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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弗洛斯特关于“女性”和“欲望”的叙事诗大多具有双重主题。主题之一是他在女性与欲望的故事中表达的独特的女性现和欲望观，主题之二表现为在隐喻和象征层面上对于女性欲望和诗歌创作关系的探索。借助于“反讽”和“隐喻”等叙事策略和修辞手法，弗洛斯特在诗歌中阐释了其辩证的诗学观，并形成了其“平衡诗学”的诗化表达。
       关键词：弗洛斯特 叙事诗 女性 欲望 诗学
       自从罗伯特·弗洛斯特(Robert Frost)的第一本诗集《少年的心愿》出版以来，其诗歌就以清新的诗风和隽永的诗义广受读者的青睐。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弗洛斯特并没有摆脱掉评论界对其“自然诗人”或“田园诗人”的简单定位。随着诗歌研究领域对现代诗歌理论与实践的深入研究，结合文学批评理论的迅猛发展，弗洛斯特诗歌丰富的主题意蕴、深刻的主题内涵以及独特的叙事技巧越来越成为诗歌研究者和评论者关注的问题。弗洛斯特诗歌最大的特点就是在看似简单的叙述与描写中寄寓复杂微妙的多层主题，正如理查德，普瓦里耶(Richard Poirier)所说“弗洛斯特的天才之处就在于他经常能在平淡无奇的表述中寄托无限的奥妙涵义。”普瓦里耶意识到了弗洛斯特诗歌主题与叙事方式之间的有趣联系，这种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开辟了研究弗洛斯特诗歌的新视角。然而，纵观弗洛斯特批评史不难发现，弗洛斯特叙事诗的多重主题与诗中女性人物塑造之间的紧密关联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阐释。事实上，在这些围绕着“女性”和“欲望”的故事而展开的叙事诗中，弗洛斯特既表达了其卓尔不群的女性观和欲望观，更在此基础上阐释了其独特的诗学理念，两方面相互映衬，形成了弗洛斯特叙事诗的双重主题和独特内涵。
       弗洛斯特叙事诗中女性的故事大都以隐喻的方式讲述，这种不凡的叙述特点使得诗歌获得了双重主题：主题之一是关于女性和女性欲望的故事以及其中蕴含的女性观和欲望观；主题之二则是诗人对诗歌创作基本问题的探索和考察。在弗洛斯特的叙事诗中，女性的欲望和孕育能力不仅是生命活力的代表，更是诗人创造力的象征。弗洛斯特在诗歌中不但表现出他对女性和女性创造力的由衷赞美，还在隐喻的意义上探索建立一种“平衡诗学”，即将女性所代表的激情与创造力和男性所代表的理性与形式完美结合，从而实现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激情和理性、创造力和诗歌形式的辩证统一。
       一、主题之一：女性和欲望的故事
       疯狂、背弃、死亡：女性欲望的恐惧、压抑和缺失
       弗洛斯特的叙事诗中经常出现神经质或接近疯狂的女子，如《仆人们的仆人》中的女性叙述者、《山妻》中的妻子形象等等。她们没有孩子，夫妻关系冷淡，“她们不接触外界。每天陷于近乎神经质的狂想当中”。弗洛斯特笔下的这些女性形象苍白病态，缺乏健康女性应有的生命力，这种缺憾看似来自于这些女性自身：不能理性地对待性、生育、死亡等问题，每天在对欲望的恐惧中度日却无力改变压抑的现实生活。弗洛斯特对这些女性形象的刻画导致早期和当代的一些女权主义批评家将弗洛斯特描绘成“确定无疑的大男子主义者和厌女症患者”。
       然而，女性主义评论者们对弗洛斯特的评价有失公正。弗洛斯特叙事诗中对于女性、欲望等问题独具匠心的描述恰恰反映了弗洛斯特对女性独特的关注。这些诗歌所展现的对女性欲望的真实描绘和大胆探索，不但折射出弗洛斯特对女性正常欲望和生命活力关系的真知灼见，更凸现出建立在其独特的女性观基础上的独特诗学。
       在《仆人们的仆人》、《山妻》、《黑色小屋》三首诗中，弗洛斯特采用了多种叙述形式，既有女性的内心独白，也有夫妻之间的对话；既有男性以男性视角讲述的女性的故事，也有男性以女性视角讲述的女性的故事。但作为作者，诗人无时无刻不在参与叙述的进程，即使诗人的存在“不由他的直接陈述来标识，但在叙述者的语言中通过某种手法——或通过行为结构等非语言线索——表示出来”。弗洛斯特的女性观在其叙事诗中就是通过上述叙述手段显现出来的，这种手段形成了诗中的反讽因素，时刻控制着诗歌的意义进程，左右着诗歌主题的走向。
       《仆人们的仆人》表面看起来完全由诗中的女性叙述者讲述她自己的故事，采用的是“戏剧性独白”的叙述手法，诗人既不对她提出任何问题也不对她的叙述发表任何评论。然而细读此诗我们会发现，这首诗的听众不但巧妙地让叙述者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从而既表达了他对诗中人物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又帮助读者了解了农妇的真实故事。
       女性叙述者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她精神濒临崩溃的原因不仅仅来自沉重的家务负担和丈夫无止境的物质追求，更大的矛盾和恐慌来自于住在她家里的男工。他们的存在既可能使她成为性暴力的对象，同时又时时激发她内心未被满足的欲望。
       他们啥也不在乎!
       即使我不在屋里。
       他们的行为也不能更令人难堪。
       我不知他们姓甚名谁，更不知
       他们的品行，也不知让他们住进
       这四个门不锁的房子是否可靠。
       不过我并不怕他们，
       只要他们不怕我。
       有两个装着不怕我。
       女叙述者内心不断遭受欲望带来的折磨，不断受到压抑的欲望的鼓动又不能通过正常途径得到满足，这种痛苦是导致她精神崩溃的根本原因。可悲的是，她的丈夫不但不能了解导致她疯狂的真正原因和她的需要，反而将她置于一个隐藏巨大危险的环境当中：让一个精神脆弱的女子呆在一个“四门不锁的房子”里，身边是一群“不知姓名、不明品行”的男人，这种做法就如同将她投入了欲望的牢笼。
       对于饱受欲望与疯狂折磨的女叙述者来说，摆脱困境的办法就是听从“内心声音”的呼唤，恢复自然完整的人性，这从她对威洛比湖的描述中可见一斑：
       它是那样一片明净可爱的水，
       ……
       当所有的风暴涌向房子，
       风把原本平静的水面吹得白浪翻滚。
       我就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走到户外
       去抓耀眼的水，或让势头强劲的风
       扫过我的脸颊，吹进我的身体，席卷我的全身。
       上述引文中充满了性的意象，它们显示了叙述者对自然天性的追求。同时，这样一种人与自然融合的“田园诗般的画面也展示了弗洛斯特寓深意于描绘之中的能力”。它们表明了诗人对于人的自然欲望的尊重和赞美。
       《山妻》(组诗)刻画了女性从性压抑到性觉醒的过程。这组诗包括5个部分：《孤独》、《害怕空屋》、《笑容》、《一再重复的梦》和《冲动》。5个部分分别描绘了一位山民的妻子对爱情的渴望、对欲望的恐惧和向往、对自由生活的追求。
       《孤独》的女主人公讲述了她“性缺失”的婚姻生活。她十分羡慕“那对绕屋盘旋的鸟儿”能够相依相伴“筑巢或弃窝”。相比之
       下，她的家却是一个“空巢”——没有生命力和繁殖力却又束缚人的樊笼。诗歌伊始，女叙述者就清楚地点明了她不正常的家庭生活：“一个人不该非要这般挂念／向你和我这般挂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当那对鸟儿飞来绕屋盘旋／仿佛是要说声再见”。这里的“你”绝不是指女主人公的丈夫，而是她内心的声音。在“你和我”之间交流的一系列情感和内心体验实际上是主人公内心的声音与她的对话。女性内心强烈的欲望和她压抑的现实婚姻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害怕空屋》表现了对性的渴望和恐惧心理。诗中“空屋”不仅象征着夫妇苍白的婚姻生活、女主人公空虚的情感，更突出了女主人公对内心欲望的恐惧。她害怕内心的欲望会冲破道德和婚姻的阻隔随时“入侵”她身体的“空屋”。
       在《笑容》这首诗中，乞丐的“笑容”既是对女主人公的性诱惑，因此使她感到不安，同时也是促使她反思其婚姻状态的积极因素。它使她认识到“性”是婚姻获得生命力的源泉。乞丐的笑容是对山妻压抑生活状态的嘲笑，它预言了“性缺失”婚姻对人性的扼杀：“他嘲笑我们太早把婚结／嘲笑我们太年轻(而且他乐于想象看见我们日渐衰老并死去)。”
       《山妻》组诗的前三部分从女性叙述者视角描绘了女性的独特内心体验。这些由所谓的“女性语言”写就的文本在其看似“软弱无力”的形式下隐藏着强有力的“颠覆意图”。这种颠覆力体现为在女主人公对其婚姻多愁善感的嗟叹背后隐藏的对美好性生活的渴望和追求。这种对完满人性的渴求成为改变女主人公命运的动力并最终促成了女主人公的出走。山妻逃离了没有正常欲望和情感的家庭——“空屋”，顺应了自己内心的呼唤，投入了山林——自然的怀抱，真正成为山林的妻子。
       《黑色小屋》是一首以隐喻的方式探讨“性的政治”的诗歌。诗歌中的性意象俯拾皆是，“掩映在樱桃林中的小屋／坐落在远离大道的荒草丛中／它刚刚沐浴一场细雨，显得光洁柔和”。它仿佛是被抛弃的女性，等待有人来重新开启她的秘密。而诗中人物牧师闯入小屋的行为就像是一次隐秘的性经历：“他径直向前，仿佛要伸手摸它／或是要拂开那遮盖它的两旁的树叶”／‘真美’，他说，‘来吧，没人会在意。’
       小屋内部的装饰使我们了解了女主人生前的婚姻生活和情感状态：她的丈夫早就死在南北战争的战场上，他唯一的形象只出现在“躺椅上方墙头的炭笔肖像”里。而这肖像是“根据法老的照片绘成，画的是他出征前的模样”。显然，丈夫生前就是暴君的形象，以至于“每当谈起那场迟早都要爆发的战争／她总会在肖像前跪下”。有些评论家将“那场迟早都要爆发的战争”理解为美国南北战争，但这里也可将它理解为不断爆发的家庭战争。暴君般的丈夫不但永远无法满足妻子的正常情感和欲望，而且也永久地剥夺了妻子追求幸福的权利。即便在他死后多年，“那幅并不逼真的肖像”已没有力量“在她的心灵深处激起什么感情”，她却依然独自生活在那间小屋。假如说丈夫死前她因他的压迫无法满足自己的欲望，丈夫死后她则自己放弃了追求幸福的可能，因为她的内心已经像荒凉的小屋，无人问津了。
       诗歌中老妇人的故事由牧师讲述，他无意识暴露的对小屋的占有欲暗示了男性对女性的性控制是导致老妇人生前“性缺失”的根本原因。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老妇人生前遭丈夫冷落和世人遗弃，无法满足正常的欲望；在她死后，代表性和死亡的“黑色小屋”却吸引着“正人君子”——牧师为之驻足且神往。因此，“黑色小屋”虽然见证了女主人的悲惨命运，却以其独特的方式揭示了女性所代表的“性”的力量。
       一种理想的欲望观：复归自然
       在《保罗的妻子》、《世世代代》和《枫树》这三首诗中，弗洛斯特阐发了一种理想的欲望观：女性独特的孕育能力使她的欲望更贴近于自然规律，因此也更具有神性。与自然相融合的欲望是促使人类获得理性启蒙的途径，因此只有顺乎自然的欲望才是人类繁衍生息、不断进步的永恒动力。
       《保罗的妻子》、《世世代代》和《枫树》中的女主人公都带有某种神话或神秘色彩：她们都同自然有着无法割舍的亲缘关系。保罗的妻子生于树木之中并成为树木的灵魂；《世世代代》中的女孩在祖先曾生活过的小溪旁又重新找到了后世繁荣的希望；《枫树》中的女主人公在一棵枫树下获得爱与欲望的启迪，明白了自己名字的真正含义。
       《保罗的妻子》中丈夫保罗发现树神的经过无疑是一次启示性的性经历：他用刀将原木上原来的“狭缝”削宽，发现里面是一个“全新的空洞”，他“隐约看见空洞里有一节木髓”，当把它放到水边，“她慢慢变成了一个人——一个姑娘”。保罗与树神的结合不但揭示了欲望的自然属性，同时也表明了诞生于自然的欲望所具有的创造力：木髓对保罗的吸引力就像夏娃对亚当的吸引力一样，是伴随着自然而生的，因此，木髓遇水变成姑娘就成为人类因欲望而获得新生的隐喻。纯粹的欲望来自于自然并具有孕育生命的无限力量。女性既是自然欲望的呈现者又是自然力量的体现者，因此具有同自然一样的神性。
       《世世代代》和《枫树》这两首诗都描绘青年女性寻找生命密码的过程。“母亲”的身份在两首诗中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她的神性在于她可以跨越时空将生命的密码和永恒的意义传递给后世的子子孙孙。
       “母亲”的象征功能在《世世代代》中由“老祖母”来体现。她不仅是一代人的母亲更是世代人的母亲，因为她在孕育生命的同时也把爱的欲望作为生命的密码传递给了她后世的女性。女主人公在寻找祖先留给她的启迪时发现：原来她最初的祖先是生活在地窖中的“老祖母而不是老祖父”，她的生命密码经过数世纪的变迁一直传递到今天。在众多的家族分支中女主人公仍然“继承有她的血缘”并且“长得很像她”。“地窖”是一个隐喻，它不仅象征着人类祖先最初在自然中的孕育生命之所，也象征母亲孕育生命的子宫。正如诗中女主人公在地窖中看到了像在母亲子宫里逐渐成长的“小男孩”，他“朦朦胧胧就像是阳光下的火柴光／他正摸索着在地窖里找果酱／他以为洞里很黑，其实充满阳光”。具有启示意义的“阳光”也点亮了女主人公求索的心灵，她听到了老祖母留给她的“神谕”：用新生命使古老的宅基重新焕发出光彩。
       《枫树》中女主人公的母亲在弥留之际给她起的名字“枫树”像是一个神谕，它以预言的性质始终影响着女主人公的生活并决定着她的命运。在结婚怀孕后，她和丈夫又重新回到母亲生前生活过的房子：那个有着充足阳光带地窖的房子，并打算重新找寻她名字的含义。在一棵看似和她同龄的枫树前，将为人母的她领悟到了母亲给她起名的真正含义：将生命的密码在爱与欲望的激情中传递，但又不被欲望的火焰吞噬。母亲生活的房子就像母亲的子宫一样曾孕育过梅普尔(Maple)，现在她也将孕育自己的孩子。将生命无限地传递就是生命的
       永恒意义，在孕育新生命的过程中，梅普尔知晓了母亲给她起名的真正含义，也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二、主题之二：探索一种“平衡诗学”
       弗洛斯特的叙事诗中以隐喻的方式探讨了诗人的激情与理性、诗人创造力与诗歌形式的辩证关系等诗学问题。更具意义的是弗洛斯特提出了一种“平衡诗学”，它兼具男性所代表的理性和女性所代表的创造力。弗洛斯特这种独特的诗学观点颠覆了以往评论界认为弗洛斯特建立的是所谓“男性诗学”的论调，并为全面研究其诗学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诗人想象力的压抑和对失去创作力的恐惧
       弗洛斯特在关于“女性”和“欲望”的叙事诗中不时地以隐喻的方式表现出创作的焦虑。在这些作品中，女性在面对欲望时的复杂心理反映了诗人在才思枯竭时感到的压抑和恐惧。
       在《仆人们的仆人》这首诗中，女主人公一开始就急于表达无法言说的焦灼心情
       我想你会发现……我似乎觉得
       我不能表露自己的感情，
       就像我不能抬高嗓门或不想抬手一样。
       对于弗洛斯特来说，诗歌创作所面临的巨大困境就是如何在传统的诗歌形式中表现现代诗歌的主题内容。这种挑战既是对诗歌技巧的重大考验，更是对诗人想象力的检验。现代生活的复杂多变对诗人的想象力产生巨大冲击，而要保持诗歌的生命力就必须不断挑战自己的想象力，使之适应诗歌创作的发展要求，这一矛盾就是弗洛斯特在诗歌中借女主人公之口表达的创作焦虑。在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了想象力的枯竭不但使他(她)处于失语的状态，而且剥夺了他(她)的感受能力。
       弗洛斯特借助女性人物表达自己创作心理的做法来源于其独特的自然观和女性观。在他的诗歌中最常见的隐喻就是将自然比喻成女性的子宫或其他生殖器官；而诗人创造性的活动总是和耕耘土地想联系。于是诗人的创作活动同女性孕育生命的活动取得了共性。在创造和孕育的功能上，女性更贴近自然，因而也更具创造力。这就是弗洛斯特笔下的女性人物更能代表他声音的原因。
       对于女性来说，实现自然的欲望是孕育新生命的必要前提，而压抑正常的欲望则预示着生命力的枯竭和创造力的死亡。在弗洛斯特笔下，那些失去生命力的女性由压抑而疯狂甚至最终枯萎而死。在这些作品中，隐含叙述者(诗人)的声音经常会跳出故事向读者表达自已的焦虑：《仆人们的仆人》中的叙述者向她的听众诉说她倍受煎熬的内心世界，这种倾诉就如同诗人在向他的读者讲述他所遇到的困境。没有想象力和灵感的写作就像叙述者从事的繁重家务劳动，不但使他(她)沦为奴隶，而且剥夺了她创造生命的能力。对于诗人来说，建立在想象力和灵感之上的诗歌创作力就如同是女性获得创造新生命可能的欲望一样弥足珍贵，不可或缺。
       激情的双刃剑：《两个女巫》中的辩证诗学观
       《两个女巫》中的女性人物反映了弗洛斯特关于激情与诗歌创作的辩证观点。在弗洛斯特看来，诗歌产生的过程就如同爱情发生的过程，其中激情与冲动是它的永恒动力：“诗歌首先是一种关于激情与想象力的‘铺张’，一种强烈感情的运动。然而诗歌却绝不仅仅是情感的产物，而是“始于欢欣，终于智慧”，是“与混乱相对的片刻宁静”，是“一种启示”。可见，弗洛斯特强调的是激情与理性的结合，诗歌既不是激情的泛滥也不是理性的说教。在《两个女巫》中弗洛斯特采用了极其巧妙的隐喻表明了上述辩证观点。在《科阿斯的女巫》中，女主人公最初被压抑的欲望无处倾泻，它就像“地窖的窗户和门扉都被堆积的锯末遮住、被积雪掩埋”。然而欲望却因压抑而越发强烈——“受潮胀紧”的情欲使她拔开了禁锢自己情欲的阀门：“要不是这种愿望是那么的强烈／我肯定不会做我后来所作的事情。”由于她没有将自己的欲望控制在理性的范围内，这次激情的结果导致了更大的悲剧。随着情人的死亡。她将永远生活在压抑和罪恶的折磨之中并最终走向疯狂。诗中象征着情欲压抑和欲望爆发之所的“地窖”就成为一个巨大的反讽，因为建立在它之上的整个家庭都随着“地窖之门”被打开而解体。
       弗洛斯特在给女儿的信中专门论述了诗歌写作时“形式”与“控制”的重要性：没有形式约束的诗歌写作就像是“打网球不要球网”，其结果只能是对于诗人“活力、机敏和认真天性”的消磨和摧毁。形式是诗人激情和想象力在合理轨道中运行的理性保障。诗歌正是激情与理性交锋的产物，是在诗人想象力与形式的张力关系中诞生的。
       《克拉夫顿的乞丐女巫》更清楚地表明了弗洛斯特关于激情与创造力的辩证观点。女巫身上充分体现了激情的双向效应，她的命运起伏巧妙地契合了诗歌创造力的消长过程。女巫既是激情和想象力的化身，又是被激情毁灭的牺牲品。女巫年轻的身体充满欲望的时候，她的激情如激越的诗情喷涌而出，她追求和满足欲望的过程本身就形成了诗歌创作的原动力：
       在树都挺矮苔藓却很高的地方，
       我曾让他去瀑布边滑溜的岩石上
       为我采摘湿漉漉的白色浆果。
       我是让他在夜里为我做这件事的。
       上述引文中丰富的“性的信息”在象征层面上显现了激情在诗歌创作中的矛盾作用：诗歌的产生应受激情的鼓舞并向自然的欲望一样运行，然而诗歌的创作又必须克服激情中的危险因素，让诗歌最终在理性的指引下走向“智慧”的结局。正如诗歌中女巫同丈夫在岩石上的结合暗示着丈夫失足滑入深渊，不受理性控制的激情是毁灭创造力的杀手。
       探索一种“平衡”的诗学：女性诗学和男性诗学的结合
       很多评论者都认为弗洛斯特是一个具有“男权意识”的诗人，有的评论者甚至将弗洛斯特的诗学定位成“男性诗学”，而弗洛斯特诗歌中的女性人物则被视为“野性”、“变化”及“无法控制和没有阻碍的力量”，诗人创作的目的也相应解释成为“用某种诗歌形式来实现对上述力量的控制，从而最终实现其男性诗学的意图”。
       事实上，弗洛斯特诗学的核心观点就是“平衡”。无论男性诗人还是女性诗人，其创作的原动力都必然来自永恒变化、不断更新的生命力。诗歌创作的过程就如同女性孕育生命的过程和自然界滋养万物的循环，假如失去了促生这些生命力的“冲动”、“野性”和“力量”，诗人的创造力必然会枯竭。
       当然，诗人必须以某种诗歌形式来捕获这些“野性”，而诗人的首要任务是发现和保留这些“野性”，并在诗歌的创作中以诗歌形式将这些原本就存在的“野性”以某种“理性”或“逻辑”的形式保留下来。诗人必须善于“在代表女性和自然的创造力”和“代表男性权威和秩序的诗歌形式”之间获得一种平衡。
       在《保罗的妻子》、《世世代代》和《枫树》三首诗中，女性与男性分别代表着诗歌创作中的两种力量：女性象征着无限的创造力，男性象征着承载这种创造力的诗歌形式。无论是《世世代代》中与女主人公同属斯塔克家族
       的小伙子，还是《保罗的妻子》中的保罗，或是《枫树》中梅普尔的丈夫，他们不但发现了女主人公身上潜藏的巨大创造力，并且都以某种形式帮助保存和传递了这种生命的力量。
       《世世代代》中小伙子的判断充分说明了他对女性创造力的清楚认识：正是代表母性的女性才具有传递生命密码、孕育生命、使生命不断延续的无限创造力。而小伙子自己得到的“启示”或“神谕”就是同女主人公共同孕育生命：“他要帮女主人公的忙”。在诗中，两性的结合不但暗示着激情与理性的融合，更突出了诗歌在形式的框架内承载创造力的可能。
       《保罗的妻子》中保罗很害怕别人提及妻子的表现也很有深意。一方面，他对妻子所代表的创造力视若珍宝，唯恐亵渎它的神圣；另一方面，他担心过分强调妻子的神性会使两人的关系失去平衡。保罗的复杂心态反映了诗人对诗人创造力和诗歌形式关系的矛盾情结。代表创造力的激情和想象必须在形式的轨道中才能安全行驶，如果让激情和创造力冲破形式的闸门只会造成创造力的泛滥。
       《枫树》中梅普尔和丈夫的婚姻象征着诗人创造力和诗歌形式的互生互动的关系。梅普尔显然是生命力的代表，她继承了母亲留给她的生命密码，并一直在探索着实现其生命意义的途径。梅普尔探求其名字意义的过程是一个诗学的隐喻：诗人创作诗歌的过程就是不断为其创造力寻找意义方向的过程。梅普尔的丈夫在不知道她的真正名字之前就感受到了她独特的“像枫树”的品质，丈夫敏锐的直觉和洞察力显然代表了诗歌创造中某种理性因素。在诗人的创造活动中这种自然的理性因素就表现为诗歌的形式，特定的形式不但顺应诗人的创造力的发展要求，而且在二者的结合中帮助创造力找到最终的意义。
       三、结语
       一直以来，关于弗洛斯特叙事诗中“女性”和“欲望”的问题并没有引起评论界充分的重视和公正的评价。对它们的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对于弗洛斯特女性观和诗学的片面理解甚至错误定位。因此，深入解读和阐释上述问题自然成为重新评价弗洛斯特的有效途径。事实上，弗洛斯特在其作品中对女性人物命运的刻画和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不仅解构了以往评论界对他的误解，诗歌中极富创建性的诗学理念也为研究现代诗歌打开了新视角。
       弗洛斯特进行诗歌创作的年代正是美国诗坛面临重大变化和挑战的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诗歌的主要读者是女性，而当时的诗歌审美情趣和创作倾向都流于平庸和保守。面对这样的现实，弗洛斯特表现出和现代派的先锋人物如庞德、艾略特等截然不同的观点和做法。
       在庞德与艾略特的笔下，女性人物或是软弱低俗文化的象征，或是道德沦丧缺乏生命力的代表。于是庞德在诗中公开表明女性是“文明的毁灭力量”而大力崇尚男性气概。艾略特则通过古典神话中的贞洁少女形象来讽喻美国现代社会失去道德伦理观念，毫无生命活力的女性。
       弗洛斯特在其叙事诗中对女性人物的描绘不仅体现了他对女性独有创造力的赞美，并以其独特的辩证思想探索构建一种“平衡诗学”的可能。将女性的创造力和男性的理性相结合的诗歌理念根本不同于庞德和艾略特等诗人排除大众读者走“文学精英化”的路子。弗洛斯特的诗学理念和创作实践不仅有效地提高了诗歌大众读者的品味，并且开创了现代诗歌中“雅俗共赏”的先河。从弗洛斯特的女性人物人手透视弗洛斯特独特的诗学观，不但使我们可以客观、全面地了解他的诗歌艺术，更重要的是，以此为观照点能够让我们更清楚地把握美国现代诗歌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观念形态。
       责任编辑　何　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