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朝富(1972-)，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研究。
[摘要]西晋诗风的雅化以四言雅诗的兴盛并引导创作潮流为核心特征。这一现象发生的核心原因在于西晋统治者大力推行儒化文化政策，以彻底颠覆曹魏政权的文化话语权力及影响。雅化现象在造成西晋繁缛诗风的同时，也深入推进了诗歌在社会文化领域文人化、普遍化的历程，文学在汉末魏晋之际走向自觉，于西晋阶段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西晋文学的雅化。传统研究通常直观地认为雅化阻碍了当时的文学发展，这一认识是有违史实的。
[关键词]西晋诗风；雅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5-0647-06
西晋诗风有一种雅化的现象，这已为许多学者所关注。不过，由于这种雅化往往表达着单调乏味、一味颂扬的思想内容，表现为繁复、滞重的风格样态，所以历来的研究者基本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但是，如果我们不以成就大小来评判某种文学现象的高下，而是理性地分析这一文学现象在文学史进程中的作用，则西晋诗风的雅化，就有了它特殊的文学史功勋，这是以往的研究所忽略的。同时，因为西晋诗歌的雅化“成绩不大”，深入展开的意义也“不大”，所以既往的研究对雅化现象的典型样貌、发生原因等核心环节，往往简单描述、直观判定，似是而非。基于此，本文拟对西晋诗风的雅化现象做集中的论述，对传统研究在此环节上的缺欠尝试做一些补充。
一、西晋诗风雅化的基本样貌
西晋诗歌雅化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四言雅诗创作的勃兴。汉末曹魏时期，五言诗创作取代四言诗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传统四言诗创作已渐趋式微。以《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载建安文人诗歌统计，总计约290首，其中五言196首，占总数的近67.6％，四言54首，占18.4％略多。而且除孔融之外的建安六子，四言诗创作基本上是归曹以前完成的，归曹后的作品几乎都采用了五言样式，可见诗坛一时之发展趋势。五言诗的容纳量及表现力都是四言所无法比拟的，四言“文繁而意少”，五言“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五言兴盛、四言式微是正常地反映了诗歌的发展趋势的。
不过，上述发展局面在西晋时期发生改变。如果仅以数量言，西晋的诗歌创作仍以五言为多，但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创作意图上，此时的四言创作都有一个鲜明的回潮。
从创作数量上来看，以《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载西晋文人诗歌统计(不含郊庙类)，西晋文人诗计约568首，其中四言187首，约占总数的33％，五言诗314首，约占55％，无论与此前的曹魏还是以后的齐梁相比，西晋诗歌四言创作的比例都是远远高出的，在四言创作渐趋没落的诗歌发展史上，构建了一道相当特异的文学景观。
从创作意图上来说，取意《
诗经》、比附经典一时成为积极而明确的创作倾向。夏侯湛《周诗叙》曰：“《周诗》者，《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有其义而亡其词，湛续其亡，故云《周诗》也。”《文士传》曰：“湛……有盛才，文章巧思，善补雅词，名亚潘岳。”“善补雅词”成为夏侯湛创作的一个特点，这一倾向无论是作者本人的明确认识，还是后人予以的总结，夏侯湛的“善补雅词”在当时的诗坛都反映着一种客观存在的创作倾向，而且这一存在还并不是一己偶然的兴之所至，而是形成了较为普遍的创作局面。“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文雅，乃别见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风诗》。”诗成送人，通常为得意之作，事实上湛作也确实得到了潘岳的赞赏，潘岳出于认同还和作了《家风诗》，可知《家风诗》的取意与《周诗》相同。从夏侯湛示作到潘岳和作，盖可窥知这种“补雅词”的创作倾向在当时是文人们认可的一种雅事，《
世说新语》也因之予以收录。“补雅词”的著名例子还有束皙作《补亡诗》六首，其序曰：“皙与司业畴人肄修乡饮之礼，然所咏之诗，或有义无辞，音乐取节，阙而不备，于是遥想既往，存思在昔，补著其文，以缀旧制。”又《诗纪》云：“《春秋正义》曰：‘傅咸七经诗，王羲之写，今所存者六经尔。’”所存六首为《孝经》诗、《
论语》诗、《毛诗》诗、《
周易》诗、《周官》诗、《左传》诗，从文义上看，诸诗借各经言说忠孝之义、臣子之职、政化之道等内容，也就是借诗歌这种体式来宣扬经义之理。傅咸作这组诗的本事已不可知，但此举为宣扬经义的意图是明显的，创作动因盖与夏侯湛等类似。
西晋的四言诗创作除了“补雅词”外，还有一种“仿雅词”的举动。如陆云《赠顾骠骑诗》二首，其一为《有皇》，序曰：“有皇，美祈阳也。”其二为《思文》，序曰：“思文，美祈阳也。”模式全依《毛诗》“关雎，后妃之德也”、“简兮，刺不用贤也”等。而且陆诗的题目就取自《
诗经》，“有皇”取语于《小雅·正月》之“有皇上帝”，“思文”取语于《周颂·思文》之“思文后稷”。陆云还有《赠郑曼季诗》四首，四首之题分别是《谷风》、《鸣鹤》、《南衡》、《高冈》，其序之模式全同《赠顾骠骑诗》，郑丰(字曼季)也有《答陆士龙诗》四首，题目分别是《鸳鸯》、《兰林》、《南山》、《中陵》。两人诗中的八题，分见于《
诗经》《邶风·谷风》的“习习谷风”，《周南·卷耳》的“陟彼高冈”，《鸳鸯》的“鸳鸯于飞”，《齐风·南山》的“南山崔崔”，《小雅·菁菁者莪》的“菁菁者莪，在彼中陵”，另“鸣鹤”、“南衡”、“兰林”三语，《
诗经》中无，或是取自他处，不过从陆云、郑丰诗的模式及用语原则来看，也应该出于对《毛诗》体式的模仿。陆云等的这一倾向是有明确意识的，其有一首诗题日《从事中郎张彦明为中护军奚世都为汲郡太守客将之官大将军崇贤之德既远而厚下之恩又隆非此离析有感圣皇既蒙引见又宴于后园感<鹿鸣>之宴乐咏(鱼藻)之凯歌而作是诗六章》，明确交代了取意于《
诗经》的意图。
以上尚是从字面明显可见其诗与《
诗经》或经典直接相关者，其余从诗歌体式上遵循或诗意上宣扬“雅化”的诗歌就更为普遍，总之，西晋诗坛上四言雅诗创作形成了一个鲜明而突出的创作潮流，甚至成为影响风气的创作主潮。追求“雅化”成为当时作家们明确的创作祈向，如傅玄《傅子》：“《
诗》之雅颂，《
书》之典谟，文质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寻之益远，陈之若肆，研之若隐，浩浩乎其文章之渊府也。”荀绰《兖州记》载：“(闾丘冲)操持文案，必引经诰，饰以文采”，夏侯湛在《抵疑》中自称：“雍容艺文，荡骀儒林，志不辍著述之业，口不释雅颂之音。”陆机《文赋》：“颐情志于典坟”、“济文武之将坠，宣风声于不泯。”说的都是向经典学习的雅化倾向。
对应于创作上的倾向，文学理论也开始对“雅化”进行总结。《晋书·乐志》载：
荀勖……以魏氏歌诗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与古诗不类，……故勖造晋歌，皆为四言，……。张华以为“魏上寿、食举诗及汉氏所施用，其文句长短不齐，未皆合古。盖以依咏弦节，本有因循，而识乐知音，足以制声度曲，法用率非凡近之所能改。……是以一皆因就，不
敢有所改易。”此则华、勖所明异旨也。
设辞造乐有它特定的要求，须向先王的礼乐传统回归，极力模仿之，但先王之乐早已散失殆尽，后世国家建乐，往往因循前代之制，西晋亦复如此，《晋书·乐志》就记载说：“武皇帝采汉魏之遗范，览景文之垂则，鼎鼐唯新，前音不改。”而且因循前代之乐而换其辞也是后世造乐的一条原则，张华的意见正是这一传统的反映。而荀勖则连其体式也要改易，其乐辞体系跨越汉魏国家乐辞传统直接前续于《
诗经》，他认为曹氏的雅乐歌诗“与古诗不类”，故所造晋歌“皆为四言”，把歌辞创作与《
诗经》统绪做了直接的连接。事实上，西晋诗坛的创作也确实是顺着这个方向发生了变化，前文论述的雅化现象正可以看作是荀勖意见的相生发展。西晋的诗歌创作一反曹魏的面貌，四言雅诗又恢复了其正统的地位，对此挚虞《文章流别论》概括说：“古诗率以四言为体，……(五言)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挚虞的概括有现实的实际创作相支撑，同时也是西晋诗坛雅化倾向的自觉的理论总结和宣扬。
二、西晋诗风雅化的历史原因
西晋诗风“雅化”的核心原因与统治者的政治思想文化策略有关。司马氏执政，采取了一系列重儒的政策。
《晋书·武帝纪》载，咸熙二年，司马炎嗣相国、晋王位不久，即令诸郡中正以六条标准举淹滞：“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日学以为己。”晋武帝初即位，傅玄上疏曰：
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陛下圣德，龙兴受禅，……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
傅玄批评曹魏人主“好法术”、“慕通达”导致的“纲维不摄”，而要求“敦风节”、“退虚鄙”、“惩不恪”，实际上就是扭转曹魏以来的通达轻儒之风，而恢复儒学风尚。从朝廷“诏报曰：‘举清远有礼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玄草诏进之”的情况看，朝廷是推行了傅玄的建议的。后傅玄又上疏曰：
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急，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觉也。……”然则尊其道者，非惟尊其书而已，尊其人之谓也。贵其业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选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学校之纲举矣。
傅玄的这次建议也得到了实施。傅玄在西晋立国之初提出系列建议并得到了实施，颇能反映晋初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某些调整。
又《晋书·武帝纪》载，泰始四年，诏令郡国：“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
对如何实行“王道”，泰始七年，武帝下诏举贤良对策，邰冼对以“圣王之化先礼乐”。阮种也参加了这次对策，对于诏策“深陈王道之本”，种对以“宜师踪往代，袭迹三五，矫世更俗，以从人望。令率士迁义，下知所适，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诚群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风也。”又问经化之务，种对曰：“夫王道之本，经国之务，必先之以礼义，而致人于廉耻。礼义立，则君子轨道而让于善；廉耻立，则小人谨行而不淫于制度。赏以劝其能，威以惩其废。此先王所以保义定功，化洽黎元，而勋业长世也。”
另外，晋武帝时期如尊孔活动、加强太学建设、帝王与太子讲习经典的制度、完善礼制等具体活动，都明显得到突出和加强。
泰始年间的上述变化固然有封建王朝初立往往要推阐儒教、建立政治思想统绪的通例的因素，但西晋的上述举措尚有它独特的政治意味。
曹操行事、立国，有针对士大夫集团及儒家教义的一面，故其思想文化倾向与传统有异，即非以儒术自重，前述傅玄上疏所言曹操、曹丕的情况正是对此而发，相对而言，尚文辞、倡自然成为其集团相当鲜明的文化倾向，这从曹操时期的文学发展、曹爽时期的玄学发展可见其实。而司马氏集团则为士大夫集团的代表，其立身行事主要以儒教相高，如司马懿“博学洽闻，服膺儒教”，如阮籍居丧无礼，何曾面质籍于文帝座曰：
“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
儒教之义代表了司马氏集团的核心思想，这也就是后世目之为代表“名教”一方的原因。对儒学旨意不遗余力地进行推阐，既借以与对方所代表之文化思想抗衡，又昭示自己集团的思想倾向所在，并形成压制和打击对方的口实。
西晋上层的政治文化取向自然要影响到文学。“尚文辞”既然是曹氏阵营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倾向，那么对文学施以与本集团思想文化基调一致的改造，对篡权而来的西晋来讲就是很必要的事情了。前引荀勖改造歌辞体式的情况就是政治影响文学的一个典型事例。虽然荀勖的做法还只是在歌辞创作的范围内发生，但制礼作乐存在着魏晋的不同，需要改异，那么由曹氏带动兴盛并为曹氏历代帝王率先作则加以提倡的诗歌创作，在晋篡位之后自然同样要被加以改造。如何改造呢?与政策、礼制方面的倾向一致，就是对文学加以儒学化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体性》言“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正能揭示西晋诗风雅化与儒学之间的紧密联系，西晋诗风的雅化并不是偶然的。
西晋诗风的雅化由以宫廷、上层官僚为中心带动发生的痕迹相当明显。以《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载西晋文人诗为准统计，以帝室为中心的侍宴、游园、应令等诗，计约42首，其中四言35首，五言6首，七言1首；与官僚出征、出任、离职等官方职事相关的赠答、祖饯诗计约49首，其中四言39首，五言10首，可知西晋政治场合上的诗歌创作是以四言为基本形式的。西晋诗坛创作“雅化”现象的产生或是多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中的主因应该是上文所述的西晋统治者对政治、文化进行的全面儒学化改造，其中蕴含着对曹氏文化话语权力的颠覆。国家政治文化取向、政治上层的昭示向来是文学创作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了西晋统治者的特别强调，西晋诗坛出现鲜明的雅化现象也就是必然的了。
三、西晋诗风雅化的历史意义
“雅化”对西晋诗风影响深远，西晋诗歌既缺乏“建安风骨”的内涵，也奏不出“正始之音”的韵致，却在诗歌的形式方面形成了较为明显的追求，正与这种“雅化”密切相关。
“雅”是对共通规范的一种要求，往往体现为较为同一的表现风貌，而不会是千姿百态的个性化的多方展示。在诗歌创作中，对雅规范的遵循和表现，一般有这样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对雅颂韵致的着意模仿与追求；二是表达的思想、情感以归于儒旨为要。这样在创作中就很难“以气为主”，个性与真情往往受到节制甚或排斥，而为达到雅的标准和效果，就需大量堆砌、反复推演传统经典之遗意之典事，西晋四言、五言诗歌在结构上的差别颇能反映这一事实。稍加比较即可发现，西晋的四言、五言在结构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一般地，五言诗的篇制较短，构成组诗的，各诗之间独立性较强，往往只是归在同题之下，
相互之间虽有意绪相连，但如果彼此分离，大都可以各自成章。而四言稍异，四言也有篇制较短的，如陆机《元康四年从皇太子祖会东堂诗》八句、《答潘尼诗》八句、王赞《皇太子诗》四句(或有逸句)等，但更多的四言诗篇制都是很长的，除也有分成若干首的情况，如左思《悼离赠妹诗》二首、闾丘冲《三月三日应召诗》二首等，大多数较长的篇制都名以××诗×章。这种情形非常普遍，如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诗》十一章、陆机《赠冯文罴迁斥丘令诗》八章、陆云《赠汲郡太守诗》八章，更有长者如卢谌《赠刘琨诗》二十章，其余二章、五章、六章者更是常见。通常这些分章的诗与组诗是两回事，组诗可以各自独立，而分章之诗一般只是一首诗，各章只是诗整体的一部分，是对所述对象某一方面的反映，众章汇集起来，才构成了对事物的完整陈说。由于四言诗延承《
诗经》的体式与格调而来，雅、颂遗意是它的本分，所以为了突出雅意，西晋四言诗往往需援引大量与所表事物比附得上的典事来或颂或美，这种情形通常非短章简制所能胜任，故往往需铺展篇幅，弄得创作面目典重而繁密。
所以，当四言雅诗成为文坛上能与统治者政治文化取向相一致的创作样式，为统治者所倡导，它也就必定引起广大文人特别的关注和模仿，积极进行应用，进一步形成潮流，四言诗创作过程中存在的推衍篇制、演练字句的习气也必然成势。正如陆机《文赋》中所说“或藻思绮合，清丽芊眠，炳若缛秀、凄若繁弦。”繁缛绮合已是为西晋文人自己认定的一种追求祈向，盖即源于在实际创作中的感受。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概括说：“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律异”、“体变”指说的都是形式方面的内容，说明西晋诗人确实在这方面下了大功夫，“缛旨星稠，繁文绮合”描绘的正是西晋诗人繁复篇制、增衍词句因而作品表现出藻采繁密、格调华丽的创作风貌。《文心雕龙·明诗》云：“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反映的也同样是西晋诗坛的这种倾向。有人以“繁缛”来形容西晋诗的艺术风貌，刘永济论六朝诗学流变言“潘、陆肆以繁缛”，罗宗强进一步解释说：“‘繁缛’，本指繁密而华茂，后用来比喻文采过人。分而言之，繁，指描写繁复、详尽，不避繁琐。缛，指色彩华丽。”概括是很精当的。
西晋诗坛雅化现象的兴盛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五言诗的发展，邺下文坛质朴、活跃、真率、生机勃勃的五言诗创作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平板、缺少个性化和鲜明风格的诗歌创作局面。就诗歌创作的实绩而言，西晋诗坛的雅化的确形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是，西晋诗坛的雅化推动了诗歌地位的进一步提升，这对仍处于上升时期的诗歌发展而言，它的积极意义不可低估。
文学虽经由曹氏的提升及建安诸子现实创作的垂范，但文学由“小道”到“大业”的转变，并不是一经提倡就完成的，如吴质就在与曹丕的通信中把阮瑀、陈琳等比作东方朔、枚皋之徒，颇能反映出世人一时之心态。而且也得承认，从闾里借鉴吸收而来的五言诗创作，其真率、质朴的一面也恰说明它还没有被完全文人化而仍偏有俚俗的性质，挚虞关于四言五言的区分正反映了这样的情况。所以，诗歌创作被上层文人普遍接受从而转化为日常生活中寻常的文化行为，仍有一个需要渐进发展的过程。
诗歌雅化极大地促动了这一改造过程的发展，西晋诗人不仅仿照《
诗经》作诗，而且直接作《周诗》、《补亡诗》，以己作直接等列于经典，这比曹魏文人多是从口号上比附经典、抬高创作地位的情形又迈进了一步，此举的文学发展意义在于，它把对诗这种文学样式的认同推向它能达到的最高位置——与《
诗经》等同。从此之后，诗歌创作可以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以一种正当、荣崇的文化行为而存在了，西晋诗歌的雅化可以看作是诗歌文人化的深入发展，四言诗歌创作的兴盛、五言诗歌创作内涵的被雅化演绎了这一过程，而某种文学样式一旦完成文人化，也就意味着它在文人层的普及从而普遍化了。有一个事实颇能反映诗歌的这个推进过程，曹魏的诗歌创作，作者基本上是文士，当时的正统儒士则少有染指，西晋时期则不同了，文士与儒士并作，二者的身份很大程度上开始叠合，二者的区别与差别日趋模糊了，这只要对比两时期文人诗歌的作者身份即可明了，诗歌成为上层文人普遍化了的文艺样式，诗歌创作已经完成了社会化的推进与普及。文学自觉阶段发生在汉末魏晋，并不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每一阶段都有它的实际进程与表现，西晋文学的雅化即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关节。
(责任编辑 何坤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