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内容提要 对照法国女性主义对文学语言异质性的探讨，英美后女性主义远未完成自己复兴差异的目的。由于缺乏一种否定性的辩证思维并且无意识地继承了结构主义的语言决定论，英美后女性主义无法正确地对待身体与话语的关系，致使现有的带有普遍性的话语惯例支配了个体的身体和言说，不仅不能为新话语(文本)的出现提供理论支持，而且否定了法国女性主义为文学语言开辟的颠覆性场所。
       关键词 女性主义；文学语言；差异
       英美后女性主义通过对差异的论说宣告了与自由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断裂。然而，仔细的考察会让我们发现，英美后女性主义不仅没有复兴差异，反而抹杀了法国女性主义建构的差异及其颠覆性。究其原因，在于它对普遍性的追求使之无法正确地对待身体与话语之间的关系。虽然在后现代语境中重建普遍性对于社会学层面的女性主义运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就文学和艺术而言，却是一种灾难。在这一点上，英美后女性主义缺乏法国女性主义那种否定性的辩证思维。因此，谈到文学艺术的颠覆性，英美后女性主义侧重艺术内容，强调非主流话语与主流话语之间的冲突；而法国女性主义则强调艺术的形式，相信艺术“语言”的特殊性就是对资本主义再现的颠覆，所以明确的政治目的恰恰意味着艺术的失败。就文学生产而言，英美女性主义更强调文学产品对社会的影响，而法国女性主义则认为生产过程本身具有更大的颠覆性。
       一、普遍性的话语
       英美后女性主义对差异的抹杀主要表现在对话语和身体间关系的关联上。虽然后女性主义者提出要用差异颠覆普遍性，但是她们所言的差异主要指非主流话语与霸权话语在社会中地位的不同，而且认为话语对身体具有决定作用，所以在她们那里差异的颠覆作用已经被降至最低极限。如果把英美后女性主义的领军人物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作为一个典型个案来研究，我们就会看到，英美后女性主义者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法国女性主义对于差异的论述，但是其浓厚的语言决定论倾向使她们无法理解法国女性主义对于艺术语言异质性的阐述。虽然巴特勒的理论为女性主义文学和文化批评提供了许多关于身份的新视角，但是就文学本身而言，其理论并无新的突破，反而否定了法国女性主义为文学语言开辟的否定性场域。
       巴特勒的问题在于坚持认为身体不可能书写，只可能被书写。生长于美国的她始终无法理解法国女性主义所言的身体差异对语言的颠覆。所以与法国女性主义复兴身体差异相反的是，巴特勒要在后现代语境中重建话语的普遍性，虽然是地域性的普遍性。在《重新筹划普遍性：霸权以及形式主义的界限》一文的一个注释中，巴特勒声称：“在我看来，最少数的权力斗争也同时利用了排他主义的和普遍主义的策略，制造出一个政治性话语，这种话语维持着与普遍性的启蒙概念的暧昧关系。”巴特勒正确地认识到每一种话语的生产都离不开普遍性，但是过分强调其中的普遍性则意味着特殊性的丧失。因为“普遍性的声称总是以一种给定的语法提出，通过在某一可识别的场地中一系列的文化惯例提出来”。普遍性寓于现有社会结构或语言法则(langue)之中。而这些既定的、中性的结构先于个体而存在，并且排斥个体的特殊性。同时，巴特勒认为一种话语是普遍还是特殊是由语境决定的：“同一个术语‘性别差异’能够在一个政治语境中表示特殊性，而在另一个语境中表示普遍性。”所以无论是话语的普遍性还是特殊性都与个体的生产无关，这样特殊性也成了一种普遍性：“特殊与普遍之间有时具有不争的一致性。”
       在巴特勒的理论中，普遍性再次成为哲学中的第一性。她界定的话语没有脱离结构主义的语言决定论，因而最终统治了身体。她提出“性属述行”(gender performativity)来反对自由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中的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倾向，认为是性属述行创造了先验实体——一个核心的性属自我——的幻觉，并且把性属“述行仪式的结果视为前面那个实体必然解放或因果性的后果”。她用性属述行和身体的戏仿来为性别幻觉祛昧，确实有效地反对了本质主义。但是在反对大写的“人类”主体(Man)的同时，巴特勒却创造了另外的主体——“语言”、“权力”等，虽然她自认为话语不是结构主义的语言(langue)，但是在她的文本中，本应表现言说者特殊性的言语(parole)，却演变为普遍的语言。因为述行不是个体的行为，而是话语的产物：“述行不能被理解为某一个非常的或特意的‘行为’。相反，它应该被理解为重复和引用的惯例，话语借该惯例制造其所命名的效果。”述行并非主体的行为，而是话语重申的产物，这种重申制造其规约的现象，即性属的述行。在此语境中，巴特勒断言，性和性属一样都是文化的，都是话语的产物。
       巴特勒最大的失误是把主体身体置于话语(语言)的统治中。她援用后结构主义的做法，提出话语来反对结构主义的语言。但是她的话语却是已有的各种“惯例”的重复，希望在话语重复中重新为各种“惯例”洗牌，从而破除霸权话语的支配地位。然而，由于话语在巴特勒的文本中总带有某种先在的意味，决定着个体身体的述行，这意味着主体彻底丧失了在话语中的代理权。因为，缺乏作为质的多样性的身体的参与，原本属于言语(parole)的话语带上了语言(langue)的色彩。而就话语生产而言，虽然文本的意义不是由主体作者决定的，但是因此否认话语中有任何主体——主要指身体主体——的踪迹则违背了女性主义的初衷。因为在一个生产单向度的人的资本主义理性和具有同质化效力的全球化逻辑共同统治的社会里，缺乏身体的异质性对普遍性的颠覆，就不可能出现新的话语。这意味着文化的“死亡”，无论是霸权文化还是被其边缘化的文化。
       巴特勒的话语之所以会带上语言的色彩，是因为缺乏个体身体特殊性的参与。她的话语不同于法国女性主义者的话语，在后者正是身体的异质性导致了话语的特殊性，从而使话语带上了言说者的特殊性。例如，克里斯蒂娃就认为，话语“表明主体借助其言说个人性地参与了他的语言。使用语言(langue)不带个性的结构，主体在与他人的交流中构形和改变自己”。普适的语言(langue)在主体话语中变成了特殊信息的传递工具，而属于特定主体的特殊因素就在语言结构中留下了印痕：“不知不觉中，主体便给语言打下自身的烙印。”而在巴特勒那里，先于个体存在话语结成了一张张“权力”之网，笼罩着身体。作为话语承载者的身体只能被动地接受话语的铭写。话语的变体，即身体的戏仿，也是语言内部的“延异”导致的，并没有主体或身体的参与。就文学而言，这些毫无个性的话语将决定文本的生产，从而使文学语言丧失特殊性和“革命性”。
       二、被阉割的身体
       由于缺乏身体的颠覆性，巴特勒最终未能
       为新话语或新文本的产生提供理论支持。这是语言决定论的后果，也是身体被压抑的表现。因为自尼采以来，身体就是以破除同一性思维的姿态出现在哲学中的。虽然后来巴特勒也曾经声明她并不是否定先在的物质性：“正如没有话语手段就不可能接近任何先在的物质性，任何话语也无法捕捉那种先在的物质性。声称身体是一种捉摸不定的指称并不等于声称它只是而且总是建构的，在某些方面，这正是声称存在着建构的界限，可以说，建构必然遭遇其界限的地方。”但是这个声明本身就缺乏否定性的辩证思维，因为其中身体和话语的关系是断裂的。身体的物质性被界定为“先在的”，因此话语无法捕捉这种“先在”，必然导致身体被话语淹没。
       这是因为巴特勒始终把对物质性的接近界定在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的范围内，锁定在意识和合法性的层面，她区分可理解的身体和不可理解的身体的标准是占支配地位的霸权话语。语言在此是霸权话语可理解的语言。她意在探讨身体的物质性如何被各种具有规范化效力的惯例操控，导致了整个现行文化中未被建构为有价值或受尊重的主体身体的范围。所以她最终悬置了身体的物质性，让话语完全统治了身体。确实，身体是不可理解的，但是并不是不可接近的。可理解性和可接近性是两回事。前者属于意识的层面；后者则属于感性的层面。前者是概念，服从同一性的尺度；后者则是身体经验中无法还原为概念或理性思维的部分，是非同一的要素，即克里斯蒂娃所言的“符号”(the semiotic)。正是这些不可还原的部分才构成了意识同一性的颠覆因素。所以，当巴特勒声称物质性的身体也带有“文化意义”时，她让女性主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话语终究是意识的产物，确定了话语的决定地位也就意味着确立了意识统一性的力量，意味着身体特殊性的消失。这样做时，巴特勒再生产了自然／文化、身体，意识、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的层序。
       贬低身体的质性也就意味着否定身体在主体中的作用，以及否定性文学语言产生的基础。强调话语对身体的决定作用更是意味文学的死亡。巴特勒说：“我更注意的是把述行行为重新思考为文化仪式、文化规范的重复以及身体习性，在其中，意义的结构和社会维度最终不可分离。”巴特勒认为性属述行是一种话语在身体表面的铭写，身体的行动、表演和姿势都是由话语的铭写决定的，所谓身体的戏仿只是由于有不同于“正常的”或霸权话语的话语铭写在身体上，造成非“规范”的性属身份：性属身份是“一段关涉被接受的意义的个人，文化历史。这些意义从属于一套模仿惯例，该惯例又附带指向其他的模仿，并连带建构一种首要和内在的性属化自我或者戏仿这种建构机制”。依照巴特勒的思路，文学也是对惯例的模仿或戏仿，即互文本的作用。但是巴特勒的互文本绝对不同于克里斯蒂娃从形式上看到的互文性。在后者中，互文性是“革命的”，首先发生于标记身体的符号与由意识习得的象征之间冲突的“零时刻”，强调符号对象征(语言法则)的冲突。此时，主体的无意识冲动爆发成语言，企图打破他人、尤其是男性特质的互文本话语，从而把言语从这种压抑性话语中解放出来。而巴特勒的互文本主要是概念和语法决定的语义或内容，是各种已有话语或意义之间的冲撞。这样一来，文学只是不同话语立场的表达。文学的革命性在于其内容，表现为非主流话语对主流话语的冲击，是话语权的争夺。文学将停留在意识的层面，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附属物。对于文学来说，这样做不仅不公平，而且否定了它的颠覆功能。总而言之，巴特勒在意识和身体、话语和身体、主体性和身体之间的关系上，始终不能恰当地引入身体的异质性，因此也就无法像法国女性主义那样，把非同一性的因素引入到文学中，并且把文学本身变成同一性思维的颠覆者。
       三、“革命"的文学
       与英美女性主义关注话语对身体的决定作用相反，法国女性主义关注身体对现有语言规范(langue)的颠覆，要让身体的异质性突破语言的囚牢。在此，语言不仅仅是社会认可的霸权话语。它首先是意识、自我、象征，然后才是主流话语、社会契约等。身体的异质性也就是无意识和非理性的层面，或者美学(感性学)的层面。这不同于始终停留在话语权争夺层面的英美女性主义，后者始终怀疑身体进入语言的可能性。确实，如果像巴特勒一样把意指界定在意识反思的层面，这当然不可能。然而，如果突破理性的牢笼，不再单纯地把语言界定为可理解的抽象概念，脱离身体然后又反过来支配身体，就可以看到文学语言与身体异质性的关系。所以在法国女性主义者眼里，真正的艺术就是身体侵入并挑战既定的语言法则，继而延伸至社会政治领域。这才是阿多诺所言的“艺术是社会的反题”的真正涵义。
       把克里斯蒂娃和巴特勒进行比较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英美女性主义的症结。克里斯蒂娃在《诗意语言的革命》中论述了文学语言——“诗意语言”——的异质性和可能性。与巴特勒单纯探讨可理解的话语并最终把话语等同于语言不同，克里斯蒂娃探讨了两种意指模态，即象征和符号。前者类似于结构主义的语言或巴特勒的话语，是各种抽象的概念和语法关系的总合，先于个体主体而存在。广义地理解，象征包括所有在社会中规定个人行为的惯例。主体需要这些惯例生产话语。在象征的作用上，巴特勒和克里斯蒂娃都明白象征的普遍性，而且都承认个体言说离不开它。但是在象征和身体的关系上，两人存在根本的分歧。巴特勒更强调象征的普遍性对个体身体的决定作用，而克里斯蒂娃更关注主体欲驱(drive)对普适的象征的颠覆。所以巴特勒的话语是现有的语言惯例，而克里斯蒂娃的话语则是主体在语言规范的基础上建立的与个体差异密切相关的言说。主体是言说的产物。但是与巴特勒的话语不同的是，克氏的言说是主体身体和意识的共同产物。巴特勒的话语对主体身体和意识具有决定作用，而克里斯蒂娃的言说(话语)强调身体机制的作用，发挥着颠覆现有语言法则的功能。
       对于文学而言，克里斯蒂娃更多地发掘了文学形式本身的颠覆潜能。她要颠覆语言法则的决定作用，言说不可言说的身体。符号作为一种意指模态就承担着这种功能。象征的习得或建立需要与母性的身体(也即主体身体、客体)的分离，从而形成抽象、普遍、静态的语言指号。符号却不同，它并未脱离身体或客体形成断裂，而是与欲驱密切相联。因此，它先于语义和句法的形成，是动态而无定形的，却又早已受到生理和社会的规约。它是主体构形时无法通过把它们联系为能指和所指而否认的欲驱。克氏认为符号解释了先锋派文本对意指链和意指结构的诗意“扭曲”，是欲驱(尤其是死亡欲驱)的涌入，是对现有语言规范的干扰。
       由于始终把象征领域内可理解的话语放在第一位，巴特勒无法理解克里斯蒂娃关于符号的论述。在《性属困惑》中，巴特勒认为克里
       斯蒂娃的颠覆问题重重。首先，克氏的理论依赖其试图移置的父权法则的稳定性和再生产，符号是从属于象征的，它的特殊性存在于无法挑战的层序范围内。其次，克氏的符号是“先于”或“外于”意义的，在进入语言时必然会被压抑，这是“父权法则的物化”，会否认母性作为文化实践的多重意义和可能性。所以巴特勒认为克氏有关欲驱、语言和法则间关系的论述大有问题：“如果欲驱必须首先被压抑才能让语言存在，如果我们只能为语言中可再现的因素赋予意义，那么要为还未浮现在语言中的欲驱赋予意义就是不可能的。同样，要为欲驱赋予一种诱因，促使它们转化为语言，并用以解释语言，这都无法合理地在语言本身的局限中完成。”因此，巴特勒转换视角，转化了克氏所讨论的因果关系，宣称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原因”——即欲驱——恰恰是因为它们的结果，因为它们在语言中的再现，所以，巴特勒说：“我们没有理由不把欲驱等同于它们的效果。”换言之，要么欲驱及其再现是同延的，要么再现先于欲驱本身。巴特勒认为后者更值得考虑。
       巴特勒把欲驱等同于欲驱的再现，然而，在克里斯蒂娃那里，两者是不同的。她的理论开始于主体前语言的与母性身体相连的力比多统一体(欲驱)，但是并未结束于语言(象征)对这些欲驱的覆盖。符号不是欲驱，而是这些欲驱的“记忆”或生物遗传。它与主体后来习得的象征并驾齐驱，共同作用于主体。而且由于欲驱的攻击性(最主要的欲驱是死亡欲驱)，符号必然带有否定性，颠覆象征的稳定性。符号在主体象征习得或构形完成之后并未消失，而是被压抑或移置，并且可能重返。克氏认为理论可以把符号功能“历时地‘定位”’在主体的建构过程中，恰恰是因为“它们在[我思]主体自己的意指过程中‘共时地’起作用。”与弗洛伊德的“本能”概念一样，符号构成了心理和肉体之间的关联，它是一种既异质于象征又建构象征的意指功能。对此，沃克尔对克里斯蒂娃的理解更具建设性：“符号(否定性的场所)居于象征(或语言)之内，而非先于或外于象征。从这一内在的位置，它引入了节奏、音质和笑声等非生产性因素。”象征和符号共同构成了象征秩序(通常所说的语言)，任何文本都是象征和符号的共同产物，而诗意的文学文本就是符号功能——外化为语言的声韵特征——更突出的文本。
       以此为基础，克里斯蒂娃开始了对文学的颠覆性实践的探讨。她的文学或美学实践概念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实践的重写，把一种主体内和主体间的动力学融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历史性、动态性和客观性中。文学实践的革命性在于，一方面，在实践中，欲驱和符号所代表的否定性把主体置于与对象和其他主体的矛盾中，使他粉碎自然结构和社会关系，同时也被后者吞噬。即象征(语言决定的)主体被去中心化：“实践的环节消解了主体的完整和自我呈现(self-presence)”。所以文学或审美实践“包含异质矛盾并把它视为一种无限的辩证——物质和意指——运动的主要动力”。它取决于非象征化的外界对意识统一体的粉碎，是意指过程执行的场所，生产了被自然或社会外界置于过程中的主体。这个主体还未象征化，并且与推迟和延宕否定性暴力的资本主义再现体系格格不入。
       另一方面，在实践中欲驱运动将产生新客体——客观的物性外界决定的客体，并且可能带来整个社会的变革。因为就在否定性起作用之时，“一种束缚、象征、意识形态和肯定性的成分就会干预，以便在语言的建构过程中主体通过拒斥(rejection)过程生产的新客体”。欲驱的异质性早已是可意指的，然而总是受到未象征化的因素的破坏。因此在其征途中，总发生着与主体意识、与一、与所有现存的自然、社会、科学和政治体系的斗争。新客体的出现就是这种冲突的结果，是最激进的断裂和更新的环节。然而这种出现只是流变中相对静止的瞬间。由于拒斥的压力，所有的意义都转瞬即逝。正是这种异质的矛盾赋予文学或审美实践最激进的颠覆性，使它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文学实践把意指过程客观化，它用欲驱的异质性对抗物质矛盾(如阶级斗争)，同时又把这些矛盾引入主体过程。这种异质矛盾介于意指过程和客观的社会过程之间：“它是双方各自凭借自身对另一方的超越。”伴随着新客体的出现，主体和社会结构就在欲驱与意识的冲突中被重构。
       综上所述，在文学的问题上，英美后女性主义未能像法国女性主义那样，看到主体身体的特殊性对语言规范的冲击，因而忽视了文学形式本身所具有的颠覆作用。而在法国女性主义者眼里，文学语言就是一种与身体密切相关的个体特殊性的表达，冲击着资本主义再现和全球化逻辑制造的同质化。文学语言的“革命性”在于，它不纯粹是意识“我思”的产物，而是身体异质性的书写。
       责任编辑：陈思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