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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黄觉弘(1970-)，男，湖北石首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先秦汉魏文献与文学研究。
       [摘要]孔子作《左传》说当首先缘起于清康熙年间张沐的《春秋疏略》。清人许伯政《春秋深》承绪张沐之说并恢扩之。近世顾路柏《中国文学史》、章太炎《检论》卷二《春秋故言》及毛起《春秋总论初稿》等并有流衍。
       [关键词]孔子；《左传》；张沐；许伯政；顾路柏
       [中图分类号]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5-0653-05
       《左传》的成书时代与作者问题，两千多年来学者们议论迭出，孔子作《左传》说就是纷纭众说之中比较特异的一种，但历来似不为考论《春秋》经传学者所知悉，故而几次出现“首先提出”的误讹。笔者曾对此说情形稍作提示，但语焉不详，故本文拟详加考述，以明其来龙去脉及其分合异同。
       一、孔子作《左传》说之缘起
       考源溯流，孔子作《左传》说当首先缘起于清康熙年间张沐的《春秋疏略》。张沐(1631—1713)，字仲诚，号起庵，河南上蔡人。事详《清史稿》卷476《循吏传一》。顺治十五年进士。康熙元年后，历任直隶内黄知县、四川资阳知县，后以老乞休。年83卒。张沐著述颇丰，有《五经四书疏略》，共九书合144卷。此外，还有《溯流史学钞》20卷，《图书秘典一隅解》一卷。张沐在当时颇有声名。《清史稿·梅文鼎传》载：“圣祖西巡，问隐沦之士，光地以关中李隅、河南张沐及文鼎三人对。”其交游甚广，又曾先后主讲登封、禹州、汝南、开封书院，门弟甚多，形成了出于王阳明而兼取程朱的“起庵学派”。张沐治学，胆大而多臆断，因而四库馆臣曾屡加批驳。如《周易疏略》以《河图》、《洛书》及伏羲、文王诸图即所谓“今本九图为孔子所定”，四库馆臣说：“沐自谓朱子之所不能解者，绎诸孔训，恍然来告，敢日独信，亦谈何容易乎!”在《春秋》经传学上，张沐表现得尤为大胆，提出了被四库馆臣讥叹为“异哉斯言!自有经籍以来，未之闻也”的孔子作《左传》说。
       当时有兰陵人王渭对《春秋》、《左传》的作者问题曾久惑于心。王渭认为，如果只以《春秋》经文求其大义所在，则全无考据，必须参详《左传》之文方可奏效。《春秋》经文若无美恶昭然、小大不遗的《左传》之文相辅，则事之本末不明，读者亦无由定其是非功罪。所以，《春秋》不能舍《左传》而自明其实。“窃怪圣人既号作《春秋》，何以必待后人作传而始明。设无此传，圣经不虚作乎?设无左氏，圣人将谁待乎?然则左氏何人，乃有此翼成圣经之学。意左氏必与圣人同时，共事，然后可也。而作传口又在孔子既卒之后，必非鲁论中之左丘明，而别有左氏，然后可也。此皆千古大疑而不能自释于中者也。”后来，王渭持所疑请教于张沐，张沐以孔子作《左传》说相答。王}胃深以为然，于是力赞张沐撰辑成书，并参以校订之役，“二载而疏略稿成”。这即是《春秋疏略》五十卷。此书见著于《四库全书总目》存目。今有康熙十四年至四十年蓍蔡张氏刊本。1997年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32册。
       张沐立说之理由主要有二。其一，张沐认为，孔子劝善惩恶的素王大法，以《春秋》、《左传》最为深切著明。《春秋》有《左传》而后为《经》，无《左传》则鲁史而已，不足以为《经》。鲁君臣以《春秋》自省自治或有余，但不足以告之天下万世以为常道。因为鲁史之体，记载内事多忌讳，记载外事则凭乎赴告，孔子不能变易其文。“多忌讳则无以示后世而为经，凭赴告则所载失真，亦无以垂世戒而为经。”孔子有鉴于此，“于是广口博访，采其实事，附于经文之左，谓之《左传》”，经所微者，为之显之。经所略者，为之详之。“则鹘突者明，忌讳者显。有目者见之，心动神悚，善恶犹己出焉，福祸犹身受焉，不容不惩且劝，久之化也。”这样《春秋》乃成为《经》。再者，《春秋》有“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所谓五例，这五例均待《左传》而后明，因此非孔子不能成此深醇至极的《左传》。“董子所谓托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合经与传而始成《春秋》，则《左传》岂为左氏之书乎?”
       其二，《左传》成书之史料来之不易，乃孔子周游列国，费尽心力，广采博收，然后可成。左丘明则非其人也。张沐说：
       昔孔子去鲁，以甚盛德，携诸大贤，十五年周流辙环，遍交于列国之君臣上下，得尽闻古今载籍、佚文漏章及野史与父老口说。凡政治得失、风俗美恶、人类贤邪之故，心术诚伪之态，细及妇人女子之隐情，以及鬼神妖梦之奇、卜筮之法，日与门弟策记弗忘，以学聚而问辩之，宽居而仁行之。……及归鲁，时穷道丧，欲以此学垂教天下万世以为常道。……于是取鲁史为经，而以不可为经者，挨年顺月，附录经左，命之日《左传》，借《经》而传焉。庶几天下后世变化之情理，不外于斯。而斯人之聪明亦尽启于斯矣。若左丘明非甚盛德，又不曾周流辙环，携诸高弟，十四五年采访于外，岂能凭虚而撰之?况作传有厚意哉。张沐在其他著述中也有此说的表露回应之笔，如四库馆臣批评其《书经疏略》说：
       又所载孔安国《序》，于《春秋左氏传》句阙其“左氏”二字，解之曰：“《传》附《经》左日《左传》。以人号传，古无此体。”考《左传》或曰《左氏》，或日《左丘》，汉以来说者不同，总为人姓。沐乃以为左右之左，殊骇视听。且谓传以人号，古无此体，是并《汉艺文志》亦未见矣。盖沐著《春秋疏略》，以《左传》为孔子作，故于此书亦护其说耳。
       可见张沐的孔子作《左传》说系统贯穿在他的学术著述中，并不是一时随谈。张沐“诲导不倦”，“两河之士翕然归之”，门徒甚众，习闻其说者当不乏人。但由于此说骇于物听，信者恐无多，故其似存若亡可知。
       二、许伯政《春秋深》之推详
       乾隆年间，许伯政著《春秋深》22卷并首二卷，始又承绪张沐之说而恢扩之。许伯政字惠棠，巴陵人。乾隆壬戌进士，官山东道监察御史。许氏精天文，有《全史日至源流》33卷，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天文算法类。又有《易深》8卷、《诗深》26卷。许氏治学与张沐近似，喜立新说，而证据往往不足。如《易深》八卷，“所论有合有离，不能一一精确也。”《诗深》26卷，“多所攻难，而所立异义不能皆有根据。”
       许氏《春秋深》首卷上《春秋三传得失辨》详细论证了孔子作《左传》(许氏时又称为《春秋本传》)说。四库馆臣曾指出许氏盖踵继张沐之说而稍加“更变”，但其实许氏论证已远较张沐为详，且多有发挥推阐。不过，由于《春秋深》仅以稿本流传，历来知者甚少。除《四库总目提要》卷31著录此书于存目，稍稍称及许说大旨外，后世考论《春秋》经传学者罕有称及。此书稿本今藏上海图书馆，2001年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92册，始得流传稍广。
       许氏书中有直接称述张沐之说者。如“或谓经传分行，读者右经左传，非《左氏传》也”，这显然是对张沐之说的称引。但许氏并不赞成此说，其谓：“此说似可通，而无所征据。况《左传》中凡所注
       解及论赞多与本传文意不符，明是左氏所增人。”与张沐一样，许氏也认为有经必有传，经必待传之事实方能考见其大义。因此许氏提出了“《春秋》全书”的概念。“夫孔子之作《春秋》，盖日我欲托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者之深切著明。是圣笔所取义，即具于当时人见诸行事之中。既挈其义于经，即录其事于传。而左氏得其经，兼得其传，乃《春秋》之全书也。”《左传》(许氏时称为《春秋本传》)不但不是春秋左丘明所作，也非战国左氏所作，而是孔子自作。“圣人既因史取其义以为经，因叙次史文所载事实为传。”“挈义于经，纪事于传，俾读之者法戒，嘹然在目。”这些说法，与张沐也多近似。但许氏进一步认为：“传原与经别行，亦犹《诗》之序，《易》之十翼，皆与经别行者也。厥后公羊、谷梁但得其经，惟左氏兼得其传。……是《春秋》有三传，犹《诗》有四家，而左氏独得其本传，称日《左传》，亦犹《毛诗》独得《诗》本序，称曰《毛诗》也。”这是许氏的新推论，比起张沐以孔子“叙次于经之左，谓之《左传》”的说法，要显得圆通巧妙。
       许氏认为，朱子因《通鉴》以成《纲目》的方法，正是借鉴了《春秋》经传的修撰之法，以书法为纲，以史事为目。“窃思孔子适周，访礼于柱下史，则其历聘列国，凡二百四十余年事迹，博览史文，靡不睹记。及乎晚年，道终不行，乃因鲁史以成经，而集史事以为传。”《春秋》经传固为孔子所笔削，但也有游夏之徒的相助之功。“窃谓经义之笔削固非门人所能赞，若采史文所纪事实为传，则游夏之徒优为之。惟是去浮从实，必经圣人裁定之。”许氏又认为，《左传》成书后，与《春秋》别行，“经自经，传自传”。兼得孔子《春秋》经传(即所谓《春秋》全书)的左氏应是先秦人。“考之《史记》尝称河间献王修学好古，所得《尚书》、《礼记》、《毛氏诗》、《左氏传》、《孟子》皆古文先秦旧书。由是观之，左氏盖先秦问人，其传尚是古文。”左氏得到《春秋》全书后，又对《左传》有所增润，故而造成“今读之每多浮夸悖诞，与圣笔之迥不相副”的情况。“凡传文叙而不断，间有指点经意者，类皆言约旨精。至于左所增设，不但辞气浮夸，且与经之本旨，传之本意自相矛盾。”许氏认为《左传》的这种增润情况与《毛诗序》相似：
       尝考《隋经籍志》云先儒相承，谓《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卫敬仲更加润溢。即此推之，
       可见《左传》中凡加注解，如“段不弟，故不言弟”之类；又加论赞，如“君子曰”、“仲尼曰”之类，多左氏所增设。盖与毛、卫之润溢《诗序》相似。
       战国之间，处士横议，好为荒唐悠渺之说。而“秦汉以来，传奇小说倚经附史，奇怪百出，皆踵其流毒”，故好事者增润经史，窜附典籍，颇多赝造，类孟子所斥齐东野语者。许氏并举《左传》所述吴公子季札观乐一节以为佐证，说此节“手笔庸琐，义意空疏，盖与伪《泰誓》等耳”，乃汉武帝时期之人所窜入。“又考武帝元光五年，河问献王来朝，献雅乐。所献之乐大约歌用四诗，舞称六代，而总周乐为名。当日献之汉朝，必先有援据。好事者因《左(事)[氏]》帙繁事杂，窜入其说，以为引用《诗》、《乐》之证耳。”
       虽然张沐、王渭导之在前，许伯政推之在后，孔子作《左传》说还是未能为学界周知，更不可能被接受。间或有一二见闻其说，以为姑备一说不加斥难者。如赵慎畛《榆巢杂识·上卷》说：
       有人言《左传》非姓左人作，因传在经左，故名“左传”。昔之论左丘明者，均无确据，此亦或备一说耶?
       这已是少见的态度了。
       三、顾路柏、章太炎、毛起等人之流衍
       许伯政之后，再一次提出孔子作《左传》说的是德国著名汉学家威廉·顾路柏(Wilhelm Grube，又译格鲁伯，1855—1908)。顾路柏在1897年至1899年间，曾在北京从事研究工作。1902年，莱比锡阿麦朗格斯出版社(Amelangs verlag)出版了顾路柏的《中国文学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此书在德国是影响甚大的中国文学史专著，但在中国影响不大。1926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mhard Karlgren，又译珂罗倔伦，1889—1978)《论左传之可信及其性质》(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sn，1927年陆侃如将其译为中文，以《左传真伪考》为名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曾叙述说，格鲁伯在他的《中国文学史》里说《左传》也许是孔子自己作的。辛德赖(Schindler)和欧克士(Erkes)都信持其说。格鲁伯的理由是，孔子曾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话表明孔子希望后人拿《春秋》来评判他。所以此书当是孔子一生最大的工作。但是《春秋》不过是很朴素而干燥的文句，从鲁国国史里摘出来的，不足以当其言。格鲁伯解释这一种矛盾，说孔子并不是指《春秋》原本，而是指载事丰富而详赡的《左传》。高本汉还认为格鲁伯是最早提出孔子作《左传》说的，盖不知清人张沐、许伯政已导夫先路。
       1914年，章太炎(1869 1936)将《訄书》增删改订，定名为《检论》。其卷二《春秋故言》提出了“《经》有丘明所作者矣”，“《传》亦兼仲尼作也”的“经传兼作”说。章太炎认为，当时史官皆自周出，而诸侯史记当归王官，不可私藏。孔子是在太史左丘明襄助下修成《春秋》的，而左丘明又是得孔子“圣论”下修成《左传》的。“《经》、《传》相依，年事相系，故为百世史官宗主。”他说：
       自孔子以鲁故臣，依大史丘明为主，而修《春秋》。……故夫笔削之事，游、夏不能赞一辞，而丘明佐书焉。《经》有丘明所作者矣。《传》文时举卫赐繁缨，晋铸刑书，郑献陈捷，纥郤齐田，婼戮竖牛，肸数鬻狱，侨存乡校，诸事不见于《经》者，而称圣论定其是非，明诸所录事状，获麟以上，皆造膝受意焉。故《传》亦兼仲尼作也。此其为书，犹谈、迁之记，彪、固之书，父子戮力，丸揉不分。……后代所题，《经》称仲尼，《传》称丘明，徒以著于竹帛字纵笔迹之所发者，则据为主名耳。
       章太炎虽不认为《左传》即为孔子所作，但认为《左传》成书与孔子有密切关系。孔子作《春秋》和左丘明作《左传》都同时兼得二人修撰。不过，这种兼作，显然仍有其主次之分。《春秋》以孔子为主，左丘明为辅。《左传》则以左丘明为主，兼取孔子“圣论定其是非”。因此章太炎的“经传兼作”说虽与孔子作《左传》说有同，但更多的是异。
       近人毛起亦有孔子作《左传》说。毛起(1899—1961)，原名宗翰，字无止，又字禹州，浙江舟山人。其说见于1935年由苏州贞社出版的《春秋总论初稿》。严格说起来，毛起申持的是孔子作《春秋传》(包括《左传》)说。毛起曾游学欧美，后转历国内诸所大学教授，但似不曾见及顾路柏、章太炎此类之说。毛起写于1934年12月的《春秋总论初稿·序二》曾自述他1925年11月突悟此说的过程。毛起认为，《春秋》是鲁史，孔子作《春秋》是作其传。《鲁春秋》终于顷公，而今本《左传》之经终哀十六年是孔子作传时
       之录自鲁史的。毛起说：
       但孟子又何以口口声声说孔子作《春秋》，作了《春秋》，又是如何如何呢?他的话一定不是谎话，你又将如何说明来?我们以为孟子此言，是指孔子作《春秋》之传而言的。所谓孔子之《春秋》是传，而鲁之《春秋》则是今之经文也。这个经传名称之不别，乃是秦汉以上之习惯，极其通行的。
       毛起并对《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里的一段话作了比较新颖别致的解释：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叙》里说：“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次《春秋》，……制义法。……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七十子之徒到了后来，将其口说相传的传指著于竹帛。那竹帛里所著之言，无论怎样改形，一定是有孔子之言在内的；叫他为孔子之传，有何不可?这好比一个听演讲的人，将其所听到的话记录下来，发表出去，我们还可以他为是演讲者之作品一样。
       这种解释比许伯政的左氏兼得孔子《春秋》经传的解释或许还要圆通些，与章太炎的“经传兼作”说也有相通之处。毛起并不遽然认定《春秋》三传就是孔子所作。他认为三传还是各有其作者的。“作者们在著竹帛之时候，曾将己意参入进去；所以传内不是纯是孔子之言了。”毛起还认为，现传《左传》并非原本，其中有后师的附益增窜，但不是刘歆而是东汉贾逵的附益增窜。但毛起又借鉴康有为《左传》、《国语》原本一书的说法，推测《左传》成书过程，说：“我们也以为《左传》是从《国语》分出来的。但不是从原本的《国语》分出，而是从《新国语》分出的。而《新国语》，则又自《国语》原本分出的。”“我们以为《左氏春秋》就是《国语》”。果如毛起之说，《左传》分合如此辗转多变，其中固然保存一些孔子之言，但显然已非演讲与演讲记录之关系，绝不当谓“孔子作《春秋》之传”了。
       毛起《春秋总论初稿》之后，几历60年，孔子作《左传》说不见持论者。自1993年以来，又有姚曼波者开始发表多篇论文，并出版《春秋考论》一书，重提此说。姚氏自道是“全新的探索”。姚氏认为，孔子所作《春秋》，不是前人所说的《春秋经》，而是一部独立的著作，是今之《左传》的蓝本。这个《孔子春秋》是记载着“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史实的类似纪事本末体的一部史学著作。后来左氏割裂孔子《春秋》，加入逐条解经语而形成编年体《左传》。姚氏盖不知张沐、许伯政、顾路柏、毛起诸说在前，而其立论根据和证述时有与之类同者。如姚氏关于《孟子》称引孔子《春秋》的说法即与毛起之说很相似。再如姚氏详论的“《左传》的史实部分，不仅是孔子所书，而且其史料，也是孔子游历各国所亲自搜集”的说法，也与张沐、许伯政、毛起之说颇为相似。因二者取旨大同，故其考证论述多所暗合，亦不得不合耳。
       (责任编辑　何坤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