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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于华东(1952-)，男，江苏淮阴人，武汉大学期刊社副编审，主要从事文学与编辑学研究。
       [摘要]杜甫的“三吏”、“三别”组诗，作为“诗史”，以真实的笔触描绘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战乱之苦，并歌颂人民忍痛毅然参加平叛战争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在艺术上开创了“缘事而发”的新乐府风格，运用了多样的艺术手法，极富艺术感染力，从而将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风格推向一个新高峰。
       [关键词]杜甫；爱国精神；艺术魅力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5-0658-06
       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给后人留下的1400余首诗歌，广泛深刻地反映了盛唐与中唐交替之际的政治变乱与社会生活。他的诗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高度的人民性，也充溢着他爱国忧民的崇高精神，因此被后人称为“诗史”，杜甫本人则被后人尊为“诗圣”。其中“三吏”、“三别”是杜甫诗篇中颇为杰出的两组诗作，是光照千古的作品，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特色上去分析该组诗，都可认为杜甫将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风格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一、“三吏”、“三别”的创作背景
       杜甫写作“三吏”、“三别”的时间是唐乾元二年，即公元759年，是时距“安史之乱”爆发已经5年，神州大地已是“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的战乱恐怖景象。中原一带兵事不息、烽火连绵，人民颠沛流离饱受战乱之苦，渴望能早日平定叛乱，恢复生产和社会稳定。
       这时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已杀其父，退出洛阳窜入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公元758年9月唐朝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等率领9个节度使的大军围攻相州。从是年秋到759年春，围攻安庆绪部数月未克，安庆绪被困，相州城内早已粮尽兵衰，以鼠充饥，相州城指日可下，安庆绪苦撑死守孤城，以待史思明相救。759年2月，史思明自魏州引兵来救相州。3月，唐朝60万大军与史思明部5万兵马在相州城外摆开阵势，准备交战。是时，狂风忽起，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两军大惊，各自溃退。郭子仪率部退守河阳桥，以保东京洛阳。所部原有甲杖十万，遗弃殆尽，战马万余，仅存三千，东京军民闻之无不惊骇，纷纷逃入山谷。
       杜甫正是在这相州大败、兵荒马乱之际离开洛阳返回华州。此时，他有机会于一路之上亲眼看见了处在战乱的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满目是可歌可泣、可悲可恨的现象，到处是紊乱与不安。在他经过的新安、石壕、潼关等地，沿途耳闻目睹老翁、老妪、“中男”、新娘、征夫怨妇的愁眉苦脸、悲泣哀叹，他们在官吏们的残暴驱使下，忍受极大痛苦和悲伤却无处申诉。这一切给了他强烈的震动和深刻的印象，激起他内心忧愤深广。
       759年3月，杜甫在回到华州之后，将他一路上亲身感受到的人民的悲惨遭遇，经过艺术提炼，精心创作了《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这6首不朽的现实主义杰作，史称“三吏”、“三别”，为千古传诵。
       二、忧国忧民之情怀与爱国主义精神的高度融合
       杜甫的“三吏”、“三别”充满了深沉的忧国忧民思想，反映了人民的苦难，体现了“史诗”的实录特色。他那“穷年忧黎元，叹息热肠内”的感情，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始终关切人民，希望人民能过上好日子。因此，在“三吏”、“三别”中他不仅反映出人民的痛苦生活，而且大胆地、深刻地表达出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迫切要求，为人民代言，道出了人民的心声。
       两组诗中反映出广大人民在残酷的兵役制度下所遭受的痛苦，其中有早已过服兵役年龄的白发老翁，也有不到服兵役年龄的“中男”，甚至连根本就没有服兵役义务的老妪也被强行拉去充兵员数。
       “三吏”、“三别”着重叙述了相州大战失败之后，从洛阳到华州一带的人民遭受朝廷吏役强行征夫拉丁、苦于应役的事实。《新安吏》中因“县小更无丁”可征，只得“次选中男行”来充数。《石壕吏》中一家三兄弟两人战死，役吏又来抓丁，老翁出逃，于是便将老妪强拉充丁。《新婚别》全诗犹如新娘与新郎离别前的泣别词，字字血、声声泪地控诉了唐王朝大量征兵给人民造成的苦难，新郎“暮婚晨告别”去应役，使新娘子“沉痛迫中肠”。《垂老别》里一个“子孙阵亡尽”的老汉，也不得不“长揖别上官”愤而从军。《无家别》里描写一个刚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卒，面对早已荡然无存的家，当他再次被征召应役时，自然也就无家可别了，全诗展现出一幅恐怖凄凉的战乱时乡村图景。
       在这6首诗中虽刻画的是几个不同身份的人物，但他们的不幸遭遇、悲苦的命运却是相同的。“三吏”、“三别”的价值所在，就在于它对战乱时期遭受官府残酷压迫和残暴兵役制度肆虐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的悲惨境况，揭露的如此之深广峻切，描写的如此之真切沉痛，诗句真切感人，再现出历史的真实风貌，这是史书中所不曾记载的。
       “三吏”、“三别”并非仅仅反映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它在揭露残暴兵役制度黑暗的同时，既揄扬了人民的高度爱国精神，反映并歌颂了人民在这特殊的紧要时期，忍受一切痛苦而坚韧、刚毅地参加了平叛战争的爱国热忱。同时也渗透进了作者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感，因此，这六首诗也是爱国诗篇。
       杜甫早年即抱有强烈的政治热情，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他虽也时常为个人失意而叹息，但始终不忘关心国家的命运，加之他能深入生活，因此他写出了不少充满爱国精神的诗篇。“三吏”、“三别”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6首。
       由兵败相州的惨痛现实，更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相州败后，国家局势十分危机，军队急需补充兵员，唐王朝便实行漫无限制、毫无章法、惨无人道的抓丁拉夫政策，那些朝廷的吏役们为了拼凑兵员额数，任意捕捉，不顾民情，残暴蛮横。
       在新安杜甫看到了因壮丁已被征完，朝廷只得征发“中男”，眼见一群娃娃兵被拉人军中，可怜这些“绝短小”的娃娃们“何以守王城?”表现出杜甫的忧虑愤懑之情。眼前的惨景就连白水、青山也为之呜咽哭泣。但杜甫一转念，想到再哭也无济于事，安史叛军不平定，国家得不到统一，人民便无法安宁。这头等大事——平叛的仗还是要打下去的。于是在《新安吏》的后半段，作者笔锋一转，写出对出征的中男与送行亲人的慰藉之辞。勉励人们为了国家利益，还得积极参战，并宽慰应役的中男们：此次服役只不过是“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这样你们就可以安心服役了吧!大可不必如此这般悲痛欲绝。
       在这首诗里一方面反映了杜甫谴责了唐王朝兵役制度的弊政与罪恶，同情人民的苦难，体现出他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另一方面也表达出他对安史叛军所持的否定态度，谴责他们的叛乱罪行，拥护朝廷从维护国家统一的大局出发，能尽快平定叛乱，恢复社会安定，表现出诗人誓与国家和人民共存亡的爱国主义精神。于是他抱着支持人民参加平叛的正义战争的态度，对他们应征从军给予勉励。
       在《新婚别》中借新娘子之口说出了“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这是人民的心声，也是杜甫自己通
       过新娘子的口向人民发出的爱国呼声。新娘子勉励丈夫安心服役，反映了人民为平定安史叛乱而积极参战，隐忍牺牲自我，“先国家，后小家”的报国精神。
       《石壕吏》中作者用白描手法形象地再现出县吏深夜抓丁的残暴，“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仅此两句话便活龙活现地勾勒出吏役抓丁时的暴怒如雷霆大发、蛮横无理、狂吼怒骂的狰狞面目和老妪哭哭啼啼、惶恐畏惧地上前应答的惨不忍睹的一幕同时跃然纸上，寥寥数字即将吏役作威作福、鱼肉乡民的凶狠嘴脸和蛮横言辞刻画得入木三分。最后在吏役的步步追逼之下，连老妪也未能放过，拉去充作丁员数。通过对这家人悲苦遭遇的叙述及对吏役抓丁时凶神恶煞像的刻画，反映了安史之乱时人民灾难深重的真实情况。诗中老妪也被写得富有献身精神，表现出广大人民时值国家存亡之际，为平定叛乱而忍痛负重的牺牲精神。
       《垂老别》中的老汉“子孙阵亡尽”，如今家中只剩老两口，仍免不了被征应役，在明知自己此去将不会再有回来希望的情况下，却仍然去宽慰倒在路旁啼哭送行的老伴，说：“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为了早日平叛，也为了子孙报仇，于是他毅然“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
       杜甫在写这6首诗时的心情是极端矛盾、极端痛苦的，这矛盾、这痛苦也是当时广大人民所共有的。产生这种矛盾心情的根源，则是和这次战争性质有关，这次战争已不是天宝年间唐王朝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正因为如此，所以杜甫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制的黑暗，大骂“天地终无情”，同情人民的痛苦，为民请命；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含泪安慰、忍痛劝勉那些未成年的“中男”走上前线。客观情况使杜甫不得不站在更高的视角——整个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在毫不留情地揭露统治阶级的凶残、苛暴的同时，以无限的同情和感慨，以惟妙惟肖的笔触，来反映并歌颂广大人民身心所承载的巨大灾难，忍痛负重的高度爱国精神，写出了人民无比深沉的思想感情。
       杜甫的“三吏”、“三别”在反映人民的苦难和谴责唐朝兵役制度罪恶的同时，还深深地蕴含着对朝廷的腐朽和对各级昏庸官吏的辛辣讽喻和无情地鞭挞。“三吏”中的吏，即是杜甫讽喻对象，而对他们的讽喻，实际上矛头所向是直指朝廷，直指唐王朝最高统治者唐玄宗。安禄山、史思明之所以叛乱得逞、来势凶猛，势如破竹；唐朝官军溃退如此之快，兵败如山倒。究其原因，唐玄宗的昏庸荒淫与政治腐败是显而易见的。
       相州大战中，唐朝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统领60万大军，围攻相州已历数月，城内安庆绪已兵衰粮尽，岌岌可危，相州不日可下，而史思明的救援兵马仅有5万，双方兵力悬殊相差十几倍，本来唐政府军是可以稳操胜券，一鼓而下。但唐肃宗却因郭、李二将均为国家元勋，相互难于统属，便不设统帅，而以宦官鱼朝恩监军，由于号令不一而导致全军溃败。这无疑是对唐朝最高统治者唐肃宗昏聩无能，使宦官干政、瞎指挥的辛辣讽刺。
       “三别”中写离别的哀怨，有新婚少妇的离别之怨，有应征垂老的离别之愤，有士卒无家可归，再次被征时自然引发无家可别之哀伤。这三首诗虽不以官吏为主要讽刺对象，却蕴含了对朝廷的嘲讽之意。“三别”讽刺的是造成这悲惨离别的现实社会、黑暗的政治，也就是对朝廷中昏君庸臣的辛辣讽刺。杜甫在诗中委婉地劝告那些为征丁、应役而送行的老妇、少妻们“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里明指天、地，暗喻朝廷，嘲讽朝廷实施残暴的兵役制度，终究是不讲情理，不顾死活的。
       《无家别》的末句，虽然没有明确示意要反抗，但毕竟表达出当时苦难深重的人民强烈的忿满情绪，点出了全诗的主题，也可视作对“三吏”、“三别”六首诗的总结。作者借诗中主人公之口愤怒地问道：“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一个连家都没有人的，又何以称得上是人呢?言外之意是：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人不为其人，人无法为其人，把老百姓糟蹋成这个样子，这是什么样的朝廷?你们这些官是怎样当的?这是何等悲愤的控诉!
       《新婚别》中“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河阳离家不算远，竟然已成为与叛军控制区相邻近的边境了，弦外之音，守边守到了河阳，边境竟到了自己的家门口了。昔日强大的盛唐帝国，曾穷兵黩武去开边，现在战火已烧到唐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带，将边境退缩到家门口，整个大唐帝国有如大厦之将倾、摇摇欲坠，内乱难弭、祸国殃民，这是何等辛辣的讽刺啊!
       《无家别》中的老汉愤怒地发问：“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战争使国破家亡，战乱中无法保全自家的子孙，一个人还活着干吗?发泄出内心的不满和牢骚，“男儿既介胄”则嘲讽吏役们将我这把年纪的老汉也当成“男儿”(小伙子)一般充当丁员，岂不有悖于常理?“三吏”、“三别”中隐含的嘲讽之词句随处可见、俯拾即是，足以洞观杜诗中的讽喻风格。
       三、多维的写作笔法和感人的艺术魅力
       “三吏”、“三别”之所以为千古传诵，历久不衰，还在于其多维的艺术笔法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为后人所称道。清代学者施闰章说：“杜不拟古乐府，用新题记时事，自是创识……”。杜甫对古乐府体的运用颇为娴熟，他在“三吏”、“三别”中运用古乐府的语言及其表现方法是相当成功的，诗歌的语言形式则采用古乐府中的五言古体诗，五古是杜诗中较显著的风格，他熟练地运用古体写出这六首诗，在这一时期中杜甫的五古体诗歌有了发展，成为这一阶段诗歌创作的主要形式。杜甫在继承古乐府风格的同时，并非一味地模仿、拟就古乐府，而是自创新题，歌咏时事，成为新乐府诗。他继承了汉魏乐府诗、《古诗十九首》及陈琳、鲍照等人的乐府诗风格并加以发展，对后来中唐时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运动有直接的影响。
       唐代乐府诗，在杜甫以前的作品都是沿袭建安以来的乐府旧题写旧意的老一套方法，杜甫却本着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以新题新意进行创作，即“因事命题”。“三吏”、“三别”等都是新题新意之作，杜甫的这种革新，冲破了旧题束缚，创造出新的诗篇，将乐府诗推向了新阶段。明代陆时雍说：“少陵五言，材力作用，本之汉魏居多……苦雕细琢，降为唐音。”由此可见，中唐的新乐府运动正是由杜甫开导的，尽管他本人没有明确地提出作乐府诗的主张，但他却已经这样去做了，到了白居易手里，才正式提出“即事名篇”的选题形式，才出现了更多的新乐府创作，发展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次新乐府运动。白居易曾赞叹杜甫的“三吏”等诗篇中直面现实的态度和忧愤情怀，揭露当时现实的诗句，他学习杜甫写成了揭露当时政治黑暗和同情人民疾苦的《秦中吟》、《新乐府》等组诗，无论就诗歌思想内容上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或是“即事名篇”的选题形式来看，显然是受到杜甫的“三吏”、“三别”等诗篇的新乐府风格的影响，是对杜诗的继承和发展。
       从六首诗所采用的不同体裁来看，一般学者将之分为“三吏”、“三别”两组诗。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称：“‘三吏’夹带问答叙事，‘三别’纯托送者、行者之辞”。“三吏”中有作者自己在内，以本人的口气叙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有的是写自己说的话，也有官吏的答话，形成了问答句式。如《新安吏》28句中有20
       句以上是诗人自己说的话，叙事中夹以问答，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潼关吏》也以一问一答为主要部分，全诗20句中问答句即占13句之多；《石壕吏》中“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两句似问非问。
       这三首诗是诗人身临其境，耳闻目睹，诗中都少不了诗人对自己的描叙，诗人即是诗中的主要人物。《新安吏》先写诗人路途所闻，接下来写自己的发问。《潼关吏》没有叙述自己，只写路途中所见。描写所筑之城，接下来写客问。《石壕吏》虽没有问答的形式，但它叙述作者投宿石壕村的所见所闻，记录下役吏强暴捉人之情景，作者静观事态的发展，完全是客观的白描。
       在“三别”的抒情诗中，诗人没有用叙事，也没有一句诗人的话，主要借诗中主人公之口来抒发离别哀怨之情，使读者直接听到的是一个送别与辞别的人在倾诉衷肠。如《新婚别》中的新娘子在向次日晨将应役而去的新郎哭诉离别之情，话语中饱含悲怨之痛楚，动人心魄，催人泪下，诗中一连用了7个“君”字。前人称之：“频频呼君，几於一声一泪”。全诗是新娘子的泣别词，有似诀别之语。在读完《垂老别》中老汉诉说的伤感叹息之话语后，不仅使主人公自己，也使读者在心理上产生“塌然摧肺肝”之感。《无家别》结尾两句，抒发出主人公沉痛的情感，对天(实对朝廷)发出大声的质问“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读者至此感慨万分。由于杜甫写这六首诗时的心情无比沉重，其诗的主要风格则愈显得沉郁顿挫。
       杜甫的叙事诗很善于选择和概括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和事件，通过个别反映一般，对现实生活作典型的艺术概括。“三吏”、“三别”是最好的范例，《无家别》中写战乱后乡村的荒凉凄惨景象，通过对这个战乱时期一个村庄的典型描写，概括出整个中州大地上叛军所过的村庄断壁残垣、荒无人烟、“园庐但蒿藜”的景象。《石壕吏》则通过石壕村吏役强征暴捉的典型事例，一户人家的悲惨命运，概括出各地吏役捉丁时的强暴和千千万万户人家被吏役追逼的或离乡背井，或连老妪、中男也难于幸免而被强拉应役的结局，对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有“管中窥豹，略见一斑”的暗示。
       为将诗中人物塑造成典型形象，杜甫吸收了汉乐府的创作经验，常常运用人物的对话与独白，使之达到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以《新婚别》为例，全诗可看作是一位新娘子的独白，婚姻本身是终身大事，是大喜事，岂料新婚之夜竟成了生离死别之时，喜事却成了悲剧，刚结婚的新郎，即刻应役出征，本当是使新娘子柔肠寸断，痛不欲生的事，但她一想到自己还是刚过门的新娘子的身份，所以态度不免矜持，语含羞涩，温婉致意，备极吞吐，这完全符合人物的特定身份和精神面貌，达到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读起来使人有一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
       杜甫在抒情诗中也常学习民歌手法，语句中多采用俗语民谚，如“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免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等。因为这些诗都是写人民生活的，采用一些人民大众常用的俗语民谚，能增强诗的真实性和亲切感，使语言生动活泼，并有助于突出人物性格与语言的个性化。《垂老别》、《无家别》都通过书中主人公自叙独白，成功地塑造出将被征发的老翁和无家可别的士卒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杜甫善于将自己的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化在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写之中，而又不明明白白地加以说出，他总是把思想倾向寓于典型的情节和人物言行的真实描写中，这是“三吏”组诗中的一个特点，典型的例子如《石壕吏》，作者善于克制自己的激动。全诗除“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两句略微透露出他的爱憎之情，其余都是对客观事物具体描写，他将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融化在客观的叙述中，让事物本身直接喻示和感染读者。如“有吏夜捉人”这一句无疑是客观叙述，但同时也包含作者对吏役的讥讽、斥责。这样便寓斥责、讥讽于叙事之中，寓主观于客观之中。
       杜甫这6首诗，虽以体裁与风格有别而将其分为“三吏”、“三别”两组诗，但即使是一组中的三首在开篇与结局的布局上也决不雷同，新意各具，显示出杜甫这位“诗圣”的多姿多彩的写作手法。“三吏”中第一首是以自己在道中所闻起笔，“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第二首不是以所闻，而是以自己所见起笔“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第三首是以自己所行起笔，“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这三首的开篇，即各以“闻”、“见”、“行”三种动作分别起笔，显得别具风致，不落俗套，这正是杜诗巧妙构思、别出心裁之处。
       “三吏”结语的写法也各异其趣，第一首以告慰语作结“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第二首则以告诫语作结“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第三首在老妇陈词之后，诗人连结束语也不用了，反映出诗人心中悲痛哽咽，欲言不能以至于无言以对的悲悯心态。这种结尾，似结未结，似了未了，余味犹存，留与读者去细细品味。
       再看“三别”的起与结，《新婚别》开首用比兴起，“免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而结语部分亦用比兴，“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这种以比兴发端与结尾的方法，在表现新婚少妇的矜持口吻和羞于直陈的心态时是恰到好处的，这样的写法适合于表现新婚少妇的心理。《垂老别》则以直陈而起，开门见山，表现出老人急于发泄心中的愤懑和积郁。结局则表现出悲痛欲绝的别离之情，“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无家别》既不是比兴起，也不用直陈起，而是以追叙往事起笔，在追叙了战乱的惨景和自己的悲惨命运后，以愤怒的问句直点主题，结句以“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三吏”、“三别”各具特色的起笔与结局是与每一首诗的内容与体裁相适应的，根据表达内容的需要来精心构思布局的，显示出杜甫丰富多彩和娴熟的艺术笔法。
       杜甫诗中还善于捕捉那些富于表现力，能显示事物本质和人物精神面貌的生活细节和心理活动，加以细腻的刻画。如《垂老别》中对老人倔强性格和激愤心情及与老妻生离死别、互怜互慰的心理，都描摹的十分细腻而深切。老人始而慷慨自奋，终而自我宽解，由此愈显示其沉痛，更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新婚别》细腻地描述了新娘子既心怀哀怨，又积极勉励丈夫应征的复杂的心理矛盾。“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作为年轻的姑娘，又是新嫁娘，谁不想穿件漂亮的衣服呢?然而很久以前就做好的准备结婚穿的新衣裳，现在又不能穿上身，心中岂不可怜可悲!年轻的新娘子，有哪个不浓妆淡抹、粉脂红颜，把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的?但新娘子为鼓励丈夫一心一意去作战，不使新郎在外牵挂自己，便收起新衣不穿，洗去红妆不打扮，以此来表示对丈夫爱的专一，忠贞不贰。杜甫对人物心理活动真是揣摩入微，写得深刻逼真。
       (责任编辑　何坤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