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自己坐在上海师范学院主楼第五层的期刊阅览室，时间是1980年10月的一天下午。跟可以带着食堂买来的馒头酱菜、从早泡到晚的图书阅览室不同，开门迟、中午还休息、黄昏一到立即关门的期刊阅览室通常没几个读者。长桌空阔，铁架椅子空落落的愈显简陋，墙上鲁迅先生手握金不换毛笔横眉冷对的巨幅油画，不知是挂得久了还是原先就这色调，蒙着一层阴灰。不过那个下午阳光非常好，透过宽大的钢窗照进来，把什么都变得明亮——太明亮了，以至看东西需要眯缝起眼睛。我面前那本略已破旧的《世界文学》杂志，封面的橘黄色也微微泛红，似乎还有些发烫。或许因为逃课，楼下足球场上的人声和哨子声被我有意听得隐约，有意反衬悠恬?这个宁静安逸、适合闲览的下午，后来，在回忆里，成了我的八十年代的开始。
那时候我才过了十九岁生日，到这所学校的中文系读书也才一个月出头。之前半年，在复习迎考的紧张时日，我并没有想好，不，实在连想都没想自己该学个什么专业。对就读于一所普通中学、功课一般、成绩偏下的人来说，考大学就像为了逃离现时和将来的困难境地，连续熬夜排长队去买火车票(事情的严重和滑稽似乎都在于，困境本身就会是你没能买上火车票)：那种焦虑、折磨和混同于绝望的希望，比当时绕火车售票楼好几圈熬夜排队的实际状况还要强烈；所以，获知自己竟上了分数线，有资格填写大学志愿书的意外和恍惚，也要比终于排到了售票窗口那个小小的拱形面前更加梦幻。可能，我是从志愿参照资料上看到“中文系”这三个字，才想到填写“中文系”的；也可能，我那个分数给我的选择余地实在有限，没奈何才填写了“中文系”。迈进大学门槛的时候，我其实不清楚何为中文系，对自己何以到中文系读书更是一派模糊。四年大学生涯，我干些什么呢?只是，反正，算是幸运吧，我挤上了火车，继续身在一时无需自己操心的轨道规定性之中。
但特别的事情发生在期刊阅览室的这个下午——当时它就被戏剧化了，后来更仿佛我的私人神话——1992年，面对“你为什么写诗?对你来说，诗是什么?”这样两个陷阱般的提问，我曾回顾当时情形，用作笔答的引入话头——
……
突然，仿佛让人在背后狠拍了一掌，我从漫不经心的状态中惊醒!
我看到这样的诗行出现在纸上：
姑娘们如卵石般美丽，赤裸而润滑，
一点乌黑在她们大腿窝内呈现，
而那丰盈放纵的一大片，
在肩胛两旁蔓延。
她们有的直立着在吹海螺，
其余的拿着粉笔，
在书写奇怪而不可理解的文字。
这是希腊诗人埃利蒂斯的长诗
《俊杰》中的一小节，它带来震颤。
它那宏伟快捷的节奏凸现给我的是一群壮丽的诗歌女神。
于是，一次作为消遣的阅读变成了一次更新生命的充电——诗歌纯洁的能量在一瞬间注满了我，令我下决心去做诗人!
黄昏到来，我带着抄满埃利蒂斯诗篇的练习本下楼。
在回宿舍的路上，诗歌已不再是“僧推月下门”或“僧敲月下门”了，它是灵魂革命、绝对信仰、肉体音乐、精神历险和真正的生活。
第二年春天，在一堂沉闷的哲学课上，我写下了我的第一首诗。
多少年后(且跨了世纪)录引在此，其中诸如“灵魂革命”、“绝对信仰”、“肉体音乐”、“精神历险”……还有，“真正的生活”……还有，“纯洁”……之类的字眼，是否比当初还要引人注目?——也许，我该对它们行遥远的注目礼——写于八十年代逝后不久的这段文字，读来仍那么八十年代，因为写下时离八十年代太近了些?要是现在，我能够没有迟疑地吐出其中那么些闪耀的词来吗?然而，谈起八十年代，你的语调又如何能免于八十年代?尤其对在八十年代初成长的青春里下决心去做诗人的那种人，不妨说，所谓八十年代，首先便是将它谈起的那种语调。诗歌演奏过那种语调。
十九岁时在《世界文学》杂志上读到埃利蒂斯的诗篇，效果就像是为自己扳下了决定性的道岔——将这么个逃课的下午戏剧化，收藏为一个私人神话，缘由大概在此。把这次阅读说成我的八十年代的开始，也该算是合理的想象吧。这以后，我的火车错开轮子，意欲嵌进我自己选择的那条轨道……说实在的，我选择的是否真是条轨道我至今没把握……我感到速度(更别说加速度了)老是脱轨，行进的艰难常常在于，甚至，你得一边为自己铺设新轨，一边推着火车朝前走……你知道，这种带涩味的漫画形象并不好笑，但要是用八十年代的语调描述，倒能显出它的英勇。
2
八十年代初的大学生宿舍，狭长房间两边如硬卧车厢般摆开的上下铺铁床，很容易给火车拟喻以用武之地——寝室里八个报到不久的新生，正可比作等待一声长鸣的启动汽笛、好正式开始大学生涯的长途旅客。大家一时还相互陌生，互相看着，有点儿不知所措。不过，这中间，坐在夏虫萦绕的白炽灯下摆弄几个本子的王寅，却有着旅行者那种在外头跑多了、见过些世面的自若……我想，我没有弄错对这个睡在我下铺的同班同学的第一印象——跟我读中文系之初瞎翻看《诗词曲语辞例释》，不知如何打发时日大不一样，王寅知道他是来干啥的。有一次他告诉我，他高考数学只得了十三分，那么可想而知，他的文科成绩得分有多高。不多久，大家便知道了，在中学时代王寅就已经是一个诗人。我那时觉得，中文系像是为他准备的。而王寅则说他来读这大学的中文系，不过是要借用它的图书馆和阅览室。他向我出示一本红色的塑料面笔记本，里面抄着他感兴趣的诗。
他提到过一个叫沈宏菲的人，给我看沈宏菲发在《上海文学》杂志的诗，记得有什么“断了线的风筝(还是汽球?)”这样的句子。据王寅说，在先前上海中学生的那个诗人圈子里，沈宏菲写得相当不错。那个圈子，我完全不了解。某个上午课间休息，我碰到王寅，他拿了一本《新华文摘》，让我读其中一个叫舒婷的人写的诗，说这个人是一家厂里流水线上的女工。而我觉得，王寅写在信笺上拿给我看的他自己的那些诗更喜人一些。
那时候，《诗刊》杂志上章明一篇《令人气闷的“朦胧”》，把当时有些青年诗人“写得十分晦涩、怪癖，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其解”的消息告诉了我们。艾青痛陈“‘朦胧诗’……排除了表现‘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了遮掩整个世界”和臧克家认定“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则在我们这儿炒热了北岛、江河、顾城这些名字。他们的诗陆续出现在王寅那本红本子里了。
王寅的一次真正的炫耀，是在从家里返校的一个星期天晚上。他卖弄地将一本大概是五十年代出版的集子展示给我：没了封面的蜡黄的书页间，刊着一首长诗——《伐木者，醒来吧!》，作者是巴勃罗·聂鲁达!那晚上王寅奋力抄写着那首长诗。
显然是受了王寅的影响，到中文系读书没
两个星期，我就不那么无所事事了。我开始频繁出没于学校的几个阅览室和图书馆，军绿色帆布书包里备着小本子。许多时候，我跟他一起从寝室出发，分头去“求索”能够激动我们的诗篇，将它们一一抄录下来。抄东西是匮乏年代带来的技艺。好东西有限的少，需要仔细搜罗起来。匮乏能够追溯到很远，至少，可以到我在不同诗篇里写下的“荒凉的一九六一”。那是我来到这世上的年份，特殊的饥饿感与生俱来——它也许主要甚或全都是精神性的——我清晰地记得我小时候经历的象征性场面：在跟邻居合用的卫生间里，有一只燃烧的大号锌铁桶，大人们朝火焰扔着一本又一本精装书……这是否造成了我不能痊愈的阅读缺失症?
八十年代初，匮乏依然是普遍的现状，哪怕进了大学，你也仍然得长一个食蚁兽般狭长的鼻吻和伸到极限的舌头，才能刁钻地嗅出、粘食到你要的读物。我那时拱背于书库蒙尘的架子后面最幽隐处的身影，的确跟食蚁兽相似乃尔。那称得上是一番挖掘功夫：随处可见、充斥在当时各级杂志上延续“文革”腔调的那种东西，当然是要被扒开的浮土；所谓“朦胧诗”和跟风其后的仿作(这些仿作比“朦胧诗”更易被当时的刊物接受)，也还不够劲；雪莱、拜伦、朗费罗和普希金等等被留意过两星期，却因为埃利蒂斯的惊心动魄而一下子不再能让我过瘾了……我的目标明确——找寻迷雾重重里的“现代派”：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极端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意象派隐逸派自白派黑山派直到垮掉的一代后现代……这些新词只要在读物的字里行间偶尔露那么尖尖一角，就会被刨根问底，看看它能不能贡献出诗之金矿。
当时还没有“现代派”专集出版，得往杂志去沙里淘金。《外国文艺》、《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季刊》、《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动态》、《世界文学》、《国外文学》这些就像起了同一个名字的大大小小的杂志被我反复翻了好几遍；《苏联文学》、《日本文学》、《当代美国文学》被重点关照着；老《译文》被我重新出土；《诗刊》的译诗栏目我也不放过。范围又扩大到文艺理论和批评研究，有那么几回，在比较文学和古典文论杂志上，我从张隆溪、叶维廉等人的文章里刮下了几首镶嵌其中的英美仿中国风短诗……诗——原来竟能这么写的诗，星星点点地找出来了。抄录它们的惊喜，搅和着集腋成裘的快感。回到寝室的时候，心情会像想象中归来的猎手。猎手把山鸡野鸭堆在灶头，而我们把当天抄得的那些诗篇摊在桌上。相互查看时，常常发现我们光顾了同一个诗人。
最多的时候，到大学二三年级间，我已有十几个抄诗的本子了。它们全都是带塑料封套的小三十二开日记本，跟当时五分钱一本的工作手册比起来，可谓高档。一个时期以来，它们像秘笈一样被我珍藏着。大学四年，我没记过一行课堂笔记，但却几乎每天……至少是每周抄诗不止，这十几个本子，可以作为我读书时代也还用过功的证明。它们按国别或流派分类，更多的则是诗人的个人诗抄。埃利蒂斯当然有他专门的一本，封套颜色选用我最喜欢的孔雀蓝；后来在喜爱程度上超过埃利蒂斯的华莱士·史蒂文斯也有专门的一本本子；庞德，这个给过我那么多启示的诗人，我也有一本他的诗抄。洛尔卡、艾吕雅、罗伯特·布莱、博尔赫斯、加利·斯奈德、马雅可夫斯基、聂鲁达、狄伦·托马斯……他们也在我这里享受着各占一个本子的待遇。要是你认为抄录除了是细致的阅读，还是一丝不苟的仿写，那么，现在不知藏在哪里的十几个本子，留存的该是我诗歌学徒期最为实在的自我训练。
3
十几个本子里抄录的全都是翻译诗作，大概表明了我对那时候中国诗歌状况的失望和不屑。现代汉语诗琴的曼妙或雄奇之弦，为什么经由他者的手指拨弄才动听呢?当我意识到对那些漂在面上的诗人而言，我是个无可倾听的钟子期时，我便自己试着去做一回伯牙了。这是我开始写诗时那个狂妄然而朴素的动机，它符合匮乏年代里人们通常的行事风格——那时的上海人很多是巧匠，自己裁衣，做家具，甚至还自己拼装电视机……而我想要把我所想象的诗歌样态提供出来，以自制的模范作品说：“这才是诗歌!”——正是这种要在写作中申说诗歌主张的愿望，催促着一批八十年代诗人的成长。得知我也动笔写起诗来了，王寅告诉我，光我们八。级的中文系里，便有近百个同学在那里写诗!不妨猜想，其中定会有跟我的狂妄和朴素一样天真的同道——要不然，那又怎么算八十年代呢?
另一种抄诗本子这时候出现了。它缎面精装，传过来时，其中已经有几个同学把自己的诗作写在了上面。王寅也在上面抄了些他的诗，要我一样在这本子里抄上几首诗。这个缎面本子可以算作最原始的杂志，后来除了将自己的诗抄上去“发表”，也会认真阅读先已“发表”在上面的诗。孤本杂志在同学间传了段日子，不知所终了，不过它一定没有消失。现在，是谁收藏着这件“文物”?
青涩的诗人们急于呈显和交流，手抄杂志就这么出现了。比之稍许高级一点的油印杂志，也早就已经在相互传递，它们被冠以“地下”之名而有些神秘。我记得我躲在蚊帐里翻看过某期打字油印的《今天》杂志，严力的一本油印诗集和北岛的油印诗集《峭壁上的窗户》，也曾在并无“闲杂人等”的“内部”场合让我们过过目。那个“内部”场合是怎样的呢?——其形态之一：两三个人围着一台滚筒油印机，有人朝里添纸，有人朝外拿纸，另有一人蘸一蘸油墨，小心推那个长方形木框里的橡皮滚筒——1982年春，大学二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和王寅，再加上我们的同班同学陆忆敏和成茂朝，形成了一个诗歌“四人帮”，我们的聚会方式，便是在一起油印一种只刊载我们四个人作品的小小的诗杂志。
因为言明的、无言的和想象中的拒斥，在八十年代，有着自我诗歌主张，不得正统刊物其门而人和不屑去投正统刊物之门的青年诗人们，就汇聚于一些“地下”杂志了。对于八十年代初渐渐风起云涌的青年诗歌，“地下”杂志有时是一问用彩色胶卷扩印黑白照片的暗房。当诗篇被载于“地下”杂志，得要在“内部”场合才能读到，当诗人同时又成了“地下”杂志的制作者，让自己的诗篇跟“地下”杂志联为一体，作为特殊语言的诗歌，就又会是一种特殊的话语。“地下”杂志压缩这种话语，“地下”杂志被打开的时候，这种话语有可能爆炸般释放其(假想的)能量。而这种话语的主动制造者，在我看来，其实并不是油印机推出的“地下”杂志……这后来的观察当初并没有为我们所见。我们意识到我们正印制“地下”杂志，却从不自认为我们写的是“地下诗歌”。
那个小杂志没有名字，每一期都以其中一首诗的标题为标题，封底则印上“作品x号”的字样。到毕业前夕，我们把这种小杂志从“作品1号”一直出到了“作品20号”，平均算起来，每一个半月就会出一期。小杂志封面的那种彩色纸来自美术品商店，大约五分钱一张。为了封面纸，有几个周末的下午，我在福州路一
带转悠。一大张彩色纸最多能裁成三十二个小开本封面，每期小杂志也就最多只印三十二本了。内页刚纸同定到徐家汇一家纸店去买，二角钱一斤，大概每期用两斤就够了。有一回，我还跟王寅一起偷了学校印刷厂的一大摞纸，然后用自行车把它们运到东安新村陆忆敏家藏匿起来。那次，觉得自己有点儿像在办“挺进报”了。钢板很容易就能从班里一个学生会干部那儿借到，后来有一块钢板干脆就不还了，长期存放在成茂朝的抽屉里。因为成茂朝平时练书法，字极漂亮，刻蜡纸的活儿他干得最多。油印机却不容易找，系学生会、系闭总支都找不到，学校每一个有可能进去的办公室我们也都去找，并没有见到可用的油印机。我们甚至想过去买一台油印机来，但几十块钱实为巨款——那时候，我家里给我的每月生活费也就十元。后来，终于，我们从数学系艰难地借到了一台滚筒油印机，将它“请”进既是编辑部又是印刷所的寝室来，端正地摆在四十瓦白炽灯下的写字桌上，我看见，它微微地放过几道神异的毫光。
“作品1号”是以成茂朝《黄昏的诗》作封面标题的，扉页上印一句从《外国文艺》杂志所刊杜拉斯斯的电影剧本《印度之歌》里找来的话：“我们这样做，又能得到什么呢?”也许我们并非不知道。实际上我们又的确不知道。印数太少，小杂志只在极有限的范围里传播，它最初的那些读者，我们的同学们或因跟其中的每个作者都认识，对它的反应热烈。我跟王寅的那问寝室，一度成了现代诗论坛。但谈论的话题其实有失中文系水准。最为热心的一位，曾经在崇明的农场里干了好几年，然后才有机会考进大学而“每事问”的那个历届生，由于不能像搞明白代数题一样搞明白一句诗而常常来讨伐。他总是在嘟囔的“读不懂”，恰好是八十年代里想要废现代诗武功的那些人最不动脑筋、也最讨嫌的一招。我们借用了马雅可夫斯基的一段话，印在某期小杂志的扉页上予以回击：“我要同志们注意的，首先是你们那个独特的口号：‘我不懂’。同志们试拿这个口号到别的什么地方去闯闯看。只能有一个答复：‘学习吧’。”——这话现在仍值得引用。
4
黄贝岭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宿舍的幽暗走廊里出现的时候，引来过一阵小小的关注。他留着微微卷曲的漂亮长发，披在肩上，穿着茄克式羽绒服和有意磨损了一点边角的牛仔裤，黄色的大头鞋，红色围巾，挺直的鼻梁上架一副考究的金属框眼镜，笑意盈盈的嘴里露出一口好牙。他用语重心长的口吻跟我们谈一些食堂伙食之类的闲话，从走廊这头我和王寅的寝室到走廊那头的楼梯，经过的每一个门洞，都伸出了一两个脸上挂出迷惑表情的脑袋。快到楼梯口时，一个站在门前看着他和我们慢慢走来的胖同学笑问王寅：“这人是你的美国娘舅吧?”
黄贝岭来自北京，写诗，是个努力的诗歌活动家。他的形象不仅在当时的北京分外海派，在当时的上海人眼里，也领先于时髦，洋气十足。他自己显然很得意自己的这种打扮，传给我们听北岛关于他的一个说法：“从一辆大巴下来一群外国人，找其中穿得最漂亮的一个，那就是黄贝岭。”我们的小杂志出刊以后，他是最早从外地跑来跟我们见面的诗歌朋友。他能找到我们，还真跟那种亲戚身份有点关系。我们同班的一个女同学是他的堂妹，寄了几期小杂志给他。于是，先由那个女同学转信，不久我们就跟黄贝岭直接通起信来。很快，他有事到上海，顺便跑来敲开了我和王寅的寝室门。
他虽然并不是什么“美国娘舅”，但那个胖同学也没有全然猜错。黄贝岭时常会谈起一些他的美国关系，譬如那个跟博尔赫斯是好友的他的好友，譬如，“柯先生”，黄贝岭要把他介绍给我们，“是一位美国诗人，你们可以一起见面谈话。”但那个作为其好友的博尔赫斯的好友以及柯先生，后来没有再听他提起过。他提起最多的名字是北岛，愿意以北岛的发言人姿态在我们这些远离中心的初出茅庐者面前讲一些引人景仰的话。他曾语焉不详地说起北岛看我们小杂志的反应，印象中那似乎是没有反应。他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北岛知道你们。”他觉得这对我们是鼓励。当时，对我们这也的确是鼓励。
油印的小杂志除了想传达我们的声音，更想引来我们的朋友。现在，黄贝岭来了，他又把更多的朋友展示给我们。他给我们看星星画派的艺术家马德升的一本油印诗集，《门》，诗集里有几幅精彩的木刻插图出自马德升本人之手，诗写得很特别：从头到尾分行排列着数百个“门”字，最后以“没门”二字结束。他介绍白洋淀诗派、圆明园诗群，北京的人和事，除了留下他自己的诗稿，后来还寄来了严力、田晓青、芒克、黑大春、雪迪等人的诗稿。正是在黄贝岭到我们这油印小杂志的编辑部兼印刷所兼主编和主笔的起居和工作室访问以后，我们的小杂志开始每一期另外邀请一位诗人，用他的一首诗(但以后小杂志就不再重复用他的诗了)。除了黄贝岭和来自黄贝岭的雪迪、严力、田晓青的诗，小杂志还用过阿童(他后来的笔名是苏童)、韩东、于坚等人的诗。
孙甘露是从高我们一年级的一个中文系学生那儿看到我们的油印小杂志的，他写来一封措辞美妙的信，希望跟我们“一晤”。大概是因为他提到了艾略特、叶芝这种在八十年代的诗人们中间就像接头暗语、类似土匪黑话和江湖诨号的名头，我跟王寅就骑车去他家了。他是个高个子青年。他的书架上，我们的油印小杂志煞有介事地跟几本精装书并肩插在一起。他打着赤膊坐在藤椅里跟我们说话，谈到诗、阅读、新小说、《科学画报》里的笑话和其他逸闻，一直也没有穿上上衣。他那张有点儿凌乱的书桌上有一个写着“瓦雷里先生收”的信封。他写诗，也写小说，是个邮递员。有一阵子，常能看见他送电报到我家所在的那条弄堂。我们也请他自选了一首诗用在我们的小杂志上。
孙甘露向我和王寅发出邀请，去参加一个叫“星期五亚文化小组”的聚会。地点在康平路100弄的一幢房子里。我跟王寅和另一个会弹吉他的朋友走进那个铺着窄条打蜡地板的大房间时，已经有六七个人围坐在那里了。我们的沉默和稍许羞怯并没有让他们介意。那个晚上，除了就我们的油印小杂志有过一番赞许有加的谈论，主要还有用一口长气字正腔圆地背诵一篇莫测高深音韵奥妙的论文，分别用国语、沪语和苏北话齐声高唱“星期五亚文化小组之歌”，讲一些弦外之音悠远的双关隐语，亮相几只品种优良的蟋蟀，对构成主义的评说和一曲吉他弹唱，最后，我记得，有人提到了那个高我们一级的中文系学生，说他的神情里往往有一种鞋帮的清香。孙甘露用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阳》结束了聚会。“星期五亚文化小组”的时间是每个周五，以后我不曾再去参加。
大学生们的校际交往，因为学生舞会的渐渐频繁而变得频繁。但我们四个人对舞会都没兴趣。我们混迹于一些诗歌集会。复旦大学诗社发起过一次上海多所高校联合的诗朗诵会，会上散发复旦诗社的《诗耕地》杂志。它是铅印的，相对手写刻蜡纸油印的小杂志气派许多，
似也显出青年诗歌的某种局面。又有一次我们去了华东师范大学，华师大诗社打字油印的杂志《夏雨岛》也颇为挺刮。我看见在上海大学生诗人中间已很有名气的宋琳，正在阶梯教室里宣讲着他的“城市诗”，女生全都挤在前排，虔敬地记笔记。还有一次，王小龙带着大概是青年宫诗社的几个人来我们学校，报幕人说：“配乐诗朗诵，《半个月亮》。”卡式录音机却突然轧带了。另有一次，一个给自己起了笔名叫美国的诗人来我们寝室谈诗，他说每写新诗，他都要换上一件新衣裳……
5
1983年，“朦胧诗”已在年轻人尤其大学生中间风行。“朦胧美”挂在那个“每事问”的历届生嘴边，时髦得让人要起反感。当顾城将到我们中文系做讲座的消息传来，有同学把捧在怀里大声播放着靡靡之音邓丽君的四喇叭都扔一边去了。刚刚又出了一期小杂志的我们四个人则打定主意，不去参加顾城的讲座，这姿态，让包括“每事问”的历届生在内的许多人颇为不解。我们也弄不清为什么不想去那个讲座。但还是想弄清楚。
有助于消化食堂硬饭的一轮轮现代诗攻防战在我们寝室里继续，我们一边为“朦胧诗”辩解，一边也开始清算“朦胧诗”，两方面均没有明晰的条理。诗歌跟情感纠缠得紧：由于大致上有着站在同一边的情感认同，为“朦胧诗”辩解时我们可谓竭力；由于细究起来，“朦胧诗”情感之于更年轻的我们其实是异型血，那么就难免排斥。跟我们同为八级，却远在几千里外的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的诗人万夏，那时候说过一句当初不为我们知晓，多年后复述出来，让人觉得竟像是自己当初口吻的话：“如果我们联合起来，肯定能和‘朦胧诗’打一架。”这话一样潜藏着对“朦胧诗”复杂的情感。而争胜之心(它是我们的部分初衷)的底气，是诗艺和观念的新思想。
所以，那天我们没有去挤那个中文系最大的阶梯教室。那意思是要用冷淡来挑衅——并非挑衅顾城，挑衅的是那种崇拜。可年轻人的好奇心还是令我们忍不住想去看一眼顾城。于是，先在那一带转悠，我买了本顾城带过来让大学生帮着卖的《舒婷顾城抒情诗选》，表明对他的赞助态度，后来我们就从阶梯教室的边门进去，站到末排最高处朝下面看。阶梯教室里黑压压的坐满了人，最下面的讲课区，顾城并没站在中间，而是斜坐在边角一张高背椅子上。日光灯的关系吧，他的脸色跟他身上那件过大的米色风衣十分接近。他在小声说话，似乎在自言自语，离他最远的我们一点都听不清。我们中有人发出了不耐烦的声响。那声响太大，黑压压里面很多人吃惊地回过脸来。我们就赶紧撤离，耳边刮到历届生阿姨的一句不满：“格帮小赤佬啊……”
“清污”的时候，我在上海南市一所中学做实习老师，总是为越来越迫近的讲台上的四十五分钟犯愁，而又痛悔着已经在讲台上站过的四十五分钟里的一些过失。有人来查问是否看过《今天》或别的“地下”杂志，但没有人问起我们油印小杂志的事情。实习期间返校碰到王寅，他说，“星期五亚文化小组”给取消了。周五成了在中学里参加班会的时间。有一堂班会，我跟初中生们坐在一起，听教室墙上的扩音器里一个声音作形势报告。形势被谈论得十分严峻。扩音器里的报告结束，轮到带我实习的那位做班主任的语文老师继续班会。她拿一支红粉笔在黑板上写个大大的“染”字，说：“注意这个字右上部是‘九’，不是‘丸’，因为左边已有三点，水太多了，右边就不需要再加一点了。”然后她不再多说什么了，要大家拿出各门课布置的作业来做。当时，我奇怪地认为她关于“染”字的那句话是说给我听的，还觉得那句话里面有禅机。
1984年3月5日，徐敬亚的检讨《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创作方向》刊于《人民日报》。我们又悄悄油印了一两期小杂志，就毕业了。毕业后小杂志不再继续。在我的毕业留言本上，王寅写了“游侠传奇”四个字，下面一行小字：“甲子仲夏闯江湖抬腿迈胳膊之初王寅与东东共勉乃为志日”；另有个住在对门寝室的外班同学郑耀华写道：“诗人有屁用无非僧敲月下门东东此人不可药救一条道走到黑掉进深渊黑咕隆咚公元一九八四年六月廿一日与陈东东共勉”。郑耀华的诗小杂志也用过一次，他是个才气纵横的人，据说后来抱着吉他玩起了弹唱，组过乐队，再后来就没他的消息了。
我在紧靠南京路的一所普通中学教高中语文，更加变本加厉地写诗。信件在生活中成了越用越频繁的兴奋剂。黄贝岭的信里依然常常言及北岛，不过口气已经不一样。譬如：“田晓青说：‘我不明白当时怎么会这么崇拜北岛。’这大概也是我们当年普遍的状态。但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完全没有了，是北岛变了?还是我们变了?我想两方面都有。”也是从他的信里，我第一回知道北京有“pass北岛”的说法。在黄贝岭张罗的诗人聚会上，年轻一辈的诗人刑天当着北岛的面说要“超过北岛”、“打倒北岛”……黄贝岭在信里还提到一个叫孟浪的人，住上海宝山，在上海机械学院读书时办过一种叫《MN》的地下诗刊。
那天我正在读隔夜的晚报，一个留长发的青年敲门进来。他就是孟浪，原名叫孟俊良。他在一家光学仪器厂上班，一度还做过一爿小厂的副厂长。不过他更是个诗歌交通员，四处联络诗人，传递各地的诗界消息。他讲的上海话有一些特别的宝山用辞和宝山口音，这使得我们常常换用普通话交谈。听起来，他的普通话是那样的书面化，那种节奏和说出的口吻，那种顿挫和重音的强调。由于住处相距太远，我跟孟浪也常常通信，孟浪的所有来信都跟诗歌有关，但他只点到为止地涉及诗歌，从来不孟浪地大谈或纵论诗歌。他通常在信里(就像在交谈中)只进行诗歌问题的外部讲述，譬如：“……这两位朋友对艺术(诗歌)所持的观念和意识是敏锐而健全的，我和他们分别交换过这方面的看法，我的感觉很好。至于诗的具体艺术‘审美选择’上或有差异，那并不能苛求。就这一点来说，我个人的‘审美选择’与你也有不少差异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心灵契应和共同追求。”引这段信的时候，我脑中就有个孟浪的腔调在把它们念出来，刚跟他认识的那个时期，他平常跟你说话也就是这个样子，我是说他会当面对你说“至于……或有差异，那并不能苛求”什么的。
就在跟他认识的那天，孟浪几乎是郑重地对我说：“诗歌运动的势头，已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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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有一场也许如火如荼展开的青年诗歌运动，是孟浪传达给我的看法。八十年代中期，诗人们的运动方式和存在形态，是一连串的联络、串通、聚会，是假想和实际的诗歌江湖，是一些小恩怨和几次小狂欢，是相互交换着读来读去的诗歌，还有，就是那些自编自印的诗歌“地下”杂志，它们在青年诗人间已颇为流行。诗人和诗人见面，常有交换自印诗刊的礼仪；诗人和诗人通信，从大信封里也常常滑出些自印诗刊来。《实验》、《中国当代青年诗38首》、《中国当代青年诗75首》、《大学生诗报》、《他们》、
《现代诗交流资料》、《二十世纪现代诗编年史》、《莽汉》、《广场》、《
诗经》、《海上》、《大陆》、《南方》、《喂》、《红土》、《非非》、《十种感觉》、《液体江南》、《撒娇》、《北回归线》、《汉诗》、《组成》……我曾过目和收藏的这些八十年代的诗歌“地下”杂志，大多是经由孟浪传递的，他那个双肩背包，在我看来，差不多成了个诗歌“地下”杂志的流动博览会。
孟浪常常写来明信片，或由弄堂口公用电话问的阿姨传呼，通知我参加一些显然是属于运动中的聚会。1985年2月16日，由海客(他后来用了另一个笔名张远山)发起，《海上》杂志的成立聚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丽娃茶室进行。茶室里还布置了一个谁的画展。我到的时候，整个茶室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人们分成了若干桌，每一桌都有人在热烈地说着什么。主桌前有一个穿皮衣、拿烟斗的画家打扮的人站那儿演讲，慷慨激昂，然而几乎没有人听他的。尽管没人听，可是当他停下来时，还是立即就有许多叫好和鼓掌声。那天晚上我并没搞清楚《海上》是怎么回事儿。一个月不到，第一期《海上》杂志就由孟浪寄给我了，打字油印，封面上有一幅绿色的木刻画。《海上》主要刊发上海青年诗人的作品，我们先前那本油印小杂志的四个作者，也都成了《海上》的作者。这份开始得热热闹闹的“地下”杂志，跟八十年代的许多“地下”杂志一样，进展得十分艰难，它在后来的六年时间里只出刊三四次，1990年以《保卫诗歌·海上终刊号》结束。
过往的诗人急剧增多，那时，已到了王寅所说“‘诗人’的身份就可以成为一张通行证，可以到处走来走去，各地的诗人会管吃管住”的地步。一天半夜来了个陌生人，在门口说：我是野狗，诗人，是“谁谁谁”的朋友。进门马上又说，我就在你这儿打个地铺吧。于是就给他打了个地铺，尽管“谁谁谁”我其实不认识。第二天早晨他说要去杭州，要我给杭州那边的朋友写个路条，于是我就写：这是我的挚友野狗，到杭州去，请你照顾。——这野狗来时，也带着“谁谁谁”的一纸路条。
还曾碰到过一个贵州诗人，他混火车周游全国，查到他没买车票时，他就说：“因为我是个失败的艺术家。”他身边带一个小本子，记下在别人那儿吃的每一顿饭，打算日后报答。问他记了有多少了，他正色道：“已经有两千多顿了……”
运动中的诗人，当时都还没有真正从地下破土。不过，1985年1月，由老木编选，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未名湖丛书编委会内部发行的《新诗潮诗集》，大概勾勒了这一运动中的运动员形象。这部上下两册的诗集划分出来的三个部分——附录：老一辈带有现代派色彩的诗人；上册：“朦胧诗”诸人；下册：更年轻一代的诗人——依据的似乎正是1982年万夏、赵野、胡冬等人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一间学生寝室里提出的三代诗人概念。这个划分的重点，在于“第三代”诗人旗号的祭起，它要针对的，便是“朦胧诗”。
“朦胧诗”有一个在“文革”的斗争疯狂和政治愚昧里沉潜和觉悟的启蒙主义渊源。“朦胧诗”诸人以其饱经磨难的历史感充任着“文革”后社会批判、主体意识和人道主义的代言人；但它跟它所反对的国家意识形态及其政治抒情诗，就像北岛自己说的，“又有着一种以抗衡结成的亲眷关系”。因为他们的经历，“朦胧诗”诸人集体性地困挠于“文革”政治和历史噩梦。跟我年龄相仿的更年轻一代的诗人，对“文革”则多的是印象式的象征画面记忆，少有刻骨铭心的创伤记忆。更年轻一代的诗人就像是从海难和呼救里转过身去，打量只属于他的海岛的鲁滨逊，甚至愿意把自己的诗人角色置换为更为原始、单纯和本能的礼拜五。那是一些倡导回到本来面目的自身，直到回到一次性的身体本身的诗人，那还是一些企图回到前文化和非文化世界的诗人，那也是一些想要让诗歌仅仅在鲜活和被无数张嘴说滥了的口语层面上发生(发声)的诗人——所谓“第三代”大概如此——更注重生命形态、生存境况和生活方式的日常化、自白化的体验之诗铺张开来，背向了“朦胧诗”诸人的幸存之涛。
尽管我可能很早就处在了青年诗歌运动的情境里，但是对“运动”这种词，却有不小的心理障碍，所以反而不太愿意投身那时已喧闹非凡的诗歌热潮。我也跟常常把我拽入其方阵和编队的“第三代”诗歌保持着距离——这至少缘于不同的诗观。另外，在我看来，那运动正趋于迷乱和眩晕，其中几乎有红卫兵的狂热激情回光返照……诗歌行为的红卫兵症候后来在不少当代诗人身上周期性、非周期性地发作，我不知道，是否因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发生，刚好是在红卫兵运动席卷神州大地的年代?
到了1986年，青年诗歌运动差不多形成了一派地火。尽管如《中国》这样的文学刊物开始择要发表其中一些诗人的作品，但当时形势，连算是被半推半就地“地上化”了的“朦胧诗”诸人，也还是难以正常发表作品和公开表达其思想观念，更年轻的青年诗歌运动中的诗人们，则更加没机会。所以，当徐敬亚在《我的邀请》里说：“中国诗歌继续流浪……要求公众和社会庄严认识的人，早已漫山遍野而起。权威们无法通过自省懂得并接受上述事实……我欲在《深圳青年报》副刊上举办一次‘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或称‘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雏展’……没有宣言可以写宣言，没有主张可以写主张。无体系的，可以筑之!”这封发自深圳的信，就得到了全国的热烈回应。
7
1986年11月的一个黄昏，孟浪背着双肩背包来我家里，让我看《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大展”。我发现我和他的诗被印在“海上诗群”名下——那个“海上诗群”宣言，我也才第一次读到，说是“都孤独得可怕……躲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写诗，小心翼翼地使用这样一种语言”。腔调如城市小青年的絮叨让我不适。
黄昏里孟浪走进弄堂的样子我记得分明：披肩长发，大胡子，仿特种兵制服的“兰博衫”和大头皮鞋，孟浪迈出的步伐比他的诗句还要坚定、快捷、铿锵。一个正端着畚箕往弄堂口去倒垃圾的老太婆完全被孟浪给吓住了，她收拢脚步站在原地，畚箕举到胸前，两眼迷惘地追随着孟浪，直到他拐进了弄堂底里的门洞。我当时就站在门洞上方的一扇窗前，心想我所见的这个画面，倒是可以用作青年诗歌运动的海报。
青年诗歌运动终于有了个喷射的口子，并且，看上去，参与到“大展”之中也就是参与到历史的创造之中。这甚至促使一些一时还未“组织起来”的年轻诗人也赶紧“组织起来”了，因为要想加入“诗群大展”，你就至少得打出个不管什么样的诗歌流派旗号来。那天晚上，我在灯下翻看“大展”，阅读时的开心，可能跟现在有人读那些八卦娱乐小报时的开心程度不相上下——除了一些早就听说的诗派诗群，像“三脚猫”、“四方盒子”，还有什么“无派”之类的名头，让人发噱不已。你能想象，为了能在“大展”的报纸上一露头角，当时有些诗歌青年
花费了多少聪明才智。
1979年的时候，有一部解禁后重新公映的电影《大浪淘沙》，其中一个场景，逃到武汉的土豪讲起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发生在湖南的农民运动，大声抱怨说：“糟得很!”要是被大踏步的孟浪吓住了的老太婆一流人物也在读着“诗群大展”，大概不会像我那般开心，而要大声抱怨说“糟得很”了吧。会有这样的想象，大概我的确把青年诗歌运动跟那场农民运动作了不恰当的类比——那天晚上，我觉得，《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排得满满的“诗群大展”上，各个流派分得的一块块挤在一起不留缝隙的版面，太像是一次土改后的瓜分结果了。几年后我听说四川创刊一种叫《红旗》的油印诗歌杂志，扉页上印两句诗：“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不禁哂然。
在呈显那场青年诗歌运动的当时状况方面，“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大展”做得极为成功。它喷射出那么多由宣言支撑起门面的五花八门的所谓流派，正好真实地映现了青年诗歌运动的虚张潦乱，让人检阅了如徐敬亚所说的，当时诗歌那“最空前的数量繁荣”。不过，高潮迭现正是退潮的开始，“大展”后一段日子里我收到的诗人来信里，老是有“水落石出”之类的说法——八十年代的诗人们，还是很关心“诗歌天下事”的。正是这种关心，才有了诗歌杂志《倾向》。
1987年夏，我去山海关参加《诗刊》社的第七届“青春诗会”。参加诗会的还有北京诗人西川和成都诗人欧阳江河。诗会的主持之一，是诗人王家新，当时他在《诗刊》任编辑。《新诗潮诗集》的编者、诗人老木，则以《文艺报》记者的身份去采访诗会。跟这几个人在这次诗会上见面之前我已与他们通信多时。这几个人跟后来的《倾向》都密切有关。
安排在一家面朝大海的小旅馆里的诗会，占据着好风景，却实在没意思。幸好诗人们会下的交谈让人畅快。我跟西川住一个屋，我们常常一边等着楼下的食堂开饭，一边靠在能眺望到一大片沿海玉米地的绿窗台边说话。我们就谈到了一本诗歌杂志应有的作用和意义，它的选择的倾向性，它的批评功能，它对混乱现状的清理，它有可能展开的远景……西川喜欢提庞德，他说美国现代诗的优异，跟当年庞德参与过的《
诗》杂志那鲜明的现代主义色彩和有所倡导建设的方针是分不开的。而眼下的中国现代诗，正缺这种有力的杂志。
那么，我们来弄一本杂志吧。是“水落石出”的时候了——几个独具个性、不能归入譬如“第三代”那样的群体、注重诗的精神因素和写作的个人性质的诗人，已经能彼此认出。在西川和老木间，在我、西川、欧阳江河间，在我和王家新间，后来又有过办杂志的讨论，谈得最多的，是杂志的倾向问题。《倾向》创刊号的“编者前记”里所述的诗歌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精神和节制自律的写作，便是谈论的重点。
第七届“青春诗会”结束后，西川和老木开始在北京具体筹划杂志。西川来信说刊名可以叫《新倾向》，第一期打算编入芒克、多多、海子等近十个人的诗作。我回信说刊名或就叫《倾向》，要是北京印刷不便，可拿到上海来做。于是，1988年春，已入了瑞典籍的女诗人张真从北京回上海时，带来了编好的第一期稿件。张真也是八○级的，曾在复旦读书，更早时也是上海中学生诗人圈的一员。她约我某夜在淮海路上的老大昌二楼咖啡座见面。在咖啡座，我打开她递过来的大信袋，看到第一张纸上西川写的刊名是《倾向》。接下来是老木写的几条类似办刊缘起的文字，一百多字，近乎草率。我说这段文字不好，需要另写。张真就出了个题目：《(倾向)的倾向》。跟张真别过，我带着全部稿件回家，连夜赶写了“编者前记”，用的正是张真建议的标题。
《倾向》创刊号编入张枣、欧阳江河、张真、老木、陈东东、黄贝岭、西川的诗，张真译的菲力普·拉金的诗。稿件里还有一位北外学生译的布罗茨基的诗，因译者不是诗人，不合《倾向》只用诗人稿子(文章或译作也要出自诗人手笔)的要求，便抽去了。
排印诸事总是麻烦的。上海一般的印刷厂要价很高，且不会接受印制“地下”杂志。我找了上海医科大学的研究生李定钧(他后来成为诗人和翻译家，笔名海岸)，请他帮忙把稿子输入一台286电脑，排版，打上蜡纸，交医科大学誊印社。这个过程拖拖拉拉有两个月。其间我又通过别的关系在昆山一家印刷厂印了创刊号封面，白底，右上方直排孔雀蓝的扁宋字刊号，简洁素净，符合这个杂志的性格。因为暑假，医科大学的誊印社停工，直到9月开学，誊印社终于打来电话——可以提货了!这让我再次有了终于排队到火车售票窗口那个小小的拱形面前的梦幻惊喜!这时离在山海关谈起办杂志之事已一年有余。五百本《倾向》创刊号，我用一辆破自行车分两趟把它们驮回了家。
8
《倾向》的印制费用是几个朋友凑起来的。在我的一本笔记本被撕去了一半的那页纸上，写着西川、欧阳江河、老木、黄贝岭、张真、王家新、张玞、雪迪、零雨和我自己的名字。奇怪的是我没有找到数字——而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或许，数字已经被撕去，也可能数字会躺在另一本笔记本里。抽屉深处的那个小纸团，会不会纠缠着一些数字呢?
那本笔记本里，还抄录着这么一句话：“拖网装满鱼后，传记作者把网拉上来，进行挑选和分类，不好的扔掉，好的贮存起来，最后切成鱼片出售。”下面的破折号后头写着“杰弗里·布雷思韦特”。杰弗里·布雷思韦特是谁?我把我脑中的万千个笔记本快速翻了几遍，或，我把我脑中的那台笔记本电脑打开进行搜索——他是朱利安·巴恩斯的小说《福楼拜的鹦鹉》里的那个外科医生。
为了帮助回忆八十年代，写这篇东西的过程中我不断在翻看我的笔记本。看到这位虚构的外科医生如是说以后，我想我可以把电脑关上了，尽管，如果要让这篇东西显得完整，如果要让我的八十年代在这篇东西里显得完整，我还得述及我1983年的大连、北京、泰山之行，1985年的四川之行，1988年的沈阳、北京之行和1989年的海子、骆一禾之死，以及《倾向》第二期的“海子、骆一禾纪念专集”。可是你把你的回忆回忆得越像容易出售的鱼片，它离海中的鱼群就越遥远——它跟你脑海中的那些鱼，也早已不是一回事了。
关于八十年代，就像关于其他所有的事情，回忆为之准备了不少罐头，它们有的已经贴好了品牌名目和商标，更多的会是些“三无”产品。无论如何，你是以罐头为据来回忆你的八十年代或别的过往的。回忆正是现在和未来餐桌上的事，你想要吃哪种口味的鱼片，就去找相应的罐头。
对于同时是游鱼或曾经是游鱼的拖网者、鱼片制造者和罐头提供者来说，这毕竟是残酷的事情。我舍弃了太多的过去：已经不见了的，“坏的”，“好的”但用不上的，放在冰箱里备用、却因时间仓促没能化冻而只好不用的……可要是不把罐头封起来，那么至少从理论上讲，还有可能把海中所有的鱼，甚至把海也给装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