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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蕾(1965-)，女，河北定兴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摘要]纪昀评点《玉台新咏》是其《玉台新咏》研究实绩的重要组成部分。评点中论析源流，品鉴赏读，渗透着纪氏一贯的诗学思想，贯彻着成熟的批评理念，包括肯定“情”为诗的本体，体悟作诗说诗之法，体现沿波讨源的史学意识等方面。对于诗教法则的严守与变通，使评点交织着通达之论与迂腐之语。由此映照出正统派文人对艳体诗的复杂态度。
       [关键词]纪昀；《玉台新咏》；《玉台新咏校正》；评点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5-0641-06
       乾隆三十六年(1771)，纪昀结束了三年谪戍乌鲁木齐的经历回到京师，闲居待命之时，整理旧籍，所评《苏文忠公诗集》及黄叔琳辑注《文心雕龙》，已为学界所重。而完成于同一时期的《玉台新咏校正》尚未见系统研究，本文的话题即由此展开。
       《玉台新咏》是徐陵编成于南朝梁的一部诗歌总集，专收言情之作，并且录入了大量的宫体诗。面对这部刻意求新的总集，说诗者态度颇为复杂：或贬斥其“陷于淫靡”，“所录皆靡靡之音”；或将其作为“枕中之玩”、“箧中物”，视为“夜光之珠”、“连城之璧”。这两种对立的态度甚至会在同一位说诗者身上表现出来，例如刘克庄，其《后村诗话》一方面酷评《玉台》“赏好不出月露，气骨不脱脂粉，雅人庄士见之废卷”，另一方面又拈出其中“是妾愁成瘦，非君重细腰”等诗句，谓“有唐人精思所不能及者”，显然他这位“雅人庄士”并不曾“废卷”。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后村诗话》提要所言，他“既诋《玉台新咏》为淫哇，而又详录其续集”，“尤自相矛盾”。其实，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在《玉台新咏》接受史上是相当普遍的，绝非仅止一个刘克庄而已。我们只要稍稍留意一下纪昀评述《玉台新咏》的言论，就不难发现，他面对这部艳体选集时同样表现出矛盾与尴尬。当他完成了对《玉台新咏》精细的校勘、考辨、眉批之后，竟在序言中不安地表示：“耗日力于绮罗脂粉之词，殊为可惜。”然而纪昀毕竟有智慧化解不安，“郑卫之风，圣人不废”，他从这里找到了摆脱心灵困境的道德依据，进而理直气壮：“《国风》好色降而为《玉台》、《香奁》，不可因是而罪诗，亦不可因是而废诗也。”所以当乾隆四十六年圣谕严令“体近‘香奁’”的《美人八咏》等诗“即行撤出”《四库》的时候，身为《四库全书》总纂官的纪昀并未完全屈从于君主的话语强势，而只是将“圣谕”钦点的几首诗从《回文类聚补遗》中撤出，《四库全书》中仍然保留了不少“香奁体”诗，从而提供了从完整意义上认识诗歌发展史的真实面貌的可贵思路。但是纪昀的确又说过“《香奁》《玉台》之辞万万不以人翰墨”的话。那么，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纪昀呢?本文以梳理纪昀对《玉台新咏》的评点为中心，解读正统派文人对艳体诗的态度，窥见《玉台新咏》接受史上的一种现象。
       一
       纪昀《玉台新咏》研究实绩集中于《玉台新咏校正》十卷、《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及卷一九一关涉《玉台新咏》的几则提要，另有散见于所作诗文序跋中提及《玉台新咏》及其所录诗人或诗作的言论。
       《玉台新咏校正》现存稿本与抄本，其内容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玉台新咏》正文及以双行小字插入正文间的校订文字；二是作者在每页天头写下的赏析诗歌内容的眉批。前者即人《四库》的《玉台新咏考异》，只是作者换成了其父纪容舒的名字。这部著作在版本、校勘方面用力颇勤，对原书编辑体例与编选原则也有独到的理解，是《玉台新咏》研究史上一部重要的文献。与此相辅相成的是每页天头的眉批，由于这部分不曾刊刻，故被学界关注较少，但也弥足珍贵。
       如果说《玉台新咏校正》的校订考异部分侧重从文献角度展开研究，那么天头眉批部分则是对文本的文学鉴赏。这部分的写作缘由，书末“观弈道人记”交代：“余既粗为校正，勒为《考异》十卷，会汾阳曹子受之，问诗于余，属为评点，以便省览，因杂书简端以应之，与《考异》各自为书，不相杂也。”可见纪昀的批注初衷，并非兴之所至率尔操觚，而是欲以此与同好相切磋。尽管在形式上承袭了传统文学批评的点评遗风，但行文却少了些随意。纪昀不无谦虚地表示：“曹子如平心静气以言诗，则管蠡之见或不无小补，如欲高论以骇俗，则仆不敏焉。”这些批注论析源流，品鉴赏读，看似零散琐碎，但稍加整合，便会发现其中渗透着纪昀的诗学思想，贯彻着成熟的批评理念，举其大略，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抓住《玉台新咏》的编选特色，肯定“情”为诗的本体。
       诗“发乎情”，汉儒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情”为符合礼义规范之世情。自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诗之“情”又呈现出私人化、个人化的趋向。而“情”在梁代文人语境中多被狭隘化，成为男女之情的简称，如萧纲《答新渝侯和诗书》称赞新渝侯萧哄表现“高楼怀怨”“长门下泣”、描写“影里细腰”“镜中好面”的三首诗“皆性情卓绝，新致英奇”；《文选》赋类下特立“情”目，所选四篇赋即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及曹植《洛神赋》，均表现男女情事；《玉台新咏》为宫体诗张目，从某种程度上讲可谓集自汉至梁表现男女之情诗作之大成，以选本形态，从一种题材的发展证明了“缘情而绮靡”的诗本体特征，这部专收言情之作的诗歌总集无疑暗示了“情”之所指。正如詹福瑞先生所言，“他们(按指萧纲、萧绎兄弟)所说的情，已逐渐缩小了内涵，由陆机时代的一己之情，缩小到了男女之情。他们所创作的宫体诗，是其抒情理论的具体实践。”所以《玉台新咏》进入纪昀的批评视野，“情”自然成为点评的着眼点。例如《玉台新咏》卷一《古诗》八首之六《客从远方来》中“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二句，纪昀批道：“此二句特极写深情。”卷十萧纲《春江曲》之“谁知堤上人，拭泪空摇手”二句，纪昀批曰：“无理而有情。”沈约《早行逢故人车中为赠》：“残朱犹暧暧，余粉上霏霏。昨宵何处宿?今晨拂露归。”纪昀眉批曰：“妒语正是情语。”吴均《杂绝句》四首，纪昀评道：“儿女深情，呢呢如话。”卷九张衡《四愁诗》，纪昀批曰：“偶托深情，自成别调。”这些点评都抓住了《玉台》所收之诗“发乎情”的本质特征，表现了纪氏对于诗本体的一贯认识。可与上述点评内容相比照的尚有见于其多种著述的相关言论，如“诗本性情，意存比兴”；“考《三百篇》以至诗余，大都抒写性灵，缘情绮靡”；“诗之分葩竞艳，异曲同工，要皆发乎情思，抒乎性灵”等等。这些睿智的识见立足于对诗史的回溯，成为纪氏评诗的重要尺度。
       其次，点评中时见诗人慧心，对作诗说诗之法多所体悟。关于说诗，纪昀主张应当贴近诗的本旨，不能穿凿附会。《玉台新咏校正》“观弈道人记”批评某些说诗者“横生意见，以博高名，本浅者务深言之，本小者务大言之，本通者务执言之，附会经义，动引圣人，是之谓理障”，纪昀认为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对李商隐《无题诗》的解读，“刻意推求，务为深解，以为一字一句皆属寓言”，“一概以美人香草解之”
       。至于《玉台新咏》所收诗，解说时为理所障者也不少，例如卷二曹槽《美女篇》纪评曰：“末六句(按即“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欢。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乃一篇本旨。何义门谓此诗末二句即自试之意，绎其语意殊不然。此自谓贤人，义不句合，无求试意。古人实有偶然之作，不必定摭史传以实也。”又如卷四王融《古意》(霜气下孟津)纪评曰：“末二句(按即“况复飞萤夜，木叶乱纷纷。”)触景含情，章樵《古文苑注》谓比小人之乱政，殊为附会，宋人说诗多此病。”客观地讲，曹植确有借助女性题材寄寓身世感慨的写作习惯，何义门的解释可备一说；而宋人对王融《古意》的解说则属附会，纪昀的批评正搔到痒处。《古诗十九首》(《昭明文选》所命名，其中十二首入《玉台》，本文仍用其名)解说中的穿凿现象更为集中，几乎每首诗都可谓歧说纷纷。纪昀认为这组诗“实非一人一时之作，其间为比为赋无从考核，盖不可执以一端，必首首解以君臣之遇合，世道之治乱，贤人君子之出处”，就“穿凿附会”了。他特别批评赵德麟《侯鲭录》解诗即“穿凿甚矣”。同时纪昀又辩证地指出，如此说诗，也并非“无一论之可通”，这种方法可谓“措题发议”，但是“云得古人之意则未必尽然”，意谓如此附会显然未臻说诗的高境界，纪氏这一评说也可谓通达之论。
       关于作诗，纪昀认为，模拟作为学诗途径固然可取，却不可“刻意求似”，应该在“拟议”中追求“变化”。他批评《玉台新咏》卷六所录何思澄《拟古》“前四句全用陈思《浮萍篇》语，未免剿袭太过”；对卷三所录陆机《拟古》七首之《拟西北有高楼》则予以肯定，原因是“本词伤知音之稀，此诗‘伫立’以下云知音而无由相即，各明一义，方非依样葫芦”。又如卷二傅玄《乐府诗》七首之《青青河边草》篇：“青青河边草，悠悠万里道。草生在春时，远道还有期。春至草不至，期尽叹无声。感物怀思心，梦想发中情。梦君如鸳鸯，比翼云间翔。既觉寂无见，旷如参与商。梦君结同心，比翼游北林。既觉寂无见，旷如商与参。河洛自用固，不如中岳安。回流不及反，浮云往自还。悲风动思心，悠悠谁知者。悬景无停居，忽如驰驷马。倾耳怀音响，转目泪双堕。生存无会期，要君黄泉下。”此诗盖模拟录入卷一的蔡邕《饮马长城窟行》而作，却能别开生面。纪昀批道：“虽复傍中郎，而‘草生’四句就‘草’字衍开，‘梦君’四句从‘梦’字展拓，尚为拟议之中参以变化，胜后来之准沟填廓。”纪昀所援之例未必都是拟议中有变化的佳作，但这一诗学思路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启发我们思考仿与创、承与变等问题之于文学发展的作用。
       再次，从沿波讨源的史学意识出发，以发展的眼光观照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
       把握历史的流程是纪昀学术的突出特点，他所统领纂辑的《四库提要》体现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鲜明宗旨。朱东润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言，“晓岚对于文学批评之贡献，最大者在其对于此科，独具史的概念，故上下千古，纍纍如贯珠”。纪昀评点《玉台新咏》时，即表现出明确的“史的概念”。而《玉台新咏》在编排体例上以史为纲，正好使纪昀的研究思路得以充分发挥。纪氏《玉台新咏校正》跋云，“《玉台新咏》虽宫体，而由汉及梁文章升降之故亦略见于斯”，着眼于“升降之故”，《玉台新咏校正》眉批中即处处可见其“史的概念”。
       纪昀在评点时非常重视所评作品在文学史的链条上所处的位置，常常“瞻前顾后”，似在不经意间便勾勒出史的发展脉络。例如，艳体创作由来已久，纪昀评点张衡《同声歌》云：“渐趋浓艳而气脉仍自浑然，故是天人资泽，陈思一脉，从此导源，非六朝雕缋所可拟。”“‘思为’四句为靖节《闲情》之蓝本，古人非不相师，但拟议之中自有变化耳。”寥寥数语将《同声歌》之风格、地位、影响简笔勾勒出来，强调了“拟议之中自有变化”的诗学思想。对于六朝诗风的渐变过程，纪昀每每有敏锐的发现。如评卷九傅玄《车遥遥篇》：“渐入清巧，然尚未纤。”又评其《拟北乐府》三首曰：“词采鲜艳而兴象深微，格力遒健，上存汉代之遗，下开六朝之始。此风气初转变而未漓之候也。”从词采、兴象、格调等方面的特征，见出了傅玄在六朝诗史上的“中间”状态。再如同类题材诗歌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也为纪昀所关注。曹植《美女篇》取材于乐府民歌《陌上桑》，是文人改造乐府使之由叙事化转向抒情化的典范之作。此后以《拟美女篇》、《代美女篇》为题者亦不少见，内容却发生了流变。纪昀评卷八萧子显《代乐府美女篇》，比较诸作，指出“子建本词托古贤士之自守，傅休奕所拟已非本旨，梁简文帝以下纯作艳歌，去之弥远”，题材的演变往往映照出文学风尚的变迁，纪氏于此颇能细腻捕捉。
       七言诗的产生是汉魏六朝时期突出的文学现象，《玉台新咏》的编者敏感于此，特立一卷因体收诗，卷九录入七言诗89首。七言诗的成熟兴盛过程则一直延续到唐代，众多诗人选择此体，形成了异彩纷呈的诗歌风貌。纪昀评卷九萧子显《燕歌行》(风光迟舞出青蘋)精彩地描述道：
       七言之体至鲍参军而始变。然迄六代无和者，迨唐乃有李、杜、韩诸公起而应之，余则自齐梁至唐人皆用此格。卢、王诸公变而宏丽，摩诘诸公变而高秀，嘉州诸公变而雄峭，香山诸公变而流易，昌谷诸公变而幽艳，飞卿诸公变而婉缛，不过才分不同，兴趣各异，其音节则未之改也。此诗置之初唐、盛唐之间，未必能辨别，概以“齐梁蝉噪”挥斥之，恐亦兴到之言也。
       纪昀认为，正是有了六朝时期的酝酿与准备，才成就了唐诗的繁荣，七言诗的产生、发展、兴盛过程即是有力的证明；韩愈以“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一笔抹倒高潮到来之前的酝酿与准备过程，不过是“兴到之言”，缺乏理性分析的依据，也缺乏史家襟怀。纪昀对于六朝文学之于唐代文学的导源作用，在评点中多次谈及，正体现了史家的襟怀与视野。卷九评萧子显《春别》四首曰：“与元帝所作第四首已有后来《竹枝》风味。”评陆厥《李夫人及贵人歌》曰：“哀艳而有幽味，已开长吉、飞卿之先。”卷六评费昶《华光省中夜闻城外捣衣》曰：“音节流美，已启唐音。”卷八评徐陵《和王舍人送客未还闺中有望》“拭粉留花称，除钗作小鬟”二句云：“‘拭粉’十字情景宛然，然渐入诗余小令矣。文章机括常兆于数百年之前，而成于数百年之后。”虽然都是点到为止，未能展开论证，但纪昀已经借助于这一传统形式，将自己融注史的概念，讨源辨流的批评理念展示得淋漓尽致。
       二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直面学术客体使得纪昀的《玉台新咏》研究具有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可贵品质，这显然与“淫艳”、“淫靡”的武断斥责或“《国风》之正宗”的简单化褒扬不在同一批评层面。然而我们阅读《玉台新咏校正》，叹服于其中精审的考证与精彩的点评的同时，也常常能够嗅到迂腐的道学气味。在男女之情人诗与如何人诗的问题上，纪昀的批评立场使他的认识深度打了折扣。
       作为正统派文人，纪昀论诗谨守儒者立场，与他整个思想体系保持着一致。其《冰瓯草序》辨析诗之性情曰：
       诗本性情者也。人生而有志，志发而为言，言出而成歌咏，协乎声律。其大者，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次亦足抒愤写怀。举日星河岳，草秀珍舒，鸟啼花放，有触乎情，即可宕其性灵，是诗
       本乎性情者然，而究非性情之至也。……彼至性至情，充塞于两间蟠际不可澌灭者，孰有过于忠孝节义哉!
       纪昀将性情分为两个层次，忠孝节义为大，一己私情为次。他无论是评说现实生活中的爱欲还是文学作品中的情感，都以不逾“礼”(或“理”)作为必要前提。他承认“饮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但如果它“干名义，渎伦常，败风俗”，那就该当“王法所必禁”了。所以，他虽然对“痴儿骚女，情有所钟”表示理解，但理解是有前提的：“实非大悖于礼者，似不必苛以深文。”从而对情理关系作了有限度的变通。这一原则运用于诗歌研究，即是以《诗大序》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说为尺度，衡量文学史上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
       对于男女之情人诗的问题，纪昀的基本态度是正视这一客观事实，既不像李重华所谓“三百篇所存淫奔，都属诗人刺讥，代为口吻”，只见卫道不见真情，又不似袁枚所谓“艳诗宫体自是诗家一格”，为艳诗据理力争一席之地，而是表现出温和的折中，时或有通达之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玉台新咏》提要谓是集“虽皆取绮罗脂粉之词，而去古未远，犹有讲于温柔敦厚之遗，未可概以淫艳斥之”，即典型地代表了这种态度。评说与《玉台新咏》性质类似的《香奁集》亦如此：“《香奁》之词，亦云亵矣。然但有悱恻眷恋之语，而无一决绝怨怼之言，是亦可以观心术焉。”纪昀为清诗人伊朝栋(字云林)诗集《云林诗钞》作序曰：
       “发乎情，止乎礼义”二语，实探风雅之大原。后人各明一义，渐失其宗。一则知“止乎礼义”而不必其“发乎情”，流而为金仁山“濂洛风雅”一派，使严沧浪辈激而为“不涉理路，不落言诠”之论；一则知“发乎情”而不必其“止乎礼义”，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其究乃至于绘画横陈，不诚已甚与!夫陶渊明诗时有庄论，然不至如明人道学诗之迂拙也。李、杜、韩、苏诸集岂无艳体?然不至如晚唐人诗之纤且亵也。酌乎其中，知必有道焉。
       纪昀认为诗之“情”不能毫无节制，诗人应该带着“止乎礼义”的镣铐跳舞。对于陆机“诗缘情”说，纪昀指出它的失误在于只知“发乎情”，而不知“止乎礼义”，背离了诗教，将后世文学“引入歧途”，遂导致齐梁诗歌“绘画横陈”的不良倾向。因此从立场上讲，纪昀对《玉台新咏》等艳体选集的总体评价并不高：“齐、梁以下，变而绮丽，遂多绮罗脂粉之篇，滥觞于《玉台新咏》，而弊极于《香奁集》，风流相尚，诗教之决裂久矣。”但是《玉台新咏》所录诗毕竟是“发乎情”的产物，故而仍要予以关注。纪氏对于《玉台新咏》所录诗，凡符合温柔敦厚之旨的，都大加褒扬；对跨越雷池者，则以“殊乖大雅”、“此殊伤雅”、“太猥”、“靡靡之音”等严词斥之。前者如卷二刘勋妻王宋《杂诗》道弃妇的哀怨：“翩翩床前帐，张以蔽光辉。昔将尔同去，今将尔共归。缄藏箧笥里，当复何时披?”纪昀批道：“不日‘蔽风霜’而日‘蔽光辉’，无限燕昵旧情见诸言外。‘昔将’二句语淡而情凄，犹作冀望之词，忠厚之至。”纪昀对卷一《古诗》八首之《孟冬寒气至》中“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几句很是欣赏，评曰：“弥觉缠绵深至，后来闺情诸作皆责人之意居多，去古人浑厚远矣。”可见言情而有度的经典之作乃是纪昀的理想。
       《玉台新咏》所录诗被纪昀指为有违“浑厚”之旨的不在少数，甚至包括某些传诵一时的名作。卷一《古诗》八首之《上山采蘼芜》是一首著名的弃妇诗，以弃妇与故夫偶然相遇的一段对话结构全诗：“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人，故人从阁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对于诗中这段对话，纪昀就颇为不满：“盛称新不如故，以动念旧之情，立意非不忠厚，而措语似嘲似戏，反掩其缠绵悱恻冀幸复收之意。昭明不选其以是与?”纪昀推测《文选》不录此诗的缘由正是因其言情“似嘲似戏”，有违温柔敦厚之旨。《古乐府》之《皑如山上雪》(即《白头吟》)传为卓文君闻司马相如欲娶茂陵女而作，诗中“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等诗句颇见烈女烈性。纪昀却责问：“此古人传诵之作，然闻有两意即行决绝，忠厚之旨安在?”对诗中表达激愤之情颇为反感。他所欣赏的是“温厚和平”之情，认为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与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不过是“一时有激之言，非笃论也”。因此纪氏点评时露道学先生面孔。如卷六王僧儒《为人自伤》：“自知心里恨，还向影中羞。迥持昔慊慊，变作今悠悠。还君与妾珥，归妾奉君裘。弦断犹可续，心去最难留。”纪昀批曰：“其言怨以怒。此脱胎于古乐府《有所思》，然此为淫奔之词无所不可，则姬人之语固应自有身份。”卷六费昶《有所思》：“上林鸟欲栖，长安日行暮。所思郁不见，空想丹墀步。帘动忆君来，雷声似车度。北方佳丽子，窈窕能回顾。夫君自迷惑，非为妾女石媢。”纪评曰：“后四句词怨以怒，去古人敦厚远矣。”措辞可谓严苛。又如卷十徐悱妇(刘令娴)《题甘蕉叶示人》、《摘同心支子赠谢孃》等诗，纪昀评曰：“男女相悦乃赠同心，女子岂宜如此?”未免以正统文人之心度有情女子之腹。而由此推断：“合观三诗，信非令娴作也。”由于根基不固，结论就难以令人信服。
       要之，纪昀以传统诗教说为尺度点评《玉台新咏》，揭示诗歌言情的本质特征，又对未能“止乎礼义”的言情之作予以指责，试图折中情礼，树立典范，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时露迂腐之相，看来这是所持批评尺度本身存在问题所致。然而儒者立场给纪昀的点评带来的尴尬，并没有扼杀他的诗家慧心。当纪昀对诗教法则加以变通，而以诗家手眼统观《玉台新咏》这部总集的时候，依然显示了他的卓越识见。某些时候，他甚至甘冒偏离诗教之险，对宫体诗许以“有情”、“情语”。对于诗教家法的严守与变通，造成了纪氏《玉台新咏》研究交织着通达之论与迂腐之语的复杂情形。
       (责任编辑　何坤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