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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地域和地域主义是加拿大社会理论和文学批评界的一个敏感话题。对地域文学的争论和批判贯穿了加拿大文学的发展历程。文学界对于地域主义形成了不同的认知模式，包括形式主义、功能主义和神秘主义。“城市地域主义”是近期来出现的一种新的地域认知和写作模式，这进一步促进了安大略文学的地域化，消解了安大略文学的中心地位。后现代语境下的边缘化使得地域主义在加拿大摆脱了局部意义，更加强调地域和地域文学的不同和差异，从而解构了加拿大民族文学的单一形象。
       关键词 加拿大文学 地域 地域主义 城市地域文学 文学异质性
       地域主义在加拿大批评界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纵观加拿大文学发展史，可以说，地域主义一直是文学家和评论家关注的焦点。著名文学理论家弗莱1965年在《丛林花园》的前言中就说，加拿大文学所关心的是统一和身份的问题，也就是“植根于想象和文学作品中的有关地方和地域的东西”。弗莱代表了加拿大批评界的广泛观点，即应该把加拿大文学作为加拿大社会、历史、文化、经济生活的一部分进行考察。因此，弗莱提出了加拿大人共同关注的著名问题：“这里是哪里?”
       弗莱所关注的地方这一概念在文学的产生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角色。作为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的载体以及人类经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地方在地域主义文学中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文本作为话语体系的一个心理——空间的叠加场所，其作者的存在是永远限于时空维度之内的。后现代语境下，随着理论视点的多元化和批评视界的拓展，地方这一传统话语主题受到来自社会理论和文学批评越来越多的注视。地方和空间进入文学理论和批评乃是因为地方被认为是“物质和精神的结合”，是“取决于历史的”，并且是“一个过程”。地方和文学的紧密结合存在于文学的产生、阐释、经典化，以及对文学话语的检视与体察中。而地域这一概念的介入使得这一情况更加扑朔迷离。作为承载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知识等权力结构的一种经过再配置的有序结构，地域不仅继承了空间的社会性，而且在文艺创作被赋予个体的主体价值，因此，地域给追求广泛文学意义的文学批评视角带来了挑战。
       在加拿大文学中，对地方的社会、政治思考对文学创作和批评依然产生着不可抗拒的影响，因为从英语文学视角出发对加拿大文学的审视，首当其冲的就是“地方”或“地域”概念的介入——加拿大是有异于不列颠和美利坚的一个国度。加拿大文学被纳入不同范畴的研究体系，例如英联邦共同体文学、北美文学、新世界文学，等等。所有这些命名归类均涉及对空间的文化划分，而空间性则不可避免地与对身份和地位的政治焦虑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加拿大前联邦时期，地方是大多作家文学作品的主题。例如苏珊娜·穆迪和安娜·詹姆逊就把加拿大看成是一个远离故土的地方，认为这个地方不会让人“洋溢温情，浮想联翩，产生美好回忆，充满无限憧憬”。然而，在加拿大政体和文学成熟的过程中，加拿大文学的地域性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衍化成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例如，地理与文学的内在关系如何?回顾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加拿大文学舞台，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一个具有强烈地域意识和政治焦虑的文学，加拿大文学当时的关注对象往往体现在如何用文本形式再现在地理和政治的双重意义上的一个国度。
       加拿大后民族主义时期，地域主义的矛头开始转向加拿大文学内部。在评论界还没有完全摆脱加拿大文学整体被定位成某种地域文学的思维模式时，加拿大文学内部出现了安大略文学、魁北克文学、新不伦瑞克文学、纽芬兰文学等等各种地域文学。这些地域文学往往否认它们是所谓“加拿大文学”的组成部分，而认为各自是彼此迥异的文学，不是一个特征鲜明的加拿大文学的构成元素。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约翰·莫斯等人为代表的传统文学批评中的所谓“生存主题”、“移民主题”等被这些新生的地域文学主题所解构。他们的批评视角也遭到了来自加拿大内部各地域主义批评家的猛烈抨击，尽管他们的声音很少能够穿越国界触及国际读者的耳畔。换句话说，随着加拿大文学的国际化，传统意义上的地域性正在进行地域内在化的转变。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加拿大形成气候的“加拿大批评”正受到质疑：在当今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一个特征鲜明、线条清晰的加拿大文学已经不能再代表现今的加拿大文学，加拿大文学正走向异质化。
       那么，地域在加拿大(地域)文学的产生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作家埃里·曼德尔曾言，地域就是一个人的家乡，是“和我们所接触的那第一个地方有密切关系的不可抗拒的愁思，是我们对世界的第一次认识，也是对世界第一次清晰的把握”。文学家伍德考科亦言，“地方感”是“地域意识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然而，加拿大文学中的地域主义不同于英美文学中的“地方色彩”。地域主义在加拿大社会科学领域中首先是一个地理衍生词，同时，更离不开社会、历史、文化、政治因素等的影响。地域主义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因素，并且，研究地域主义文学必然涉及到跨学科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对于某个地方的地理因素的文学描绘。戴维·乔丹认为，新世界地域主义含义各异，“有着各种各样的含义……但从来都没有摆脱政治的影响”。因此，对地域主义的研究离不开对加拿大社会和文化的综合考察。
       尽管地域主义是社会话语界的关键词，但事实上，直至今天，地域这个概念本身仍然被笼罩在一团迷雾之中。人们对于如何看待加拿大的地域依然莫衷一是。其中最鲜明的地域主义划分莫过于把加拿大视为一个具有“两种孤独”的国家。这也是休·麦克莱能1945年出版的小说的名字。这本小说给读者描写的正是加拿大的两种不同的历史、社会、宗教、民族和语言的风景：魁北克和加拿大英语区的故事。小说中的山川河湖带有浓浓的象征含义；“顺着蒙特利尔的拐角处往下，两条河流在岛屿周围会合……两个古老的种族和宗教在这里相会，并继续着它们各自的传奇故事，肩并着肩。”这本小说给读者展示的只是加拿大地域主义的冰山一角。弗兰克斯从政治学出发，认为人们“怎样数清”加拿大还是个问题。他认为加拿大是“一个国家，两种语言和文化，四个区域，十个省份，多种利益集团”。显然，根据弗兰克斯的划分，地域和省份并不是一个概念，因此地域文学不等于省份文学。
       一般意义上，人们认为加拿大分为大不列颠哥伦比亚、草原省份、安大略、魁北克和大西洋沿岸省份五个区域，然而新的区域还在出现，1988年成立的西北地区和1999年成立的那奴武特地区已经成为加拿大文学中具有神秘色彩的北方文学的代表。阿特伍德的小说《浮现》就是女性生态主义和北方神秘文学的某种结合。普莱斯顿言，“注意：第六个区域，大北方，也就是横跨两个地区和其他各省部分区
       域的区域，常常被我们所忽视，而这个区域却和加拿大其他地方迥然不同。”即便在某一区域内，也存在着很大的地理、文化、历史等各方面的差异。显而易见，地域和地域主义文学不仅仅是文学上的简单归类。纵观加拿大地域主义历史和文学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将加拿大地域文学模式归结为形式主义、功能主义、神秘主义等几种。
       “形式主义”地域文学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曾经是加拿大文学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对地域的划分方法，并且这种认识模式至今仍然在文学界有着一定的影响。形式地域主义认知模式根据各地域在地理环境、气候、地形等共同特征划分地域，而形式地域文学则主要包括草原文学、海洋文学、北方文学等。这些地方的自然风景常常成为地域主义文学的决定性特征，在早期文学中尤为明显。这些作品常常反映殖民者同自然界作斗争的场面或者旅游者对高山大川的赞美膜拜，例如苏珊娜·穆迪的《丛林斗争》和菲利普·格罗夫的《沼泽地定居者》等。不过，形式主义地域也同样可以以种族、宗教和语言等特征划分。社会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威斯特福尔就认为加拿大法语区“是在种族和文化基础之上的一个形式地域”。形式地域主义对草原作家的影响尤为深刻，许多作家往往在创作过程中充当“地理描绘者”的角色，描写恶劣的气候和艰难的生存环境。加拿大西部著名作家和评论家埃德伍德·麦克考特强调，作家的作用就是作一名“画画的艺术家”，对自然风景进行拍照式的扫描。在麦克考特之后，作家亨利·克莱塞尔是形式地域主义的忠实支持者之一。他在1968年的一篇关于草原文学的文章里做出了著名的论断：“所有关于加拿大西部文学的讨论必须从风景对人的精神的影响开始。”劳伦斯·里克认为作家要抓住这一区域的特性必须通过“他们和特定的特征鲜明的景色的亲密接触”。形式地域主义文学作品的例子很多，例如草原文学的经典玛莎·奥斯滕索的《野鹅》、W.O.米切尔的《谁看到了风》、辛克莱·罗斯的《关于我和我的房子》、如熙德·马丁的落基山小说《倚风而立：在暖燥风下》(1995)、夏伦·布塔拉的《野石之心》(2000)，安迪·罗素的《荒野漫游者的踪迹》(2001)，等等。
       然而，形式主义对地域的认知流于片面，无法解释具有所谓“文化马赛克”特色的加拿大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因此，许多文学批评家和加拿大研究学者提出一种更为动态的地域观，并以之取代形式主义保守的地理范式，这种新的认知模式可以称之为“功能主义”。根据经济学者杰宁·布洛蒂之言，功能主义模式并非提出实体的地域边界，从而使地域相互割裂，而是把它们看成“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其中一个区域的结构大体就是对另一区域功能的解释或表达”。弗里森则从历史、政治、空间经济学等角度出发，指出功能派把地域看作“在一定时间跨度内由语言、宗教和经济的空间模式以及公众对成型社区的普遍认识所造成的政治和社会差异”。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功能主义模式仍然是建立在空间认知基础之上的，但它有效地避免了狭隘的省区和地理空间文学划分标准。在文学界，迪克·哈里森、埃利·曼德尔和W.H.纽都是功能主义地域文学的代表。探询地域脉搏的多变性则成为地域文学的内容，其终极目的则是寻找该地域的文化身份。迪克·哈里森在《未名国度》中超越了地理决定论，深入到草原生活的文化积淀中。他指出，大草原并不是“‘外面的’那个必须在物质上有形的东西，它更是想象的作品，是人的精神内的一个疆界。不过，哈里森暗示，大草原依然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存在，等着虚构作品“去把这个地方变得完全真实”。埃利·曼德尔也认为：“文学地域主义的理论基础较之历史或地理地域主义虽弱，但我们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就是作家从地方或区域写起，这些地方是某种边界线，定义着我们的情感。”因此，对于功能主义派，地理疆界只是一个固有物，作家的角色就是用文化来表达地域，这些文化表达应该宣扬具有永恒意义的人类真理。功能主义派蔑视僵化的形式主义地理决定论，并赋予作者想象的权利，使他们成为地域和地域形象的缔造者。作者不再是土地展现自我的媒介，而是通过写作过程在地域身份的构建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地理边界的取消改变了文学中地域的范围。例如，米丽娅姆·托尤斯的小说《复杂的善意》就是加拿大门诺社区文学的典型代表。
       相比而言，形式主义认知模式往往把地域看成静态、固化的地理特征。大自然在形式地域主义作品中常常被降级为非社会和非历史的自然景观，剥夺了人的作用，从而消除了地域的社会生产性。新克莱·罗斯的短篇小说集《正午的灯光》似乎就过分强调了草原气候和大干旱对人类生存的决定性作用，人类成为自然的受害者，尽管小说集中的男主人公往往具有坚韧不拔的品质，但最终胜利的几乎总是肆虐的狂风和暴雪。与此相反，功能地域主义作家把地域看成“历史关系的后果或效果”，这样就赋予了对地域认知的时间性。功能主义者在地域的文化生产中赋予人的创造权利，认为地域是体现地域内或地域间人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相互作用的过程，这样就把文学关注的焦点转向了人和人类社区。然而，作为一种依赖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差异基础的认知模式，功能主义削弱了地域间的相互联系，使之仅仅成为政治或经济主导或从属的关系，这样各地域常常用外围和中心、都市和乡郊、荒野和文明这样的二元对立关系来审视。更确切地说，功能主义说导致了建立在地域差别基础上的一种价值体系。例如，在文学上，来自安大略的文学常常作为加拿大文学的代表自居，展现多伦多、蒙特利尔等都市的文学作品代表安大略文学，因此以阿特伍德、门罗等人为代表的作家常常被误认为是加拿大文学的核心代表。
       功能主义者对作家创造力的强调进一步产生了“神秘地域主义”，这种认知模式给予人在文化和文学创作中之至上的权力。神秘地域主义者认为地域往往不只是地理和经济现象，不只由现实决定，而是人脑构建的产物。他们认为，地域就是“大脑景观”。例如，马歇尔·麦克卢汉就认为加拿大存在于“我们大脑中的看不见的边界线中”。威斯特福尔也言：“地域作家采纳一个地方的文化物质并将之转化为这个地域的人们都认为属于自己的某种神话。没有了这种神话，这个文化地域就不会存在。”这种观点更有作家罗伯特·克罗齐的名言为证：“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有人讲述我们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才能拥有身份定位。虚构小说让我们成为现实。”亚当姆孙就认为阿特伍德的小说《浮现》就是“通过隐喻”的神秘手段来展现加拿大的北方地域。阿丽莎·范·赫克也同样着迷于加拿大北方的神秘土地，她的作品《远离埃尔斯米尔的地方》是一种“地理小说”，融地理描写、自传和文学批评为一体。这本书对加拿大北部冻土进行了独特的描述，其地域边界甚至延伸到了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作者本人也宣称她喜欢做一个北方人，认
       为这是“一种心境”。事实上，不同作者笔下的北方的界线往往各不相同，跨越了各个省的部分地区。这样一种多元动态的地域观的确赋予作者自由的想象力，使得他们能够创造自己的地域，这就使得地域往往具有某种神秘而不可言的特点。这些地域在文学作品中被概念化，成为作家身边地理、社会环境的缩影，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特定环境背景的时空真理。简言之，地域边界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在文学上神秘地域主义较之功能主义和形式主义更能体现地域的可变因素，而不是把地域限定在永恒不变的外在因素上，因为文学虽然源自地方，但其本质应该是通过地域体现人文关怀，这本身就弱化了地域的地理边界。文学疆界和地理疆界不是重合的。埃利·曼德尔这样断言，作家应该“在我们的边界外寻找我们的传说。因此，加拿大草原就是“一种复杂的概念框架……是一个大脑构建品，是人类思想的地域”。
       显而易见，神秘地域主义使得作家具有更大的自由创造力，避免了死板的地理决定论，从而使得地域的定义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神秘地域主义不仅可以涵盖大草原、沿海地域、北方、而且还包括根据某一共同特性而组织在一起的地域，例如加拿大荒野、印第安文学等。同时，神秘地域主义进一步削弱了地域和“非地域”文学(代表国家的民族文学、世界性文学)的界线，挑战了传统文学经典化的政治野心，这是符合后现代边缘化审美要求的。这样，地域文学中的地域性被进一个体化，被主观创造的能动性所淡化，使得地域主义的话题脱离局部意义。
       然而，神秘地域主义理论把地域的形成归于作家的思维创作忽略了现实的决定意义，因此使地域的概念变得模糊而不可捉摸。神秘地域主义打乱了人们对地域认知的因果关系，从人类想象活动的结果而不是现实的地方或地域出发，因此，神秘地域主义颠倒了地方在地域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把地域的切实存在解释为人脑的抽象元素。例如，在斯蒂芬·斯克比的短篇小说《条纹马赛克》中，男主人公的情人来自大草原，她不喜欢温哥华，因为她感觉自己好像被隔离在一个大笼子里。于是，她在住所的墙壁上到处画上横条纹。男主人公发现“大多数条纹极其简单，在画布底部附近有一条横线，下面有一大块颜色，上面也有一块，不过都是些很细微的颜色，非常精确的颜色。”。对于来自大草原的女艺术家来说，这些颜色就代表了草原在她想象中的景色：“我对它们进行了抽象概括，她解释道。”然而，这些抽象化活动没有把地方首先作为一个客观实体，其次再作为个人主观、社会和历史的创作产品来考察。因此，弗里森指出，所有这些地域主义“分类都过于简单，不能体现人类活动和现代国家的繁复的作用因素”，这也致使弗里森作出一个无奈的结论：“地域在地理上或许根本不存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加拿大政府采取多元文化政策，一个统一的国家文学形象的神话正在被打破。同一性和统一性正在为地域问的差异和多样性消解，在后现代话语语境中加拿大正在分裂为许多不同的区域，即使先前被人们认为是加拿大心脏地带的安大略都市区域也正在被重新作为新的地域被人们所认识。W.J.凯斯在《安大略的文学形象》中把这个传统的中心地带看成是“位于中心的一个地域”。他承认，安大略“理所当然是一个不愿意承认它有自己的地域文学的地域”。乔治·伍德考科也指出地域主义文学无法摆脱政治影响：“在加拿大，目前有一种把地域主义和民族主义对立的趋势。”他也认为，安大略也是加拿大的一个地域，它是加拿大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安德鲁·努尔斯在2002年也提出，安大略的“地域化”正在“进行中”，而且这一过程将会“使安大略的国家身份丧失，令其具有在加拿大更为地域化的位置”。
       随着安大略地域化的进展，安大略的都市中心也正在转变为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域。斯戴尔特指出，城市是由不同的社区组成的地域，它们也是“更为地方化的地域中心。这些地域包括它们周围的地带，是由更小的地方和乡下构成的”。基于这种把城市看成地方化地域的理念，斯戴尔特对安大略省果尔夫市进行了考察，认为这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特文化、历史和文学的城市地域。他在对杰拉尔德·努南编辑的《滑铁卢和惠灵顿县文学志》的评论中说，这些地方作家们“可以被看作是描写加拿大小镇生活传统的一部分，包括史蒂芬·李科克、罗伯逊·戴维斯和埃利斯·门罗”。保罗·邓慕则把这种文学趋势称为“城市地域主义”，并定义其为“对某一城市或城市的某一部分的特定社会环境的考察”。依此归类，属于“城市地域主义”的小说或作家数不胜数，例如伊赛尔·威尔逊的温哥华、休·格纳的卡毕其敦、莫德凯·里奇勒的圣厄尔班大街，以及休·胡德的蒙特利尔。
       综上所述，地域主义在加拿大一直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敏感话题。地域主义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随着历史、地理、社会而变化的。从形式主义到功能主义到神秘主义再到城市地域主义，可以看到，地域主义文学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地域文学”也从历史上的一个贬义词发展为今天许多作家和评论家对“地域性”的追求。地域主义写作也改变了以统一为中心思想的追求，崇尚地域的不同和差异，强调地域文学的多样性和异质性，从而否认民族主义运动所推崇的国家文学的单一性。这种趋势符合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精神，也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关注边缘，挑战中心的思想。
       责任编辑：魏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