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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萧洪恩(1961-)，男，土家族，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哲学、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
       [摘 要]沈从文是一个具有土家族血统并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土家族文化传统的作家，他以湘西民间优秀文化精神及城市下层民众的优秀品德为参照观察“现代”文明，从而发展了自由主义的保守性，成就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家。他虽然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传统具有一致性，但更多的是基于救亡与启蒙的使命而“退返民间”，从民间优秀文化精神中探索中华民族的活力与重造的根基。
       [关键词]文化保守主义；土家族；沈从文；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5-0582-06
       沈从文的自由主义思想是与其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结合使他区别于胡适等西化派自由主义；同样“退返民间”，他却因这种结合而区别于鲁迅等“左翼”作家，区别于新儒家等其他的文化保守主义，可以说，沈从文的特色是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
       一、沈从文与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传统
       “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旨是指那种立足于传统文化，力图融合古今，也有选择地吸纳外来文化，以适应时代需要的思想倾向或思想派别。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政治上可以很进步、很革命，甚至十分激进，但对待民族文化传统却很谨慎，惟恐“弃我故常”。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是在面对自19世纪以来的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全球化运动，而力图保持和守护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从而使我们的民族能在这个全球化的大潮中不至于失却自己的心灵、思想和精神，不至于失却自己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确切叫法应该是“中国文化本位主义”，例如早期的东方文化派，尤其是直到今天仍然在活动的现代新儒家，他们的“保守”都主要是从文化立场上讲的，是强调以中国文化传统为本位。
       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文化保守主义形成的基础是基于理性主义而完成的社会文化的现代化，意义只在于从文化的层面对西方文化现代化的反动；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文化保守主义兴起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危难处境，目标是谋求在民族文化向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妥善处理古今中西文化关系，坚持对传统有选择地进行解释。两者的相似之处仅在于对各自传统文化的某种认可，不同之处则在于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除了站在现代而对传统有所保守、认同传统文化而外，还站在中西关系中，对中国文化保守和对西方文化有所批判，具有民族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双重意蕴。所以，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学理来界定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
       沈从文是从新文化运动的余音中走出来的，他的祖上是从曾国藩的湘军起家的，其亲戚中也不乏维新人物，使开放求新的湘西民族文化传统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同时也使它具有了对待传统文化的双重性格：开放求新与含蕴传统。20世纪20年代初的湘西自治运动，在使沈从文心中原有的湘西民族的自主自由精神自觉化的同时，也给了他以“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并从此构成了他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民族文化基础。到北京后，一方面是北京的文化自由精神与丰厚传统文化的培育，使他有了“京派”风度；另一方面是自己生活的困苦，加上湘西人的固执，又使他形成了“乡下人”的精神气质。正是这二者的结合，使他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甚至使他成为“京派重镇”。因此，沈从文的文化保守主义更多的是侧重于“退返民间”的理路。
       自由主义本身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更是这样。沈从文的文化保守主义也有来自英国式自由主义本身的保守性，比如胡适的思想即有英国式自由主义一般特征，即尽可能避免突然的巨大变动，又很热心一些有用的变革，因而有某种保守性，即如胡适自己强调的“我可以说我经常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沈从文认同并接受了胡适的自由主义，并因自由主义的保守性而发生了文化保守主义，其基本取向是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反对全盘西化。对此，他在谈到对胡适思想的取舍时说：“他的哲学思想我并不觉得如何高明，政治活动也不怎么知道，所提倡的全盘西化崇美思想，我更少同感。但是……总还是个够得上叫做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
       二、沈从文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
       沈从文的文化保守主义与国家和民族重造理想紧密相连，即强调“对于当前黑暗社会的否认，于未来光明的向往”。他希望的是用自己的成绩“帮助这个民族在衰落和灭亡中挣扎支持，而且使那个真正多数人获得竞争生存的勇气”。应该说，这就是沈从文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他从民族重造的目标出发，探索自然的“人性”，从文化启蒙的角度，走一条赞颂自然人性→恢复被“现代”扭曲了的人性→实现民族重造的启蒙之路，承继的正是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之路；与这条道路区别的是通过社会改造(革命或改良)→人的解放→鞭笞现实社会的“革命文学”之路。救亡道路的不同选择，使沈从文的文化保守主义既区别于文化激进主义，也区别于新儒家等其他的文化保守主义。发掘自然人性美与追求民族品德重造这两个层面交相渗透，既出于沈从文对民族品德消失的忧患而陷于文化保守主义；又出于他把重构民族理想人性美的追求而不愿别人干涉，因而具有了自由主义的“积极”与“消极”的双重品格。正是这种否定与向往、忧患与追求的双重情感纠葛，使沈从文的自由主义文学追求与保守主义的价值选择具有了现代性。
       沈从文是因为民间优秀文化的失落而下决心为民族探索出路的，这条出路就是国家重造和民族重造，他自己则力求通过文学重造，来“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要“从外面给社会的影响，或从内里本身的学习进步，证实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可能”。正是因为有这种目标诉求，使他在连标点符号都用不好的情况下，坚持“既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把信仰失去”的奋斗精神，努力承担着民族重造的责任。
       沈从文的文化保守主义，善于从城市和乡村的双重病象中映衬民间的优秀文化精神。到北京后不久，他就已耳闻目睹了“城市文明”的黑暗，“一切都若在腐烂状态中”，如“当时凡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都“对人民极端无情”；且政治圈内的腐败风气已开始蔓延到学界文坛，使文坛成了庄严和猥亵的奇异混合。正是这些社会病象使沈从文立志探索民族重造的新路径。他清理了自己的信仰，抱定了“五四”初期启蒙主义的路向。对于“五四”初期的那些知识分子，美国学者史华慈曾指出，“必须发明一个新的词汇去指称他们，并把他们和什么‘守旧派’区别开来，这就是‘文化保守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用费景汉的“文化民族主义”指称，但这种文化民族主义远远超越了狭隘的政治民族主义，也不具有科恩笔下“文化的民族主义”那样的病理学意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对资本主义阴暗面的揭露和批判、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等，都是“五四”前后文化保守主义者批判地看待西方文化并要求保持固有文化优秀成分的重要历史背景。当然，当时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表现形态也是多样的：如梁漱溟、张君劢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
       家；旅欧归来发表《欧游心影录》、鼓吹东方文化救世思想的梁启超；积极参加东西文化论战、主张折中调和论的《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等；提倡新旧文化调和，反对道德革命的《甲寅杂志》主编章士钊；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的“学衡派”人士吴宓、梅光迪等，都在当时的文化反省中力图用西方学理来维护中国传统的价值，互相唱和，同声相应，但又属于互不统属的系统。沈从文显然属于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另一支属，其思想的本质是多中心的，他承认并宣传民族现象的多样性，并通过参照他所能知的所有民族的共有特征来论证各民族的优劣，从而谋求民族品德的重造，因而学术界研究沈从文思想来源时，说他是自由主义、实证主义、人道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等不一的结论。
       如果以此对比，沈从文的文化保守主义与熊十力的文化保守主义倒是有不少相似的品格：他们都出生成长于两湖文化的大环境，都由农村走进城市、走进大学讲坛；他们都有过从军的经历，而且都属对辛亥革命的“成就”表示失望，从而走上学术或文学创作之路，成为各自领域的“重镇”；他们都以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精神的守护者而自居，在固持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特别是“彰显庶民的穷苦中志气与品德”；他们都有强烈的民族思想，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是在国家民族处于内忧外患历史中，敢于奋斗牺牲的爱国志士；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守护在一定程度上都来自于“多由实际生活之体验而出”，因而认为守护民族文化也就是维护和守持民族的根基；他们一生都反对抛却自我、失所依归的“海上逐臭之夫”，面对非薄因有、一意袭外人肤表、“追随外人时下浅薄风会”的全盘外化倾向和浮浅芜杂、转手稗贩、自贱自戕、奴颜媚骨的所谓“思想界”作狮子之吼，强调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总之，这些学术品德正好可以看成是沈从文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性格与熊十力文化性格的相通之处。
       三、沈从文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特征
       沈从文的文化保守主义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力求以“一分信仰和九分从‘试验’取得‘经验’的勤勉，来迎接新的历史”，并“同意一切真正对于这个民族健康关心的处置”。正是在“五四”时期，当人们痛感中国面临的生存危机，不能不张扬历史主义，宣告与传统文化的断裂。但是，作为后现代化国家，又不得不关注“现代文明”畸形发展带来的人的本质的失落和伦理沦丧，这使沈从文无论是从历史主义的角度，还是从伦理主义的角度都感到了精神困扰，他不能回避这一贯串整个20世纪的“中国问题”，这就是沈从文文化保守主义的内在思想特质。
       (一)以优秀民间文化为民族重造的根本基地
       沈从文以城市文明的畸形发展来观照农村，因而始终“有意来作乡巴佬”以“退返民间”，这使他很容易从城乡两面领受文化缺失的痛苦。从乡下人看城市，他甘愿做乡下人，甚至把乡下人与城里人的区别说得很尖锐，认为即使是表面生活已经差不多完全一样了的这两种人，“试提出一两个抽象的名词说说，即如‘道德’或‘爱情’吧，分别就见出来了”。这种区别是城市与乡村、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等社会属性上的内质的不同，并且正是这种不同给了他大量的苦恼与内心冲突，甚至是不调和的生命。以至于他总感觉自己是从另一国度爬过来的文化孤独者，具有了乡下人的孤独感，一切陌生，一切不能习惯。但是，他要“越过那条间隔城乡的深沟”去“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据此，沈从文对家乡文化具有了永远的眷顾，并常常生活在那个家乡小城过去给他的印象里。因此，他自觉地从“别一国度”看城市、看现代文明，并把城市与乡村的区别加以表现。他在1929年前后的作品即通过对城乡两种不同文化的对比，把两种文化的对立显示给读者：地方的习惯是消灭了，民族的热情是下降了，女人也慢慢地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已经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它物质战胜成为无用的东西了。1932年，沈从文在《凤子》中专门通过一位城里人应邀去乡下作客的所见、所闻、所感、所争论而突显了两种文化：城市中由庙宇、和尚、信徒组连起来的迷信崇拜与乡下的巫祝文化，城市是神已经完全解体，乡下则“神之存在，依然如故”。1934年，沈从文出版了《边城》，两种文化的深层对话更加清楚，他认为乡下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其中“碾坊”即“企业与雇工”与“渡船”即原始真情、只是“一个人”的对立，很明显地彰显了两种文化的对立与冲突。
       两种文化的对立使沈从文着力探寻民族文化的活力之源，并发愿从民间发现中国文化的活力。在这里，“民间”主要是指处于国家权力中心控制范围边缘区域的农村村落及城市世俗社会，沈从文作品主要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发现中国文化的优秀品质，以此来对抗现代文明引起的伦理倒退。在他的作品中，是一条民间优秀文化抗争的线索，这就是城市题材中以《泥涂》、《失业》、《道德与智慧》等为代表，直接描绘都市下层社会被剥削被压迫者的生活困境以及他们在痛苦挣扎中显露出来的正直、善良、相互扶持的优秀品质；乡村题材的《神巫之爱》、《龙朱》、《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等则通过人物的爱情、婚姻及两性关系，再现了湘西古老的文化习俗、美丽蛮荒的自然环境以及人们原始的生命形态，乡民们单纯、热烈、自由、奔放，重承诺、轻生死，敬神守法而又粗犷豪直；《阿黑小史》、《雨后》等则描绘了湘西这个带有原始色彩的文化环境中山村小儿女们拥有的那份自由、活泼、纯乎自然的娇恋形态；至其作品《长河》则“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书”。从中不难看出沈从文紧紧握住的是近现代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的平民主义思想，他的文化保守主义之根也就在这里。如果仔细清理，这正同从陈独秀倡导针对贵族文学传统的“国民文学”主张，到周作人提倡“平民文学”，再到毛泽东提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平民主义倾向保持了一致，并因而符合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的主流趋势。
       基于以上认识，沈从文认肯农村民间文化是民族品德重造的根本基地，并“退返民间”去发现那里保留的优秀精神：柏子与相好妓女显示出的粗犷原始的爱；具有神职的神巫也能勇敢地追求纯洁的爱情等，他们勇敢淳朴、热情四射，在他们身上寄托了沈从文民族品格重建的理想，他“想借文学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也正由于沈从文把民间作为他重构民族品德的文化基地，故而他与鲁迅及20世纪20年代的其他乡土小说作家着意于描绘农村颓败、陋风恶习、农民愚昧等落后文化不同，沈从文重在颂美、重构民间人性美，他笔下的农民、水手、兵士、商人甚至土娼大多淳朴善良富有人情味。若把小说《黄金》与《长河》加以比较便能体认出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王鲁彦小说渲染了农人的势利丑陋，沈从文笔下的农村则充满人际温情，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世态人情与其说是地域性的差异，倒不如说是两种文化价值取向观照下的文化追求更为恰当。鲁迅及其追随者以现代启蒙眼光反视农村，
       发现了农村的封闭落后；沈从文则恰恰相反，他以“乡下人”的眼光重新审视城市，对城市唯实唯利的市侩哲学和浮华贪鄙的虚伪市风大加鄙夷，故而对以“现代化”启蒙农村的传统反其道而行之。同样，现代新儒家等文化保守主义者主要在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出优秀精神，而沈从文则力求在“民间”、其中特别是“乡下”发现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因为他认为“想教育乡下人，或者还得先跟乡下人学学，多明白一点乡下是什么，与城市里有多少不同的地方”。
       (二)反思“现代文明”的道德失落
       在沈从文的思想星空里，城市与乡村，同现代与传统、商业文明或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城里人与乡下人等有可置换的意义。沈从文关注这两种形态，希望自己的工作“在历史上能负一点儿责任，尽时间来陶冶，给它证明什么应消灭，什么宜存在”。他把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过程中民族品德的消失认作是自己忧患意识的主流，始终感到一种价值失落和解体的痛苦。这种痛感主要是城市文明的伦理惰性，是都市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社会中坚”、“学者名流”的虚伪、自私、怯懦的性格特征以及他们庸俗、卑鄙的日常行为。《绅士的太太》揭露绅士与太太相互欺骗各自在外通奸，旨意在为上层人“造一面镜子”；《八骏图》揭露道貌岸然的教授表面上庄严老成，骨子里却变态庸俗，或在蚊帐里挂一幅半裸体的美女画，或盯着爱神裸体照片像是寻觅些什么。在乡村，从《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顾问官》、《丈夫》、《牛》、《新与旧》、《菜园》等作品中，也看到的是在近现代文明的侵袭下，由于“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加上普通民众遭受的官、商、兵、匪和地方权势者们的精神压榨、肉体剥削，使人们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呈现出来的种种“堕落”迹象等。他认为，问题正在于随着“现代”的到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但仔细注意，也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是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也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当时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已到了，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是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幸好还有地方上年事较长、体力日渐衰竭、情感近于凝固、有不可免的保守性者多少保留了一些治事做人的优美崇高风度。边鄙的湘西是这样，城市就更是如此。他还对城里人因为现代社会造成的“病”进行了病因分析，认为“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以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这并非你们的过失，只是你们的不幸，造成你们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而且，不仅城市人有病，乡下人也有病，各行各业的人都有病。所以，沈从文处处以批评现实为己任，认为这有利于民族。因为把这个民族的弱点与优点同时提出，并有勇气将民族弱点加以修正，方能说到建国。总之，为了国家，“我希望看到一点别人有理性很诚实的意见”。
       (三)以旧观新与以常统变
       沈从文虽然把价值失落的原因归结为“现代社会”，但他并未简单了事，而是进行了一系列认真的分析，体现出他以旧观新与以常统变的分析思路。其中，新与旧的矛盾与冲突是沈从文时代的尖锐冲突。他在分析了一系列的新旧矛盾冲突以后，曾特别分析了新文人与新文学问题，并对“新文人”的新旧矛盾进行了辛辣的讽刺，然后提出我们这个社会真正所希望的文学家是什么人的标准：第一，他们先得承认现代文学不能同现代社会分离，文学家也是个“人”，文学决不能抛开人的问题反而来谈天说鬼。第二，他们既得注意社会，当前社会组织不合理处，需重造的，需修改的，必极力在作品中表示他的意见同目的，爱憎毫不含糊。第三，他们既觉得文学作家也不过是一个人，就并无什么比别人了不起的地方，凡作人消极与积极的两种责任皆不逃避。他们从事文学，也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一样贡献于社会。他认为，新旧冲突的症结在于“国家和民族的新陈代谢工作”在一些人那里被淡忘了。若考虑“这个民族战胜后要建国，战败后想翻身。那么，这种作品必然成为民族文学最根本的形式或主题”。因此，“时代变化了，支持新社会得用一个新思想。若所用的依然是那个旧东西，便得修正它，改造它。”很显然，判断新与旧的标准是国家和民族的进步。
       常与变的两相乘除是沈从文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命题，也是沈从文以旧观新的必然结果，反映了沈从文的哲学态度。在沈从文看来，道德、社会思想、政治倾向、恋爱观念等一类名词，在各个阶级、各种时间、各种环境里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即差异性、可变性。也就是说，必须从常与变的两相乘除来理解社会文化现象。他描写湘西，就是要从沅水流域人事琐细处，以它的过去、当前和发展中的未来作证明，希望它能给外来者一种比较近实的印象，更希望的还是可以燃起青年学生一点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他以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作背景，写他所熟悉的人事，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问题在分析现实，展示它们在一个无可避免的情形中的发展与“宿命”。因此，沈从文认为，文学运动要有个较好的“明日”，就必须从“过去”和“当前”知道些问题。这些问题平时照例是为一般人忽略了的。“在战时，或又因为投鼠忌器，讳疾讳医，更不常为人道及的。”但是，从这些变化中，还是可以看到地方上年事较长的尚保留的一些治事做人的优美崇高风度。换句话说，在社会转型中，何以是常?何以是变?应有基本的价值准则，否则就会失去民族重造的文化根基。
       (责任编辑　严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