往活动，是因为人类通过生产劳动使自己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再是消极适应的关系，而是变成能动改造的关系。人们正是在能动改造外部世界的生产劳动中建立起了他们之间的全部交往活动以及其基础的。劳动不仅使人们在其发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发现更多的新的以往人们不知道的属性，同时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的互相结合起来。当然，人类全部的交往活动及其关系又反过来直接服务于物质生产实践。可以说劳动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人类谋生过程的观念，而是指证了整个人类社会作为一个价值世界的实践基础。物质生产的性质，决定了交往的性质。马克思说：“私的交换以私的生产为前提。”
       如果分工和协作只能看作是劳动实践产生的一个特例，那么由分工、协作又派生出的经济领域的非生产性交往，比如产品和资源的配置，产品或商品的交换，生产或商业的服务等等乃至精神交往则具有普遍的意义。马克斯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如果说，最初在物质生产基础上的分工合作还局限于围绕劳动而发生，那么由于分工逐步扩大，便产生了工业、农业乃至商业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交往关系了。各个行业之间彼此相互依赖，相互联系，从而它们之间也就发生了产品和资源的配置关系，产品或商品的交换关系，生产或商业的服务关系。同时也由于这些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在某一劳动部门共同劳动的个人之问的分工也愈来愈细致。这种细致的分工的相互关系又是由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使用方式所决定，由此建立起人们之间广泛的经济交往关系。
       随着经济交往关系的形成，逐渐地构成了其他一切社会交往的基础。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也就是说，生产关系是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这些交往形式得以理解说明的深层基础。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观点，认为整个人类历史无非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人类一切新的关系都是由此产生的。并且马克思还指出，随着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人们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其在政治、军事、法律等领域以及在道德、宗教等观念文化领域的交往。他们指出：“人们的想象、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的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而这些作为结果的东西又日益从实践中分离出来，形成不同层次上的相对独立的交往活动和形式。而这种相对独立的交往活动和形式在为实践服务的同时，又同实践一起共同变革主体间的交往及其关系，从而形成复杂的社会系统。
       其次，物质生产实践推动了交往的扩大和深入。作为人们有目的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生产不仅生成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分工与协作、人们的经济交往乃至精神交往等等的社会关系，成为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钥匙，而且随着主体实践能力的提高，不断推动了人们在空间上交往范围的扩大。从哲学层面上来看，空间上交往范围的扩大不能仅仅只从地理位置意义上的交往延伸来理解，更重要的是这种交往范围的扩大所带来的是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线索的变迁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点的提升。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以前的交往时指出：“生产的基础还不是建立在交换上的，交换只限于以不交换为基础的狭小范围。”“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或者大体说来，并未触及整个共同体的生活，不如说只发生在不同共同体之间，决没有征服全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在这种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活动主要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而主要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社会交换。从劳动方式上讲，个人缺乏独立性，还依附于一定的共同体。生产劳动基本上是以人的共同体的形式同自然相交换的活动。个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社会交往对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也就还不明显。从人们获得物质生产资料的方式上来讲“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社会交往”。
       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考察了人类起始之时人的实践与交往的关系。人类起始，人的实践能力是非常低下的。人类原初的实践行为都是建立在他们的生物学本能和自然选择的基础上。那时人类谈不上智力能力，也谈不上文化选择。因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共同生活和相同的营生(如战争、狩猎、捕鱼)；另一方面则是母亲及其亲生子女问的骨肉关系。”而随着人类的技术生产力、智力、语言、生活方式的长足发展，人的实践能力的提高，在人自身生产的衍生过程中，逐步产生了人类的组织机构、政治实体以及阶级、国家等现代文明的社会因素。
       物质生产实践能力的低下限制了人们的交往。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深刻地分析了法国当时农民的生产及其变化情况。他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问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相互交往，而是使他们相互隔离。”在小块土地耕作中，没有分工，没有科学的应用，从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导致小农的才能低下，无法形成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各个马铃薯之间没有交往，因此，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的利益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问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因此，“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当人们的实践能力提高时，即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被突破时，也即自然界为历史的进程所改变以后，人们的交往关系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人们实践能力的提高，人的独立性呈现出来，人们的交往关系不再是单纯的人的依赖关系了，而是通过物把人与人的火系连接起来。这样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也复杂起来。并且，社会的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导致分工、交换、私有制，导致“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
       最后，物质生产实践实现着交往形式的变革。以往我们都集中讨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关系，应该
       说，这是唯物史观展开所必需的。事实上，生产力作为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其根源在于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自主性。因此，交往形式的变革必然是同人的自主性活动实践联系在一起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现实的人的一种自主性的物质活动，它是决定诸如脑力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一切其他活动的基础性活动。当它同交往形式相适应时，有助于物质生产实践的展开。但是交往形式的适应是暂时的、相对的。作为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即自主活动的条件，随着人的实践活动的深入发展，这种原本是自主活动的条件的交往形式就会成为自主活动的障碍。因为交往形式在社会中的确认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和观念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统治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总是要求其社会成员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为社会成员制定实践规则。而物质生产实践作为人的自主活动必然要冲击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这必然要冲击统治地位的阶级获得自主活动的并同其相适应的交往形式。因此，统治者总是竭力维持这种占统治地位的交往形式，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这样，交往形式在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自主实践活动的障碍时必然要被改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可见，交往形式的更替是与人的活动的自主性实现相一致的，并且生产者是“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交往形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人的实践的自主性获得、深入、突破和从交往形式与之适应到不适应直至被变革而适应的历史。
       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生产力作为人的实践能力的结果，就表明，当交往形式限制了人的实践活动能力发挥的时候，其存在的基础也就受到动摇。但是交往形式地位的动摇并不会导致它自动地消亡。它的消亡要依赖于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新的交往形式，不再践履这种旧的交往形式时，才真正使他失去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交往形式的更替是由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来推动的。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和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并且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竞争对人的实践活动的影响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已经丧失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仅表现为人的生命存在的手段，但是这种生命的存在是以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的。这种状况的改变在马克思看来，就是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从而“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当然，实践对交往形式变革的推动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交往形式的变革也就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通过革命这种突变形式改变了旧的交往形式并不等于旧的交往形式就销声匿迹。例如，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封建的交往形式并没有绝迹，不过这里有对它的积极的交往形式的继承。但是消极的交往形式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依然存在。因为实践活动的能力对各个主体来说是有差异的，生产力也是参差不齐的。也就是说，当一定的交往形式在其对生产力的限制性完全丧失以前，不可能自动消亡。但随着实践的发展，这种消亡是必然的。
       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始终朝着有利于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方向前进。这是历史必然进步的趋势。那么，如何达到人的活动的自主性同交往形式的最终统一呢?这里所说的统一，并不是说人的实践活动和交往形式在某一个时点上停下来成为永远相适应的东西，而是说，这种最终统一追求的是现实的人的交往的自觉性。在马克思看来，交往形式对人的实践活动的自主性制约就在于同交往形式相对应的生产力的非普遍发展及其为统治阶级设立的特权，对人的实践活动的能动性、自主性制约。因为统治阶级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因此，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生产力普遍发展和普遍交往的统一，这种统一就是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一种运动，是一种实践。这种共产主义的运动和实践“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并且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因为现存的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而共产主义这种实践本身不是静止的存在。它不是以某个阶级的目的为目的，它必然是实现追求一切人的自由个性的永恒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