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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爱伦·坡在通俗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其影响大大超出了文学范畴，并上升为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坡作品中丰富的文化蕴含和本土特色对现代读者阅读期待的多重满足及其与当下大众审美文化心理的契合产生了时代共鸣，而消费文化时代的文化工业在坡现象的产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爱伦·坡现象为我们重新思考全球化语境下的诸多文学问题提供了新的文化参照。
       关键词 爱伦·坡 审美契合 消费心理 通俗文化 文化工业
       说到19世纪的美国文学，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是很难绕开的一个话题。这位生前穷困潦倒、时乖命蹇的天才作家，影响遍及欧美文坛，并在大众文化的进程中掀起了一股“爱伦·坡热”。这股热潮在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的影响下跨越国界，逐渐演变成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爱伦·坡已成为通俗文化名副其实的宠儿，其形象和名字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在美国邮政局发行的纪念邮票上，在甲壳虫乐队推出的专辑《佩珀军士孤独之士俱乐部乐队》的封面上，在家喻户晓的美国影片《辛普森一家》中，我们都能看到坡的身影。许多商业机构为了提高自身知名度，也绞尽脑汁与爱伦·坡扯上联系，于是“爱伦·坡”酒吧、“乌鸦”美术馆、“埃德加”台球俱乐部等招牌也就纷纷出炉。“爱伦·坡”甚至成了品牌代言人，“坡”牌自来水笔、“坡”牌闹钟、“坡”牌冰箱磁铁、“坡”牌T恤、“坡”牌咖啡杯、“坡”牌书签、“坡”牌明信片、“坡”牌鼠标等不一而足。与坡有关的电影、电视、连环画、卡通、音乐、戏剧、网站也蔚为大观，形成一项规模庞大的文化产业——“坡产业”(Poe Industry)。爱伦·坡的影响已渗透到通俗文化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爱伦·坡热”也已成为当下通俗文化中一个令人关注的文化现象。任何文化思潮、文化现象的出现都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爱伦·坡现象也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复杂的社会原因，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一方面是爱伦·坡作品丰富的文化内涵及其特有的通俗手法与其接受方特别是现代读者独特的文化审美心理相契合的结果，另一方面以大众传媒为代表的文化工业也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在大众消费时代则更是如此。我们只有从文化的接受方，也就是文化消费者的一方多加思考，才能更好地理解其深层原因。
       一
       对经典文学的吸纳，对新兴科学的关注，对多种学科的熟稔，对本土文化的钟爱，是爱伦·坡创作成功的奥秘之一。由于种种原因，爱伦·坡生前并没有得到文学界的足够重视，还一度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没有得到评论界的充分肯定和赏识，正印证了坡自己说的那句话，“我可以花一个世纪的时间来等待读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坡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逐渐得到普遍认可。今天的爱伦·坡早已跻身美国一流作家之列，其诗歌、短篇小说及文学评论也成为美国经典文学的一部分。一般来说，一个能受到评论家和读者普遍欢迎的作家，其作品中必定隐含着某些畅销因素。从这个角度出发去寻找坡作品的成功奥妙，几乎可以很容易地断定是坡作品中的文化蕴含成就了他，并由此确定了他在通俗文化中的地位。坡的作品集谋杀、悬疑、恐怖、侦探等畅销元素于一身，融西方经典文化、新兴科学和各种流行元素于一体，成为他赢得身后读者、特别是现代通俗文化青睐的重要原因。
       爱伦·坡作品所蕴含的西方文化精髓是其作品得以成功并融入通俗文化的重要原因。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古希腊罗马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整个西方文化。同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济慈等文学大师一样，爱伦·坡也从古希腊罗马文化中汲取了灵感和营养，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对古希腊罗马史诗和神话的传承。在其名诗《致海伦》中，“坡以‘轻轻滑过香海的尼斯小船’赞扬古希腊艺术之美、自然之美、人之美；以这种美能使‘疲惫的绝望者’得到安慰来肯定它的实体存在”。诗中“海伦”和“赛克”的名字均出自希腊史诗和神话，“海伦”是希腊史诗中有名的特洛伊美人，而“赛克”则是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是“灵”的化身。诗中有一个经典名句：“你堇色的秀发、典雅的容颜和仙女般的风姿已令我尽赏从前希腊的华美壮观，和往昔罗马的宏伟辉煌。”坡不仅从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得到了许多启示，也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坡对《圣经》的了解不仅体现在他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对《圣经》文体的着意模仿上，更可以在他对《圣经》历史典故及人物典故的引用中找到线索。”坡不仅经常引用《圣经》中的典故，他对除《圣经》之外的其他基督教故事也非常熟悉。《耶路撒冷的故事》就是坡根据霍勒斯·斯密斯的基督教传奇故事《紫兰，一个关于圣城的故事》改编而成的一篇小说。故事发生在圣城耶路撒冷，主要围绕以色列人与罗马人之间的一场交易展开。坡在其中援引了大量基督教典故和《圣经》故事，并以幽默的笔触对它们进行了讽刺式的戏谑和改写。除《耶路撒冷的故事》外，坡的其他带有明显基督教文化影响印痕的作品还包括《埃洛斯与沙米翁的对话》、《言语的力量》、《死荫——寓言一则》、《静——寓言一则》等。在撷取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精髓的同时，爱伦·坡还继承了哥特文学等欧洲文学传统的因子。在欧洲传统的哥特小说中，“恐怖因素总是与哥特式古堡相联系”，人物也多以“暴君形象、教徒形象、不幸女子的形象和鬼怪形象”出现。与欧洲哥特小说的这种特点相适应，坡的恐怖小说也多发生在荒郊野外的古宅或城堡中，人物也多以病态、抑郁的畸形人或濒临死亡的美女形象出现。以《厄舍古屋的崩塌》为例，故事发生在阴郁、颓败的厄舍古屋中，哥特式的大厅拱门、幽暗曲折的走廊、阴沉的幔帐、乌黑的地板、暗红色的光线、破旧的家具和漆黑的地窖无不让读者感到荒凉凄惨、阴森恐怖。主人公厄舍兄妹那形销骨立、病态颓废的形象更是将读者的恐怖情绪推到了极致。
       爱伦·坡生活的19世纪上半叶正值欧洲浪漫主义文学风起云涌之时，作为一名浪漫主义作家，他自然受到这股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除了莎士比亚和锡德尼，坡比较尊崇的浪漫主义文学家还包括歌德、柯尔律治、华兹华斯、拜伦、济慈、司各特等。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坡创作了大量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这些“诗歌想象驰骋于古典的欧洲理趣、神秘的东方玄论以及难以捉摸的天外世界或荒诞的内心世界”。《乌鸦》一诗以其丰富的想象塑造了傲立寒冬、不畏孤独的乌鸦形象，它在风雪中反复呐喊的“永不复焉”“也可能是受到了拜伦名诗《唐璜》的启发”。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等经典文化“在塑造西方文化的传统和价值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在西方千年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早已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融入西方人的骨髓和血液，成为其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而欧洲哥特传统和浪漫
       主义等经典文化经过几百年的风雨洗礼也已深深植根于美国文化和大众心理。爱伦·坡对这些西方经典文化的运用无疑叩响了人们的心灵之门，唤醒了人们沉睡已久的深层记忆，进而引发了他们源于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
       爱伦·坡的作品不但继承了西方优秀的经典文化，还融入了大量的新兴科学元素。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科学技术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人们通过杂志、历书、甚至教会，初步对科学产生了普遍的兴趣”。坡显然也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对密码学、催眠术、颅相学、电磁学、动物磁性学、印刷术、电报等当时的新兴科学成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坡的博学多识着实让人感佩，他可以用精准的语言把天文学、化学、物理学、贝壳学、植物学、医学乃至数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随心所欲地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如果不是对力学也有相当的功力，那是谁也写不出《汉斯·普法尔历险记》的。”《汉斯·普法尔历险记》是坡的一篇科幻小说，它讲述了一位名叫汉斯·普法尔的风箱匠乘坐气球登月的故事。在小说中，坡灵活运用力学、实用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等方面的知识对主人公的整个登月旅行进行了严密的逻辑推理。为了增强小说的真实感，坡还列举了大量精确数字，如航行到4月18日这一天时，主人公普法尔写的那些有关大气层的翔实数据和用来制作气球的各种材料如细棉布、绳子、橡胶漆、柳条筐、铁桶、马口铁管、吊篮、燃烧器以及气球上的静电器、气压表、罗盘等，作者就是要“尽可能逼真地把科学原理应用于从地球到月球的实际航行”。坡的另一篇关于气球旅行的小说是《气球骗局》，这篇迫于生计即兴创作的小说竟然预言了人类百年后的首次越洋气球飞行，坡在飞行学、机械学、导航学、气象学等方面的知识也藉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爱伦·坡崇尚经典文化，关注科学发展，与此同时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有着异乎寻常的敏锐直觉，拥有坡研究专家伍德贝里所说的那种“与时俱进的精神”，他将文学创作“转到了当时人们感兴趣的话题，如探险、寻宝、催眠术、石工术、气球和当时报纸集中报道的热点以及颇受欢迎的演讲人时常谈论的话题”。在坡创作的近70篇小说中，涉及气球、霍乱、天文猜测、德国神秘主义、电报、蒸汽船、原电池、政治黑幕、工业生产条件、服饰流行趋势等热点的小说多达50多篇。坡这种对热点的敏锐捕捉能力一方面可能是他与生俱来的天赋，当然也得益于他作为一名“杂志人”的职业身份，但另一方面应更多地归功于他平时的大量积累，“他早就看过有关海盗和藏宝的故事，这些都为他创作《金甲虫》提供了素材；他早就看过有关海上探险的故事，这无疑为他撰写《南塔特克的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提供了帮助”。《金甲虫》也是一篇典型的探险小说，主人公勒格朗先生偶然在海边捡到了一张羊皮纸，在炉火的烘烤下，纸上渐渐现出了一幅骷髅头像和一连串与宝藏有关的密码符号。经过主人公的缜密分析和实地勘察，海盗藏宝地终于浮出水面。其他此类探险故事还包括《瓶中手稿》、《大漩涡底余生记》、《气球骗局》、《汉斯·普法尔历险记》、《仙女岛》等。坡通过对探险等本土流行元素的运用，成功地实现了他与大众品位结合的创作初衷。在此基础上，坡还将恐怖、悬念、谋杀等通俗小说的典型手法大胆融入其创作。他似乎非常懂得，“只有将读者置于物质现实的环境中才能有效地调动他们的新奇之感，换而言之，只有在看似正常的环境下才能产生出与之恰恰相反的非理性情感”。爱伦·坡作品的这种特质不仅吸引了广大读者和包括乔纳森·埃尔默在内的许多文学评论家的注意，更为后来通俗文化对爱伦·坡的改编提供了良好的文本基础。
       爱伦·坡始终提倡创作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学，并努力践行着这一宗旨。他不像那个时代的许多美国作家那样表现出明显的欧洲情结，但其作品对这一点还是在无意识中有所流露。长期以来，美国人的内心深处一直不可避免地存在文化上的自卑。“我们觉得好像美国没有资格写出伟大的小说。”这种自卑情结不仅体现在普通美国民众身上，在许多文学大家如亨利·詹姆斯、威廉·福克纳身上也比较明显。可以说正是出于这种自卑感，美国人一直非常向往底蕴丰厚的欧洲文化，并对几乎所有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文学和文化都投入了大量兴趣，这不仅增加了作品的文化底蕴，更成就了大批成长于历史较短、文化积淀不足的国度里的作家。爱伦·坡的作品也是如此，不仅继承了西方传统文学的精华，还融入了当时新兴科学和美国本土文化，这种集多元因素于一身的文学创作理念和实践不仅符合多元文化背景下美国大众一贯的审美情趣，更为坡超越单纯的作家身份，成为通俗文化代言人的角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
       坡的创作将历时的文本提升为共时的文化反思读本，在现代社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超越时空的文化蕴涵，实现了与大众接受心理的审美契合，表达了现代人渴望走出现实困境，寻求心灵慰藉和争取精神救赎的集体心理体验。
       在大众文化时代，“没有别的文学种类能像通俗文学那样赢得众多读者的青睐……很明显，通俗文学的平易性和可读性、传奇性和趣味性、情节性和悬念性，最有利于消遣和娱乐”。这句话对当下通俗文学的勃兴做出了诠释。事实上，这种诠释也同样适用于爱伦·坡的文学创作。坡的作品在面世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读者，且对后来的欧美文学乃至东方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它们早已完成了经典化过程。坡作品的刺激性、悬念性等通俗文学特征至今仍是吸引现代读者的重要原因。现代社会繁重的工作压力、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使现代人的审美文化心理发生了重大变化，甚至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扭曲，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在文学这个想象的世界中找到某种精神上的刺激来释放平日过于压抑的心灵。“人们渴望痛苦、愤怒、仇恨、激昂、出其不意的惊吓和令人窒息的紧张，把艺术家当作这场精神狩猎的巫师召到自己面前。”毫无疑问，爱伦·坡成功地扮演了这种“巫师”的角色，他的作品既有疯狂杀戮带来的恐惧和惊悚，又有侦探悬疑的惊险与神秘，这些元素构成了一个“迥异于日常世界的全新世界”。
       的确，恐怖惊悚因素是爱伦·坡作品赢得广大读者的一个重要因素。同大多数恐怖小说一样，坡的作品也注重对神秘恐怖气氛的渲染和对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情节的描摹，但与此同时，坡还是认为恐怖“应来自心灵”，并且在描摹人物心理和加强恐怖情绪的传达方面下了大量功夫。《黑猫》是这一创作特征的典范。主人公先是吊死了他心爱的猫普路托，然后又向那只酷似普路托的猫举起了斧头，并顺势劈死了试图伸手阻拦的妻子。正当他为自己的“杰作”暗自得意高兴时，失踪的那只猫从墙壁里发出了恐怖的哀号。整篇小说采用内心独白的方式，将读者引入主人公不为人知的病态意识领域，为读者展开了一幅似曾相识又充满
       怪异和恐怖的心理画卷。评论家腓特烈·弗兰克在《爱伦·坡百科全书》中说：“爱伦·坡在激起人们强烈的心理恐惧方面所获得的空前成功使他创作了大量小说，这些小说使那些见惯了暴力和血腥的现代读者都为之汗颜。”而这些由恐怖和惊吓所引起的“极端体验”不仅能传达纯粹的苦痛情感，也能引发现代读者灵魂深处的震颤，进而使人们摆脱日常经验的束缚和压迫，获得巨大的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坡的作品不仅深具恐怖惊悚和血腥暴力的特点，而且往往以其变幻不定、神秘莫测的案情发展，出类拔萃、别具一格的人物形象，色彩浓郁、描摹细腻的社会风情以及缜密细致、有理有据的分析推理，对读者产生了不可抗拒的魅力。在《摩格街谋杀案》中，暴力血腥的案发现场令读者胆战心惊，心有余悸；博学多才、头脑冷静、料事如神的侦探杜宾的形象栩栩如生，让读者印象深刻，回味无穷；而跟随侦探杜宾一起察看现场、梳理案情、进行推理和寻觅罪证的过程则更为惊险和刺激，令读者也禁不住产生跃跃欲试之感。这些都契合了现代读者追求新奇刺激的文化消费心理，满足了人们平淡乏味生活之余渴望惊险、挑战、刺激的心理愿望，因而受到现代读者的普遍欢迎。
       爱伦·坡的作品在满足了现代读者追求精神刺激的文化消费心理的同时，还通过塑造一系列孤苦无依、惶恐不安的畸零人形象，将其关注视角对准了人类生存状态问题，这也成为其作品拥有巨大的生存空间和持久的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文学史上真正不朽的作品都是超越语言、民族、国界并关注人性、人类普遍命运等永恒话题的，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具有普世价值和持久影响力。爱伦·坡的作品就属于这一类。从《黑猫》到《厄舍古屋的崩塌》再到《人群中的人》和《泄密的心》等诸多作品，坡关注的始终都是现代人的生存困惑和精神危机等人类普遍命运问题。在冷漠的现代社会里，“上帝死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在高度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工业文明面前也早已“丧失了传统的整体感和完整感”。农业社会人们之间那种纯朴、和谐的关系也已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孤独和焦虑时时笼罩着现代人的心灵，使人们成为在无边无际的虚空中彷徨、在虚无颓废的精神漩涡中挣扎的畸零人。一百几十年前，爱伦·坡就已敏锐地觉察到了现代社会繁华背后所隐藏的这种病痛与危机，睿智地预见到了现代人这种孤独焦虑的生活状态，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整日生活在自我封闭、自我隔绝的空间里的现代畸零人形象，让人们不得不对他的洞察能力和预见能力肃然起敬。《人群中的人》中的老人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谨慎、吝啬、贪婪、沉着、怨恨、凶残、得意、快乐、紧张、过分的恐惧和极度的绝望无时无刻不钳制着老人的心灵，使他得不到片刻的安宁与充实。“不幸起因于不能承受孤独。”不能承受孤独，却又人为地制造孤独，渴望爱和关怀，却又不愿付出爱和关怀，这是爱伦·坡对老人悲剧成因的总结，更是他对现代人悲剧的精辟诠释。正如评论家爱德华·戴维森所说：“在现代化大都市中那位老人的形象非常典型，几乎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普通人。”无独有偶，《泄密的心》中的主人公也是这样一个畸形的现代人形象。年轻人“我”与一位老人生活在一起，“我爱那老人。他从不曾伤害过我。他从不曾侮辱过我。”然而，主人公却总是紧张焦虑，神经过敏，感到世上的一切都值得怀疑，终于残忍地肢解了老人。这里，无论是《人群中的人》里的老人，还是《泄密的心》中的主人公“我”，抑或坡的另一部名作《厄舍古屋的崩塌》中的罗德里克兄妹，都是一群被社会现实异化了的现代人，他们厌恶生活，逃避现实，整日里庸庸碌碌，浑浑噩噩，要么神经过敏，多愁善感，要么暴躁狂热，理性全无。他们也曾试图改变现实，却发现无路可寻，最后只好在孤独、焦虑中悲伤，在游荡、嬉戏中堕落，在绝望、愤懑中毁灭。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现代人的生活状态，因此，坡塑造的这些人物也就具有了某种普遍意义。坡通过对这些现代畸零人的塑造，成功地将历时的文本提升为一个具有共时意义的文化反思读本。这些文本与大众审美心理相契合，在现代社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超越时空的文化意义，它们真切超前地“反映了现代人的普遍命运”，表达了现代人渴望走出现实困境、寻求心理慰藉和争取精神救赎的集体心理体验，不仅引发了当代大众情感上的共鸣，而且引起了他们对社会现实和人生价值的理性思考。爱伦·坡的作品也因此拥有了巨大的历史穿透力和广阔的文化阐释空间，成为“深深扎根在滋润和养育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的作品”。
       三
       以大众传媒为代表、对爱伦·坡情有独钟的文化工业，在坡的影响和传播方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由起初的报纸、杂志和连环画，发展到电影、电视和后来的互联网，坡的作品的传播效率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为在信息化时代重新审视传统文学和当下的文学现象提供了参照。
       在各类信息铺天盖地、各种文学式样不断翻新更迭的信息化时代，拥有丰富文化内涵及与时代文化心理融通的文本，只具备了成功的先决条件。能否以便捷的方式将坡的作品传播到寻常百姓家，为更广泛的不同层次的读者所了解、接受和喜爱，才是坡能否为通俗文化所接纳的关键。毫无疑问，在这一过程中，以大众传媒为代表的文化工业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文化工业是20世纪初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对文化生产领域的入侵而产生的一种以工业生产方式制造文化产品的行业。作为一种以信息(包括知识、图像、符号)为力量核心的崇尚超理性的文化，它充分利用其自身广泛密切的信息网络和高覆盖率的发射系统将所有的事物都吸引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中。文化工业的出现不仅一“带来了当今世界的文化存在状态、结构和格局的重大变化，导致了文化的商品化和消费化，也使传统的文化观念、文化生产方式、接受和消费方式以及作用方式发生了质的变革”。从报纸、杂志到电影、电视，再到今天的互联网，以大众传媒为代表的文化工业的每一次技术性革命都相应地带动了爱伦·坡作品传播方式的变革，继而对坡的作品及其声名产生了重要的传播作用。
       从1566年世界上第一份印刷杂志、意大利的《威尼斯新闻》的出版，到1895年电影的诞生，在这长达三百多年的人类历史中，以报纸和杂志为代表的文字印刷品一直垄断着大众传媒。作为对人类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大众媒介，报纸和杂志对爱伦·坡作品的传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与生活在报刊还没出现或还不发达的时代的前辈作家相比，坡要幸运许多。坡生活的19世纪上半叶是美国大众文学兴起、大众刊物不断涌现的时代，《博顿绅士杂志》(Burton"sGentleman"s Magazine)、《格雷汉姆杂志》(Graham"s Magazine)等许多以发表文学作品及评论为主的杂志纷纷抓住大众生活水平提高、
       闲暇时间增多和对文学作品需求量增大这一历史契机，增添了许多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栏目，并在此基础上专门开辟了一些供大众消遣娱乐的版面，各类报纸和杂志开始成为“一种适应‘民众’需要的高度资本化市场的产物”。以拒绝庸俗但又描写冒险、恐怖、侦探、科幻题材著称的爱伦·坡在以报纸和杂志为代表的大众传媒的介绍下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欢迎。这一时期先后刊登或连载过坡作品的杂志有《南方文学信使》(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博顿绅士杂志》、《格雷汉姆杂志》、《纽约镜》(New York Mirror)、《晚镜报》(Evening mirror)、《戈迪斯淑女》 (Codey"slady"s Book)等。这些报纸和杂志不仅“使坡更加熟悉他本来就有所了解的报纸、杂志和图书等印刷媒介”，“加深了他对当时印刷文化的理解”，还为坡找到了文化归宿，为坡走进大众、融入大众提供了便利条件。事实上，不仅爱伦·坡，内战后的许多美国作家如威廉·狄恩·豪威尔斯、乔治·华盛顿·凯布尔、马克·吐温等都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过大量作品，并且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以投合这些刊物的文化价值观作为自己艺术上的立脚点。可见，大众传媒从其诞生起就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了报纸和杂志，印刷媒介中还有一种令爱伦·坡走向普通大众的重要载体——连环画读物。长期以来，根据坡的作品改编而成的连环画数不胜数，它们有的独立成册，有的作为章节出现在世界各地区的文化杂志和报纸上。出版商桑普森·洛(Sampson Low)在《埃德加·爱伦·坡诗集》(Poetical Works of Edgar AllanPoe，1858)一书中汇总了包括约翰·坦尼尔(John Tenniel)在内的许多著名艺术家的连环画作品；出版商伯顿·波林(Burton R.Pollion)则在《坡作品的形象：一份关于插图的综述性目录》(Images of Poe"s Works：A ComprehensiveDescriptive Catalogue ofIllustrations，1989)中整理了30多个国家的700多位艺术家超过1600份爱伦·坡作品插图。这些连环画读物配有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彩色插图，大大弥补了仅靠文字叙述可能造成的抽象和枯燥，从而将爱伦·坡作品的传播带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电影的出现使爱伦·坡作品走出了狭小的文学领域，以崭新的面貌呈现给大众，为坡作品的传播开辟了新纪元。电影的基本原理是光影技术的运用，它拥有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介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如画面传递效果的形象直观性、声音传播的清晰生动性等，尤其是其高科技手段的运用更是将文学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早在上世纪初，好莱坞就将目光瞄准了爱伦·坡，这不光是因为爱伦·坡的作品拥有超强的镜头表现力，更由于其作品对色彩渲染、视觉冲击等现代影视表现手法的超前运用令大卫·格里菲思(David Llewelyn Wark Griffith)、罗杰·考曼(Roger Corman)等众多大牌导演耳目一新。在这些导演的努力下，一部部融科幻、恐怖、惊险、悬疑于一体的精彩影片陆续出炉，电影《黑猫》和《乌鸦》就是其中的优秀作品。这些影片在保留原作风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电影的表现力，用光和阴影间的强烈对比为影片营造出一种神秘、恐怖的特殊气氛。在好莱坞的带动下，其他国家的电影公司也不甘示弱，纷纷将改编后的爱伦·坡电影搬上银幕，由此掀起了上世纪30年代的一股爱伦·坡电影拍摄热潮。以亨利·德斯方特尼斯(Henry Desfontaines)、莫里斯·图纳尔(MauriceToumeur)为代表的一批法国导演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爱伦·坡电影拍摄的最初尝试，此后的许多法国导演如克劳德·夏布洛尔(claude Chabrol)等又对爱伦·坡电影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改进和创新，使法国的爱伦·坡电影日臻成熟。与法国导演不同，以安布罗休(Ambrosio)为代表的众多意大利导演则将其关注点放在了怎样提升爱伦·坡电影的整体画面效果上。以安布罗休为例，他在1910年到1911年间推出的《陷阱与钟摆》、《跳蛙》和《红色死亡假面舞会》三部影片就在延续了其本人一贯风格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使用完整的画面构图与透视感来营造恐怖效果和时代气氛。除了法国和意大利，“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德国、英国、墨西哥、俄罗斯、南非、西班牙等许多国家也都拍摄过爱伦·坡电影。”据统计，从1909年第一部爱伦·坡电影诞生到今天，陆续已有十几个国家的上百部爱伦·坡电影问世。如此大规模、高频率地反复拍摄一个作家的电影，在世界电影史上是罕见的。这说明爱伦·坡是以电影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些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影视作品在大众和爱伦·坡作品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并进一步“巩固了坡在通俗文化中的地位”。
       如果说电影和电视的发明使爱伦·坡作品的传播效率实现了质的飞跃，那么互联网的诞生则在此基础上又将坡作品的传播效率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互联网，这种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而诞生的超级传播系统，在吸取了电视画面清晰、声音传播效果逼真生动等优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动态文字或影像、互动性读写等网络双向互动功能，从而极大地拓展了坡作品传播的表现方式，将爱伦·坡影响的传播效率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发达的网络使得信息的传递更加迅捷，使得学术交流更加便利。“世界各地关于坡的网站多不胜数，形成了全球化的爱伦·坡研究网络。”现在的读者如果想要阅读爱伦·坡的作品，可直接到网上查找其电子文本。要了解爱伦·坡，只需上网点击即可。网上既有爱伦·坡作品可供阅读，也有爱伦·坡电影可供观赏，更有“厄舍屋”(House of Usher)、“破译爱伦·坡”(The PoeDecoder)、“坡研究协会”等网站向人们提供各种服务信息。互联网灵活自由的空间选择、多方位的信息接收渠道以及形象逼真的传播效果在提高爱伦·坡影响的同时，也使之开始真正融入大众生活，融入通俗文化。
       以大众传媒为代表的文化工业在爱伦·坡影响的传播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然而作为一种由市场控制和主导的颇具“教化潜能”的文化存在方式，它也不可避免地将大众文化的各种规范、符号、神话和形象渗透进消费者的意识领域，使人们完全生活在一种令人目不暇接、头晕目眩的消费虚幻中。
       在爱伦·坡影响的传播过程中，文化工业通过借助“坡”牌鼠标、“坡”牌冰箱磁铁、“爱伦·坡”酒吧、“乌鸦”美术馆、“埃德加”台球俱乐部等意象，将爱伦·坡的通俗文化符码和流行时尚的概念潜移默化地灌输给大众。而事实上，无论是“坡”牌鼠标、“坡”牌咖
       啡杯，还是“乌鸦”美术馆，其实都是以大众传媒为代表的文化工业试图通过负载爱伦·坡这一意象对文化消费者进行投射进而获得其认可的一种方式。普通的鼠标、咖啡杯、冰箱磁铁、闹钟、明信片被冠以坡之名后已不再是单纯的商品，而成为某种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的表征，“具有了能指和所指的双重含义”。文化工业通过塑造消费话语系统和操纵商品符号意义的生产，不断重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话语呈现体系，进而控制着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欲望，引导和掌控着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与消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文化工业的这种行为却在客观上进一步巩固了坡在通俗文化中的地位，并使坡作为通俗文化代言人的形象牢牢扎根于大众心中。与此同时，以大众传媒为代表的文化工业还紧紧抓住坡赌博、酗酒、婚恋等话题对坡的私生活进行有选择的凸显和放大，以迎合人们的猎奇心理。毫无疑问，文化工业的这一初衷得到了大众有力的回应。在大众传媒的不断强化下，爱伦·坡已被演绎成大众文化视野中的一个传奇，他孤傲、狂妄、倔强的个性和他离经叛道、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一直为大众所津津乐道。然而，大众传媒的这一行为也无情地剥离了坡作为作家、诗人和评论家等多重身份的丰富性，“将其本身的历史掏空”，而成为一种越来越符号化的象征。
       现代文学不能脱离大众文化，“因为大众文化为其提供阅读基础”。爱伦·坡的作品正是因其与通俗文化的紧密勾连才使其穿过悠远而狭长的时间隧道，在21世纪的今天散发出夺目的光彩。大到文艺流派法国象征主义，小到商标品牌“坡”牌鼠标，坡以其渗透到文化方方面面的影响力和波及到人们生活各个角落的覆盖力，在当今的通俗文化中创造了一个属于个人的神话，而波及到文化和生活等不同领域的“爱伦·坡热”也成为通俗文化中一个令人关注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不仅得益于爱伦·坡作品深厚的文化底蕴、鲜明的本土特色及其对当下大众文化心理的多重满足，更是以大众传媒为代表的文化工业的产儿。它的出现呈现了当代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的多元共生性，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文化需求的共通性和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在文化消费方面的相异性，为我们奉献了传媒霸权语境下文学发展的一个独特样本，也为我们重新思考全球化语境下后工业社会时期的文学定位、文学走向和文学承继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文化参照。
       责任编辑：刘　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