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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的创新是非常不容易的事，特别对我们人文学科来说，尤其不容易。人文学科研究的前提是积累，没有相当的积累，根本不能进入研究阶段，即使进入了研究阶段，也仍然要不断积累。我们的前辈学者有童子功，中西学术的功夫非常厚实，他们之中才有“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物。清末、民国时期，此类学者一般是通过庭训、私塾、乡塾打下了“小学”(古文字学)与四书五经的基础，又到教会学校打下了西文的基础，或受到彼时的大学教育，或留学西方，经受过严格的训练；功夫较深，有学问根底，又潜心教书，通过教书加深理解，发现问题，所谓“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于是才有所创见。汤用彤先生能同时开三门课，一门魏晋玄学与佛学，一门印度哲学，一门西方唯理沦与经验论，在此基础上的二三种著作乃传世之作，当然他很谨慎，在世时尚不肯把唯理沦与经验论的讲稿公开出版。汤先生之学问修养，今人无法望其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