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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风死了。
       听到噩耗，我一点没有动容。她已经病了很久，死前不久，我还接她和苗子兄到凤凰住了一星期，下决心不顶撞她，细心体贴她，要什么给什么，她说：“画一张丈二给我。”好!丈二就丈二。画完了，她说：“回北京，我要在这张画上补画一些东西。”我马上说：“好!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她说：“过春节我还到这里来!”我心里难受，惟愿此事成真……
       她刚开完刀，脖子上带着肿伤，两位医生夫妇陪着她，没料从凤凰一回北京，她就进了医院，就完了。
       一个人死了，越是英雄越不应该为其啼哭。所以我羡慕南美洲人用鼓掌代替流泪的悲悼，赞美她一生壮烈行迹，眼泪词不达意!(女儿说，拉丁民族大多如此，比如意大利……)
       对于死，人说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郁风之死，一个漂亮人生的分量而已。又不是猪，死了还上秤台，论斤两!
       她的一生，有自己的灿烂。静静地、宽坦地、容忍地、快乐地对历史作出了一点只有熟朋友才清楚的贡献。这似乎有点举重若轻的意思，且容易在玩笑吵闹的当口和她一齐都忘记了这层身份。
       记得有一年，(对!一九九二年)我们大家一起在巴黎，我给她画了一张钢笔速写(可能那天是她的生日)，简直是龙飞凤舞，放笔直干。大家看了说像，她不做声。有人对她说：“把你画成这样，也不生气?”她说：“跟黄永玉交朋友，没点气量还成?”说实在话，她是喜欢这幅画的。她是老漫画家，几十年来什么画没见过?回香港，我又补题了一些话：
       天公作弄，让我们苦了大半辈子，到老来，才来巴黎和威尼斯看黄昏。你的白发透过夕阳镶满金边，漂亮而叱咤一世的英雄到底也成为一个噜嗦的老太婆。你自己瞧瞧，你的一天说之不休，走之不已的精力，一秒钟一个主意的烦人的劲头，你一定会活得比我们之中哪一个都长。那就说好了，大家的故事就由你继续说给后人听了!现在，由我们高呼口号，敬祝我们心中最噜嗦、最噜嗦的、最噜嗦的老太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这位先贤从年轻时起思想和情感就不安分，行为举止跟凡人不同。在美专念书，成天穿一双旱冰鞋到各个画室瞎窜(以上事实系沈从文表叔提供)，看别人习作。你自己不好好用功，别人习作干你什么事?
       那时女文化人少，有一个，出名一个：谢冰心、冰莹、凌叔华、苏雪林、方令孺、林徽因……都是男士们咭咭艳羡难以触及的天上月亮。她们各有殷实的家底，自小受到正统的教育和雅趣的熏陶，举止有度，行文雍容，上世纪之初，很开了一阵之先的风气。以后，当然还有几位后继者，只是由于激越的时代来临，谁也就顾不上谁了。
       “左联”的兴起，风雷疾电，她们哪里见过?即使想帮忙也帮不上，想凑合也放不下脸面。眼看着她们这一代的自我式微。
       潘玉良刚从法国回来教书，是因为样子长得丑学生胆小不敢选她的课呢?还是因为画的画太怪让学生理解不了?反正画室空无一人。(没想到学生选老师的课还需要胆子!)我们那时的郁风老太太已经长大了!她正义凛然地独闯虎穴，做了潘玉良的“独女”。
       我问她：
       “潘玉良的画好吗?”
       她说：
       “怪，一般!”
       我问：
       “那为什么选她的画室?”
       她说：
       “反正没有人选我就选!”
       对待人生的态度，郁风一辈子的立足点恐怕就在这里。一种选择，并不一定具有特殊意义的觉醒。那只是一种远远超过世俗同情的、抽象至极的“善”。生发于刹那，却终生受累受用。
       我问：
       “潘玉良真长得丑吗?”
       “哈!哈!真是、真是、实在太难看了!……”
       她一边笑，一边打嗝。
       我一辈子也常在伟大意义中打嗝!
       她参加了“决澜社”。一个朝气蓬勃的、现代意识的艺术小组织。成员有庞薰栗、倪贻德、杨太阳……庞薰栗刚从巴黎回来，是一位非常有理想、有创造意识、有实力的艺术家。他多方面的文艺修养、仪表和谈吐极富吸引力。郁风加入了他们的群体之后一定天天充实至极、快乐至极，艺术上阔大了眼界，也受了不少启发。
       不过我想，纯粹的艺术固然大有搞头，但对于郁风这位坐不住的大家闺秀肯定不能满足。不知什么机缘，她混上了张光宇、叶浅予为首的漫画界那一个凝聚生动的梁山水泊。
       当时这一帮人都不算老，在《时代漫画》和《上海漫画》杂志为中心的圈子里，艺术表现上模仿着外国漫画，而以批评时弊为己任。成员天才横溢，大多是出身于底层社会之失学青年，张乐平、叶浅予画广告，张文元画民间油漆马桶澡盆。至如陆志庠念过苏州美专，郁风之念过中大美术系，叶浅予念过短时期的光华大学，蔡若虹念过上海美专，那简直是正统中之正统，凤毛麟角之凤毛麟角了。
       这一群横空出世风格各异的漫画家使出的招数，既非任伯年吴昌硕的门墙，当然更不是徐悲鸿和刘海粟的庙堂。倒是跟鲁迅先生创导、关心的木刻艺术的命运走到一起。抗日战争一开始，进步的文化界流行了一个艺术概念：“漫、木”，指的就是漫画和木刻这两个紧贴着现实大义的艺术群体。
       漫画界当年由于前后的两个杂志《时代漫画》和《上海漫画》的性质和内容以及形式的生动活泼，加上进步的倾向性日益鲜明成熟，结识了各类型的朋友自是必然。文学界、电影界、音乐界、出版界、新闻界、戏剧界……这些背景给我们的郁风大姐提供全生涯驰骋的广场。于是她又玩起话剧来。
       她凭什么演《武则天》?一天的训练都没有。听老人说：“……还气宇轩昂，似模似样。”这跟演电影不一样。电影可以演一段拍一段，对话可以现学现改；活剧只要一上台，台词一气到底，出现闪失，爹妈也救不了你。看!不单没砸锅，还连场爆满。既然这样，这辈子做个大演员算了!不!腻了!搞妇女运动去!
       不知道哪辈子造的孽!居然结识也在上海搞妇女运动的江青。江青那时二十一岁，我们的郁大姐呢，十九。据回忆，两人的关系不错，某年某月分手的时候还依依不舍。“以前，她其实是挺好的……”就在几十年后坐牢出来，还聒不知险地夸那个“老同事”。命差点栽在她手上，简直白吃了几年秦城监狱的饭!
       对一切都不放在心上，连仇恨都不在意，也真够荒谬的。
       这倒有点渊明夫子读书不求正解的味道。她一辈子用的是“我对人好，人家当然也会对我好；我相信人，人家当然也会相信我”的处世哲学。不过说来也奇，就拿在三十年代里不少上海进步青年上延安来说，却是她“开”的“条子”。后来这些青年都成为顶呱呱的人物。她凭什么可以给人“开条子”?她“开”的“条子”，为什么党组织就会相信?她是党员吗?不是。据我所知，不单那时候不是党员，就连解放后几十年她在美术家协会多次申请入党都没有得到批准。而当年党的权威领导，就是她“开条子”的受益者之一。
       生活那么多姿多彩，时随事异，各有各的难
       处，反正我们的郁大姐的脑子也进不了那么多油盐。
       日本投降，八年抗战胜利，毛泽东和蒋介石的重庆国共谈判开始前的一个多月，江青就秘密到了重庆。四十多天来主要是由苗子郁风夫妇照拂陪同。表面上说是医牙，鬼晓得她来干什么?也可能真就是医牙，顺便满足一下阔别太久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从搞妇女运动的三十年代中期到重庆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两位“同事”将近十年多没见面了。一位是令世界震动的当今在野党第一夫人；另一位是足令国统区财政上下升媵的颇不区区的官太太，虽然门户各异，组织纪律规矩却早有默契，要不然上头怎么放心让重庆的这对当官夫妇来进行那么全面的照拂呢?
       从习俗上说，世界无分南北，女性相处和男性的交往大有区别。男性玩意杂沓，大多粗糙；缺乏性灵交融。女性天生性灵派，少豪言壮语，吃喝各付各的账，不存客气或愧容。派对集会上洗手间总结伙成帮，不用吆喝。除自己亲骨肉外，仇视所有年轻于自己的同类，总要在彼方全身各处，从头到脚，看出点劣迹来；眼光犀利，用词准确，既毒又狠；朋友家做客归来，品评刚吃过的菜肴，像现场抓住丈夫从不存在的外遇，历数罪孽直到半夜。好友见面，先谈衣料，再谈发型，接着是丈夫之无良，自己如何之委屈。与某人骂战，一来一往，最后以自己两句精确炮弹结束战斗，将对方碾于脚下……
       四十多天的接触，不少这类私房话的交流和抒怀是既可能而又必要的。当然还有满盈诗意的往日男友，切不断的余情袅袅……几十年来，我们的郁风大姐正陶醉于这种友谊的升华之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江青“同志”想起了上海时期的一些事情，又想起了重庆的一些事情，觉得不太对头了。有碍于自己的高大形象，也歪曲将要辉煌发展的历史形象，最可靠的办法是马上销毁三十年代上海时期的死材料和活材料，北京的活材料就是苗子、郁风夫妇。
       你们俩岂不是自寻灾祸?四十多天朝夕相处，耳朵灌进的知心话，岂是随便听得的?你们会说坚决保密(这几十年我就没有听你们吐露过半句)，这有屁用!你听了，就是有罪!她后起悔来，罪就罩上脑壳，那是来不及讲理由的。认了罢?不认也七年半。
       幸好郁风练就了一身功夫，同牢房的牢头老大要给她点颜色看没有得逞，胜利地、雄赳赳、气昂昂地度过了不平常的七年半。但是，人生有几个七年半?
       其实我觉得江青这人的确不单可恨也十足可怜。年轻时候的荒唐算什么鸟事?弄几个男人，嫁三两个丈夫，岂不正说明妇女的自由解放的标兵正是她?何况最后有这么一个辉煌的归宿。这毫不值得后怕，更无必要进行毁尸灭迹的掩盖。然而她怕，怕她自认为羞耻的那段历史。这点都想不到，别说赶玉堂春，连潘金莲的胆子都够不上!她的思想基础好封建，好下作!
       解放后老朋友仍然常有来往，全国性的会上见面欢谈，邀约到家里吃个便饭，交情是温暖的。随后由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隐隐约约感觉到江青影子的晃动，接着是影子变成真身，原来老友的关系也就疏离了。千百年“老朋友”的历史原就是这么写的。
       苗子郁风兄嫂从来就浸润过、见识过这种历史知识，联系以后的遭遇，自然就不夸耀也不遗憾了。
       江青可不这样。她的一生是怨毒的一生。她的所谓爱情生活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阶梯计划。细心的人们稍微梳理一下她全部的爱情和婚姻历程，便明白其中无一不带着明确的目的性和野心顺序。她像意大利母毒囊蛛对待公囊蛛一样，是配偶同时又是食物。一个三流演员向上爬的艰辛，费尽了心机，也憔悴了情感。她既要笑脸迎接男人，更从心底仇恨男人，一个个的失落，上海滩与她，彼此都丧失了信心。恨透了当年冷落她的党的领导“四条汉子”和导演以及同行，忘不了抢去她角色的王莹，看不起对她毫无贡献的丈夫，在锦江饭店董竹君先生办公室摔碗摔瓶大吵大闹，给了些盘缠，上延安去者!
       郁风大姐跟江青可不一样，她只玩着三样东西：快乐地跟着进步队伍走，有机会就演演戏，得空就画画画，跟漫画界的小伙子们玩在一起。她从未想过向上爬，爬到哪里去?有何好爬?她也没有人好恨，更谈不上有人恨她。她说话不打稿随便冲撞人，人家狠狠地给了她两句也不记仇。过的是一种胎儿思维生活，既不思前，也不顾后，悠哉悠哉，匆匆忙忙地活了九十二岁。
       毛姆写的一个短篇小说：肺病疗养院里，一人住楼上，一人住楼下，楼下的拉小提琴，楼上的从窗口伸脖子出来喝倒彩，一上一下，天天吵，天天闹。楼上的人死了，楼下的人再也不拉琴了。人问为什么?楼下的人说，没人吵，没意思了。我很像楼下那个拉琴的人，自从郁风老姐逝世以来，放下了好多曲子不再拉了。很是空虚寂寞，很是想她。总觉得这个世界应该对她好些。
       人生在世，后悔是狗屁!你早干什么去了?
       上世纪四十年代到今天，我们的交往六十多年了。总算接近忧乐同赏、冷暖与共的水平。有点好听的音乐，好看的画册，好吃的东西，可亲的朋友，都马上想到邀约他俩来一齐相聚。
       他俩的脾气很不一样。苗子表面好好先生，实质是个人格严肃、情理分明的君子；郁风大妈越老越噜嗦，分不清何是正经何是玩笑；连笑话都听得张冠李戴，理不顺章法。忘性重，偏说记性好；正式回答时，她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会问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有时也会耍点令人啼笑皆非的小聪明。一次大伙儿到日本去看樱花，有日本朋友陪着，约莫十一二人。她那时脚力雄健，我带着孩子们和她走在前面，苗子和梅溪等日本朋友走在后面，大家上山又下山，下山又上山，一直在樱花底下漫步。下坡处她指着左手路边一棵正发芽的大树说：
       “这株樱花树还没开花。”
       我说不是樱花。
       “咦!怎么不是樱花?你看那花苞!”她说。
       我说，樱花树皮像桃树皮，是横着长的，一圈一圈。这可能是榆树。也不像是花苞，是嫩叶苞。
       她回身迎着后面的人往上走，不一会又追上了我们。
       请猜猜她对我们说了什么????
       “对罢?对罢?他们都说不是樱花，你们还说是樱花?”
       我傻了几秒钟，除了向她致敬之外没有再说一句话……
       用这种方式对待我们一点危险也没有，只是纳闷她是如何闯过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审查这一关的。
       说这个人充满童心可一点都不假。连辩论都搞意识流……
       她的一生全沉浸在花非花雾非雾、胎儿思维之中。
       一次大家在威尼斯，住在讲究的旅馆里。在室外搭有帆布凉篷的、宽阔的码头餐厅早餐。座位高出海面不足一米，有轻微的拍岸声伴着“贡多拉”上的晨歌，郁风说想了一晚小时候黎锦晖编的儿童小歌剧《月明之夜》中的四句歌词：“……爱唱歌的鸟，爱说话的人，都一起睡着了”，那头一句是什么?睁着眼睛到天亮，就是想不出来……
       “对，对，对，我也唱过，等我来想想。”我顺着倒流时光搜寻散失的调子，“唉!七十多年的声音，拉不回来了……”
       拉不回来就拉不回来，想也没用。
       郁风要上街买东西，我们继续吃早餐。
       不到十分钟，郁风笑弯了腰走回来了：
       “哈!哈!哈!半路上给我想到了，‘爱奏乐的虫’，‘爱奏乐的虫’，好了，好了!我还要上街买东西，我走了!我走了!”
       这就是郁风，八十多岁的郁风，一肚子储存尽是这些天真东西的郁风，谁怎么忍心把她关在秦城监狱七年半呢?
       人间的快乐不是跪着求来的。
       剪掉了翅膀，那还算什么鸟?
       快乐既不论贫富，也不论年纪老……
       一切郁风的时代都过去了。即使最艰辛的岁月也没见她哭过，有一次大家偶然地谈到被打成右派的英雄戴浩，她忽然严肃起来，“我一生最对不起的是孙玫，那时她那么小，才二十二岁，抱着两个月大的孩子……”她哭了。
       她像地母为那个时代悲伤，而忘了自己满身伤痕。
       二○○七年九月十三日于万荷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