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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海达·高布乐》(Hedda Gabler)是易卜生作品中争议较多的一部剧作。这部剧本发表并上演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人们关于海达是怎样一个女人和她为什么自杀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现代女性主义的视角去重读该剧以及易卜生的注释，海达的形象给人以新的启示。海达是一个充满了诗性气质的女人，对生命意义的诗性追求是她的心灵之光。海达的死并不是命运的安排，也不是她本身的缺陷所致，而是她的诗性人生追求促使她选择以死的方式去实现人性的自由。
       关键词　海达　诗性　悲剧
       享有“现代戏剧之父”称誉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在1890年创作并发表了剧本《海达·高布乐》(Hedda Cabler)。自该剧初演至今已经一百多年，话剧界和评论界对剧中女主人公海达的形象的演绎和理解有很多争议。乔治·勃兰兑斯在《亨利克·易卜生》一书中写道：“海达是一个彻底堕落的人，她没有任何能力，没有任何真正的能力。甚至做不到灵魂和感情上的放弃，她不是一个灵魂高尚的人。她除了堕落、破坏和死亡做不了其他任何事情。”西格里德·昂德赛特(Sigrid Undset)说海达·高布乐不拥有类似“一个悲剧女性的本质”的东西。
       海达究竟有没有“一个悲剧女性的本质”的东西呢?重读剧本我们发现，在易卜生笔下，海达是一个充满了诗性气质的女人：贵族的血统和成长背景、对奢华而浪漫生活的期待、敏感而又多变的性格、完美人生的追求等等，这一切铸造了一个内心充满诗性而在现实生活中被迫放弃诗性、最后只有以自杀的形式去实现人生的诗性追求的女性形象。易卜生在他的注释中写道：“在海达的内心深处有一种诗性，但是她被周围的环境吓坏了。”笔者认为，诗性在海达心中的成长是她追求生命诗意的推动力，也是她生命悲剧的原动力，因为被她的诗心所美化的现实生活最终显现出其丑陋和滑稽可笑的真面目，于是“优美地死去”成为她实现诗性的最终的、唯一的选择。正如艾洛·德巴赫(Errol Durbach)所言：海达的死是“现代戏剧中最后一个伟大的悲剧动作”和“一个受意志控制的决定性行为”。
       悲剧的诗性
       人是一种诗化的动物——“人是诗人，人也同时就是一首诗。”人用诗心诗化外部世界，并在内心深处隐藏一种灿烂的诗意的人生追求。这种隐藏在人内心深处的、赤裸裸的、诗意的追求便是诗性，它是人性中最为光辉夺目的一部分，是人对自己的本质的实现和占有。虽因烦恼人生的遮蔽时常见不到其光彩，但是人们总是以各种方式去接近那种诗意的理想。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追求外在事物与内在诗性的和谐，追求一种诗意的生存状态。尼采说：人需要一个目标，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但是人的这种诗意的追求注定了人的悲剧结局，这就是所谓人生悲剧或者悲剧人生。
       显然，诗性是人和悲剧之间的纽带。悲剧反映人生，于是也有了和人同样的诗性的本质。古希腊悲剧起源于酒神狄奥尼索斯崇拜和祭祀酒神的颂诗合唱队的民间歌舞，以唱诗的形式来歌颂酒神的狂喜精神和超越理智的冲动力。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把酒神精神解释为一种音乐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是悲剧的本质。其实，无论是酒神还是音乐，它们都代表了诗性。在尼采看来，希腊悲剧到欧里庇得斯时代就走向了死亡，悲剧诗人也象悲剧一样死去了，因为欧里庇得斯把酒神因素从悲剧中排除出去，把悲剧重新建立在非酒神的艺术、风俗和世界观的基础上。而以易卜生作品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悲剧表现现代个人在多重生存困境中，对可望而不可及的自由生存和理想人性的无尽的苦苦的追求，反映人在“生存还是毁灭”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痛苦和挣扎。那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境界同样是诗性的。在悲剧世界中，主人公是具有自由意志的英雄人物。“人如果没有自由意志，那就只是扯线的神手中跳舞的木偶。”他们在苦难中并不是消失在虚无里，而是消失在自由之中。正如“俄狄浦斯毁灭的直接原因既不是‘命运’也不是‘神’——神谕没有说他必须发现真相——也更不是他自己的弱点——招致他毁灭的是他自己的力量和勇气，他对忒拜城的忠诚，对真理的忠诚。他是个自由的行动者，自残和自我放逐也都是自由的选择。”
       悲剧的诗意状态还体现在它的效果上。亚理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悲剧的作用在于引起人们怜悯与恐惧的感情”，并使“这种感情得到陶冶和净化”，生出快感来。悲剧未必让人哭，但是它一定会发人深思，令人回味。悲剧让人感受悲剧感，感受亘古的罪恶，感受人生来无可回避的毁灭和挫败，感受人的痛苦的永恒性和神秘性。赫伯特·缪勒说：“悲剧感是我们人性中最深的感觉。”所以我们可以说，悲剧感是悲剧的诗性。
       海达的诗性表现
       在易卜生的笔下，海达是一个勇敢、执着、具有感染力的女性。她不仅自始至终是一个对“美”和“自由”充满憧憬的诗性女人，她还大胆地将自己思想的追求表现在语言和行动上。路·安德利一萨洛米(Lou Andreas-Salomee)在1892年第一个阐述了易卜生刻画的所有的女性角色，他指出，“海达是易卜生创作的唯一一个没有任何斗争和转变的女性。”这种一贯的诗性追求最终在她面对生活的“滑稽”和“可笑”时也没有放弃。正如我们不可以将俄狄浦斯的毁灭归因于“命运”和他“自己的弱点”一样，海达的死并不是命运的安排(她完全可以选择不死)，也不是她本身的缺陷所致(比如，有人说是她的妒忌心毁灭了他人，也毁灭了自己)，而是她的诗性人生追求促使她选择以死的方式去实现人性的自由。海达的诗性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贵族生活期待：一个优雅的女人和一座弥漫着熏衣草和干玫瑰花瓣儿香气的房子
       过一种贵族的生活是海达的期待和梦想，因为贵族的优雅、奢华和尊严是她曾经有过的体验。作为一个将军的女儿，她父亲给她留下的不只是手枪——男性的威武和勇猛的象征，还留下了沐浴在父爱的阳光下、过一种自由的幸福生活的甜美记忆。于是在她父亲故去，家族衰败之后，她选择了泰斯曼——一个有着教授前途的男人——做她的丈夫，尽管她并不爱他；她选择租住在那栋尽显豪华的部长的别墅里，尽管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足。我们可以说海达是一个虚荣的女人，然而女人的虚荣如果是心的向往，那就是诗性所致，无可厚非。易卜生在剧本的一开始便为海达的生活定下了诗性的基调：格调高雅、装饰华丽的房子里弥漫着熏衣草和干玫瑰花瓣儿的香气，早晨的阳光透过法式落地长窗，洒满房间，点缀在深色窗帘与厚实的地毯上。钢琴上的琴谱、花瓶里的干花。处处透出主人的品味。与屋子里的摆设所体现出的贵族的凝重感所不相协调的是泰斯曼和他姑妈一番唧唧喳喳、俗不可耐的对话。易卜生在此为海达的出场做了铺垫，使得海达的
       出场特别令人期待：既然这座房子的男主人及其亲戚显然没有营造出屋子里这种优雅格调的能力，那么女主人必定是一个高贵典雅的女人。海达果然具备这样的气质：一种冷酷的高贵和略带忧郁、慵懒的典雅。“海达是一个29岁的女人。完美而又充满贵族气质的脸蛋和身材。肤色白净而有光泽。褐色的眼珠透出一种冷淡而又镇静的神情。头发是一种漂亮的褐色，但却不够浓密。穿着一件宽松的精致睡衣。”海达完美的外表，随意但却精致的装束，加上她那冷酷的表情，让人不敢轻易接近，显示出贵族的威慑力。
       对生活的诗意的追求与现实、世俗和传统形成了反差。“她们感觉到空气中存在的生活的规律，但是她们抓不到它们。”她不满、虚无和郁闷。她把对泰斯曼以及现实生活的不满迁怒于所有与泰斯曼亲近和交往的人。出于迎合高贵的新媳妇的心理，泰斯曼的姑妈贝蒂特地为海达买了新帽子，但却被海达贬得分文不值；海达还认为泰斯曼所珍爱的他姑姑手工刺绣的拖鞋与房间里的摆设格格不入；当泰斯曼另一个从小抚养他长大的姑姑病重时，海达不去看望她的理由竟是她忍受不了那种丑陋的疾病和死亡；更有甚者，因为对泰斯曼没有爱情，她对自己怀孕的事实不仅感到痛苦，甚至感到厌恶。她拒绝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妻子和母亲，拒绝为世俗生活而牺牲自己的自由和快乐。隐藏在这个意愿背后的根本的原因就是她对爱情的追求和对自由的渴望。
       二、浪漫爱情幻想：一个“头发里插着葡萄叶”的男人和他狄奥尼索斯式的冲动
       海达嫁给泰斯曼，并不是出于对他的爱，而是出于无奈，出于对泰斯曼教授前程的期待，出于两人“对那栋房子的共同的钦羡”，出于以她的婚姻去延续她因父亲去世而失去的贵族的身份和生活的奢望。她向勃拉克解释她和泰斯曼的婚姻时说道，在泰斯曼送她回家时路过福克部长太太的别墅，“我随便说了一句——完全出于无心的——我说我想住在这个别墅里……后来我们就订婚，就结婚，就蜜月旅行，做了一连串的那类的事情”。这种“随便的”、“完全出于无心的”婚姻对于海达这样一个追求生命意义的女人来说无疑是世俗的，也注定是“令人讨厌和无聊的”。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当她站在玻璃门边，无聊烦躁地不停敲打门上的玻璃时，她内心世界的不安和绝望已十分明显。尽管她刚刚结婚，而且有孕在身，并且住进了豪华别墅，有任何理由感到幸福，正如勃拉克对海达所说的，“你从前一心想得到的家已经到手了”。但是，她却厌恶地哼了一声，并且反驳着说这只是一个人的运气。泰斯曼对海达来说是一个枯燥、乏味、不懂情趣的书呆子。为了他当教授的前程，他把他们的蜜月旅行变成了学术旅行；为了尽快复原乐务博格的书稿，他竟毫无顾忌地将自己的妻子委托给一个对她原本就不怀好意的男人。因此，当海达最后用手枪杀死自己时，泰斯曼感到十分惊讶，惊呼道：“她打死她自己了!她朝她的太阳穴开枪打死自己了!竟有这样的事!”确实，海达的死是泰斯曼所无法理解的，因为他们人生追求有太多的不同。所以海达对过去的情人乐务博格还存有一些幻想。
       在海达心中，乐务博格是一个“头发里插着葡萄叶子”、充满了罗曼蒂克热情并具有狄奥尼索斯式冲动的狂放不羁的诗人，一个“有胆量照他自己的意志做事的人”。葡萄叶子是和希腊神话中的狂欢节文化相联系的，同时它也是一种生活乐趣和享受的象征。乐务博格对海达的吸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浪漫的情调。乐务博格与海达的邂逅揭示了一种共同的理解，一种共有的语码，一种心照不宣。“他们都属于‘诗性’，这种诗性表现在他们之间私人的、寓意深远的谈话中。”在内心深处，他们两人其实是惺惺相惜的。海达自认为是清高、浪漫、与众不同的，而无论她对乐务博格的感情是否是真正的爱，她是欣赏他的不羁的，欣赏他总是“有勇气按照自己的原则做”。易卜生在他的注释中曾提到：“乐务博格倾向于过一种‘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海达也喜欢这样，但她没有勇气跨越。”他们之间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关系与乐务博格和艾尔务斯泰夫人之间的那种亲密情人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乐务博格和艾尔条斯泰夫人肉体的关系却产生了他们的精神“孩子”——书稿；而乐务博格和海达精神相恋的最终结局是他们之间失去了默契，走向了毁灭；海达与泰斯曼的肉体的结合在海达的腹内播下了新生命的种子，然而却让海达想起来恶心。我们真的不知道在这三层关系中，哪一层关系是一种真正的爱情关系，真正的爱情应该是精神和肉体两者的完美结合，我们在这三对人物关系中都找不到。
       对浪漫爱情的向往在现实生活浪潮的冲击下并没有减退，海达真正期待的爱人实际上是一个“很小资情调的酒神”。虽然乐务博格并不完全合她的心意，但是他毕竟比泰斯曼更接近于她的理想。所以海达以她独特的方式爱着他：“我的所爱，如果我得不到，那就不如将他毁了。”于是她烧了乐务博格的手稿——他和艾尔务斯泰夫人的“孩子”，于是她给乐务博格她心爱的手枪，让他漂亮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狄奥尼索斯式冲动，也是典型的女人的忧郁和疯狂。
       三、生命意义的终极追求：“优美地死”
       “优美地死”，对于海达来说，“是一种解放”，“这是一种自愿、美和约束的表现。这是和贵族的传统行为方式一致的”。在此“优美地死”可以理解为“有尊严地死”或者“有意义地死”。在剧本中，易卜生对海达死的结局以及死的方式早有暗示，他多次提到高布乐将军的画像以及将军所留下的手枪，不停地提醒着海达，她家族昔日的辉煌，她的身份以及她应该怎样生活。手枪是海达精神上的慰籍，传递了她的理想和心愿，用手枪向自己的太阳穴开枪结束生命体现了一种勇气和胆量，所以是一种美。应该说，这种美的愿望早就潜伏在海达的内心深处。当她将一把手枪交给乐务博格，并叮嘱他“做得漂亮些”时，她是期待着头发里没有葡萄叶的乐务博格依然“有勇气按照自己的原则做”。
       海达：乐务博格，听我说，做得——漂亮些。
       乐务博格：漂亮些?头上插着葡萄叶吗?就象你对我梦想的那样——在过去那些日子里?
       海达：不，我不再相信那些葡萄叶了，不过——做得漂亮些，一如既往的。
       其实，海达当时并没有完全放弃对葡萄叶的美好的向往，她还是希望乐务博格最终的死能够如她所愿的做得很漂亮。因此当勃拉克来告诉她乐务博格被射死的时候，她感到很幸福和安慰：“喔，艾勒·乐务博格做的这件事情叫人心里多痛快……我说我自己。我听见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敢做这么从容大胆的事情——敢做这么一桩出于自愿的漂亮事情，心里觉得很痛快。”但是，后来当她得知实情，海达最后一丝希望就此幻灭，很自然地，她内心对“优美地死”的渴望被对乐务博格“丑陋的死”的失望所激活。她感叹道：“生命不是忧伤的，生命是可笑的。而且它令人无法忍受。”
       不仅如此，勃拉克在海达行将熄灭的心灵
       希望之火上又泼了一盆水。当海达把手枪给乐务博格时正被勃拉克撞见，勃拉克便以此要挟海达成为他的情妇，否则他将把此事公诸于众，这样海达免不了承担责任。海达渴望身心自由，因此决不愿受制于人，成为别人指点的对象甚至身陷囹圄。她对勃拉克说：“这么说，我现在落在你手里了……我必须服从你的意志，服从你的要求，做你的奴隶!做不到，我想想都受不了!一定做不到!”在戏剧的结尾，海达暴躁地站了起来，走到写字台前，来到挂着高布乐将军画像的房间，拉好窗帘，在钢琴上弹奏了一支“狂舞曲”。在那个房间里，她释放了她所有的愤怒和压抑已久的热情，“重新退避到以前贵族的避风港”。然后，朝她的太阳穴开枪打死了自己，很有尊严地“向着一个控制着的决定性的行为疏导她混乱的激情，死在画像的下面”。
       海达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她不仅追求生命如秋叶五彩缤纷，还追求死如狂舞绚丽多姿。她胆怯但却不失自信，矜持又不失果敢，外表冷酷内心却充满狄奥尼索斯式的冲动。当她早已体会到与丈夫泰斯曼的婚姻是“令人讨厌和无聊的”，当她得知情人乐务博格的头发里面根本就没有葡萄叶子而且死得很龌龊，当她发现多年的朋友勃拉克竟然还想利用乐务博格的死来要挟她，那种生命的美丽和英雄的概念就荡然无存了。她唯有实现“优美地死”以使自己获得灵魂的自由。所以，海达的死并不是一时的冲动，是她的反抗，一种保留她自由权利的方式。然而，面对生与死的考验，人的心理抗争是十分显然的。海达自杀之前所弹奏的狂舞曲诗意地展现了她心中狄奥尼索斯式和阿波罗式两种原则之间的斗争，是与她的“诗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海达的自杀是她个性发展的一种自然结局，是与她对生命意义的诗性追求相一致的。
       诗性女人的悲剧
       如果说人是一首诗，那么女人从根本上更具有诗性，因为女人更接近自然、更浪漫、更爱幻想。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那里得到佐证。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身体具有“圆形线条”的特点，因而，女性的语言、思维等都受到这一特点的影响，如“男性语言是线性的、限定的、结构的、理性的和一致的；女性语言是流动的、无中心的、游戏的、零散的和开放结尾式的”。女性的这种非线性思维的特征实际上是她的“圆形线条”身体所创造的一种独特的诗意。
       虽然并不是蕴藏在每个女人身体中的诗性细胞都能成长，也不是每个女人最终都能成长为诗性女人，但是诗性女人的生命在男权社会的压抑下最终会演绎成悲剧似乎注定，海达的悲剧不只是她个人的悲剧，也是所有诗性女人的悲剧。因为首先男权社会对女人的压抑是全方位的，包括她们的生理和心理，肉体和精神，海达们“被周围的环境吓坏了”。有女性主义者还提出， “海达是社会和天性的牺牲品”，“她束缚于女性躯体”，同时，“社会没有给海达相应的位置”。所以，海达的命运也代表了所有不甘于被“束缚于女性躯体”、渴望在社会上得到相应的位置的女人的共同命运。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易卜生本人的笔记中得到印证。易卜生在有关该剧的注释中写道：社会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则和良知，一种是男人的，另一种是女人的，两者完全不同。他们互相不理解，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用男人的法则去衡量女人，似乎她不是个女人而是个男人。他同时还写道：温顺的女人代表着男人心中理想的妇女形象，符合一种浪漫女人的角色。性格坚强的女人同传统观念中的女性形象相反，也就是说，这种性格并不是社会想要她扮演的角色。在《海达·高布乐》一剧中，易卜生通过对海达形象的塑造表达了他对男权的愤懑和对传统女性形象的颠覆，深刻表达了他对女人在男权社会里受制于男人的悲剧命运的同情。哈罗德·布鲁姆写道：“海达就是他的化身，如同爱玛·包法利就是福楼拜的化身一样。”而剧中与海达相关的三个男人是男权社会里不同阶层、不同特质的男人的代表，从他们身上折射了男权统治对女人的掌控，也反映了男人的缺陷。剧本的最后，易卜生让海达实现了她“优美地死”的愿望，尽管根据哈罗德·布鲁姆的研究，“易卜生剧作中没有任何一位主人公通过自杀实现了自我”，但是笔者认为，海达的死还是表达了她对男人的失望和对男权的抗争，表达了她争取人性自由的决心，这是她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方式。在易卜生所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中，“海达是第一个现代女性”。从海达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易卜生的女性观是积极而且具有现代性的。
       责任编辑：何　卫　魏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