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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收获》2006年第6期“亲历历史”栏目撰写的《我所经历的1976》发表后，许多看过文章的朋友和并不认识的读者纷纷来电话、发短信、写E－mail，反应之强烈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一位小我近两轮，在我看来肯定应该对“超女”“粉丝”等前卫、时尚的东西更感兴趣的媒体人看了文章深夜来电，说：袁敏，太震撼了!你应该放下你现在手中正在干的一切，不要编杂志了，也不要做会馆了，你现在就应该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把那段历史，那一拔年轻人完完整整写出来!
       那一夜，我通宵失眠。我想这位媒体人之所以会觉得震撼，不是因为我的文章，而是因为那段历史和书写那段历史的人。我原以为，尘封了三十年的那段历史今天没有人会再关心、再激动、再感兴趣，我重新打开记忆的窗口，完全是出于一个亲历这段历史的当事人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现在我明白，这不仅仅是责任，更是追寻一种久违的精神。当今天的人们越来越多地沉浸在金钱、名利、权贵、肉欲等等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中时，这一种久违的精神便更显现出脱俗、高洁、厚重、大气、慷慨激昂。我在写与此相关的文字时，发现自己对这种精神从骨子里充满了沉醉和迷恋，还有一种无以表述的景仰。而让我更加有冲动和激情去追寻这段历史和这种精神的，恰恰是在我看来对现实狂恋对历史厌倦的年轻人对我写下的久远的人和事那种发自内心的喜爱和好奇。
       这是我下决心重返1976的由来。
       醉白楼里的回忆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开始的。
       而我对醉白楼的选择则是基于一个“醉”字，我历来相信“酒后吐真言”。三十年的沧桑足以掩埋厚厚的历史，三十年的人生也是以淡漠辛酸的往事，要让一帮皱纹已爬上眼角，自发已悄然滋生的中年人和我一起打开尘封的记忆，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三十年后重新聚首，举杯其饮，一醉方休，却是接到我邀约电话的每一个当事人共同的愿望。
       为了这次聚首，我特意找出了我哥哥一直珍藏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七个同学少年个个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清朝的眉宇间有一种久违的明净。看着这张照片，我仿佛觉得周围的一切污垢都会远远退去。七个同学中有五位是“总理遗言”案的当事人，我不知道经过三十年的世事沧桑，当年这些阳光帅气的小伙子们如今会是什么模样?
       醉白楼座落在杭州最美的一角茅家埠的绿荫丛中，虽然它那古色古香的装潢和服务小姐略嫌俗气的打扮不太合我的心意，但它远离闹市的那种幽静和不事张扬的洽谈却让我对它情有独钟。
       夜幕降临时，我所邀请的客人们陆续走进了醉白楼，他们都是下了班以后从各行各自的单位赶过来的，他们都已人到中年，脸上带着公家人掩饰不住的疲惫，开始发福的身材和鬓角滋生的白发让你不得不感叹岁月这把刻刀的无情，在他们身上你几乎已经找不到照片上那些青春少年当年的影子。
       那一夜一共到了七个人；我哥哥瓜子；退休中学老师毛宁；当年和我哥哥一起关在北京监狱的阿斗；“总理遗言”案被抓者中年龄最小的晨光；那次和最终诞生“总理遗言”密切相关的“狗肉聚会”的始作俑者大耳朵；真正的“总理遗言”制造者蛐蛐儿的前女友J；还有这次聚会的发起人我。我最最遗憾的是我姐姐晓燕和“总理遗言”的第一当事人蛐蛐儿的缺席，晓燕那天晚上另有公干，无法请假，面蛐蛐儿目前的身体状况尚无法来参加这次聚会。虽然之前我和哥哥曾商量是否用车去接他，然后连人带轮椅一块儿抬上来，但斟酌再三，我们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因为我们实在无法把握这样的聚会给蛐蛐儿会带来什么样的的冲击和刺激，他目前的生活虽然简陋但是平静，这对一个病人应该说是比较适合的状态，假如我们的聚会又在他心中凿开大洞，掀起滔天巨浪，那对他的身体会不会造成不良影响谁也能预料。
       大家坚持不要红洒和白酒，一致说只喝清凉沁脾的啤酒。但我注意到，他们连啤酒也喝得不多，菜吃得更少，醉是根小小可能的，每一个人都清醒异常，但这并不妨碍大家打开回忆的的闸门。没有铺垫，没有过渡，尤其须引导和提醒，忆起1976年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几乎每一个人都滔滔不绝。尽管那天我带了录音机和采访本，但我终究没有拿出来，我觉得在那样的场合，自己无法只做一个冷静旁观的笔者，因为当年我也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他们讲述的每一句话，每一段回忆，郜点燃起我血液中偃熄了多年的火苗，让我全身心热血奔流，我在这一瞬间深深体会到：1976年那段岁月已刻骨铭心地嵌入我的生命，无论这段岁月走得多么久远，只要有一根火柴轻轻一擦，熊熊的烈焰就燃烧起来了。
       1976年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总理遗言”最终酿成了公安部发文件追查的重大政治案件，这一案件涉及七个家庭，关押要犯十二人，受此案牵连而遭传讯和被追查者无数。直接涉案成员可分为三部分：北京组、临安组、留守组。北京组关押了核心案犯七人：遗言制造者、杭州汽轮机厂青年工人李君旭(蛐蛐儿)；蛐蛐儿的父亲，杭州市第一医院院长李伯伯；我哥哥，杭州半山发电厂青年工人瓜子(我哥哥的绰号)；我姐姐，杭州炼油厂青年工人晓燕；我父亲，“文革”中被打倒、后又被解放但仍赋闲在家的老干部；浙江江山某军工企业职工阿斗；阿斗的父亲，“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资派”，一度出来工作，后又靠边站的老干部刘叔叔。临安组关押了涉案人员五人：阿斗的妈妈，浙江大学的干部许阿姨；我哥哥的同学，当时刚从农村抽调回城的大耳朵；父亲曾任团省委书记，被大家当作小弟弟的晨光；比我哥哥他们要大七八岁，但不知为何也进入了这个圈子的中学体育老师毛宁；蛐蛐儿前女友的父亲，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王叔叔。而留守组则是我们这些虽然没有被抓进去，但也遭到公安部门软禁和反复传讯的家属，有我，我母亲；阿斗的妹妹小利，弟弟小亮；蛐蛐儿的母亲；蛐蛐儿的前女友；晨光的姐姐；毛宁的妻子张老师和其三岁的女儿妞妞。
       那天来醉白楼参加聚会的有北京组两位，临安组三位，留守组两位。得知我写了一篇《我所经历的1976》在《收获》发表，大家都很兴奋，看得出来，他们还是希望今天的人们了解那段历史，不要忘记那段历史。尤其是大家说到了已经去世的蛐蛐儿的父亲李伯伯，阿斗的父亲刘叔叔，说到涉案还活着的老人现在都已八十多岁了，不免沉重和唏嘘，更感到抢救这段历史的重要性。我说我就是为了这个约大家来的，我们每一个当事人都有这个责任。他们说，你不用说责任，这是我们大家自己的事情，多少媒体想要采访，我们都拒绝了，为什么?我们怕把事情写走样了，这是写历史，不是写故事!你来写最合适了，因为你也是当事人，你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
       那天大家最后还是喝掉了十几瓶啤酒，七嘴八舌地说了1976年“总理遗言”案前后的许许多多事情。他们一个个眉飞色舞神采飞扬，眼睛里闪现出的光亮一扫身上的倦意和公家人在公开场合大多会有的矜持，那种小年轻才会有的激情和活力荡漾在他们的眉角眼梢。那样
       的激情和活力进射出来的光彩让我好像又看到了那种久违的青春的影子。他们的述说往往是交叉的，你争我抢的，有时候三四个人叠在一起说，嗓门一个比一个大，我根本不知道听谁的好，但我没有打断他们，我也没有要求他们一个个说，我知道他们憋得太久了，每一个人都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我静静地听着，我的脑子显然跟不上他们说话的速度，我也不指望在这种场合能记下他们讲述的每一个细节，但我还是在他们喷涌而出的叙述中渐渐理清了自己的思路。我决定我的第二篇文章就从“临安组”的成员开始写起，因为在醉白楼的酒桌上话最多和话最少的毛宁和大耳朵都是临安组的，他俩一个高门大嗓，一个沉默寡言；毛宁生气勃勃，已是退休的人却有着像小伙子一样的体魄和神气；大耳朵小毛宁七八岁，却两鬓斑白，神情落寞。这种鲜明的对比给了我一个让人好奇的悬念，而悬念往往能让人产生探究的欲望。
       醉白楼酒酣人散时，我留下了每一个人的手机号码，并和他们约定，找一个时间一起去临安的天目山，去那幢掩映在西天目的深山老林中，关押了“总理遗言”案五个要犯的“留椿屋”，寻觅1976年的风雨烟云。
       然而，这个约定很长时间没有成行。这些当年曾是“文革”中共和国头号大案中的要犯们，现在几乎个个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担负着一定的领导职务，他们都很忙，不是这个公务就是那个出差。从盛夏到深秋，从满目翠绿到遍地金黄，人还是凑不齐。等到杭城落下了透出肃杀之意的潇潇冷雨，我终于决定不等了。我给阿斗打电话，我说我希望立刻去西天目，我的第二篇关于“总理遗言”案的稿子是写临安组的，我必须从关押临安组所有成员的“留椿屋”写起。阿斗在电话里迟疑了一下，他告诉我他第二天就要去住院了。我有些吃惊，问他生什么病了，阿斗说，他身体一直有几个指标不太好，除了已经明确的类风湿关节炎、高血压、糖尿病以外，还有一个很要命的指标偏高。医院一直没有床位，现在刚刚通知他有床位了，他得住院检查。我听了心里又难受又发慌，我想起我姐姐曾对我说过，我们这些人住在监狱里时精神备受折磨，免疫功能都被破坏了，出来时一个个看着和平常人没什么两样，实际上五脏六腑都被损伤了。当时听姐姐说这话我并没有太在意，现在看来姐姐这话不是随便说的。蛐蛐儿终日与轮椅为伴，基本是个废人；我哥哥在而立之年患了一场凶险的大病，差点阴阳两隔；我姐姐心脏、肠胃也总有事儿，没有因此影响工作，那是这代人大多具备的责任和毅力。现在阿斗又……我问阿斗那怎么办?阿斗说，你别着急，我让晨光来组织。我说那你还能去吗?虽然阿斗不是临安组的，但平时他也很忙，要采访他很不容易，我很希望他能去。阿斗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三秒钟后说，我去，我向医院请假。
       最后成行的是五个人：我、阿斗、毛宁、晨光、大耳朵。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雨下个不停，第二天的天气预报仍有中雨。我很担心天气作梗，行程生变，辗转一宿，祈求上苍。因为我总觉得许多事情常常是在不经意中一拖就拖黄了。
       老天保佑，第二天虽然依旧云雾压顶，但雨霁天清。一辆深灰色的子弹头面包车载着我们一行五人向西天目进发。
       车出杭城，进入余杭地界，公路两旁的秀色就扑面而来。等过了临安收费口，天目山脉便逶迤映入眼帘。墨绿、金黄、深红、棕褐，油画一般的色彩将天目山妆点得美不胜收。
       我说：你们关在这么美丽的地方真是浪漫啊!
       坐在车尾的晨光大声说：是啊!我们当时从关了两个多月的市公安局出来被押送上天目山，一路看风景，好像不是去坐牢，而是去旅游。
       岁数最大的毛宁撇撇嘴不以为然：我可没有这样浪漫的心情，我们是犯人，是去坐牢，我在里面就是想老婆，想女儿，都快想疯了!
       我注意到阿斗和大耳朵一路上没怎么说话，阿斗是关押在北京的，我猜测他也许触景生情，想起了当年关在北京的岁月；可大耳朵为什么旧地重游，却如此沉默寡言呢?
       车过藻溪镇时，我明显地感觉到车上每一个人脸上的神情都凝重起来。毛宁告诉我，进人藻溪，天目山就触手可摸了。
       西天目山古称“浮玉”、“天眼”，又名“西峰”、“西山”，素有“浙江诸山之祖”的美誉。这里古木参天，修竹蔽日，奇石嶙峋，谷幽泉清。诸峰之下，有青龙、白虎两山对峙。“留椿屋”就坐落在青龙山南麓。与西天目大名鼎鼎的“禅源寺”相距不远。来此之前，我听说这幢貌不惊人的小楼曾是三十年代著名电影皇后胡蝶的别墅，当年同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等曾和胡蝶在这里幽会。来此之后才知道这传说有误。事实上，这幢别墅是上海怡和洋行的小开潘志铨为其父潘澄波颐养天年，于1936年向禅源寺租地营建的。门前石碑上“留椿屋”的题字乃是清末榜眼朱汝珍的手书。胡蝶当年拍电影《桃园春梦》时，这里的确是外景地，胡蝶也确曾下榻留椿屋，至于她是否真的在这里和戴笠幽会，那就不得而知了。倒是另有两位大人物先后在留椿屋住过，一一位是蒋介石，另一位是周恩来。
       我不知道历史的恰巧是否隐含着冥冥的天意。当年，作为中共中华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主席、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为敦促国民党浙汀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积极抗口，曾专程从重庆来浙江．1939年3月22口，周恩来到两天目，下榻留椿屋，当天晚上就与黄绍竑会晤，共商国事。第二天，黄绍竑在留椿屋会客室主持召开浙西行署军政要员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做了团结抗日的重要讲话。周恩来此行时间虽短，却巩固和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使两天日一度成为浙江抗日救亡的中心。
       多少年以后，已经长眠于地下的周恩来恐怕不会想到，有一群热爱他、景仰他的热血青年和他们的父母，因为痛恨和反对迫害他、残害国家人民的“四人帮”而被抓捕关押，其有五个人就囚禁在留椿屋。
       现在回想起来，曾经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叱咤风云，又身为共和国堂堂总理的周恩来，在那场生死存亡的政治路线斗争中，却也有着旁人无法想象和理解的无奈。在自己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时，周总理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其实是充满了忧虑的。1975年9月7日，在北京城内北海两岸边一座不引人注目的灰色楼房里(周总理病重以后一直移居在这里，这儿临时做了他的医院，又是他工作和会客的地方)，病情已经十分严重的周总理从病床上起来，撑着虚弱的身子，在这里接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接见国际友人。周总理当时说的第一句话让所有在场的人都震惊不已：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虽然周总理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不无欣慰地告诉罗共中央书记维尔德茨：现在，我们的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周总理所说的副总理指的就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但当接见完毕，总理应身边的工作人员请求和大家一起合完影后，谁也没有料到，总理竟一反常态，意味深长地说：希望你们以后在我脸上打叉。这句看似调侃的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情都沉重起来。周总
       理对邓小平的允分信任和对中同在他离去以后会走向何方的巨大担忧，在这一次外事活动中表露无遗。
       以后的事实证明，周总理的担忧并不是杞人忧灭，而是他作为一个有丰富革命历史斗争经验的政治家，面对党内那些急于篡党夺权的阴谋家所产生的某种预感。果然，周总理尚在病榻弥留之际，一系列再揪走资派的言论又开始甚嚣尘上。
       “现在到处有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复辟派。这些人，也就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那些民主派!”
       “现存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礼会里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存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就是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
       “党内资产阶级在党内形成一股势力，从广度上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
       “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根又粗又长的黑线。”
       无怪乎人们对1976年寒冬里周总理的辞世会产生如此巨大的悲怆；无怪乎群众后米会自发地走上街头，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哀悼这佗革命一世两袖清风的伟人；更无怪乎成千上万的普通老百姓会群情激愤，对迫害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王张汀姚进行了公开的斗争。
       留椿屋作为1939年和1976年历史风云的见证，让两个相距遥远的时代因为它而发生了某种勾连。
       当留椿屋真正展现存我而前时，我惊讶于它的素朴和简陋。这是一幢面积大约在三四百平米的石木结构的两层小楼，墙围用大块的山石牟就，小青瓦的屋顶，小小条的地板，虽然设壁炉，配有专用厨房、餐厅、会客厅，水、电、卫生设施一应俱全，但相比我想象中住过蒋介石、周恩来、胡蝶这样的大人物的寓所，还是显得不够气派。我注意到留椿屋所有房问的窗户外面都是铸铁的窗栅栏，这使得这幢虽然素朴却仍然漂亮的小楼，微微露出当年曾经囚禁过犯人的阴森寒意。我问陪同我们来留椿屋的天目山管理局局长，这些铸铁的窗栅栏是别墅原有的装置还是后来加上的?局长很年轻，他并不知道1976年发生存留椿屋里的政治风云，自然他也无法回答铸铁的窗栅栏的由来。
       毛宁和晨光一到留椿屋就直奔二楼寻找各自当年被关押的房间。我拿出来之前毛宁为我画的一张牢房分布图，对照实地场景一间一间地看，一间一间地拍照，一间一间地寻找当年可能遗留的蛛丝马迹。我发现毛宁的记忆力和方位感是惊人的准确，他事先给我画的各个房间的位置和现场几乎一模一样，可见当年关押他们的留椿屋已深深地刻印在毛宁的生命里，永远也抹不去。
       我曾经去过《红岩》中描叙的白公馆、渣滓洞，我也去过上饶集中营，那样的监狱是一目了然的，血腥和残酷会从每一丝墙缝和每一坯泥土中钻出来，向你讲述革命先烈的英勇故事，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阵营壁垒分明，每一个时刻准备慷慨就义的坐牢者都有一种共产主义信念的支撑和一种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会实现的期盼。然而，1976年关押在留椿屋的每一个犯人从头至尾感到困惑的是：谁把他们抓来?谁将他们关押?他们五个人中间，有两个是共产党的十部——许阿姨和王叔叔，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有两个是共产党人的后代——毛宁和晨光，他们的父母都足跟着共产党出生入死的老革命；唯一的平民子弟大耳朵，爸爸妈妈也都是对党绝无二心的普通老百姓。然而，他们坐牢了。虽然留椿屋不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监狱，但是，荷枪实弹看管他们的战士；丧失自由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羁押；每天都要面对的凶神恶煞般的审讯，这一切都明明白白告诉他们：他们坐牢了，留椿屋就是关押他们的牢房。
       我仔细地看了留椿屋楼上楼下的每一个房间，楼下最大的一间是会客室，据说就是当年关押这批犯人时的审讯室。这是一间大约二十多平米的长方形的房间，进门左侧有一座壁炉，炉台上摆放着周恩来三十年代来留椿屋时身着戎装英俊挺拔的黑白照片，周总理炯炯有神的双眼仿佛穿过历史的烟云向我们投来亲切的目光，但这亲切的目光此时却似乎不能拂去我身上骤起的寒意。我不知道是我们去的那天天气阴晦，还是窗外遮天蔽日的大树挡住了光亮，会客室里阴气森森。会客室旁边有几间屋子。当年是看押他们五个犯人的战士住的房间。
       会客室门正对着楼梯，楼梯拐弯处是一间大约只有三四平米见方的小屋。小屋背阴，终日不见阳光。晨光告诉我，这就是当年关押他的房间，小屋只能放进一张小床，一张小桌，一把椅子。小床小桌和椅子之外，进门拐角处放了一只马桶，那是让晨光方便的地方。一天二十四小时，吃喝拉撒睡，晨光都是蜷缩着身子在这样一块弹丸之地解决问题，伸胳膊伸腿都很困难，转个身都会磕着碰着。
       我看着晨光一米七几的个儿，问他，你那么高的个子，一天到晚呆在这个小屋里动也动不了，怎么熬过来的呀?
       晨光指给我看小屋门对着的墙上一扇小小的带玻璃的钢窗，这扇窗不能打开，只能向外朝上推起大约二十公分。晨光说，就是这窄窄长长的二十公分缝隙里钻进来的毛竹的清冽的气息救了他，他从这种气息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搏动。晨光的心和层层叠叠的绿色竹子融合在了一起，他每天必做的功课就是在窗前透过这条缝隙数毛竹，数毛竹上的每一片叶子，数叶子上的每一滴露珠。每天数出来的数都不一样，那就从头再数。做这样的功课需要很专注，稍一分心，长得分不清彼此的毛竹和竹叶就会在眼前幻化为一团绿雾，那就只好闭上眼睛休息一下，然后重新开始。
       上到二楼，才是关押这批犯人的主要场所。二楼一共四间屋子。朝南最大的一间屋子宽敞明亮，两扇大大的窗户像镶嵌了两幅山水油画的壁挂，使整个房间陡然生色。
       毛宁带着几分得意的神情对我说，1976年的夏天和秋天他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后来离开留椿屋时，他曾在这间房间的墙上题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将要被释放的激动心情。可惜毛宁当年的笔墨如今已不见一丝一毫的痕迹，被重新装修过的留椿屋，墙壁上全部贴了厚厚的色彩俗气的墙纸，我相信当初装修这些房间的人们在往墙上贴墙纸时，目光绝对不会在毛宁写下的笔墨上停留，历史的湮没有时候常常来自后人急于不断更新的热忱。我试图寻找墙纸的接缝处是否会留下一丝裂纹，但一无所获。墙纸掩埋下的诗文恐怕只能和那段久远的历史一起浅吟低唱，感时伤怀了。
       毛宁还告诉我，楼梯上来左侧西南向的那间屋子是囚禁大耳朵的房间，东南向那间狭长的屋子则是关押阿斗妈妈许阿姨的地方。许阿姨和阿斗爸爸刘叔叔当年在家中被抓后，先是都关在米市巷监狱，刘叔叔和我哥我爸我姐等一行七人被公安部押送北京后不久，许阿姨就被转移到留椿屋来了。我发现关押许阿姨的房间和隔壁一间房间其实是连通的套间，中间隔着一个厕所，厕所两边都有门，通向两边的房间。厕所通往另一个房间的门早被钉死了，那个房间里关押的就是蛐蛐儿的前女友J的父亲王叔叔。毛宁说，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许阿姨每
       天都会在她的房间里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每次带她到楼下会客厅去审问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许阿姨都会在穿过走廊和走下楼梯时弄出很响的动静，他猜想许阿姨是想以此引起关在这里的其他犯人的注意，寻找时机弄清楚身边难友的身份，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和自己有某种联系。因为通往厕所的门被钉死了，王叔叔是要到毛宁房间来上厕所的，虽然站岗的警卫总会提前采取措施，不让他们互相照面，但毛宁还是从王叔叔的脚步声、叹气声和呼吸声中慢慢熟悉了这位应该是父亲一样的长辈。
       我始终没有想明白当年关押在留椿屋的五个人中间为什么毛宁规格最高，待遇最好，一个人住着朝南的最大的房间。论年龄他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论身份他不是最高也不是最低；若硬要寻根究底，在我看来只有一种勉强说得过去的解释，那就是：他是“总理遗言”案最最外围的成员。
       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体育老师，年龄要比我哥他们大七八岁，既不是同学，也算不上哥们，后来被公安部门定性为“总理遗言反革命预谋会议”的“狗肉聚会”他压根儿就没有参加。唯一和我们连得上瓜葛的，是我母亲和他母亲战争年代曾在一起经历过共同的炮火，他母亲在战地保育院生下他时，我母亲就在旁边。由于这样的历史渊源，我们两家的孩子一直走得很近。
       毛宁家住的孝女路8号和我们家的菩提寺路蕙宜村1号只隔着一条弄堂，站在我们家的凉台上甚至可以看到毛宁家的某一扇窗口。
       是我哥哥将蛐蛐儿带到毛宁家去的。毛宁比他们要大得多，当时在我哥哥和蛐蛐儿眼里，毛宁总是穿着发黄的旧军衣，脚蹬一双那时候最时髦的灯心绒松紧带懒汉鞋，很神气，很成熟。更让蛐蛐儿总愿意和毛宁在一起的是，他认为毛宁很有本事。他会用刻刀在石头上刻毛主席头像，在木板上刻马恩列斯的头像；他会教蛐蛐儿寄信时在邮票上刷一层薄薄的糨糊，这样邮戳就会盖在糨糊上，然后把用过的邮票收回来泡在水里，邮戳就和糨糊一起泡掉了，邮票晾干后还可以再用；他给在东北插队的两个妹妹寄包裹邮费太贵，他会将红枣、肥皂、电池、月饼等物品用报纸裹卷成筒状，当印刷品寄。毛宁层出不穷的歪点子让蛐蛐儿对毛宁崇拜不已。
       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我、我哥哥、蛐蛐儿，我们都是杭州市天长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文革”初期我爸爸还没有被打倒，我和哥哥自然都是革命干部家庭的孩子，属于红五类子女，很自豪，很荣光。我们第一批加入了红卫兵，我哥哥还担任了红卫兵团团长。蛐蛐儿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这个成分在“文革”初期有点微妙。第一批红卫兵中没有蛐蛐儿的名字，这让他很沮丧了一阵。后来，我哥哥几次在讨论发展红卫兵新战士的会议上为蛐蛐儿和其他几个成分不好的同学说话，强调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没过多长时间，发展第二批红卫兵时，蛐蛐儿光荣入围。
       1967年初，蛐蛐儿容光焕发地来我们家，给我和我哥哥看一张16开的油印的《红小兵报》，上面有新闻，有通讯，有本报评论员文章，有读后感，甚至还有诗歌和散文，各种文体的文章五花八门，一份报纸像模像样。我和哥哥注意到，报纸上所有的文章几乎都是一个署名：小辣椒。我们问蛐蛐儿这份报纸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小辣椒”是谁?蛐蛐儿得意地一笑：我编的，文章也都是我写的。我问蛐蛐儿，那么这个小辣椒就是你喽?蛐蛐儿诡秘地点点头。我和哥哥有点不相信那张报纸真是蛐蛐儿的杰作，我们问他，那蜡纸是谁刻的呢?我和哥哥都知道蛐蛐儿的字像他的绰号一样曲里拐弯，根本没有这么漂亮。蛐蛐儿不好意思了，说，字是毛宁刻的，排版、油印也是毛宁干的。
       现在回想起来，蛐蛐儿从那个时候就表现出他的文学才华和创作天赋，一张《红小兵报》上的所有各类体裁的文章全是他一人撰写。毛宁告诉我，有时候排完版，文章不够，报纸开了天窗，蛐蛐儿会坐在一旁，咬着笔头皱着眉头想一会儿，然后大笔一挥，刷刷刷，不到几分钟，一篇补白的文章就写好了。
       蛐蛐儿和毛宁共同编印的《红小兵报》办了一期又一期，我哥哥也参与到其中。开始只是散发，后来还上街去卖，两分钱一张的报纸居然经常脱销，有的同学买报纸时会付一毛钱甚至两毛钱，并豪爽地说不用找了，实际上他们是对这张小小的报纸的支持。报纸卖的范围很广，影响很大，“小辣椒”的名字也迅速蹿红。那时候，杭州市各学校的红卫兵分成了两派，红一司和红i司，红一司的袖章是黑字，红三司的袖章是黄字。《红小兵报》作为红一司外围的一份小报，由于办得出色，在一司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心目中也很有分量，大家都知道《红小兵报》有个才子叫“小辣椒”。由于我哥哥的加入，毛宁和蛐蛐儿越干越起劲，他们用卖报纸的钱再去买纸张、油墨、钢板，报纸的版面也扩大了。蛐蛐儿俨然以《红小兵报》主编自居，文思泉涌，佳作迭出。在并肩办报的日子里，蛐蛐儿和毛宁的友谊也更进了一层。公安人员后来告诉毛宁，蛐蛐儿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多次提到毛宁，这恐怕是毛宁虽然不是我哥和蛐蛐儿他们这帮同学中的一员，却也锒铛入狱的重要原因。
       当我站在留椿屋朝南的最大的这间屋子里望着窗外重重叠叠的茂林修竹时，我觉得毛宁其实是幸运的，我甚至认为，假如毛宁没有经历这一段牢狱之灾，他的人生会顿失很多光彩。当年，周恩来、蒋介石、胡蝶都是住的这间朝南的大屋子，毛宁在不经意中和这些伟人、名人做了一次不见面的握手，无论这样的握手对毛宁的命运会不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刻骨铭心的记忆也足以让毛宁这辈子回味无穷。
       毛宁不仅完全认同我的想法，而且对我要求采访他，并希望他提供能够佐证当年历史的物件，表现出巨大的热情和积极的配合。我从中看到并感受到毛宁作为一个个体，那种非常阳光和健康的人生态度。
       毛宁的热情爽朗和他在醉白楼酒桌上的高谈阔论一以贯之。看得出来，为了这次约定的采访他提前做了认真细致的准备。
       他从一个墨绿色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从中抽出一沓纸头一张一张摊在桌上，其中有一份一看就是那个年头才会有的，钢板刻印的“总理遗言”。泛黄的纸张斑斑点点，上面用长方形的细圆字体刻印着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总理遗言”。我问毛宁，你怎么保存得那么好啊?这绝对可以成为珍贵的历史义物了。毛宁笑笑没说话，又拿出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个剪着童花头的小女孩和一位清秀文静截眼镜的年轻女人，照片上女孩和女人的表情有点木讷；另一张照片上除女孩和女人外，多了年轻俊朗的毛宁，很显然，有了男主人的三口之家，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两张照片的右下角分别用蓝墨水的钢笔写着：妞妞三岁(76年)；妞妞四岁(77年)。
       毛宁告诉我，女孩是他的女儿妞妞，女人自然是妞妞的妈妈了。从妞妞一岁开始，每年的7月13日妞妞生日这一天，他们一家三口都会去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留念，只有1976年7月13日这张照片是妞妞和妈妈两个人。妞妞曾
       经问妈妈：爸爸呢?爸爸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拍照片?妈妈当时回答说：爸爸到解放军那儿去了。妞妞问：到解放军那儿去就不要妞妞了吗?妈妈说：解放军住在很远很远的高山上，爸爸天天在高山上看妞妞呢!妞妞不说话了，因为在那个年代，解放军是光荣的象征，爸爸到解放军那儿去了，爸爸也是光荣的。听了妈妈的话妞妞幼小的心灵又踏实又满足，然而妈妈的心却一片冰凉，因为她不知道妞妞的爸爸因为什么被抓，也不知道他被火押在什么地方。
       那是1976年5月26日晚上，毛宁抱着刚两岁多的女儿妞妞去看望骨折住院的父亲。从医院出来时，天空中飘下了濛濛细雨。妞妞不肯回家，嚷嚷着要爸爸带她去玩。毛宁一看时间还早，就带妞妞到他从前的校友李兆强家串门去了。
       李兆强的母亲是浙江省妇女保健院的院长，他们家和我们家住在同一条弄常里。我们家住的小楼在5月10日这天就遭到了劫难，大动干戈的抄家持续了三天三夜，父亲、妞妞被从家中带走，从此杳无音讯。我至今不明白的是，同样抓人，又是同一个案子，为什么一前一后时隔半月，这实在不像公安局雷历风行的作风。
       毛宁正和李兆强闲聊，妞妞和李兆强的儿子在一起玩，这是一个和往常一样安静而温馨的晚上，毛宁压根儿就不会想到，就在这个晚上他会和女儿妞妞生生分开，而这一分开就是铁窗内外，自由和囚禁天地两隔。
       毛宁的爱人张老师几天前带着学生下乡学农劳动去了，只有一个小妹妹在家。大约晚上八点多钟，毛宁听到妹妹在院子里高声喊：哥哥!公安局的人找你。毛宁抱起妞妞就往外走，夜色中，毛宁看到妹妹身后站着一名公安人员，这名四十多岁的公安姓高，毛宁见过他，几天前，这名高公安曾在派…所的同志陪同下找过毛宁，反反复复问他见没见过“总理遗言”，在哪儿见的，从谁那儿得到的。毛宁当时也没当同事，胡乱回答了一通，以为这事就过去了，没想到这名高公安今天又找上门来。
       毛宁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眼睛一斜眼白朝上，问：什么事?
       高公安说：找你谈谈。
       走出弄堂口就是孝女路了，毛宁的家在左边，他下意识就往左边走，高公安拦住他说：女儿叫你妹妹抱，我们到前面去谈。高公安边说边推着毛宁往前边走。
       往前走到孝女路口，对面就是下城区委。高公安走在毛宁的左边，有意识地将他引导到一辆白色的伏尔加小轿车前。小轿车里已经坐着一名穿便服的公安人员，高公安叫毛宁上车坐在中间，自己紧跟着上车坐在毛宁的另一边。望着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把自己夹在中间的而无表情的公安人员，毛宁觉得事情似乎有点不对劲儿，他问：你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两名公安目视前方，谁也没有回答他。
       车子开到延安路拐弯，然后一直开到定安路杭州市公安局。他们将毛宁带到一间很大的值班室，里面有床。高公安对毛宁说，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朔望就出去了。
       毛宁是个性格开朗的人，虽然已经坐在公安局的值班室里，但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抓捕，他也没有想到自己从这一刻起已成为瓮中之鳖。
       十点多时，进来了好几个身穿穿便衣的公安人员，没个人都面无表情。其中一个公安人员向毛宁宣布：因“总理遗言”案，从现在开始对你进行保护性审查。当时既无书面文件，也没有让毛宁签字认可。
       毛宁一听这话就炸了，站起来就要往门外冲，嘴里嚷道：总理遗言案和我有什么关系?你们抓错人了吧?不行，我今天一定要回家，我女儿才两岁多，我爸住在医院里，我妹还小，我老婆在乡下农劳动，我不回家这一家老小怎么办?
       公安人员的嗓门也大了起来：起下：坐下!你要弄清楚你是在什么地方，这里是公安局!不是你想求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
       毛宁一下子就傻了，他看着面前一个个身穿便服，神情严肃的公安人员，心里意识到事情恐怕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
       当天晚上毛宁的家就被抄了。听毛宁的叙述，公安局抄他的家还算手下留情，他当时和父亲、妹妹都住在一起，但警察只抄了他和他老婆的房间。警察问毛宁有没有文字记载的东西，毛宁说我从小记日记，但我当班主任，有工作笔记警祭一听笔记眼睛就发亮，当下就抄走了毛宁当班主任的所有工作笔记，装了满满一网线袋。
       这一宿，毛宁彻夜未眠。第二天，审问开始了，审问的所有问题全部围绕“总理遗言”：你家中的“总理遗言”是从哪里来的?你最早是在何时何地看到“总理遗言”的?当时有何人在场?你又传给了什么人?毛宁说最痛苦的是要他会议从1月8号周总理逝世以后每一天干的事情。公安人员给了魔啊宁一本小台历，要他看着这个台历一天一天地会议。从l月8号开始，每会议清楚一天的所作所为，就用大头针在这一天的号码上戳一个眼。有时一个眼戳过去，他以为可以过关了，审问者又会突然冒出一个新问题从头再来，反复折腾后再戳上一个眼。当台历上的阿拉伯数字被一个个针眼戳得百孔千疮时，毛宁几乎有一种要崩溃的感觉。其实他根本记不起已经过去的日子里一天天的细枝未节，他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听到那种几月几号几点几分你在哪里在干什么与谁在一起有谁可以证明等等问题，他脑门上的大头痱子都要爆出来了。而且你曾经说过什么，或者在交代材料上写过什么，你一定要记清楚，审问的公安人员常常会在事隔三五天后突然挖出已经问过的问题重新问一遍，假如你的同答与以前的回答不相符，那么他们就会揪住不放，没完没了。
       牙膏挤到最后毛宁终于明白：面对恪尽职守的公安他只有实话实说才不会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他承认他是从蛐蛐儿手里第一次行到“总理遗言”的。他也承认上面开始追查“总理遗言”时，蛐蛐儿曾专门跑到他家，让他千万不要说“遗言”是从自己那里抄来的。
       多少年以后，当毛宁像叙述别人的故事一样讲着以往发生过的事情时，他带着自嘲的口吻对我说：我已不记得我们中间是谁说过这样的活——女的都是江琴，男的都是浦志高。这话虽然是调侃，说得也有些夸张，但我木讷现在回过头去看，你姐姐、你妈妈、阿斗妈妈、阿斗妹妹，确实一个比一个勇敢坚强，我们这些男人都不得不从心里佩服她们。在面时，我一直为自己最终承认是从蛐蛐儿手里看到“总理遗言”而感到内心不安，没想到出来时公安人员告诉我，当开始我还在天上地下胡诌死扛的时候，蛐蛐儿早就撂了。我的胡诌死扛其实毫无意义，5月7日，大耳朵、晨光被抓；5月9日，瓜子在上海被抓；5月13日，阿斗在江山被抓；5月26日，瓜子姐姐、爸爸，阿斗爸爸妈妈和我都在同一天被抓。
       一开始的时候对毛宁的看管还是比较松的，毛宁可以到公安局食堂去吃饭。毛宁在食堂里看到了晨光和大耳朵，虽然这时候毛宁并小认识他俩，但几天下来他们互相就感觉到，彼此应该是有关联的。食堂里有一个窗口是专门为他们开设的，尽管没有人告诉过他们这一点，但他们总是在买饭菜时相遇在这个窗口，而且
       除了他们三人以外，谁也不到这个窗口来买饭菜。当他们渐渐开始避开公安的目光，彼此试图用眼神交流某种信息时，这个窗口突然对他们关闭了。看守他们的战士不让毛宁再走出房间一步，饭也由战士打到房间里来吃了。毛宁曾借着上厕所的间隙在院子和走廊上四处环顾，却再也没有看到晨光和大耳朵的影子。
       他们再次相见，是在7月中旬的一天押送他们去西天目的路上，当时晨光单独坐一辆上海牌轿车，毛宁和大耳朵同坐一辆面包车，但其时每个人身旁都左右坐着公安人员，彼此根本不可能交谈。尽管如此，毛宁心里依然感觉到一种塌实，觉得自己并不是孤军奋战，至少知道还有人陪伴。而更让毛宁心生温暖的是，上西天目山前，公安人员第一次允许他老婆带着女儿妞妞来看他，老婆和妞妞看到他就哭，他一个七尺汉子面对自己最心爱的人也是泪流满面。临走时，老婆给毛宁留下了她和妞妞的一张合影，这张拍摄于1976年7月13日妞妞三岁生日的照片，因为没有了毛宁，妞妞和妈妈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尽管如此，这张小小的两寸照片还是给了毛宁生存下去的勇气，在两天目留椿屋关押的最难受的日子里，只要看一眼照片，想到外面还有亲人在等着自己，毛宁就觉得有了盼头。
       毛宁不愧是一个体育老师，他把这间关押自己的牢房变成了一个可以进行各种体育锻炼的训练场。他告诉自己，留椿屋虽然不是牢房，但我现在就是坐牢，我不能在有朝一日像真正刑满释放的犯人那样脸色苍白地出去，我得晒太阳，我出去时也得有健康的肤色和体魄。
       每天清晨，当太阳从东方升起，金色的阳光穿过铁栅栏投射进房间，毛宁就搬过椅子，面朝太阳，眯缝起双眼，享受着每一缕阳光。从日出东方，到夕阳西沉，太阳转到哪里，他的脸也跟着转向哪里，他脸上的每一寸肌肤总是洒满金辉，他身上的每一个汗毛孔都流淌着太阳的芬芳。
       他的房间里有四张床，毛宁在两床的靠背之间空出一尺见方的距离，用靠背的床架当双杠，练双臂屈伸运动，从开始的十下二十下，到后来的六十下八十下，甚至一百下。他手臂上的肌肉渐渐隆起，臂力越来越有劲，看管他们的毛排长和毛宁掰手腕，每次都是以毛排长失败而告终。
       毛宁还趴在地上做俯卧撑，一口气可做五六十个，常常做得大汗淋漓却毫不气喘。他在房间里散步，沿着墙根走出一个房间最长的路线，他用自己的脚丫子丈量出房间长多少，宽多少，然后测算自己每天散步多少公里，消耗多少能量。
       除了锻炼身体，陪伴毛宁度过每天漫长时光的就是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了，这是他们从市公安局转移到西天目留椿屋以后新增加的待遇。毛宁是个体育老师，他以往所有的快乐几1976年7月13日，妞妞的生日照片上，只有她和妈妈，爸爸毛宁第一次缺席乎全部来自于学校的操场。无论跑步还是踢球，无论跳高跳远还是双杠单杠，毛宁和他的学生在一起总能玩出无穷无尽的新花样，但要他坐下来静静地读书可并不是他的所长。然而，在留椿屋，生性好动的毛宁却似乎修炼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文化思想者。毛宁给我看了几本他关在留椿屋时读过的书，都是像砖头一样厚的大部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共四卷、《列宁选集》共四卷、《马克思传》，还有一本红塑料封皮袖珍的《毛泽东选集》。打开这些大厚砖头一般的书，我惊讶地看到，每一本书的几乎每一页都用铅笔、钢笔划满了道道，几乎每一页上都有蝇头小楷写下的批注，许多地方还有纸条夹页，每一张夹页上也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我还注意到许多段落旁打了五角星，有些地方加了惊叹号，而更让我惊叹的是几乎每一篇文章的后面都有这样的字：×月×日读完；×月×日重读完；可以想见，许多文章毛宁都是一读再读。我仔细看了这些日子，毛宁有时候一天可以读十几篇文章，那些密密麻麻的批注和心得几乎就是一篇篇漂亮的杂文和读书笔记，看这些文字，你不会相信这只是一个中学体育老师写下的读后感，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对历史对现实对政治对人生都有深沉思考的人在和遥远的伟人对话，或者说是一个遇到迷茫和困惑的后来者在向先辈哲人求教，希望书中的理论能为眼前的一切指点迷津。我猜想当时看管他们的战士都忽略了监督检查这些书本，他们一定想当然地认为，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洗刷这些青年人脑子最好的教材。倘若他们当时看到毛宁在书中写下的那些如匕首如投枪般的批注和杂感，他们肯定会心惊肉跳。毛宁最终和思想伟人们走得多近，我无法知道，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伟人们对历史进程的剖析和高瞻远瞩的言论，肯定给毛宁混沌的心扉开启了一扇透出光亮的窗户，让他对祖国未来的前途和自己的命运开始充满了信心。
       毛宁在自己珍藏的妞妞和她妈妈的那张照片背面写下了一首藏头藏尾诗：
       远离家
       住林中
       天天盼
       目望穿
       山遮眼
       告乡亲
       别友人
       留恋重
       椿芽见
       屋会面这首藏头藏尾诗每句诗的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连起来就是：
       远住天日山
       家中盼穿眼
       告别留椿屋
       亲人重见面
       毛宁还主动给我看了他一直珍藏的几件可以从中寻觅那段历史的物品：两个他自己亲手用天目山上的毛竹做的烟嘴，烟嘴下半部油亮光滑，烟嘴的圆孔雕刻得圆润细腻，上半部则刮去了光洁的竹皮露出了有原木般质感的底纹。一个上面刻着“难忘牌”76.5，另一个上面刻着“海棠牌香烟嘴”1976中国制造。还有一样东西是一把小巧玲珑的指甲剪刀，毛宁用竹子为尖利的剪刀头做了一个精巧的小套子，上面也刻着记录历史的字样：剪刀套 临安天目饭店留念七六、九、七。我想，假如有一天真的如已经远行的巴金先生所愿，建立“文革”博物馆，那么毛宁在留椿屋亲手制作并保留至今的这些东西，一定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而被收藏。
       哥哥的这几个同学中我最不熟的是大耳朵。因为蛐蛐儿、晨光和我都是邻居，我家的后晒台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蛐蛐儿家的尖顶阁楼，我们小时候玩抓抓儿和躲猫猫沽儿的游戏时，常从他家前门钻进后门钻出。晨光的家更是和我们家同住在菩提寺路蕙宜村里，这条弄堂很短，一共只有八个墙门。我们家1号，晨光家8号，一头一尾，站在门口互相都能打招呼。阿斗家住在离我们家也不远的学士坊，且父母相熟，彼此经常串门。也许因为都是干部子弟，有许多共同之处，大家比较容易说到一块玩到一块，自然而然地就聚在一起了。那时候，我们已经是杭州第十一中学的学生了。那阵子，学校里有两拨男生是很被女生瞩目的，一拨是春风得意，担任着红卫兵团大小职务的领袖人物，他们的父母大多是已经被“解放”结合进各级领导班子的干部；当然也有和国民党老子划清界限，大义灭亲的可教育好子女的典型，这些领袖人物在校园里呼啸而来，叱咤而去，十分威武张扬。他们口才极佳，演讲不用稿子，煽动性极强，走到哪里呼啦啦都会跟着一大帮同学，大有天之骄子横天下的气势。
       另一拨却显得沉寂冷峻，有一种莫名的深邃。他们的父母多是仍然被打倒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的“走资派”或“黑帮”。他们几乎总是蛰伏着，没有资格也没有机会抛头露面，但在私下的场合或小范围内，他们常常语出惊人，他们的身影走到哪里都会显现出一种强硬和坚实的姿态。两拨男生应该说都很优秀，长得帅，功课好，能力强，但他们在校园里的实际地位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这两拨截然不同的男生不仅让校园里的女生无形之中分成了两大阵营，就是男生队伍也在不自觉中悄然分化。我哥哥、阿斗、晨光、蛐蛐儿都属于后一拨男生，除了晨光父亲早年因公殉职，他也没有了可以给他风光的背景外，其余几个人的父亲还都关在牛棚里。在我的印象中，大耳朵当时好像并不在这两拨男生中间。事实上，大耳朵既不可能因父母而春风得意，也不至于因家庭而受到歧视，作为一个普通百姓的后代，他身上虽然没有需要背负的包袱，但也绝不可能拥有供其炫耀的资本。大耳朵相信，人生靠自己选择，他觉得结交什么样的朋友对自己来说至关重要。
       我曾经十分坦率地问过大耳朵，你为什么会和我哥哥他们走到一起的?那时候中学里年级班级的编排都流行部队建制，我哥哥是一连五排的，你在一连四排，阿斗在二连一排，蛐蛐儿好像是二连三排。那时候的排就是现在的班，你们分散在各个班级，按说也没有什么交往的契机呀?
       大耳朵沉默了很久才说，上中学那阵，同学中小团体很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你哥哥他们这拨人很正，很有头脑，思考的问题比较高比较大，身上也没有干部子弟的那种傲慢，我就是想和他们在一起，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层次，是和我的生活圈子里的人完全不一样的层次。
       我说，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正是你说的这种层次将你送进了监狱，假如你没有进入这个圈子，也许你根本就不会坐牢，你不后悔吗?我说这话时心里有点忐忑，因为我从毛宁、阿斗、晨光和我哥那儿早就听说了大耳朵在坐牢时曾经有过一次惊心动魄的举动，但他们每一个人说到这件事时都会闪烁其词，欲言又止。我不知道我这样毫无顾忌的提问是否会触动大耳朵久远的创痛，我心里真的是很没有把握。
       大耳朵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却给我讲了两件事情。
       有一次年级语文期终考试，作文的题目叫《起点和终点》，分散在各个班的蛐蛐儿、大耳朵和我哥哥瓜子，却在不同的教室里，在不同的老师的监考下，分别写出了题为《除夕》、《落潮》、《晚霞》的三篇作文，这三篇作文老师都批给了“优秀”，而且三个班的语文老师在互相不知情的情况下，不约而同都拿他们各自所在班学生的作文做了范文在班上表扬，结果大家发现蛐蛐儿、大耳朵和瓜子各自的作文虽然题目各异，内容也不尽相同，但无论行文格式还是语言风格彼此都很相像，但考试题目是闭卷的，他们也不可能事先商量。几个老师后来在办公室议论此事，得出的结论是：这几位同学有心灵感应，趣味相投。大耳朵有点得意地告诉我，很长时间里，他们的这三篇作文都被老师作为优秀范文留作教材。
       另一件事情是大耳朵中学毕业下乡插队。1975年，大耳朵由于表现优秀，被公社作为唯一的知青推荐给下乡来招工的单位，并参加了体检。就在他翘首以盼，以为马上可以回城时，他的招工名额却莫名其妙地被乡干部的孩子掉包了。大耳朵欲哭无泪，他一个平头百姓的孩子，能向谁喊冤哪?他只好给远在杭州的我哥哥和蛐蛐儿打电话，他当时并不指望我哥和蛐蛐儿能将此事咸鱼翻身，他只想向两位哥儿们倾吐一下心中的郁闷和冤屈。没想到我哥和蛐蛐儿接到电话的当天就一起去了市知青办反映问题，他们慷慨陈词，将大耳朵所在的公社为什么都是回乡知青而没有一个下乡知青被招工和毛主席的知青政策联系起来，和杜绝“推后门”的不正之风联系起来，让市知青办的人大跌眼镜。我哥哥和蛐蛐儿为大耳朵的事情还专门去找了省委组织部的王叔叔，诉说大耳朵的情况。几天以后，公社就派人将招工的表格送到了大耳朵的手里。后来大耳朵终于如愿上调回城。我哥哥和蛐蛐儿他们为大耳朵招工一事仗义执言的勇气和有理有节的力争，让大耳朵为自己能交上这样的朋友而庆幸。
       当我撰写这篇文章时，我义重新找出那张我哥哥和他那帮同学毕业后的第一次合影，我想看看大耳朵在照片上是什么模样。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照片上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只能看到一只耳朵，只有最边上的大耳朵长着两只十分醒目的招风耳。我想，大耳朵的绰号也许就是这样来的吧?
       从我后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在“总理遗言”案中，大耳朵好像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人物。且不说后来被公安部认定的炮制“总理遗言”的反革命预谋会议“狗肉聚会”是在大耳朵家举行的，狗肉也是大耳朵从乡下背回来的，单从公安人员查获的蛐蛐儿的数本日记本中看，大耳朵的名字出现的频率也是最高的。然而让我奇怪的是，这样一个看似核心人物的要犯却为何没有押送北京，而是和比较外向的毛宁、晨光他们一起关进了留椿屋?
       关于这一点，阿斗说他曾经从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揭批查”材料中看到过可以作为最有说服力的注解的内容：在一次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听取有关“总理遗言”案追查情况汇报的会议上，王洪文和张春桥分别做了指示，王洪文说：眼睛不要光是盯着面上的几个毛孩子，要挖出长胡子的老家伙!张春桥的指示更阴毒：儿子背后有老子，司机背后有首长。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这就难怪1976年5月，我爸爸、阿斗爸爸和蛐蛐儿爸爸在这样的指示下作为“长胡子的老家伙”和他们的儿女们一起被公安部押送北京时，没有“老家伙”背景的大耳朵却不在押解之列。然而，大耳朵的平民家庭出身虽然让他逃脱了更严酷的羁押，但与信奉“平平安安就是福”的普通老百姓的传统观念比较，大耳朵选择的让他觉得可以进入一个较高层次的朋友圈子显然还是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来两天目的一路上大耳朵心事重重的样子，让我不由地猜想他是否在旧地重游时怀想当年，有了一种青春不再的懊丧和失落?然而，等到看见留椿屋时，大耳朵一下子爆发出来的激动和怎么也按捺不住的兴奋，让我义觉得大耳朵也许从来就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留椿屋前面大片大片的山坡上铺满了金黄色的银杏叶，满地松针将褐色和金黄交错成一种忧伤的美丽。大耳朵丢下我们一个人向山坡下跑去，灵动的身手和敏捷的步子就像重新回到三十年前照片上那个有着一对可爱的招风耳的小伙子。
       看着大耳朵在山坡上欢快的身影和他在山脚下拼命挥手嗷嗷乱叫的模样，我有些纳闷他为何不直奔留椿屋里那间和他有过生死之交的牢房，而偏要和那些不着边际的大树小草缠绵不够呢?我哪里会想到，当留椿屋真正成了羁押大耳朵他们的囚笼的见证时，重新走近它，仍然需要聚集足够的勇气，毕竟这座因笼留在大耳朵记忆中的恐惧到现在想起来都会让他不寒而栗!
       后来被公安部定为炮制“总理遗言”反革命
       预谋会议的“狗肉聚会”，是于1976年2月5日，正月初六的那一天在大耳朵家举行的。现在杭州市最热闹的一带，庆舂路新华书店的原址本是一排类似于上海石库门一般的老墙门，那当年日本鬼子占领杭州时建造的官员府邸。大耳朵的家就在这里，延龄路延龄坊2卉14号。
       那一天，雨雪交加，冰寒彻骨。大耳朵从乡下背回来的那条狗已剁成大块在炉火上炖得香气扑鼻。我哥哥、阿斗、晨光、大耳朵都围坐在炉火旁。有肉还得有酒，那时候买酒是要用酒票的，大耳朵向他妈妈要来了所有的酒票，买了一军用水壶的黄酒。我哥哥说，这点酒不够的，阿斗和晨光就又出去买酒了。因为已经没有酒票，他们出去转了半天，买回来一种叫“於术酒”的瓶装药酒，当时大家谁也不知道这种酒产于何地，更不了解这酒价值几何，只是觉得这酒口感不错，喝进嘴里味道香醇，余味绵长。
       蛐蛐儿那天是最晚到的，进来时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眼圈红红的。他一直不说话，坐在角落里喝闷酒。
       现在回想起来，那次“狗肉聚会”，其实只有两个中心话题，一个是议论时局；一个是蛐蛐儿的失恋。
       时局的揪心是一目了然的。周总理逝世以后，人民群众对周总理喷涌而出的各种形式的悼念不仅寄托了大家对总理的哀思，更表达了对“四人帮”种种倒行逆施的愤慨。1月11日下午，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首都百万余人伫立在长安街两侧，等候周恩来的灵车驶过，为人民心中最敬爱的总理送行。寒风中，人们扶老携幼，臂佩黑纱，胸戴白花，含泪等待……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被一批批清理、抬走；警察、工人民兵和广场上悼念的人群发生了冲突。1月21日和1月28日，毛主席先后两次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3日，中央为此正式下达1976中共中央[1]号文件。虽然对总理位置窥视已久的张春桥这次没有达到狼子野心，但令人不安的是邓小平的名字也没有在[1]号文件中出现。更让人心生疑窦的是，文件中还说到叶帅身体不好，让其休息，请其他同志代替主持军委工作。这明显是剥夺了叶帅的军权。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央高层内部斗争的激烈几乎已经完全公开化了，“四人帮”紧锣密鼓地加快了他们篡党夺权的步伐，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与时局的揪心相比，蛐蛐儿的失恋似乎便显得无足轻重，但事实上这场看似无足轻重的失恋却是一个和“总理遗言”有着重要关联的长长的伤感的故事，我想我会在以后的文章里再专门讲述。
       一直坐在角落里喝闷酒的蛐蛐儿突然站起来走到窗前，他脸色已经通红，扬起手臂挥舞着：刘胡兰牺牲的时候才几岁?而我们现在又几岁?我们不能等待，我们要积极去斗争!我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用我的热血去唤起民众!
       蛐蛐儿说这话时眼睛血红，情绪激动，当时，我哥哥、阿斗、晨光都在议论中央[1]号文件，谁也没有注意到蛐蛐儿说这话时神情的异样。只有大耳朵比较心细，他问蛐蛐儿是否刚和J见过面?大家都知道J的父母刚给J介绍了一个海军，阿斗打趣地称这位海军为“驱逐舰舰长”，是这位“舰长”把蛐蛐儿从J那儿驱逐出来了。大耳朵觉得蛐蛐儿情绪低落显然和这位“驱逐舰舰长”有关，但此时他根本不会想到，蛐蛐儿的这一场被他们这帮哥儿们引为笑谈的失恋，却可能是酿就一桩重大历史事件的导火索。
       当大耳朵终于从金黄和褐色的美丽中回到留椿屋，和我们一起逐间逐间参观当年关押他们的牢房时，他的神情又开始阴沉起来。相比毛宁和晨光回到曾经囚禁自己的牢房表现出来的轻松，大耳朵走进他的旧地时却是一脸肃穆。我想，这也许是我单刀直入逼近主题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我若再迟疑，那么我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解当年发生在这间屋子里的事情真相了。
       我犹豫再三，还是下决心向大耳朵问起了1976年在“四人帮”粉碎的前夜，大耳朵却突然割腕自杀的事情。
       虽然在这之前，毛宁、晨光、阿斗都交代我，这件事情是大耳朵心中一个永远的痛，最好不要去触碰，但我知道，关于留椿屋在1976年的记载若是缺了这段文字，那将是巨大的缺憾，也是不全面不完整的。今天，当大家回忆了留椿屋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后，我想，大耳朵也许会用另外一种心情和眼光来重新看待当年在他生命中留下深深烙印的自杀事件。
       当我字斟句酌小心翼翼地问大耳朵：事情虽然过去那么多年了，我还是想问你，你为什么会在“四人帮”快要被粉碎的黎明前做出自杀这样的选择呢?大耳朵面对我探究的目光，竟没有半点躲闪和忐忑，他撸起右手的袖子，赫然露出手腕上一条长长的暗褐色的伤疤，问我：你要不要拍照?
       我愣住了，一个我以为讳莫如深，几乎不能碰的话题，却被大耳朵自己轻而易举地撕开了口子。大耳朵的手很大，五指攥紧后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拳头。他在我面前缓缓松开手掌，离手掌大约一寸半处那条凹凸起伏像小丘陵一样的疤痕，在灯光下有一种让人心里发毛的阴冷。大耳朵坦然地看着自己手腕上的疤痕对我说，我老婆孩子都曾经问我这道伤疤的来历，我和他们说是插队落户时上山砍柴受的伤。我不想告诉家人真相，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有什么必要耿耿于怀呢?我心里涌上了一阵深深的感动，我没有想到大耳朵面对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却有这样平和的心境和宽阔的胸怀，看来我们所有的人都低估了大耳朵承受历史的勇气。我拿出相机，对着大耳朵手腕上的伤疤，从不同角度拍了好几张照片。
       在留椿屋，公安人员对大耳朵的审问从头至尾都围绕着“狗肉聚会”，他们明确告诉大耳朵，这是一次和炮制“总理遗言”密切相关的反革命预谋会议。他们要求大耳朵将“狗肉聚会”的来龙去脉和那次聚会以后的每一天都作出详详细细的回忆，并且将这些流水账一般的回忆一点一滴都写下来。这样的流水账不是纸面上“流水账”三个字就能轻松流淌过去的，这样的几月几号几点几分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干什么有谁可以证明等等等等的反反复复的提问．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变得不正常，但大耳朵一天一天地顶下来了。
       曾经看管过他们的毛排长说：你们能熬过来真不容易，要我早疯了!
       大耳朵没有疯，他一直很健康也很快乐，因为他心里有一份温暖，背后有一份支撑。虽然他在被抓捕之前刚刚从插队的农村抽调到浙江省电力安装公司，上了没几天班就锒铛入狱，他和单位里的人几乎还都不怎么认识，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单位里的人都对他很好。公司的保卫科长是一位老干部，要保大耳朵，说，这孩子挺老实的，不会有问题。当大耳朵被从市公安局转移到留椿屋时，这位保卫科长仍然每个月将大耳朵的工资送到公安局再转给他。大耳朵每次拿到工资时就会让看管他们的警卫战士去买香烟，而每次买来香烟他又都会分送给这些没有工资的警卫战士。很长一段时间，这些警卫战士们几乎和留椿屋里的犯人们称兄道弟，倘若不是因为1976年9月9号风云突变，
       大耳朵或许会一直健康快乐下去。
       然而，9月9号这一天，情况突然改变了。
       先是听到青龙山脚下的天目山饭店传来一阵阵哀乐声，而后又传来国际歌的乐曲，声音开始不大，后来越来越响，哀乐，国际歌；国际歌，哀乐；循环反复，周而复始。
       大耳朵的心没来由的咚咚咚一阵狂跳，只听到隔壁传来一声仰天长叹：啊——毛主席逝世啦!是毛宁的声音。很快听到当兵的厉声训斥：不许瞎说!
       沉重的哀乐和国际歌悲怆有力的乐曲依旧在继续，武警战士频繁地在楼梯上跑上跑下。留椿屋里的气氛异常紧张。终于，山下的广播喇叭里传来沉痛的声音：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大耳朵两腿发软，一股彻骨的寒气从后脊梁猛地蹿上来，只觉得手脚一下子冰凉。
       傍晚时分，大耳朵从门缝里看出去，所有站岗的战士全部换上了陌生的面孔。以前，每个房间门口是一个岗哨，而且大多已是很熟悉的笑脸。现在每个房间外都是双岗，且荷枪实弹，一个长枪，一个短枪，甚至连楼梯口都站着两个端着冲锋枪的战士，有一种一级戒备的状态。
       种种迹象都表明，毛主席逝世了，那帮阴谋家马上就要动手了，一切都没有希望了。
       幻觉是在一瞬间产生的。大耳朵只听到楼底下传来一片嘈杂的人声和多辆卡车发动的声音，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押回桐庐开公审大会(桐庐是大耳朵曾经插队的地方)。两个恐怖的字眼钻进了他的耳朵：审判、枪毙，枪毙，审判!
       大耳朵脑子一片混乱。他突然想起，在自己当年插队落户的桐庐县，他曾经在桐庐中学前的体育场参加过枪毙人的公审大会，乌秧的人群站在台下，千百双眼睛而无情地盯着抬上，台上的案犯嘴里都被塞着脏乎乎的破布或毛巾，双手反铐，五花大绑，宣判后绑赴刑场前通常会将犯人押上卡车，绕县城主要街道一周，游街示众。人格的被凌辱和尊严的丧失殆尽，曾在大耳朵心上截下了很深很痛的可怕印记。他还想起自己插队的地方有一个中学老师，因为文化大革命不满，用真名实姓给《人民日报》写信，最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了。大耳朵曾经见过那位老师，人很好，村里人都说他死得太惨了，他老婆用大板车把这位老师的尸体从刑的桐君山脚下拖回家时，行刑单位还向这位可怜的女人收了子弹费，大耳朵觉得自己的父母年纪大了，他们是没有那能力来收尸的。而唯一的妹妹年级小，又是女孩，他也绝不会让妹妹受到刺激和惊吓
       九点过后，有一个声音在楼道里大声宣布：房间里不准熄灯，被子不准盖到胸口以上，不准蒙头睡觉!
       就在那一刻，大耳朵决定了：与其被拉出去审判枪毙，不如自己结束生命!
       他先从自己住的二楼房间的窗口朝下观察，觉得高度不够，跳下去多半小能一下致死；他又抽出自己裤子上的裤带，四下张望了半天，房间里找不到可以挂绳子的地方，吊是不可能的；他又试着掐自己的脖子，每当要窒息过去，眼睛开始突暴时，手就不由自主无力地松开了。下决心离开这个世界的大耳朵没想到死会那么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大耳朵发现了自己藏在被单底下的一面小圆镜，他心里有底了，他相信，这是死神给他的暗示。
       晚上十点多，四周静了下来，只有外面山上的草丛里偶尔传来几声蟋蟀的鸣叫。大耳朵房间门外的岗哨连打了几个哈欠，就再没有动静了。
       大耳朵很锁静地坐在床上，将这面小圆镜仔细地擦干净，他从镜子里看着自己年轻的脸，然后将镜子一掰两半 小圆镜的破口呈狼牙锯齿状，很锋利。大耳朵的手一下子就被划破了，血渗了出来。大耳朵用手指沾着丝丝缕缕往外渗的血，脑袋里一片空白。他慢慢地在床上躺平，用左手拿起破口的锋利镜片对准自己的右手腕一刀割了下去，鲜红的血一下子流出来，染红了雪白的被单。大耳朵看着不断涌出来的鲜血，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一点都没有疼痛的感觉为了加快血流的速度，他又纵深来回给了几下，这才平静地躺卧下去去，将被子拉到胸口，两眼瞪着天花板上明晃晃的电灯，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我最初写这段文字时，写的是大耳朵“用右手拿起破口的锋利镜片对准自己的左手腕一刀割了下去”，我把草稿送给大耳朵看后收到了他发来的短信；被割腕是右手镜子是手掰开的手也破了文章左手不对。我看了短信立刻给大耳朵打电话；你是左撇子吗?当然不是，那为什么是左手割右手，而不是左手割左手?人耳朵电话里沉默了一会，说：你到留椿屋实地一看就知道为什么了。
       现在，当我站在留椿屋关押大耳朵的房间，看着洞开的门想象着当年在门外来回巡逻严密监视的岗哨，我一下子就明白大耳朵为什么会充当了一回左撇子，大耳朵作为犯人，他的床正对着门，一切都裸露在哨兵的眼皮子底下爱她若用右手割左手，一举一动都无法掩藏，而只有翻身向着墙壁，用左手动作，才有可能躲过哨兵的视线，就是这一左撇子的错位，无意中挽救了大耳朵的生命，试想，在大耳朵拼死的决绝下，正常的右手力量，一刀下去，是以让大耳朵毙命!
       值班的警卫是在凌晨四五点钟左右发现情况异样的，九月的天依然亮得很早，四五点钟的时候，晨毅已经酒满了每一扇窗口，平常这个时候每个房间里的犯人早已开始各种锻炼，大耳朵也早就在床上做仰卧起坐了，可是这一天，大耳朵房间里没有一点动静。
       警卫现是从门外向里张了一眼，床上纹丝不动，他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便一下冲进门来床上依旧没有声音，床下却有一地的血，警卫慌了，他一把掀开被子，大耳朵闭着眼睛躺在满床的血水中，已经不省人事。警卫从胸腔里发出“哇”的一声闷叫，整幢椿屋立马像陀螺一样抽风般地旋转起来，只听到门外“快快快……”的声音，紧接着又听得楼上一串串嗒嗒嗒的急促的脚步声，在这个敏感的时期，一点微小的动静都会让人心惊肉跳，更甭说这样满楼的压抑不住的喧哗。
       很快，每一个房间都遭到了仔细的检查，每一个人的随身物品都被要求收缴上来统一保管，包括剪刀、蘸水笔、镜子、牙膏、肥皂、筷子等等看来可能会成为自杀工具的东西一律上缴。
       每一个都判断一定发生了重大的事件，每一个人都在猜测会不会和自己下一步的命运产生联系。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是大耳朵做出了自杀这样极端的举动。
       在留椿屋青苔地的天井里，毛宁告诉我，那天早晨，他到天井洗漱时看到一只木盆里浸泡着带血的被单，木盆里的水全被染红了，血水让毛宁毛骨悚然，一股寒气从脚底钻上来，让他周身的热血一瞬间有冰冻的感觉。他不知道他们中间是谁因为什么出了事情，但他回房间时看到大耳朵的房间突然紧闭，心中便有了不祥的预感。
       幸亏上苍还是眷顾大耳朵的，它不忍心让一个还没有开始真正生活的青年就这样轻易地结束自己像花蕾一样尚未绽放的生命。掰成两半的镜片毕竟不像刀片那样锋利，左手力量的明显消弱也帮了大耳朵一把，它割断了大耳朵右手的两根肌腱，但万幸没有割到动脉。
       是警卫从藻溪镇卫生院接来医生为大耳朵缝合伤口的，即便大耳朵因为割腕自杀血流一地差点死去，他也仍然没能走出椿屋一步。
       让大耳朵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鼓足勇气做出的壮烈举动，差一点就让自己遗恨千古。几天以后，青龙山下天日山饭店里的高音喇叭再次响起；大块人心事，粉碎“四人帮”!
       惊魂未定的大耳朵像傻子一样从牢房走出来，看着眼前一个个晃动的熟悉和陌生的脸，看着洞开的门窗外扑面而来的满目翠绿，他缓缓地吐出一句话；还好我没死……
       我们离开留椿屋时天色已经暗淡下来，远处忽隐忽现的山脊曲线和厚厚的云海混沌成一片。临上车前，热情的天日山管理局的同志抬来一箱据说是当地自制的药洒一定要我们带上，我意外而惊讶地发现这酒居然就叫“於术”酒。我感叹世界上怎么竟会有这样的巧合，三十年前和这帮年轻人在历史性的“狗肉聚会”上初次相识的这一名不见经传的“於术洒”，三十年后竟再次在留椿屋重逢。是天意?是机缘?还是冥冥之中历史的轮回和必然?掩映在两天目深山老林中的留椿屋静静地往远离喧豁的一角矗立了近百年，但她所承裁的每一段历史记忆都加深了她身上厚重的积淀，伟大如周恩来，渺小如毛宁、晨光、大耳朵，谁能想到他们会跨越历史的风雨烟云在留椿屋会合?
       我想，我肯定还会冉来留椿屋，不是为了怀旧，而是寻觅一种心中一直在寻求的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