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国，因“和谐社会”远未建成，贫富悬殊始终存在，社会上总是弥漫着仇富的心态，“刻薄起家”、“为富不仁”的指责屡见不鲜。而在另一方面，“贾而好儒”、“乐善好施”之类的商人事迹，通常都只出现在商人后裔或清客文人编纂的行状、族谱中。其实，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一百个商人有一百个形象，而每个商人在不同的阶段或不同的场合，其表现也不会完全一致。所以，在商人研究中，与其去讨论他们的道德素质，还不如关注中国各地传统商帮的经营文化。
前年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翻闲书，我曾读到一册旧平装《西康诡异录》，所用纸张非常一般，印刷质量也很差，常有错字、讹字和缺字。该书既无出版年代，又无出版社，仅题作“四川报社丛书之一”，封面有红色的“赠阅”图章，不知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流入美国。推测该书中的各文，最早可能是在四川报刊上连载，后辑录成书，故前后体例并不统一。作者叫任筱庄，亦即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民族学家任乃强先生。“西康”是指中国的西康特别区域，清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设川滇边务大臣，统辖四川打箭炉厅（治今四川康定县）及所属各土司和西藏的康部。民国以后，川滇边务大臣改为川边镇抚使。所谓川边，是指在四川的西边之意。其后政区建制屡有变化，后川边改称西康，一九三九年西康正式建省。在西康建省的过程中，任先生曾被推举为建省委员。之所以如此，与任先生在康藏研究方面的重大贡献密不可分。任氏是中国现代藏学研究的先驱之一，他的妻子是位藏族女子，其本人曾餐风露宿，徒步千里赴西康考察，将当地的政教谣俗、民生经济以及山川风物等一一笔之于书。他所绘就的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全图和西康各县分图，是当时海内外最为精确的康藏权威地图，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解放西藏时曾被当作军事用图之蓝本。
我在大学时代就拜阅过任先生厚重扎实的《华阳国志校注》，当年，对其中的不少内容虽然是一知半解，但我知道这是海内外《
华阳国志》研究方面最为详尽、权威的校注本。二十多年后，当我读到《西康诡异录》这样文笔轻松的文字时，最深的一个体会是：像这样的前辈学者真是令人高山仰止，那个时代的大家也真是大家——有学问，有情趣，有文采，深奥学问做得，有品位的美文也写得，为文不摆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式，不像时下的某些宏文，以貌似高深的理论、术语或曲线唬人，其实无趣得紧……
闲话少叙，《西康诡异录》一书，对于“老陕”在西康社会的活动，有着诸多生动而有趣的描摹。譬如，该书详细状摹了当地的商业盛衰，并在叙事之余，分析了西康的重商原因：“西康尊重商人，卑贱农工，社会阶级，商人在官吏与喇嘛之下。此其原因，与宗教有大关系。僧侣为坐食阶级，日用物品，不能自致，不能不仰给商贾，点缀寺院，当求华美，以动人之羡慕，势需绢绸等物，须转运于千万里外，亦不能不仰给于商贾也，于是各喇嘛寺有商人，各土司家有商人，因喇嘛、头人经商而商人地位益高。宋代以前，番汉商旅，以打箭炉与西宁为界，汉不入番，番不入汉。元代西征后，始有陕商入康。清季西征后，始有川商入康。川陕商人入康，皆有武力宣扬之后，番敬汉人，故亦敬汉商。草地商人，大都为喇嘛、头人、汉人，此其所以足贵也。”当时，活跃于西康各地的商人可分为陕商、川商、喇嘛商和土司商。陕商和川商等外籍贾客的大批流入，输进了不少汉地的商品。其中，陕西商人的作用尤为突出。故此，任乃强先生提及的“豆腐、老陕、狗，走尽天下有”之谣，正如明清时代流行全国的“无绍不成衙”，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无徽不成镇”、“钻天洞庭遍地徽州”一样，成了川康一带尽人皆知的一句著名俗谚，它的意思是说——无论是在何处，精于商贾榷算的陕客，与日常所吃的豆腐、人家豢养的狗儿一样随处可见。证之其他史料，此谚在西部地区的确是名不虚传。
任乃强先生指出：在“西康汉善，陕人多于川人数倍，资本之雄厚，规模之阔大，态度之佳良，目光之锐敏，在康地商人中，皆为首屈”。他认为，说当时的西康商业操纵在陕人手中，应当并非夸张的说法。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固然与陕人善于远道经商有关，而且也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因为元代用兵西征，西藏、青海、西康诸部臣服，“以此诸地划属陕西，当时之陕西省，实包有今川省之雅州、荣经、天全、汉源等处，雅州、黎州官吏上任，皆自西宁、洮州取道西康，官道既通，商人遂得缘之而至也”。因此，川康商业为陕人所开发。直到民国时期，当地采办茶布绢绸的大商号，仍然绝大多数出自陕西。为了从事汉藏贸易，陕西商人还专门编纂了汉藏语言教科书。在后来正式出版的《西康图经·民俗篇》（新亚细亚学会，一九三四年七月版）中，任先生曾提及炉城（即打箭炉）陕商所编的课本：
天叫朗，地叫撒，驴叫孤日，马叫打。
酥油马（去声），盐巴擦（上声），大人胡子喀苏口热(上声)。
却是你，可是他，喝茶统，饭口热妈。
来叫火，去叫热（入声）。蛮叫白米，汉叫甲。
…………
根据任先生的调查，上揭课本只在民间辗转传抄，它是供学徒练习藏语之用，极具成效。具体的程序是等学徒熟读了上述的口诀后，就让他们跟藏人交谈以纠正发音，经过悉心揣摩，几个月后，那些学徒便能勉强与藏人对话。事实上，在各地的商帮中，都存在着类似的教科书，如笔者手头即有清代中叶“漂广东”、从事茶业外贸经营之徽商传写的汉英教科书——《各国数法》抄本。去年五月，我在山西大学的几位学者陪同下前往晋中考察，在榆次老城一私人博物馆中，也曾见到一册晋商编纂的汉蒙教科书。这些极为珍稀的民间文献，如今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从中可以看出畴昔各地商帮为谋商业发展在语言方面所作的艰苦努力。
作为一名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先生学术功底深厚，他不仅熟谙历史典籍，而且还通过踏实的社会调查，对川康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因此，他的著作极富经世致用之效，对于历史之渊源及现实的传承脉络都有清晰的认识。譬如，对于陕西帮的经营方式，《西康诡异录》一书中有着详细的披露，文字虽显略长，但仍值得录于此：
……打箭炉诸大商号，多系数家合伙经营，其组织亦颇有趣，兹举德泰和一家为例。
德泰和系陕商所创，开设炉城，已一百余年，号东早已□（引者按：原书残缺及漶漫不清处，以“□”表示，下同）绝，现在，系该号诸掌柜合力经营，大抵皆陕西□县人也。共设号口六处：打箭炉为总号，收买麝香、鹿茸、虫草、贝母、狐皮、□猁，与一些草地输出之货，亦发售茶布绢绸等川货于草地；雅州分号，采购茶布；成都分号，办理汇兑；重庆分号，办理炉货出口装运报关等事；上海分号，发售麝香、贝母、毛皮等出洋货物。皆无门市。又于陕西西安设坐号，专司汇兑红息，周转成本之事。各分号统受总号指挥，分号之大掌柜，统由总号掌柜指派。总号初收学徒，称为小伙计，练习商业，兼供奔走役。掌柜察其商情已熟、性质勤慎者，升为帮柜，得上柜台，料理门市。帮柜考绩较优者，升为二柜，经理账目，地位较高，事务较闲，担承亦较重。二柜能积银钱至数千两存于号内者，升为掌柜。业皆掌柜主持，无所谓经理也。掌柜、二柜、帮柜、伙计皆无薪水，只有零用衣服费，每年数两至数十两。其报酬专在分红，每年总计各号盈亏一次，共有红息若干，先提二厘本息，余依等级分配各员司，掌柜分最多，剩余之数，分配二柜以下，成分不一。员司分息后，如肯积存号内，至数千元，仍得升为掌柜，即股东也。分号掌柜，每六年一换，但得连任，积有劳绩者，许回坐号休养，照常分红。掌柜物故，许于十年后退本，不退本者，仍可送遣子弟入号学习承继。每年各分号中，有亏本者，有获利者，但获利者常多。综计算红息，系综合各号会计，故常年皆能分红。失本之号，并不责其掌柜赔偿，惟查有拉亏舞弊者，得议处罚，停其红息。伙友有违背号规者，亦即开除。其组织似粗，而实严密，各方皆能顾到，故少失败，人各乐于努力，乐于积存，故其业有兴无败也。
我国之旧式商业，山陕人最为擅长。凡此规模，即其所创。后来川商之合伙经营商者，亦多半采用此办法，今固不止炉城之陕商如此。然导师则不可忘，故举出之。
上述这段描述，实可作商业史上的珍贵史料看待。德泰和共设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县）、雅州（四川雅安县一带）、成都、重庆、上海和西安六处号口，经营川货、草地输出及出洋货物等。总号与分号之间，职责分明。各号口内，从伙计到帮柜、二柜再到掌柜，晋升过程循序渐进。分红和股份制度，以及奖惩措施，使得个人利益与企业盈亏密切挂钩，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从业积极性。
明清以还，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常常相互结合，故有“秦晋大贾”或“山陕商人”之称。陕西商人的组织制度，最突出的就是类似于现代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东西制”——亦即东家出资，掌柜经营，两权分离的经营管理。后者从股东手中领取资本组织经营，称领东掌柜，负全部的经营责任，而股东并不直接干预店务。这种“东西制”，与晋商的经营文化显然是一脉相承的。根据张正明等山西学者的研究：晋商采取经理负责制、学徒制和人身顶股制等，有着一整套颇为严密的经营理念。经理负责制是指聘用商号经理，财东本着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的方针，对候选人经过细致考察堪担重任后，即重金礼聘，委以全权，将商号的资本及人事全权委托给经理负责。财东知人善用，用人所长，对于商号的经营活动一概不加干预。逢到账期（三、五年不等），经理向财东报告商号盈亏，以经理的业绩决定对其人的奖惩。除了商号经理的严格挑选外，学徒制也对店员的录用严格把关。而人身顶股制，则是晋商在人事劳资上首创的一种制度。顶身股亦即身股，俗称顶身意。在票号中，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凡山西商号中的掌柜、伙计，虽无资本顶银股，却可以用自己的劳动力顶股分，即顶身股。顶身股者不承担亏赔责任，却可与财东的银股（即资本股）一起参与分红。这种劳资并重的资产组合以及分配制度，成了协调劳资关系的润滑剂，极大地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热情。一般认为，这种经营文化发源于山西，随着山西商人的西进传到陕西，再波及西北及西南部，到晚清民国时期，北中国及西部各地都盛行此种制度，看来，秦晋大贾或山陕商人占据中国北部及西部的大半壁江山，显然不是偶然的。以往的一些商业史研究，对于商帮经营文化的探讨，往往热衷于对“贾而好儒”等人群道德素质的归纳，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规章制度的分析（当然，某种程度上这也囿于史料的匮乏）。其实，商帮的组织制度或许才是各地商帮经营文化的精髓所在。《西康诡异录》中德泰和掌柜的例子，再一次说明了这一点。从中可以看出，秦晋大贾的东西制组合，具有极强的商业优势，即使是在戈壁荒漠的中国西部，也能像胡杨林那样顽强地生长……
在任乃强先生笔下，虽然有不少赤手暴富的商人，但也不是所有的商人都是成功的。在《西康诡异录》中，他就指出：“西康自元代便有川陕人民入内经商。明清之间，又有许多木工、金工、矿工进去。清末改流，军政学界流落未归的更多，因为谋生、娶妻都很容易，在此安家立业者不少。人有巧拙勤惰，有气运美恶不同，也有致富千金的，也有困饿至死的，殊不能一概论。”根据他的分析，一些困死堕落者，往往不外乎是以下几个原因：一类是吸食鸦片，因为西康草地一带鸦片物美价廉，汉人多半贪图便宜，以致吸食成瘾。不过，鸦片烟虽然相当便宜，但毕竟需要钱买，一旦吸食成瘾，身体便每况愈下，而体质欠佳挣钱就愈不容易，烟瘾却往往会越来越大，以致最后困死堕落。另一类是性的戕贼，“草地娶妻、纳妾、偷情、押（狎）妓太容易了，地方寒燥，伤身更甚，青年到此，不识利害，枉死者甚多”。近世关中素有“少不入川”之说，这应当是数百年来流传的俗谚，根据著名小说家贾平凹的解释：“少不入者，则四川天府之国，山光、水色、物产、人情，美而诱惑，一去便不复归也。”（《入川小记》）不少老陕在故乡往往安于“暖窑热炕一盆火，稀饭咸菜泡蒸馍”，但一到四川，一些羁旅天涯的游子难耐寂寞，在外界的诱惑下很快便脱胎换骨，倾囊倒箧，浪思苟合之欢，完全丧失了勤苦俭啬的本真。因此，流连花丛以及耽于阿芙蓉之癖，也就成了许多“老陕”经商失败的重要原因。如“昌都风气淫恶，赌嫖吸烟，为当然事”，任乃强笔下的一位“高老陕”，其人的经历相当有趣，亦颇耐人寻味：
瞻化一县无剃头匠，县署官吏，皆延请一商人剃头，其人姓高，陕西籍，向以壮年经商来此，为做鹿茸、麝香商人。娶蛮妇，生有子女。后因迭遭匪劫，资本耗尽，与他商店充当坝充，嗜食鸦片，多有亏耗，为主商所弃，因陷于瞻对。当其经商时，苦草地无剃头者，自购剃刀一把，便与侪辈互剃头发。其后业败，遂以剃头自给，又不受剃头匠名。有人雇彼，必婉言曰，“闻你有剃刀，请往替某剃头”，虽县知事亦然，酬金一二元不等。员司清苦贫窭者，或酬半元，必婉谢曰，“高大爷，劳你手了，念我清苦，仅备茶资半元”，始能受也。高老陕仅有一剃刀，无磨刀及其他物件，刀钝技拙，剃时剧痛，高亦自惭，以陕语自解云：“刀钝未磨，叫委员受疼，但又较蛮剃头好，蛮子剃头更疼”，言时以刀向其皮靴上磨擦不已……
任氏的刻画细节生动，语妙解颐。看来，这位高老陕的剃头手艺令人不敢恭维，但他用陕西方言的辩解以及下意识的动作想来一定相当有趣。所谓坝充，是指收买麝香的大商号（多驻打箭炉），设分号于关外各大市镇，分号更派熟习业务的商人，分住各大村堡中收买麝香，这些人便称为坝充。坝充资本由商家借与，买得麝香，作价售于商家，赚其盈余。不过，他住乡村时的一切费用，皆属自备。高老陕从独立经营的麝香商人到坝充，最后再沦落为剃头匠，完全是迭遭匪劫、嗜食鸦片而资本耗尽所致。
因治安不靖，类似于高老陕这样的陕西人在四川往往屡遭劫匪，所以，“草地挣钱虽甚易，劫匪亦太多，所挣之钱，难搬回家，常有致富数次，被劫数次，终结还是穷人的”。《西康诡异录》中讲述了一位“王老陕”的故事：
先是（引者按：指民国五年以前），周与一陕西金商王某同行。王骑一健驴，携一从者，并骁健有勇，拳技敌十余人，同宿可卡。王携金数百两，以驴载之，步行赶驴，一早过松林口，匪出劫，与之格斗，匪怒，支解其人与□。周等日出始行，过其地，见尸体狼藉，血肉模糊，方共辛（幸）未与偕行，得免此劫。
文中的王老陕虽然技勇过人，但在危峰峻壑、灌莽弥望的西康，仍不敌江湖上穷凶极恶的劫匪，倾财亡身，连遗骸一束都难于舁归故里。
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山右”也就是山西（商人），而“新安”则指的是囊箧丰盈的徽州（商人）。在明代，晋商和徽商是大江南北的两大商界巨擘，这是大较而言。但在不同的地区，尤其是路歧荒僻、人烟空旷的中、西部，其他各地商帮的势力亦不容小觑。比如，江西人在湖广处处设店成廛，贩贱鬻贵，以至于当时有“无江西人不成市”的说法。在四川，“江西老表”居积取盈，也几乎完全垄断了当地的钱庄业。而在中国西部，民间素有“一川客，二炉客，使不得的口外客”，意思是说陕西人至外省营商，善于经营的一等商人去四川，其次去打箭炉——西康，再其次则去口外。或者说，陕西人至外省为商，以此三地区为最能获利。根据当代学者李刚等人的研究，随着清代前期对西域的经营，西部各省因民族融合、兵革平息而使经济获得长足发展，这不仅反映在旧有农牧经济的继续扩充，而且还表现为新兴产业（如水烟、药材、玉石和木材）等的不断培植，这使得西部各省的市场容量进一步放大，从而为以西部为势力范围的陕西商帮扩大经营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机遇。清代李云栋的《成都竹枝词》写道：
放账三分利逼催，老西老陕气如雷。
城乡字号盈千万，日见佗银向北回。
诗注曰：“字号放账俱山、陕人，呼为‘老西’、‘老陕’。”与陕西人麇集鳞至的盛况相一致，舟车所涉，四川的陕西会馆也相当之多，稍早的定晋岩樵叟之《成都竹枝词》有：“会馆虽多数陕西，秦腔梆子响高低。观场人多坐板凳，炮响酬神散一齐。”在乾嘉时代秦腔梆子就响彻成都平原。现在遍地可见的“陕西补胎”或“老陕补胎”，应当就是昔日辉煌的一抹余晖吧。我们今天谈西部大开发，或许不应漠视负气尚勇、锐意进取之陕西人自古迄今的重大贡献。
二○○六年岁首于复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