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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莫迪亚诺在其“占领三部曲”里，采取解构的手法，矮化“父亲”的传统形象，揭示法国在二战时的分裂“身份”，颠覆抗战英雄主义的传奇历史。作者反“英雄”化，去“神圣”化，通过小说表现了在德寇占领时期法国犹太人、甚至部分法国人甘当合作者，揭示那些被侮辱者精神上的麻木状态，甘愿苟且偷生的生存境遇。
       关键词 解构；身份；父亲；祖国；生存
       法国现代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 1945－　)于1968年发表的处女作《星形广场》描写了占领时期犹太人的窘境。发表后一鸣惊人，批评界高度评价其独特的文体。翌年，他又发表《夜巡》(获钻石笔尖奖)，1972年发表《环城大道》(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奖)。批评界称这三部作品为抗战文学“占领三部曲”。莫迪亚诺的“占领三部曲”与传统的抗战文学迥然不同，隐含着深刻的寓意。
       莫迪亚诺出生于1945年7月30日，他认为自己是二战的“产物”。他父亲是犹太商人，母亲出生于意大利，是个演员。莫迪亚诺童年时代就很少见到父母亲：父亲出去做生意，母亲长年出外演出。特别是他父亲在孩子的眼里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因此，正是莫迪亚诺这种特殊的出身与经历使这三部作品反复出现三大主题：追溯二战德军占领法国时期，寻找人的身份、寻找父亲和寻找“祖国”。
       莫迪亚诺在小说里一反战后法国社会津津乐道的抗战正史，却是写被历史尘封的裨史；他没有正面写德国法西斯的暴行，却写犹太人的苟且偷生；也没有写法国人民如何抵抗德国占领军的英雄主义行为，却写法国合作者(即法奸)与德国法西斯分子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卑劣行径。法国沦陷后，巴黎成为盖世太保(更准确地说是法西斯警察)活动的中心，他们打、砸、抢、杀，无恶不作，大发国难财，组织庞大的走私集团，掠夺民舍，搜集艺术珍品贩往国外，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同时镇压抵抗力量，追捕犹太人。莫迪亚诺采取解构的手法，不是去塑造传统神圣化的英雄人物，而是把人描绘成小丑、小人等反英雄人物，这位当时还非常年轻的文坛新秀揭示了法国在二战中的丑陋的阴暗面。
       解构“身份”
       莫迪亚诺首先解构了主人公的身份。《星形广场》的主人公拉法埃尔·施勒米罗维茨是位偏执狂患者，他在幻觉中胡说梦呓，口出狂言，行为荒唐不经。为了恢复失去的身份，这位无国籍、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四处寻根。“寻根”这一主题也一直在重演、生成。在这部小说的尾声，身为犹太人的拉法埃尔被捕后受盖世太保毒打，作者轮换使用“我”和“他”两种人称来描写其受刑期间的痛苦状态，这种叙述方式正和受刑者的精神状态有关联，因为他时而苏醒，时而晕厥，晕时不省人事，用第三人称描述，醒时疼如刀割，痛不欲生，用第一人称描述。两种人称同时用于同一人物身上，表现人在严刑拷打下精神几乎分裂的幻觉。
       《夜巡》的叙述者身不由己，被盖世太保和抵抗力量两边拖曳，几乎要被车裂，因而他精疲力竭，似乎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在文字形式上，莫迪亚诺这样写道：“…Tu poursuis tonitinéraire et ce que le médecin appelle ta DE-COM-PO-SI-TION MO-RA-LE…”(你继续你的行程，医生称你患精神分裂……)作者有意把“décomposition morale”(精神分裂)两词的各个音节分开，以和其词义“精神分裂”相对应。作品中不乏此例，意在从深层次表现犹太人身份的分裂——犹太人无法融入法国文化。
       在莫迪亚诺看来，对于犹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身份的失落。其处女作《星形广场》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关于犹太人的身份失落问题。在作品题词的小故事里就可看到法籍犹太人问题的实质：
       1942年6月，一位德国军官朝一位年轻人走去，问道：“对不起，先生，请问星形广场在哪里?”
       年轻人指着他的左胸部。
       占领时期，凡是被法西斯判处死刑的犹太人都得在胸前戴上一枚六角星形的徽章。这枚星形徽章是犹太人的耻辱，意味着犹太人彻底失去身份。
       萦绕在莫迪亚诺脑际的中心问题是寻找失去的身份，他在第一部作品中从犹太人的身份入手，反映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困境，而在第二部以及后来的作品里，作者扩大主题范围，涉及到人的身份问题。犹太人的身份问题是这位文坛新秀初登文学殿堂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因为他自己说，这样“比较容易人手”。在他的第二部小说中，他改变了方向，提出关于人的身份这一普遍性问题：“存在与不存在”。他在一次采访时这么说：“一位小说家总想提出基本问题：存在与不存在。在我的第一部作品中，因为我太年轻，我不得不加一个修饰词，我的主题是犹太人的存在与不存在。现在我想往前迈一步，离开这个个别问题。”
       《夜巡》中的故事也发生在占领时期，主人公是位被人牵着鼻子走的双重间谍，他陷入一个新的进退两难的窘境：既得为盖世太保当耳目，又得为法国抵抗力量当眼线。为了生活，他得为前者卖命；为了良心，他又不想出卖后者。于是，他采用化名，避免双方的怀疑。但在两面夹攻下，他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在这个畸形的世界中，他无法生存下去，整天提心吊胆，只能当人家的牺牲品，最终走上绝路。在小说的结尾，叙述者这么说道：“不管怎样，我从来不知道我是谁，我在自传上允许简单地自我称呼‘一个人’。”这位匿名的叙述者，只能简单地称之为“人”。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的身份问题不仅仅是犹太人的问题，也是人在社会中生存的普遍性问题。
       “人的身份”构成莫迪亚诺小说的中心主题。他的“占领三部曲”揭示犹太人乃至普遍的人的身份的分裂和丧失。他前期一些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一些受人歧视的犹太青年，或没有国籍、飘忽不定的流浪者。后期他的创作离开“犹太人”这一特殊的身份问题，涉及更大范围的人的身份问题、生存境况。
       解构“父亲”
       莫迪亚诺本身也是电影剧本作家，深谙电影的电光技术，他在小说创作中也极重视电光效果。他惯用淡薄、昏暗的色彩渲染城市的萧疏、人物的孤寂，却用忽明忽暗的灯光呈现酒吧的喧嚣猥杂，描绘出一幅二次大战期间近乎世界末日的图景。他利用昏暗和光亮的交替和反差，来凸现人物漫画式的肖像，暴露人物内心的恐惧和不安：“在两支吊灯的照耀下，他(法国警察头子)的面变红了，满脸充血，转变为深紫色。汗顺着太阳穴往下淌，瞳孔敞开。保尔·德·埃尔代的脸呈黑色，几乎被烤焦一样，巴吕齐伯爵的双颊下陷，拉布尔·冯·罗森享的眼圈鼓起来……”在白炽的光线下，这些盖世太保头目丑态毕露。小说中点缀着不少描述光线色彩的词：不祥的黑暗、分枝吊灯的紫光、奇怪的蓝光、台灯的淡紫色光线，柔
       和的昏暗等等。《夜巡》的故事发生在夜间的巴黎城内，作者在整部小说中制造出一种半昏暗、混浑不清的氛围，呈现出一种似幻非真的场景，令人感到恐惧、神秘和不祥。
       《夜巡》书名原文“La Ronde de Nuit”中的“la ronde”是个多义词：一是巡逻，二是轮舞、圆舞曲等。作者竭力挖掘这个词的潜义，在文中大段描写那些法奸、盖世太保在灯红酒绿的氛围中跳轮舞，叙述者被围在中间，轮舞使他转得天昏地暗，作者这样描写舞会：“Les autres battent，battent，battent des mains，leum joues se gonflent，les yeux sont fous，ils vont certainement tous mourir d"apoplexie…”如果大声朗读这段话，不难发现作者特意用鼻化元音[ā]和[ō](mains，gonilent，sont，vont)以及元音[u](jOUeS，fous，tous，mourir)来表现男男女女在跳轮舞时的那种乱哄哄的沉闷的气氛，作者采用重复battent，battent，battent等词句的方法表现了群魔乱舞的节奏感。
       除《夜巡》外，《环城大道》也采用了这些手法，用以表现神秘的“黑市交易”。三部作品中都涉及这一内容，背景大多在巴黎，在第一、二部小说中黑市交易者的巢穴隐藏在巴黎市中心，而在第三部小说中他们的巢穴则移到了巴黎的边缘——枫丹白露森林中的一个村落中。巴黎是作者偏爱的城市，但在作者的笔下也是一座危险的城市：盖世太保横行霸道、骄横跋扈，到处一片恐怖。
       在这伙发国难财的匪徒中混进一个可疑的人物(即叙述者的父亲)，他是“没有身份、没有国籍”的犹太人，在那黑暗的年代，他在夹缝里求生。为了生存，他可以在地下市场里与盖世太保狼狈为奸。
       在《星形广场》里，莫迪亚诺用调侃的语气、滑稽模仿的手法解构了“父亲”的传统形象：“我想起我在美国有个父亲。我请求他：如果他愿意继承35万美元，赶快来找我。”儿子要给父亲遗产，这不是颠倒了父子的关系吗?叙述者把自己的父亲描述为一个如“万花筒”般的变色龙、非常滑头的小丑。叙述者即主人公拉法埃尔设想自己如果能考上巴高师，就可以有一个真正的法国身份，为此他离开巴黎，和父亲一起来到波尔多的一所高中上学。他顺利地通过了校长的面试，在与父亲走出校长办公室后，儿子指责父亲在校长面前一副卑躬屈膝的奴才相：“你想在一个法国官员的办公室里像印度寺庙的舞女一样跳舞?……在这个老实人面前俯首帖耳!他又不会吃掉你，真恶心!”为了惩罚父亲，他说完后撒腿就跑，父亲气喘吁吁地在后面跟着，不敢埋怨儿子，反而说：“跑跑好，这样锻炼身体!胃口会更好!”这个犹太人“父亲”就是这样逆来顺受、与苦难周旋，并千方百计想战胜苦难。在父亲离开波尔多前，父子在公众面前上演了一场漫画式的、滑稽的闹剧：施勒米罗维茨老爹穿着一件彩色的西装，大腹便便，儿子只想戏弄父亲。小孩开心地看着这两个小丑演戏：儿子绊了父亲一脚，父亲迎面倒地；儿子拉倒梯子，父亲狠狠地摔倒在地；儿子偷偷地在父亲的衣角点火，父亲惊跳起来……
       作者在小说里揭示二战时期犹太人“没有身份”的两难境地。在一个没有祖国的犹太人眼里，寻找父亲也许可以确认自己的身份。寻找父亲这一主题贯穿莫迪亚诺的“占领三部曲”，并在《环城大道》中成为主旋律。
       但在《环城大道》中，也是父子错位，首先是父亲想依赖儿子来认定自己的身份。父亲是位被盖世太保追捕的犹太商人，从事黑市走私和投机倒把。10年前，父亲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来到波尔多城找他刚得到中学会考业士证书的儿子，他想用儿子的业士证书来确定自己的身份。警察盘问时，他出示了儿子的毕业证书。然而毕业证书不能等同于身份证，他的希望落空了。在一次和儿子坐地铁时，他竟然把儿子推下月台，企图辗死儿子。这样两人又分手。又过了10年，儿子已长大成人，同样也没有身份证，现在则是儿子去寻找曾要杀害他的父亲，因为儿子认为父亲毕竟是自己的根。然而，父亲当时的处境很危险，正被一帮骗子利用，儿子必须搭救父亲。在这一过程中，父亲一直若即若离、形影缥缈，好不容易父子见面，但父亲死也不肯认儿子。儿子把父亲从骗子的巢穴中救出，但父亲又落入盖世太保设下的陷阱中。甫出龙潭，又入虎穴，命运就这样无情地戏弄没有身份的人。
       解构“祖国”
       在法语中，“父亲”(le père)和“祖国”(la patrie)来自同一词源，可以说“祖国”就是“父亲”。对于法籍犹太人来说，这个“祖国”究竟是法国还是以色列?犹太人长期寄居的法国是否就是自己的“祖国”?这个法国“父亲”又意味着什么呢?一个驻住在法国的犹太人如何成为法籍人?犹太人既想取得法国人身份，又想独立不倚、保持本民族的特点，这种左右为难构成了犹太人自身的矛盾性，也造成了他们命运的悲剧。
       《星形广场》中的故事发生时间是1942年，是占领时期最黑暗、最残酷的年代，巴黎凯旋门星形广场成为盖世太保和法奸猖狂活动的中心。星形广场其形犹如一滩落地四溅的血泊，是囚禁、屠杀犹太人的危险区，而凯旋门作为法国历史上永恒胜利的象征，却落在德寇手中。从另一种意义上阐释，作品题词的小故事也解构了法兰西的身份，暗指在占领时期，法国本身也失去其民族身份。它暗示读者：二战中不仅犹太人的身份失落，法国也同样丧失了身份，这种双重的身份丧失正是法国犹太人面临的窘境。
       二战后，萨特等法国知识分子曾宣扬：不存在犹太人问题，是犹太人自认为与众有别。《星形广场》的主人公拉法埃尔·施勒米罗维茨离开盖世太保横行的巴黎，来到波尔多的一所中学，试图认真学习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大学，好使自己有个法国人身份。但是，在这个传统的中学里，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中，都有一批顽固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形成了一股很强的排犹势力。这表明，传统的法国是不愿意接纳犹太人的，最终，施勒米罗维茨和他们吵架后，被迫离开外省，对于犹太人来说，融入和同化都是无法实现的。事实证明，萨特宣扬的“不存在犹太人问题”的观点是错误的。
       作家在“占领三部曲”里，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法奸的丑陋和卑鄙。尤其在《夜巡》中，二战中法国身份的解体表现在一个民族分裂为投降和抵抗两股力量，而与法国盖世太保的势力相比，抵抗运动显得微不足道。在创作手法上，作者利用空间的分隔来表现巴黎以及法国的解体。
       在《夜巡》中，巴黎城市一分为二，以塞纳河为界，南岸第15区是抵抗力量活动的地区，北岸第16区是盖世太保活动的地区。抵抗力量的游击队队员以地铁站名命名，秘密地进行地下活动，反抗地面上专横跋扈的强盗。
       这种空间的分隔也象征着法国身份的割裂。因此，作品中巴黎的地形结构与其主题是隐含着某种对应关系的。
       在莫迪亚诺的想象中，巴黎是个圆形结构的城市。在创作初期，他特别喜欢圆形结构，如“占领三部曲”的《星形广场》、《环城大道》和《夜巡》(法语“La Ronde de Nuit”中的巡逻”[la ronde]和“圆形”[le rond]词义相通)这三部作品的题名中都含有“圆形”的共同义素。因为从另一角度看，巴黎有另一种两分法，即中心与边缘。两者的关系也是对立的：“巴黎的腹部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各种色彩的霓虹灯划着一道道瘢痕。”在这个中心群魔乱舞、警察横行霸道，“这是一个磁力场中心，我极力想摆脱，但都失败，因为有一个警察总署”，“从巴黎这个中心，一股神秘的潜流把我们冲到环城大道，城市在那里倒出它的渣滓和沉积物”，而巴黎的边郊则麇集着走私犯、骗子及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莫迪亚诺的前两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巴黎的中心，第三部小说的故事则发生在巴黎的边缘——枫丹白露森林中一个村落中。“中心与边缘”形成又一层次的分裂结构。
       第三层次的地理分裂是巴黎与外省或边界的对立。外省对无身份的犹太人、无国籍者来说，是唯一可能容许他们生存下去的地方。《星形广场》的主人公逃离巴黎，来到外省，试图在山区生活下去。但是，法国外省和边界也并非理想的栖身地，甚至无法充当避难所，因为那里也弥漫着强烈的排犹气息和战争的恐怖味道，警察也在严格盘查假身份证。总之，在二战期间，对于无身份的犹太人来说，法国也是一片危险的国土。
       在莫迪亚诺看来，二战中法国的失败既是由于战略的失败，更源于精神上的腐败，相当一部分法国人甘当德国法西斯的走狗，使法国显得更为危险。这些现象提出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法国的民族身份难道是完整的吗?甚至于它还存在吗?
       《星形广场》中的主人公拉法埃尔·施勒米罗维茨在法国找不到自己的根，便想到自己的民族的发祥地——以色列寻根。但以色列这一犹太人的摇篮也已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所统治，基布兹(以色列的农业合作组织)成为新的集中营。拉法埃尔·施勒米罗维茨这个“欧洲产”的犹太人被以色列警察逮捕、拷打。祖国以色列已成为军国主义者穷兵黩武的牺牲品，与法西斯统治的法国没什么两样，可以说这条根也彻底腐烂了。拉法埃尔成了无根的弃儿，最后沦落到法西斯的魔掌中，受尽拷打折磨，并在“星形广场”上被处决。
       在莫迪亚诺的作品中，空间意象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空间的分裂则象征着国家、民族及个人身份的分裂。在他的作品中，空间可被划分为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物理空间位于横轴上，是相邻的、分裂的，心理空间位于纵轴上，却是聚合的、重叠的。在作品中人物的幻觉中，心理空间又往往与物理空间重叠在一起，比如在《星形广场》第四章，拉法埃尔要赴以色列寻根。在他的幻觉中，特拉维夫、维也纳和巴黎这三个城市重叠在一起：“维也纳，最后一班有轨电车驶入街里，马里亚依弗勒一斯特拉斯，我们感到恐怖袭来。再走几步，我们又回到协和广场。坐地铁，安宁地拨念珠：蒂勒里站、王宫站、卢浮宫站，夏特勒站……”这三个城市之所以重叠，是因为它们同处于心理纵轴上，其共同义素则是“危险”，而在受尽折磨的叙述者的恐惧的内心中，它们被自然而然地幻化在一起。
       解构“正史”
       在莫迪亚诺的小说中，心理空间的重叠伴随着心理时间的重合，时空结构正好对应。在《环城大道》中，叙述者明明生活在60、70年代，叙述时间是1972年，但酒吧侍应生的几张破旧的照片却使其通过幻觉和回忆不时进入占领时期。通过这种手法作者把1972年1942年重叠在一起，时间跨度达30年，似乎在作品中构造出一个四维空间，在这里不存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区别。正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揭示的，时间也可以像空间一样被跨越。这种心理时间形成了“中心与边缘”的结构。在作品中，占领时期到战后的30年被称为“奇怪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时代”这句话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在这个“奇怪”的时代中，占领时期构成恐怖的“中心”，但恐怖的余震却波及60、70年代，使战后30年构成恐怖的“边缘”。这种心理时间以“恐怖”为共同义素把过去与现在重合在一起，使人感觉战后的人们仍如同生活在当年的战争年代。战后二三十年间，世界各地仍战火不断，狼烟四起，小说中提到了50年代的朝鲜战争、冷战的铁幕、50、6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及70年代的中东战争，让人感觉到战争的威胁仍笼罩着世界，两极的冷战随时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战后的年轻一代虽然没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却生活在对未来战争的恐惧中。因而，他们不时会追溯占领时期的恐怖，并由于心理上的恐惧而混淆了时间的界限。
       在这个荒谬的世界上，在这个“奇怪”的年代里，人们整天生活在恐惧中，时时感到威胁，人的自由意志已经丧失，人的尊严和价值也已消亡。人面对恶势力无可奈何，只能以笑代哭，对它加以讽刺嘲笑。莫迪亚诺在作品中不时使用黑色幽默来表现叙述者愤世嫉俗的态度和忧郁沉重的心情。其黑色幽默的特色在于，作者往往将现实与幻觉揉合在一起，以闹剧表现悲剧，以幻觉讽刺现实。《星形广场》中的主人公拉法埃尔到以色列寻根，被盖世太保逮住，在巴黎的星形广场上遭到枪决，最后他在幻觉中发现自己躺在维也纳弗洛伊德的精神诊疗室里，作者写道：“房间里蓝色的墙壁和窗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坐在我的床边，为确定我不是在做梦，我用右手摸了摸他那光秃秃的头。”“我悄悄地溜到这位精神分析医生身后，用手轻敲他的脑门，告诉他：‘我太疲劳，太疲劳……’”拉法挨尔的痛苦和不幸成了玩笑的对象，读者读到这个结尾不禁凄然一笑。在《夜巡》中，进退维谷的叙述者在幻觉中说：“在我和你谈话的时刻，希特勒吮着大拇指睡着了，我同情地瞅了他一眼，他像一只在做梦的狗一样尖叫一声，蜷曲一团，变小、变小，站在我的手心里。”用幻像讽刺现实，在窘境中说说俏皮话，确是阴沉而又痛苦的幽默。
       追溯到占领时期，在那个黑暗的年代，社会动荡的力量把时间的“中心”击得粉碎，余震回荡在战后的30年中。在这“奇怪的时代”，人们不知道自己是谁，受人利用，当炮灰，没有一点自主性，惶惶不可终日。这就是战后西方人的普遍境况。莫迪亚诺作品中的主人公的窘境即集中表现了人们当时进退两难、无法生存的处境。寻找祖国的失败、寻找父亲的悲剧、寻找过去的困惑，都说明了寻根的困难。寻不到自己的根，人的身份问题最终也无法得到解决，也许只能永远生活在无依无靠、孤独无援的困境中。
       法国光复后，尤其是20世纪50、60年代，法国舆论界长期自豪地宣扬抵抗力量英勇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正面历史，为戴高乐将军歌功颂德，他俨然被神圣化为法国的“父亲”。然而，莫迪亚诺解构历史，重读历史，反“英雄”化，去“神圣”化，通过小说表现了法国被占领时期包括犹太人甚至法国人在内的被侮辱者精神上的麻木状态及难堪的生存境遇。
       1968年，法国爆发了被称为“五月风暴”的学生运动，最终逼使戴高乐将军这位伟大“父亲”下台。“父亲”不在了，五月风暴后的法国青年处于困惑迷惘之中。虽然莫迪亚诺在解构“父亲”，但他不像纪德要“杀死父亲，离家出走”，他还是需要“父亲”的，并要寻找“父亲”，因为这是一种精神的慰籍。其实，他解构“父亲”是要颠覆权威，解构“身份”是在探索人的生存问题，解构“祖国”是要反对民族主义，解构历史是要唤起法国民族的觉醒。这些才是他创作“占领三部曲”的真正目的。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也正是西方文坛从结构主义转入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的时期，罗兰·巴特、德里达、福柯在理论上用解构的方法挑战权威、瓦解“中心”，而莫迪亚诺虽然没有经历二战，却凭着想象创立了文学解构主义写作诗学，他虽然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建树，却在创作上与当时的“解构主义”思潮相合拍，这也是一大创举。长期以来，评论界或认为他是“现实主义”作家，或是“寓言派”作家，若说他是“现实主义”作家的话，的确他的小说还“历史”以真实，但从其解构主义的创作诗学来看，他更应该属于后现代主义作家。
       责任编辑：魏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