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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图书是宋词传播的重要媒介，对宋词的即时传播特别是流传后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别集、选本和词话是传播宋词的主要图书媒介。它们的传播方式不同，传播功能和传播效果也不同。别集传播宋词的数量最多，选本保存宋词精品及作者人数最多，词话则宣传宋词最力。
       [关键词]宋词；传播；别集；词选；词话
       一、别集
       别集指汇录一个人的同类著作而成的书。词有别集大概始于五代，王国维《读<花间集>记》对此曾有考述：
       唐五代人词有专集者：《南唐二主词》、《阳春集》，均宋人所编。飞卿《金奁词》则系赝本。《金荃词》一卷，顾嗣立《温飞卿诗集跋》谓有宋本，未知可信否。和凝《红叶稿》之名，则系竹坨杜撰。凝《红药编》五卷，见于宋志者，乃制诰之文(焦珐《国史经籍志》列之制诰类。其书珐时已亡，殆由其名定之是也)，非词集，亦非《红叶稿》也。唯殉《琼瑶集》见于宋人所记。当为词人专集之始矣。
       认为词专集始于前蜀词人李殉的《琼瑶集》。然终唐一世，个人词集并不多见，词多依诗集、选集传存。
       “词莫盛于南北宋，人各一集，集有专名。”“人各一集，集有专名”的说法不免夸张，但到了宋代，随着创作的繁荣和印刷术的发展，以及歌筵时演唱和闲暇时阅读的迫切需要，词集的编纂刊行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及脱脱《宋史·艺文志》等书目文献中所载词集书目即可略窥大概。由于深受人们的喜爱和社会的欢迎，许多名家的词在宋代还被多次版行。王兆鹏先生在《唐宋词史的还原与建构》一书中对两宋时期曾经辑录、传钞传刻过的宋词别集作过全而的勾稽整理，据此可以统计出宋词别集的版本情况，其中排在前十位的是：苏轼20种、周邦彦14种、柳永10种、欧阳修9种、黄庭坚9种、辛弃疾8种、秦观7种、贺铸6种、李清照5种、晏几道5种。苏轼词在宋代有20种版本，这在古代出版界堪称奇迹，也可以看出苏轼等名家词在宋代受欢迎的程度。
       宋词别集的编辑有以下几种情况，一由作者自己编定，如晏几道《小山词自序》云《乐府补亡》是作者“七月己巳，为高平公缀辑成编”；贺铸《东山乐府》是贺铸“自衰其平生所为歌词”而成；因作词“晚而悔之”的陆游，也“念旧作终不可掩”，将自己的词编入《渭南文集》。自辑其词，自然质量上乘，易于流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集部总叙”即云：“夫自编则多所爱惜，刊版则易于流传。”
       二是由子孙编定。“余惟子孙之欲不朽其先人者，其情无所不至。至于文字之可以公之于世者，即残编断简，而不忍其没焉，必思所以流传于不朽。故古之作者，赖有贤子孙为之表彰，不致泯灭而无闻。”为了使祖上的作品能够流传久远，发扬他们的潜德幽光，孝子贤孙多热衷于编纂先辈的作品。宋代有许多人就曾为自己的长辈编词集，如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四记载，以“晓风残月柳三变，滴粉搓酥左与言”而闻名的天台名士左与言，其孙左文本就“编次遗词若干首，名日《筠翁长短句》”；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记载宋徽宗政和年问，词人曹祖的词脍炙人口，其子曹勋“尝以家集刻板”。
       三是出自门人之手，如辛弃疾词由门人范开编定，范开《稼轩词序》云：“因暇日裒集冥搜，才逾百首，皆亲得于公者。以近时流布于海内者率多赝本，吾为此惧，故不敢独闷，将以祛传者之惑焉。”师生之间不仅情谊深厚，学术的传承关系也使互相比较了解，编成的集子自然真实可信。
       别集虽说乃汇录而成，但有时也经过了编者的选择删汰。因为即使是第一流的文人，所作也难免良莠杂陈，何者该入集、何者不当传，就看编集者的胆识与眼光了。流传至今的别集，有的几乎是篇篇可传，有的则很芜杂，就与编者的雠定有很大关系。叶适在《播芳集序》中说：“夫作文之难，固本于人才之不能纯美，然亦在夫纂集者之不能去取决择，兼收备载，所以致议者之纷纷也。”
       宋人不仅给词编集，还给词作注。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四云：“区区小词，读书不博者尚不得其旨。”词起源于民间，然自文人染指以后，由俗趋雅。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人们填词不再以浅俗为尚，而是指事用典，追求字字有来历，且寄意遥深，让人难测其中旨意。词由明白晓畅的口头文学逐渐演变成雅洁难懂的案头文学，人们在阅读演唱时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给词作注成为时代的需要。
       给词集作注大概始于北宋中叶。曾季狸《艇斋诗话》谓“章质夫家子弟有注少游词者”，章质夫与苏轼为同时代人，曾与苏轼同官京师，因《水龙吟·咏杨花》词被苏轼步和而闻名词史。为秦观词作注的章质夫“子弟”应该比苏轼略晚而与秦观同时，这个注本是宋代文献中提到的最早的词集注本。
       到了南宋，人们纷纷给北宋一些名家的词作注。宋高宗绍兴初年，傅干作《注坡词》十二卷，书前有傅共序，称苏轼词“闺窗孺弱，亦知爱玩。然其寄意幽渺，指事深远。片词只字，皆有根柢。是以世之玩者，未易识其佳处”，因此傅干为之作注。其后顾禧又作《补注东坡长短句》，此书已无传本，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二引用其中两则，可以略窥“补注”一书的大致风格。金人孙镇也曾作《注东坡乐府》，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二载：“孙镇《注东坡乐府》。”可知在宋金时苏轼的词至少有三种注本。
       沈义父《乐府指迷》云周邦彦涮“下字运意，皆有法度，件往自唐宋诸贤诗句来”，因此在宋代也有不少注本。《直斋5录解题》卷二一著录曹杓《沣清真词》二卷，张炎《词源》卷下载杨缵《图法美成词》也可视为一种特殊的注本。毛晋汲古阁《宋六十名家洲》本《片玉词跋》云：“宋刻《片玉集》二卷，计调百八十有奇，晋阳强焕为叙。余见评注庞杂，一一削去，厘其讹谬。”毛晋所见此宋刻本亦为一评注本。嘉定四年(1211)陈元龙刻有《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十卷，有刘肃序云：
       章江陈少章家世以学问文章为庐陵望族，涵泳经籍之暇，阅其词，病旧注之简略，遂详而疏之，俾歌之者究其事、达其辞，则美成之美益彰，犹获昆山之片珍，琢其质而彰其文，岂不快夫人之心目也。
       陈注木是因旧注简略而“详而疏之”的集注小。沈义父《乐府指迷》曾云：“学者看词，当以周词集解为冠。”所云“周词集解”或许就是陈注本。因此，周邦彦词住宋代至少有四种注本，且其中不乏善品。
       此外，叶梦得、陈与义等人的词在宋代也被人注释过。《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著录“《注琴趣外篇》j卷，江阴曹鸿注叶石林词。”胡樨《增广笺注简斋诗集》30卷未附《无住词》一卷，亦有胡氏笺注，此书今有《四部丛刊》本。
       注本能引导接受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从而有利于同的普及与传播。此外，名人名作更能引起注释者的兴趣，而注又能进一步扩大词人词作的影响。好的注本与文学经典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别集对词的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别集能反映一个作家整体的创作风格和成就，接受者能从整体上进行观照而小至以偏概全。其次，词别集一般部头不大，成本不高，利于多册印刷，因此价格会比本集、总集便宜，这有利于词集的销售流通。小部头的书册便于翻阅，普通读者更乐于接受。这些因
       素都非常有利于词的当下传播。再次，别集在保存作品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因其搜罗较广，遗漏较少，很多作品都是靠别集才得以保存，《全宋词》中76％以上来自于别集就说明了这一点。
       别集在流传后世方而则有较大的缺陷，朱彝尊《词综发凡》云：“唐宋以来作者，长短句每别为一编，不入集中，以是散佚最易。”这是因为词在宋代多必到之作，人们本就不甚爱惜，常常是随写随佚，即使能够编辑成册，也只是作为歌舞宴会上的歌本或作休闲时翻阅之资，加之别集旨在求全求备，难免良莠不齐，接受者在消费时还要进行二度选择，费时费力，这种类型的拈册自然容易佚失。而本集主要是收作者诗文类、要藏之名山而传之后世的作品，因而更受晕视，人们也更注意对它的保存，如果能够依附本集，词也就能够顺利流传。因此，“名家同有专集者，传世亦寥寥可数”。作为一代文学的代表，在宋代又有那么大的消费市场，流传下来的宋词却不足两万首，远少于宋诗，别集易失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选本
       西方传播理论有所谓“守门人”概念。报社每天收到大量的新闻稿件和信息，新闻编辑阅读、评价并决定哪些新闻可以向读者发表。如果这些材料通过了“守门人”的关口，就能够见报并分发给读者，否则就不能被发表。大众媒介的内容经过个人和群体过滤以后，能产生最大的效果。
       选本亦即经过了“守门人”把关的文学传播方式，编选者类似于“守门人”，他们从大量的作品中进行选择，决定哪些通过自己设立的关口，哪些被淘汰，编成书册后再传至周围的读者群。
       宋代词选的数量非常可观，宋末刘将孙说：“乐府有集自《花问》始，皆唐词。《兰畹集》多唐末宋初词。曾造集《雅词》，近年赵闻礼集《阳春白雪》。他如称‘大成’，称‘妙选’数十家未愁。”明末毛晋《草堂诗余跋》也说“宋元间词林选几屈百指”。可惜宋代词选大多湮没无存，留存至今而有书名可查者不足30种，得窥原貌者不过10部。徐鱿《词苑丛谈》卷十即云：“大约《花间》、《草堂》亦宋人选集之偶传者耳，此外，不传者何限。”
       宋词选的高峰在南宋。一是数量多。经过北宋百余年的涵育，到了南宋，宋词的数量已具规模，质量亦臻完善，名人名作层出不穷，可供选择的作品越来越丰富。加之词体日尊，对它的理论总结亟待开展。人们往往通过词选表达自己的理论主张，词选的功能逐渐扩大，词选因此而大量出现，有书名可查的宋代词选中，大多是南宋词选。二是质量高。一方面，南宋词选的类型非常丰富。如果说北宋以前的词选以应歌型为主，南宋则应歌型词选继续发展，新的选型如尊体型、存史型词选也大量出现。另外，南宋很多词人参与选词，如黄大舆、曾造、杨冠卿、黄异、赵闻礼、周密、仇远、陈恕可等，就都属创作型的选家。书坊选词，所采多芜杂；文人选词与诗人选词，“总难言当行者。文人选词，为文人之词；诗人选词，为诗人之词。”只有词人选词，才最能得词中旨趣，才能出高质量的词选。
       龙榆生《选词标准论》将词选的种类分为四种：“一日便歌，二日传人，三日开宗，四日尊体。”肖鹏《群体的选择》将其简化为应歌、存史和立论三类：“词选之功能，实际上只有应歌、存史和立论三体，存史包括传人和传词，立论则兼有开宗和尊体。”存史和立论侧重于文学上的要求，实际可以将宋代词选概括为两类：音乐唱本和文学文本。一类作为歌者演唱的底本，一类作为读者阅读的文本。
       早期词选以应歌为主，是给歌者提供演唱的底本，它们大多出于歌者乐工之手。听众听歌时主要是欣赏音乐，对歌词的内容反而不怎么在意。因此编选者在选词时也就特重词的音乐美，对文学性并不怎么看重。在语言风格上则力求平俗，既方便歌者演唱，也让听众容易接受。为了达到这种要求，编选者有时甚至妄改原作，宋翔凤《乐府余论》即云《草堂诗余》中的词，“间与集本不同。其不同者，恒平俗，亦以便歌。以文人观之，适当一笑，而当时歌伎，则必需此也。”之所以与集本不同，主要就是因为编选者改动所致。此类作品虽然深受歌者听众的欢迎，却为文人所诟病，刘将孙《新城饶克明集词序》即云：“然歌喉所为喜于谐婉者，或玩辞者所不满；骚人墨客乐称道之者，又知音者有所不合。”
       词至南宋，崇雅黜俗，词体渐尊，随着词学观念和消费市场的变化，文学文本成为南宋词选的主流，《梅苑》、《复雅歌词》、《乐府雅词》、《绝妙好词》等莫不如此。即便是音乐型选本《阳春白雪》也已不同于“下里巴人”的俚俗之选了。
       词选是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对词的流传当时及传播后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词选是宋代除演唱之外最主要的传播方式。无论是作为唱本还是仅供阅读，选本往往比别集更受欢迎。作为唱本，选本中载录的都是社会上的“流行金曲”，有的选本还分调或分类辑录，便于歌者选唱。作为读本，即使小型选本，也能容纳不同名家不同风格的作品。读者一册在手，即可领略众美。既省钱，又省力。而别集只是个人作品的结集，不仅量大，还可能瑕瑜互见，远不如读选本的效果。近代词学家夏敬观《蕙风词话诠评》教人读词即从选本人手：“两宋人词多矣，令其多读多看，彼必不知从何下手，而亦无从知何者当学，何者不当学也。是答初步者之问，尚缺一层。夫初步读词，当读选本。”在宋代，词的数量非常多，读选本当然是最好的选择。元好问在《新轩乐府引》中就记载过词选在当时的传播效果：“《麟角》、《兰畹》、《尊前》、《花问》等集，传播里巷。子妇母女，交口教授，淫言媒语，深入骨髓，牢不可去。”所言虽针对唐五代词选，但两宋词选当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次，词选有存词之功，对词的流传后世意义重大。由于别集容易佚失，加之一些中小词人本身并无词集刊行，这些词人的词多赖词选得以保存片羽。朱彝尊《词综发凡》曾云《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等书目文献中所载的宋词别集“旧本散失，未经寓目。或诗集虽在，而词则阙如，仅于选本中录其一二”。《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绝妙好词笺>七卷提要》也说“宋人词集，今多不传，并作者姓名，亦不尽见于世，零玑碎玉，皆赖此以存，于词选中最为善本”。《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之《<阳春白雪)八卷外集一卷提要》亦云“宋代不传之作，多萃于是”。寇准、范仲淹等人的词也是借《花庵词选》得以保存数首。
       词选不仅使许多作品流存下来，而且由于经过了精心筛选，留存下来的作品多为精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即云选本“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加之宋代有许多创作型选家，他们对词的艺术价值的体认自有其独到之处，因此宋代通过选本流传下来的词无论是艺术价值还是思想取向都有其可取之处。李清照流传至今的词几乎首首是精品，就与她的词都是通过选本流传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选本传播也有其不足，即遮蔽性。只有入选的作品才有机会进人大众视野，才有可能被受众接受，而大量没有人选的作品除非有机会被其他媒介传播，否则只会慢慢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选本既可强化名作，也会湮没名作。从现存文献可知，鲖阳居士《复雅歌词》选词达4300余首，是宋代选词较多的选本。现载于宋代祝穆《新编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二四的鲖阳居士《复雅歌词序略》一文云：“吾宋之兴，宗
       工钜儒，文力妙天下者，犹祖其遗风，荡而不知所止。脱于芒端，而四方传唱，敏若风雨。人人歆艳咀味于朋游尊俎之间，以是为相乐也。其韫骚雅之趣者，百一二而已。”从序文可以看出，鲴阳居士认为韫骚雅之趣的作品，只占唐宋词总量的百分之一二，这“百一二”的雅词被他收进《复雅歌词》，竟有4300余首之多，可以想象在大量的未入选作品中当有大量佳作妙语。大部头的《复雅歌词》尚且如此，其他小型选本自然遗漏更多，徐鱿在《词苑丛谈》卷十中就曾感叹说：“不入选中。则佳词灭没，又不知其几矣!”
       此外，佳选难得。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有云：“作词难，选词尤难。以我之才思，发我之性情，犹易也。以我之性情，通古人之性情，则非易也。”周铭《<林下词选>凡例》亦云：“选词之难，十倍于诗。”只有具有非凡的艺术品鉴力和独到眼光的选家才会选出好的选本，鲁迅先生《题未定草》六就曾说：“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质量低劣的选本只会误导读者，曾国藩就多次教人不要读选本，“吾教诸弟学诗无别法，但须看一家之专集，不可读选本，以汩没性灵。”“植弟诗才颇好，但须看古人专集一家乃有把握，万不可徒看选本”，所言不无道理。
       三、词话
       词话是一种特殊而重要的传播文本。宋代文化昌盛，人们在闲谈时多以文学为观照对象，诗话、词话类著作应运而生。所谓词话，就是记载词作本事、品评词作得失、探究词作律吕、考察词人生平、论述词人风格的文字。与诗话一样，词话的初起是“以资闲谈”，后来才逐渐演变成议论型词话。
       词话滥觞于晚唐，其生成与笔记小说有着密切的关系。晚唐笔记小说继魏晋南北朝之后又开始流行起来，对其关注重心由人物品评转向文学品评，方兴未艾且有很大消费市场的词自然成了它们关注的对象，当时许多笔记如苏鹗《杜阳杂编》、尉迟催《中朝故事》、孙光宪《北梦琐言》等已有单则词话的载录，其中有些还反映了唐五代人的词学观念，如《北梦琐言》记和凝、薛昭纬的两则词话云：
       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所谓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
       唐薛澄州昭纬，即保逊之子也，恃才傲物，亦有父风。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无人。好唱《浣溪纱》词。知举后，有一门生辞归乡里，临岐献规日：“侍郎重德，某乃受恩。尔后请不弄笏与唱《浣溪纱》，即某幸也。”时人谓之至言。
       视作词为“恶事”、戒人勿唱词，一关系词的创作，一涉及词的传播。这些词话虽然只是以故事的形式出现，但以现实人物为标靶，有较强的说教意义，加之小说又有着广大的消费群体，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词的态度，宋初词坛长达半个世纪的沉寂局面与此不无关系，宋人卑视词的观念也根源于此。
       北宋出现了最早的词话专书——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梁启超《记时贤本事曲子集》称其为“最古之词话”，吴熊和先生《唐宋词通论》考定其作于北宋元丰初，距最早的诗话《六一诗话》的写定，不过十年左右的时间。此后，北宋词话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本事曲》外，今可考之北宋词话专书只有晁补之的《骫骳说》。朱弁《续骫骳说序》云：“晁无咎《骫骳说》二卷，其大概多论乐府歌词，皆近世人所为也。”据朱弁所言，可知此书为议论型词话，与《时贤本事曲子集》一样都是以同时代人的创作为观照对象。北宋词话更多的是借笔记、诗话、野史等母体保存下来。这些词话以纪事为主，例属漫谈，没有体系。
       北宋词话虽以纪事为主，但却是极为重要的传播媒介。从当下传播的角度来看，北宋词话里暗寓的价值判断影响了时人对词的态度，如魏泰《东轩笔录》卷五载王安石讥笑晏殊作词云：“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张舜民《画墁录》载晏殊与柳永关于“作曲子”的交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十载法云秀斥黄庭坚作词是“以邪言荡人淫心”，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载钱惟演“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载韩少师云晏几道作词为“才有余而德不足”，就都是词为小道观念的变本加厉。这种消极的词学观念所产生的影响自然比街谈巷议大，特别是这些词话大多针对社会名流，人们更会深受影响，此类词话对词的创作与传播都会产生不小的负面影响。
       当然，“坏消息吸引收视者的参与”，如此多的名臣巨卿卷入“填词丑闻”，反而激起人们对词更大的兴趣，也使他们在参与词的创作与传播活动时少了许多顾忌。
       北宋词话已渐涉及议论。在对词的艺术风格的体认上，已呈现出黜俗崇雅的趋势，如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上评欧阳修词“飘逸清远”，赵令畴《侯鲭录》卷七评晏殊词“风调闲雅”、评张先词“韵高”。人们也开始注意体认词的思想意蕴，如王君玉《国老淡苑》评寇准《江南曲》“意皆凄惨”，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一评陈亚药名词“虽一时俳谐之词，然所寄兴，亦有深意”。由于是同时代的人，有着共同的社会风尚和审美趣味，他们的评价显得准确而精到，从而扩大了词人的影响，奠定了词人的地位。
       虽然北宋有“论词及事”型词话《本事曲》和“论词及辞”型词话《骫骳说》，为词话的发展开创了两大范型，但是词话在北宋的发展颇缓慢，一是数量少，除了两部专书外，依存于诗活、笔记的词话数量也不多，这使我们不能充分了解北宋词坛风貌；二是独立性不强，多依附于诗话、笔记、野史，偏于漫谈，缺乏系统性，从而限制了它的发展；三是偏于纪事，议论型词话很少。这些因素影响了词在词话中的传播。
       到了南宋，词话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词话专书增多。如杨浞《古今词话》、王灼《碧鸡漫志》、吴曾《能改斋词话》、胡仔《苕溪渔隐词话》、张炎《词源》等，虽然在数量上无法与诗话相颉颃，然较之于北宋，则已有了较大改观。专书的大量出现，使词话的依附性减弱，独立性增强，人们开始注意词的内部规律，词活也渐具系统性，这促成了宋末元初几部理论性极强的词话的诞生。
       二是词话的理论色彩增强。王灼《碧鸡漫志》、胡仔《苕溪渔隐词话》、魏庆之《魏庆之词话》、张炎《词源》等已颇具规模，且不再拘限于纪载词林本事，而是有了一定的理论色彩。南宋训活始将词视为文学之一种从理论上进行严肃地讨论，他们确立了词的主体风格和经典词人，后世立论大致不出其范围。主体风格的确立使词体渐尊，人们不再以淫邪艳丽视词，并乐于接受之；经典词人的树立使人们有了学习的典范，不但扩大了这些词人的影响，而且对宋词的传播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从《全宋词》来源统计表可知，两宋词话只为《全宋词》提供了27首完整的词和22首残篇及38位词人，词话在存人存词方面远逊于别集、词选等图书，这是冈为词话重在“话”而不在“词”，作品载录不是其目的，纪事议论才是重点。但由于这些作品都是词话家们用作纪事议论的例证，有其特殊的文献价值和审美价值，因而多为后世编词集者所取资，朱彝尊《词综发凡》就曾说：“词有当时盛传，久而翻逸者。遗
       珠片玉，往往见于稗官载纪。……片词足采，辄事笔疏，故多他选未见之作，庶几一开生面。”
       词话即时传播的意义更为巨大，是一种具有独特传播功能和传播效果的媒介。
       一是词话具有“议题设置”功能。西方传播模式研究中有所谓的“议题设置”模式，其基本思想是：在特定的一系列问题或论题中，那些得到媒介更多注意的问题或论题，在一段时间内将日益为人们所熟悉，他们的重要性也将日益为人们所感知，而那些得到较少注意的问题或论题在这两方面则相应地下降。词话具有类似功能，词活所附评论，自可扩大词的影响，所附轶事，更能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那些得到词话家关注的词人词作自然会逐渐为受众所熟悉，其重要性也会日益为读者所感知。以苏轼为例，吴熊和先生《唐宋词通论》就曾说：“元丰初，苏轼作词尚不多，词名末大著，《本事曲》可以说是苏词的最早鼓吹者。”《本事曲》主要记载北宋中叶有关词作的创作本事和传播轶事，尽管没有直接的价值判断，但由于其中很大的篇幅都是以苏轼为“议题”，读者对苏轼词自然有更多的了解。
       二是词话具有刺激功能。传播学认为，把一个问题定义为有争议的问题，导致人们对那个问题有更多的了解。词在宋代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雅俗之争、苏柳之争、词人高下之争以及文人是否应该作词等方面的争论，这些载录于词话中的争议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词的好奇心与兴趣感。
       三是同话具有鲜明的接受导向功能。观念常常是首先流向舆论领袖，然后由舆论领袖流向人口中不太活跃的部分。很多词话家都堪称舆论领袖，词的传播主要就是由这些舆论领袖传向不太活跃的市井民众，他们的态度对普通受众具有接受导向功能。词活在很多时候都具有鲜明的价值判断，称赞谁，批评谁，谁优谁劣，在词话里都有直接的表现，而范围更广、人数更多的二级接受群体对词的看法主要受他们的影响。比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历数东坡词名作，对苏轼经典词的确立影响深刻。
       以上分别论述了别集、词选、词话这三类图书的传播功能和传播效果。宋代文化昌盛，印刷术和出版业发达，图书成为人们最重要的文化消费品。不论是作为歌本，还是作为案头读物；不论是见载于别集，还是被选于选本，或是在词话中被品评，图书都成为词在宋代重要的传播媒介。可以说演唱和阅读足宋人接受词的两条主要途径。再以流传后世而言，图书更是居功至伟。古语云，纸寿千年。正是因为有了图书的载录，才会有如此丰富的宋词作品流传后世，并成为我们今天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