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东华(1964－)，女，湖南双峰人，武汉大学出版社副编审，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6－0883－02
程水金先生近作《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先秦散文发展线索探寻》(一、二卷)，已出版并重印，受到学界的好评和广大读者的喜爱。
由于一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中国古代元典(经、史、子、集等)及古典文化的研究探寻，作者独具的学术功力及深厚的理论修养在此书撰述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彰显：如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学科、某一具体问题的思考研究，而是充分吸收文史哲等各门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将文学、史学、哲学熔铸在文化意识的范型之内，以文化作为大背景，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先秦散文的发展，并将文化意识与文学形式相贯穿，在融贯经、史、子，会通文、史、哲，充分吸纳现代考古学新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如借鉴一些新兴学科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整合起源学、考古学、发生学等相关学术研究方法，从一种宏阔的背景、在一个更广阔的视域对巫史散文的现象从静态到动态的全开放式考察等，从而拥有了全新的观察视野。全新的思维方式——从中国早期文化意识嬗变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先秦散文的发展线索及其发生的心路历程等。终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言前人之所未言，最终有了今天全新的收获；也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新体验，让广大读者对先秦学术及先秦散文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和把握。
先秦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源头，是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载体，它以奇异而独特的文笔记录了华夏民族青年时代的拙朴和天真，给不断成长、成熟的人类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回忆，所以说先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根本。追溯中国传统文化发轫初期的心路历程。探寻华夏民族童年时期的文学足迹，有利于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本质及内在规律，有利于准确把握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和文化特征。更重要的是，它对于处于今天这个热闹、喧嚣、浮躁，物质化、物欲化程度日渐凸显、价值取向日趋多元的现时代的人们，重新接近经典、重新认识古典、重新接纳古典，进而重新走入古典，重温古典中那些温润精致、自由奔放、天人合一、充满人文精神的理想生活，培植新型的情感范式，从而寻找到现实生活的意义，寻找到新的心灵平衡点，在借鉴和扬弃中重构理想的未来人生，从而向更有利于人们身心完善及人类自身全面发展的理想境界前行，有着更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此著将分四卷完成，现已出版一、二卷。纵观已出版的一、二卷，作者的著述及对先秦散文的勾勒、探寻和研究有如下特点：
(一)视野开阔，融贯经史子；集成除弊，会通文史哲
20世纪以来，随着学术视野的日渐开阔，史料占有的日益丰富，人们对先秦思想文化与散文文学的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学术思想上，经历了“疑古”与“信古”的思想碰撞；在研究方法上，既有“朴学”归纳性的文献整理，也有“义理”阐释性的思想分疏；既有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也有视域宏阔的总体把握。尤其是考古学的新发现，不断提供出前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材料，从而也使后来者能不断地向既往观念与传统论断提出新的诘难和挑战。然而，如今学科分类的日趋精细，虽有利于某一问题点面研究的继续深入，但却容易产生观察的“单一”与思维的“单向”。这种研究格局，既不符合先秦思想学术的客观实际，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也很难拓展和拓新。此外，自1904年出版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以来，各种文学史相继问世，各抒己见，述作如林。但至今仍没有既能揭示先秦思想文化演变路径，又能描述先秦散文发展过程，融贯经、史、子，会通文、史、哲的综合性大型断代史著作的出现。可以说，程著的出版，不仅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而且在研究方法、思维方式和思想体系上都有了崭新的突破。
在此著一、二卷中，作者充分利用自己精通经史子的深厚的学术功力，继续发扬一以贯之的广纳博取、精益求精、不断创新的治学精神，广泛吸纳与总结了20世纪以来文学、史学、哲学、文献学、考古学的既有成果及最新发现，采取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实事求是，疑其所当疑，信其所当信，将史学、哲学与文学熔铸在文化意识的范型之内，以宏观的理论建构拉动微观的文本考察，又以微观的文本研究支持宏观的理论构想。在融贯经、史、子，会通文、史、哲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思维方法和思想体系，为先秦思想文化与散文文学的发展勾勒了一幅崭新的流变图画。
(二)文学理念新颖，叙述体例独特
作者在本书的撰述中，不拘泥于一字一文，而是着眼于文化演变的广阔视野，观念新，立意新，叙述新，思维广。作者认为，中国早期文化可分为巫卜文化、史官文化和士人文化三大类型}以此作为参照，先秦散文文学亦可分为巫卜散文、史官散文和士人散文三大系列，且它们在各自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并由此展开了详尽周密、新意迭出的论述。
中国早期文化意识演变的总趋势，是由人与自然的关系向人与社会的关系蜕变的：人与自然对立，文化的内容则为野蛮与文明或蒙昧与开化的冲突；人与社会对立，文化的内容则为桎梏与超越或束缚与自由的冲突。两大冲突构成先秦文化的基本内核，也构成了先秦散文的宏观文学母题；宏观母题的变迁也就是先秦散文的文学发展。在先秦时期的三大文化中，巫卜文化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冲突，士人文化体现了人与社会的冲突，史官文化介乎其间，两大冲突在此形成涡流与转换。文化类型的递嬗，文学母题的变迁，与思维模式的转换互为因果。不同的思维模式形成了不同的文章结构与文体风格：巫卜散文意象杂乱，史官散文条理清晰，士人散文喻象丛生……这些思前人之所未思、言前人之所未言的独特见解及论断，充分反映出作者集成会通的学术视野和敢于创新的学术勇气，特别是其中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冲突等文学母题的论述，对于今天建构和谐社会、和谐人生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
(三)个案研究，颠覆千年误说；正本清源，启辟学术新知
集成会通的学术视野，使作者具有了独特的思维方法及研究体系，从而刷新了个案研究的整体风貌，进而在个案研究方面新见迭出，异彩纷呈。其中不乏正本清源，颠覆千年误说，开辟学术新知的学术创见。
如在著述中对老子“道”论的重诂。老子名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历来被诠释为；“可以言说的‘道’，不是永恒不变的‘道’；可以称说的‘名’，不是永恒不变的‘名’。”此说已流传两千多年，诠释老子此说的文章著述也大都脱离不了这一窠臼。作者在大量占有史料的基础上，特别是以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独具的文化积累为底蕴，并以最新考古发现、最新出土文献为据，读为：“道，何道也?非恒道也，名，何名也?非恒名也。”以此为据，结合老子时期史、士过渡的文化背景，以时间哲学诂释老子“道”论。这对先秦思想史、文化史、哲学史，以及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都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如对“学而”章义的探源。《
论语》首章：“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作者也自有新解。汉宋以来，历来训“习”为“诵习”或“温习”，致使此章文义割裂。作者以《管子·弟子职》“朝益暮习”与“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以及上古文字音韵为据，运用文字学、音韵学、文献学、考古学等综合知识，解“习”为“朋友讨论切磋”，意即：“在学习过程中时时与朋友讨论切磋，不也是很愉快的吗?有朋友远道而来与我讨论切磋，不也是很快乐的吗?讨论切磋中，对方不理解也不感到愠恼，这不就是君子的风范吗?”如此解释，文义也就变得一气贯注。由此不仅疏通了《
论语》中多处历来难解的经文，还就孔门以友朋切磋培养君子人格等问题，做了理据充分的论证。这对先秦散文、先秦文化及先秦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都有新的启发，读了令人耳目一新。
此书一、二卷的出版，已给广大喜爱中国古典文学和先秦散文的读者带来了全新的感受、全新的体验；相信在即将出版的三、四卷中，秉承作者一以贯之的撰述风格、研究方法及思想风貌、思想体系，一定会有更具新意的创见、思想呈现，一定会带给广大读者更多的阅读惊喜。
(责任编辑 何坤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