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东汉末年，荆州这个重要地区，为曹操、孙权、刘备三大军事集团所争夺，以至于公元208年发生赤壁之战。曹操败于孙刘联盟，而最后取得荆州的是孙权。刘备的失败，是由于诸葛亮战略错误所致。
[关键词] 荆州；诸葛亮；赤壁之战；隆中对
[中图分类号] K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7)04－0517－06
汉末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是在汉献帝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以后形成的，赤壁之战的焦点是争夺荆州。这场战局虽以曹操失败、其主力退回北方而告终，刘备得意地据有荆州江南四郡，孙权则所得无几。然而，整个荆州归属仍是决定孙权与刘备发展前景关键之所在，孙刘两大集团为荆州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刘备占有荆州，是诸葛亮在其著名的《隆中对》里作为十分重要战略方针提出的，也是在他的辅助下取得的。13年后即建安二十四年(220)，又因诸葛亮的错误而失去孙吴，并导致关羽被杀，刘备的帝业终成泡影，可说是“成也诸葛，败也诸葛”，为后世所叹息。成败的关键在于对荆州战略价值的认识。
一、荆州的战略价值
荆州位于中国中部，长江中游，地域广阔，汉代分为八郡，长江南北各有四郡，主要包括今两湖地区及河南南部。迄东汉以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重心在北方。在近代工业兴起之前的农本时代，人口增长能标志社会经济发达状况。西汉王朝的行政区划，全国包括司隶(京畿)在内共十四州，从户口数量来看，梁方仲教授据《
汉书》和《
后汉书》统计，最大的州郡，人户在百万以上、人口在五百万以上者，都是位于中国北部的五州郡，即司隶、豫州、冀州、充州、徐州。其后，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东汉晚期，上列北方五州，除豫州外，其余四州人户大为减少，而南方的荆州、扬州、益州则户口大增。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荆州从西汉668597户升至1399394户，从3597258口升至6265952口，较西汉户口几增一倍，仅次于益州。汉末黄巾军起义之后，接着地方割据军阀相互兼并厮杀，北方社会动荡不安，此时南方相对而言，比较安宁。北方士民纷纷南逃避难，其中众多来到荆州，不少有识之士聚集于襄阳。曹魏的荀彧或说：“关中(陕西地区)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于是，荆州地区的经济文化更加发达起来。
东汉末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荆州刺史王龊为长沙太守孙坚所杀。汉献帝以刘表为荆州刺史。刘表就任之初，荆州境内也不宁静，“时贼纵横，道路梗塞”。刘表采纳谋士蒯良、蒯越、蔡瑁等人的意见，行仁义之道，获得成功，并把治所(首府)由江南的汉寿(位今湖南)迁到江北的襄阳。建安三年(198年)，“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畔，表遣兵攻围，破羡，平之”。刘表在荆州为时12年(公元190－208年)，政绩卓著。史载他“开土遂广，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初，荆州人情好扰，加四方骇震，寇贼相扇，处处麋沸。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恰，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同、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爱民养士，从容自保” 衡是当时的一介名士，不为曹操所重视，横加侮辱。“刘表及荆州士大夫服其才名，甚宾礼之，文章言议，非衡不定。表尝与诸文人共草章奏，并极其才思。时衡出，还见之，开省未周，因毁以抵(掷)地。表怃然为骇。衡乃从求笔礼，须臾立成，辞义可观。表大悦，益重之”。刘表并不是贪财之辈，“在荆州几二十年，家无余积。”
总之当时荆州是全国最好的地方，自然为一些政治风云人物觊觎垂涎，从而成为军事上必争的战略要地，更是曹操、孙权、刘备三大军事集团争夺的焦点。
二、曹、孙、刘荆州之争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之战后，曹操便把目光投向荆州。建安八年八月，曹操听从谋士郭嘉“南向荆州”的建议，“击刘表军于西平”(位今河南叶县东，属豫州汝南郡)。因顾忌袁氏兄弟勾结乌桓(当时中国东北东胡族的一支)袭其后，乃停止继续南进。直到建安十二年袁氏三兄弟相继完全消灭之后，才正式实施其争占荆州的计划。曹操深知，争夺荆州，刘表不是他的对手，最强有力的对手是东吴孙权集团。孙吴的实力是水军，于是曹操于建安十三年正月在其首府邺城(位今河北南部)“作玄武池以肆(习也)舟师”，即训练水军作与孙吴决战的准备。同年七月出兵“南击刘表”。九月军至新野，进逼荆州首府襄阳。时刘表已病逝，其子刘琮举州降曹，曹操遂首先占据了襄阳，接着又占据了储有军械粮草的江陵，并收纳了刘表集团的文士武将如蒯越、邓羲、文聘、蔡瑁等人。曹操大军与孙吴隔江相望，向孙权送去的战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就是说，他要与孙权进行决战。曹操的气势使孙权和刘备都惊惶失色，共同商议对敌之策，确定孙刘联合同抗曹操。在这方面，诸葛亮起了积极的重要作用，遂有名著史册的赤壁大战。曹操万万没有料到他会在这场战争中大败，荆州得而复失。一般都认为曹操的失败是遭到孙吴的火攻战术。此只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曹军中流行瘟疫，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大战失败，曹操率主力北归，留曹仁据守樊城，结束了荆州之争的第一幕。以后虽没有见他再有夺取荆州的言论和行动，但荆州在他心中的地位仍旧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闻(孙)权以(荆州)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
孙吴之图荆州久矣，从孙坚、孙策到孙权三世，不断进攻荆州，力图吞并。建安十三年初，原依附刘表部属黄祖的甘宁投奔孙权，并献策曰，“南荆之地，山川形使，诚国之西势也，当早图之，不可落后于曹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据樊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关”。同年八月，刘表病逝，鲁肃闻讯，“言于孙权曰：荆州与国邻接，江山险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甘宁和鲁肃的战略思想，把夺取荆州的意义大大提高了，所以“权深纳之”，更加激励他们夺取荆州的积极性。随后与曹军进行的赤壁大战，对孙吴来说，其重要性不仅是抗击曹操的入侵，更是志在夺得荆州，为以后建立帝业奠定基础。赤壁之战，孙吴是主力，为大败强敌曹操做出最大的贡献，然而刘备集团却乘胜抢占了荆州江南的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四郡，获得最多的胜利果实。孙权集团只得到江北的两郡，乃“以周瑜领南郡太守，屯据江陵，程普领江夏，治沙羡(今武汉金口)”，其余南阳、章陵两郡还在曹操集团手中，当然不甘心。这就是后来孙权与刘备矛盾日益加剧原因之所在。
刘备在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以镇压黄巾军起家，而实力不大。其后在大军阀之间东奔西投，也被撵得东流西蹿，清初王夫之形容他处于“飘零屡挫。托足无地之日”，最后于建安六年九月，在曹操的追赶下，投奔到荆州，依附刘表。史谓：“表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荆州豪杰归先主益多，表疑其心，阴梨之。”不仅刘表“惮其为人，不甚信用”，荆州文士、武将如
蒯越、蔡瑁等人，还欲借宴会之机把他除掉。刘备虽有占有荆州之心，却不得不小心谨慎，切戒轻举妄动，极力争取荆州官民的支持。刘备在荆州最大所得，是襄阳名士司马徽为他推荐了两位识时务的俊杰，诸葛亮与庞统。尤其诸葛亮，为他提出创建帝业的战略总方针，即著名的历史文献《隆中对》。《隆中对》的要点有三：第一、刘备目前势单力薄，不足与曹、孙抗衡，只能联孙抗曹。第二、迅速先夺取荆州，再取益州，建立自己的地盘。第三、仿照肇建汉朝的刘邦，以益州为根据地，刘备自率主力进据汉中，越秦岭，占甘陕，出潼关，图中原；同时以一上将率荆州之军为侧翼，夹击曹操，到达统一全中国，成就帝王霸业之目的。刘备在诸葛亮的策谋和辅助下，取得节节胜利。
赤壁之战刘备借孙吴之力战败曹操，抢先占领荆州江南四郡，并自领荆州牧，治所设于油口，改名公安，积极部署，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以张飞为征虏将军、宜都太守。原刘表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範、零陵太守刘度均降刘备而留任，后以赵云代赵範 。以关羽为 寇将军，预领襄阳太守，驻江北心。他还不满足，建安十五年“乃自诣京(京口，今镇江市)见孙权，求都督荆州”。考虑到曹仁尚屯兵樊城，北方的威胁不可轻视，孙权在鲁肃劝说下以荆州借与刘备。所谓“借荆州”的历史公案便因此而产生了。清代学者赵翼认为“借荆州之说，出自吴人事后之论，而非当日情事也”，还作了详细论证。其实不然，“借荆州”之言见于晋人陈寿《三国志·蜀书·鲁肃传》，南朝宋人裴松之为此注引《
汉晋春秋》亦云：“吕箍劝留备，(鲁)肃曰：‘不可。……(孙吴)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权即从之。”勿论陈寿著《
三国志》还是裴松之注引晋人习凿齿所著(汉晋春秋)，离三国时期均不过百年，他们不会毫无根据而妄下断语，此其一。其二，刘备所借的“荆州”并非全荆州八郡，何况他已占有本属刘表的江南四郡，无借字之可言，而且江北的南阳、章陵两郡尚为曹仁占据，非孙权所有。其欲“借”者荆州南郡也，治所江陵，后称荆州。刘备意在江北四郡，欲先取江陵为立足点，得寸进尺，步步为营，实现其据有全荆州的计划。南宋胡三省一语道破：“刘备又欲兼得江汉间四郡也。”孙权绝对不会将南郡拱手礼让，刘备意识到若以武力夺取，与孙权必有激战，曹操则乘机南下，坐收渔利，故只能以“借”得之，名借实占。刘备在借得之后，立即遣关羽率军进驻江陵。这是荆州之争的第二幕；然孙刘之争至此远未结束，往后会更加激烈，终致兵戎相见。
刘备既占有荆州大部，算是站稳了脚跟，应该西取益州，实施其第二步战略方针。
益州自汉灵帝(168－188)以来江夏竟陵(湖北天门)人刘焉、刘璋父子相继为刺史。据扶风人法正说，益州“自焉以来，……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敝”。益州有为之士早已不满，闻刘备欲进西蜀，争相投从，其中称著者有张松和法正。法正为刘璋军议校尉，张松为益州别驾，二人均不受重用，且认为刘璋不足与有为，刘备有雄略，乃共同密谋奉备为州主。这正是刘备进取益州的大好时机。据韦曜《吴书》说，刘备也曾见张松，详细询问“蜀中关狭、兵器、府库、人马众寡及诸要害、道里远近”等情况。建安十六年十二月，法正至荆州，阴献策于刘备曰：“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之股肱，响应于内，以取益州，犹如反掌。”当刘备尚在犹豫不决时，庞统进言道：“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在众多人的激励下，“备以为然，乃留诸葛亮、关羽等守荆州，以赵云领留营司马，侑将步卒万人人益州”。同行的还有庞统。刘备大军到达离成都只有360里的涪陵，刘璋率步骑三万余人“往会之”。张松、法正、庞统均主张借此时机扣压刘璋，一举夺得益州。刘备曰：“初入他国，恩信未著，此不可也。”刘备一向很注意人心向背。早在赤壁之战前夕，刘琮在襄阳欲举州降曹时，诸葛亮等劝他立即攻占襄阳。刘备以“刘荆州(表)临亡託我以遗孤，背信自济，吾所不为”为托词而拒绝，实际是顾忌荆州士民不服，难以立足。刘璋资他以兵马给养，使击汉中的张鲁。他却屯驻葭萌(位四川广元西南)，拥有“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等待时机。建安十七年，在庞统的催促和策划下，“还兵南向，所在皆克”。十八年夏进围雒城，庞统中流矢而卒。十九年五月围攻成都，刘璋开城投降，備自领益州牧，其夺取益州的计划完成了，诸葛亮提出的总战略目标也实现了。
刘备胜利进军之际，“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与张飞、赵云泝流，克巴东，至江州，破巴郡”，与刘备会师成都城下。克城之后，“以军师中郎将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益州太守”。应该说诸葛亮率大军入蜀，是不必要的，错误的。第一，刘备在益州的军事实力充足，进展比较顺利，用不着从荆州调兵增援；况有法正、张松等为内应。清初学者王夫之评论说：“取蜀之事，先主(刘备)以自任有余，而不必武侯(诸葛亮)也”。第二，益州在刘焉统治时，“杀州中豪强十余人”，刘璋又“性柔宽无威略，州人侵暴为民患，不能禁制”，士民对他们父子早已不满。刘璋自己也承认；“父子在州二十余岁，无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战三载，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刘备兵临城下，开城投降，势所必然。第三，刘备进军西蜀围攻成都时，曹魏进人关中的军队被韩遂、马超、张鲁阻止在六盘山以东、秦岭以北的汉中平原。诸葛亮等大军溯江西上的第二年(215年)，曹操才占据汉中，部将劝他乘胜进军益州，他说：“人苦无足，既得陇复望蜀邪!”而且视汉中为“食之无所得”的鸡肋，只留赵 等固守，“迁其民于关陇”，自率军东归，可见当时蜀地并无曹军自汉中入侵的威胁，此间倒是孙权开始了其夺荆州的行动计划。第四，调大军西进益州，必然使防守荆州的兵力减弱，易遭孙、曹袭击，人蜀军回援不及，有丢失荆州之虞，此乃军家大忌，为以后的历史所证明。
刘备在荆州尚未进军西蜀时，孙权采纳周瑜、甘宁等人取蜀的意见，以实现其早所拟定跨有荆益的远谋(见前文)，遣使通报刘备，说他们要攻取益州。刘备以“同盟无故自相攻伐”为借口，极力阻止，并赶紧加强军力部署，“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备自住孱陵(位公安南)”，以扼守入蜀的长江要道。刘备取得益州后，孙权大怒，要求刘备归还所借的荆州(即南郡)，又遭拒绝，于是决定以武力夺取刘备占有的江南地盘。建安二十年夏，孙权遣吕蒙督兵三万以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将万人屯益阳以拒关羽，他自己进住陆口(今湖北嘉鱼陆溪口)，节制诸军。“刘备闻之，自蜀亲至公安，遣关羽争三郡”。双方剑拔弩张，从而拉开了争夺荆州的第三幕。但是刘备毕竟是初得益州，人心未附，若远争江陵，恐曹操乘机取益州，于是“使使求和于权。权令诸葛瑾报命，更寻盟好。遂分荆州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備”。干戈暂息，但为时不久。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五月，刘备占据汉中，进为汉中王。他没有按照诸葛亮原定计划越秦岭去夺取关中，而是向东发展，遣宜都郡(分南郡而设)太守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今湖北房县)。又遣养子副军中郎将刘封自汉中乘沔水，与孟达会攻上庸(属汉中郡，湖北竹山县境内)。显然，刘备意图把汉中与荆州连结成一片，以巩固荆益，形成对曹操的威胁。与此同时，关羽“使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众攻曹仁于樊”。“羽又遣别将围将军吕常于襄阳。荆州刺使胡惰、南乡(分南阳郡而立，仍属荆州)太守傅芳皆降于羽。”正当关羽胜利进军得意之际，孙权遣陆逊、吕蒙抄了他的后路，袭取江陵，关羽败死于麦城(湖北当阳境内)，全荆州终为孙吴所有。
三、夷陵之战与荆州之争
“大意失荆州”不是刘备之过，关羽要负一部分责任，最根本源于诸葛亮战略总方针的错误，《隆中对》包含着错误的因素。在诸葛亮心中，益州重于荆州，提出要刘备仿效刘邦，以益州为基地，走出秦川取中原的老路，“其略定于此矣”(王夫之语)。在荆州与益州战略地位的认识上，庞统的意见可能与诸葛亮不同，他在劝说刘备取益州时，只说“权借”，即暂且利用，而不是以此为根据地，言外之意，荆州是根本。诸葛亮是说“因之以成帝业”，则是以此为根据地，把荆州置于次要地位。荆州虽在曹操南下和赤壁之战中受到一些破坏，然其人文和地理条件远胜于益州，识时务的俊杰诸葛亮应该是清楚的；而且在当时荆州的地位极为特殊，它既是孙刘争夺的焦点，又是孙刘联合共抗曹操的结合点，绝对不可轻视，孙刘失和，只有利于曹魏，具有政治谋略并建立起孙刘联盟的诸葛亮，应亲自坐镇荆州才是正理。王夫之认为，“夫(刘)与吴在离合之间，……定孙、刘之交者武侯也，有事于曹，而不得开衅于吴。为先主计，莫如留武侯率(赵)云与飞以守江陵。”可是，在刘备并不需要时候，诸葛亮却离开荆州，率领张飞、赵云赶往西蜀，减少荆州的兵力，把维持孙刘联盟的重担撂给了关羽，此其错误者一。其二，由于重益轻荆，在对付曹操的军事部署上，把重兵放到益州，作为“正兵”，是正面对敌的主力。只留一支孤军屯驻江陵作策应，是为“奇兵”。这是轻重颠倒。王夫之批评说：“以形势言，出宛(河南南阳)、雒(洛阳)者正兵也，出秦川者奇兵也，欲昭烈(刘备)自率大众出秦川，而命将向宛、雒，失轻重矣”。当时形势是，曹操重兵在宛、雒，身负重任的军师将军诸葛亮，不应该让关羽孤军北进而终遭失败。第三，留关羽是诸葛亮的主张，《隆中对》云：“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雒”，在刘备军中，“上将”非关羽莫属。诸葛亮率军入蜀时，也是留关羽守江陵。若谓留羽有错，错在诸葛亮。关羽在战斗中确是一员虎将，在政治上则是个庸才，根本没意识到他在荆州有必须维护刘孙联盟的重大责任。关羽为人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藐视一切，据说他“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连诸葛亮也不放在眼里。他“数与鲁肃生疑贰”，“以忌诸葛者忌肃”。多次激怒孙权。“权尝为其子求昏(婚)于羽，羽骂其使，不许昏。由是权怒。”关羽在樊城打败于禁的魏军，趾高气扬，不与东吴商议，“擅取权湘关米，权闻之，遂发兵袭羽”。他轻视其部将麋芳、傅士仁等，当他北征襄樊时，“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及，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惧”。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麋芳、傅士仁相继投降孙吴，丢失了荆州。从这一点看，王夫之所谓“荆州以失……关羽安能逃其责哉?”是切中要害之言。
公元220年初曹操逝世，十月其子曹丕废汉献帝自为皇帝。次年四月刘备亦称帝于汉中，以诸葛亮为丞相。六月，“汉主(刘备)耻关羽之没，将击孙权”。这时离关羽死已是第三个年头了。翊军将军赵云劝阻说：“国贼曹操，非孙权也。若先灭魏，则权自服。……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群臣谏阻者甚众。孙吴的诸葛瑾也致信刘备说：“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汉献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矣。”，这些善意的劝阻均遭刘备拒绝。是年七月，刘备亲率兵四万南下向秭归进发。孙权一面遣军五万拒敌，一面向曹魏称臣，以求和好。显然，刘备的轻举妄动，促使吴魏和平相处，共敌刘备。公元222年，蜀军“自巫峡建平连营至夷陵界，立数十屯”，“自正月与吴相拒，至六月不决”。闰六月，孙吴年青将领陆逊在夷陵(今湖北宜昌)用火攻，烧蜀军四十余营，蜀军大败，刘备逃至白帝城，次年四月逝世于此。
征战多年、老谋深算的刘玄德，自然明了当时自己所处的不利形势，不会仅为一己之私情而冒险伐吴。其所以不听从赵云、诸葛瑾等众多人的规劝而决意大举伐吴者，并非完全为报关羽之仇，最根本的是要夺回荆州。《隆中对》清楚地说明，要兼有荆益才能终成帝业。如今荆州丧失，能不痛心，岂能甘心。诸葛瑾给刘备的劝说信中，不回避荆州问题，必话出有因。刘备出兵伐吴之际，曹魏的谋土刘晔把为关羽复仇列为次要原因，而首先说“备之谋欲以威武自疆”，此话含有刘备要以武力争荆州之意。夷陵之战可视为刘备争荆州的继续。蜀军在夷陵战败之后，诸葛亮惋惜地说：“孝直(法正)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就使东行，必不倾危矣。”身为蜀中丞相的诸葛亮，刘备一向是言听计从，既知不可伐吴，当时为何不极力谏阻。责任所在而以法正不在世为遁词(法正逝于建安二十四年)。胡三省对此事的注文很妙，他说：“观孔明此言，不以汉主伐吴为可，然而不谏者，以汉主怒甚而不可阻；且得上流，可以胜也。”这就是说，诸葛亮虽不以伐吴为是，却怀有侥幸取胜的心理而让刘备出兵，若夺回荆州，可补其重益失荆之误。
荆州丢了，刘备死了，闭关在长江上游的蜀国，由诸葛亮当家作主，鞠躬尽瘁，到公元234年逝世，苦苦支撑了11年。“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袁子》)政事井井有条，不亚与管仲、萧何，堪称为杰出的政治家。然而在军事方面，虽对曹魏多次用兵，只是无奈之举，并无成就。“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蜀书·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清初刘献廷说，“孔明之出祁山，以攻为守者也。……不如此，欲求三分，不可得也”至今学术界还称诸葛亮为“杰出的军事家”，误矣，其实历史早有定论。晋朝陈寿评论说：“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蜀书·诸葛亮传》又在《进诸葛亮集表》中说：“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斡，优于将略”清初赵翼认为“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卷六·陈寿论诸葛亮)张、陈、赵都不认为诸葛亮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北宋苏洵则点击要害：“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项籍》精于战略的毛泽东批评诸葛亮用兵的错误，指出：“其始误于隆中对”。苏、毛都是说诸葛亮犯了“重益轻荆”的战略错误。最后诸葛亮似有所悟，在上蜀汉后主书(即《后出师表》)中也承认“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蜀书·诸葛亮传》注引《
汉晋春秋》。
重要历史人物是一个时代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在这个时代的历史舞台上，他们的言论行动必然会有得有失，有是有非，对他们的评价，应当实事求是，臧否适宜，既不可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更不可认为凡身居高位、声名显赫者必然是全智全能。对诸葛亮应如此，对任何人亦应如此，古今皆然。
责任编辑 桂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