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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记忆主题在博尔赫斯的创作中表现为两个方面：记忆焦虑和记忆哲学。本文认为博尔赫斯的“记忆”主题既与他自身的青春创伤记忆密切相关，又契合他的唯心主义哲学背景，同时它还和博尔赫斯作为一个随时可能失明的作家对世界的独特把握方式紧密相连。
       关键词　博尔赫斯　记忆焦虑　记忆哲学
       正如博尔赫斯所说，他的一生都在“重写”某些主题，其中，“记忆”主题贯穿他一生的创作，并在他最后的创作中得到强化。这一主题与博尔赫斯青年时期的创伤性记忆密切相关，表现为博尔赫斯的“记忆焦虑”；同时它又是博尔赫斯哲学探索的独特视角，关乎一个无法逃避失明命运的“盲人”作家对世界的特殊体验方式，形成了他独特的“记忆哲学”。
       一、记忆焦虑的表现形式
       记忆焦虑在博尔赫斯小说中的最初体现是《博闻强记的富内斯》(1942，收入《虚构集》)。小说中印第安小伙子富内斯因为从马背上摔下来而瘫痪了，却由此而获得了惊人的无限细化的记忆力。博尔赫斯突出了这种记忆对思维的破坏和对心灵的压抑：“富内斯几乎不会进行一般的、纯理论的思维……思维是忘却差异，是归纳，是抽象化。在富内斯的满坑满谷的世界里有的只是伸手可及的细节。”伊雷内奥·富内斯形容自己的记忆是一个“垃圾倾倒场”，令人难以忍受。
       这篇小说是博尔赫斯本人的“失眠的隐喻”。他说：“我记得我那些失眠之夜，于是我想努力忘记我自己……可是我做不到。我就想到一个为整个记忆所压迫的人。于是我写下了那个噩梦，那篇使许多人动心，叫做《博闻强记的富内斯》的小说。”。从医学常识来说，失眠固然会使人记忆纷繁，导致焦虑心理，但通常失眠带来的不是记忆力的提升，而是记忆力的衰退。将失眠“隐喻”为无边无际、无限细化的记忆，应该说是博尔赫斯的独特体验，它反映出来的不是失眠焦虑(渴望睡眠)，而是记忆焦虑(渴望遗忘)。对记忆的焦虑与恐惧，正是博尔赫斯的记忆主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首先，是对记忆的残酷性和神秘不可知性的描绘。在《德意志安魂曲》中，记忆竟然成了纳粹集中营副主任奥托折磨诗人耶路撒冷的手段：
       多年来我弄懂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能成为地狱的萌芽：一张脸、一句话、一个罗盘、一幅香烟广告，如果不能忘掉，就可能使人发狂。假如一个人念念不忘匈牙利地图的话，他岂不就成了疯子?我决定把那个原则应用于我们机构的纪律管理，终于……1942年年底，耶路撒冷失去了理智；1943年3月1日，他自杀身亡。
       在《神学家》中，神学家奥雷利亚诺以为自己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完全忘记了对手胡安·德·帕诺尼亚，最后却发现自己神学论文中的神来之笔竟然是胡安多年前的一篇讲演稿，它已经难以辨别地深藏在他的记忆深处，成为了他自己的一部分。记忆是如此残酷而神秘，由此带来了杀戮与报应，最终使人成了它的牺牲品。
       其次，在小说《阿莱夫》中，记忆焦虑几乎是一种自觉的意识，在记忆形成压迫之前，“我”就预见并担心无法摆脱相关记忆。“我”看了阿莱夫之后，在地铁中觉得每一张脸都是熟悉的，便“担心没有一张脸会使我感到惊奇，担心回来的印象永远不会消退”。这暗示“我”时刻处在记忆焦虑之中。
       记忆焦虑是如此无处不在，小说《另一次死亡》竟然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解决记忆焦虑的方案：修改记忆。小说中的达米安20岁时在战场上表现怯懦，被鄙夷地视为“雇工”，他自己也深感到耻辱。此后40年，他离群索居，沉默寡言，一直生活在那个记忆的沉重压力之下，渴望洗刷耻辱。他默默的精诚逐渐迫使上帝改变了有关的人对那场战役的记忆。在临终的谵妄中，战斗再次进行，他终于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勇敢战斗并牺牲。在人们的记忆中，他也成了一个勇士。博尔赫斯说修改记忆的奇妙想法得益于11世纪的教士皮尔·达米亚诺关于上帝无所不能观点(一般神学家认为上帝惟独不能改变过去)的启示。修改记忆是一种更高形式的忘却。
       最典型的是《扎伊尔》。博尔赫斯承认：“我写这篇小说的出发点是一个词，那个词我们几乎天天用，却没有意识到它所包含的神秘性：我想到了‘难以忘怀’这个词，英文是unforgettable。”显然，这是一篇关于记忆的小说。小说中的博尔赫斯在为自己爱慕的偶像模特儿特奥德利娜守灵出来后，到酒店喝了一杯酒，酒店找钱时找给他一枚“扎伊尔”——价值两角钱的普通硬币。从此，“博尔赫斯”所见所想总是这枚“扎伊尔”，他把“扎伊尔”花掉买酒喝，但仍然无法摆脱“扎伊尔”，于是他又看精神医生，对有关“扎伊尔”的文献进行研究，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主人公在扎伊尔中越陷越深，扎伊尔最终成了主人公无可逃避的爱情记忆的灾难。他反而致力于去想它，以期最终能通过无穷无尽的思想和关注而“花掉”它，摆脱它。这是又一个解决记忆焦虑的方案。
       二、记忆焦虑的渊源
       细读这些小说，我们在《扎伊尔》中发现了一个一带而过的细节：“八月份，我决定去找精神医生看病。”结合博尔赫斯的传记材料，可以发现，这正是现实中的博尔赫斯本人这一时期的经历的折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博尔赫斯随家人滞留日内瓦，在这里，发生了一件几乎困扰博尔赫斯一生的事件：杜福尔广场事件。日内瓦杜福尔广场旁有色情交易的场所。根据博尔赫斯的自传性小说《另一个人》的暗示和传记作者的寻根究底，在这里，正值青春期的博尔赫斯有过一次被动的“艳遇”：做父亲的认为儿子应该开始接触异性了，便约定了一个女人，然后叫儿子前去完成幽会。博尔赫斯曾对采访者透露，父亲本来就有点寻花问柳的习气，所以很方便就可以为儿子安排一个幽会。但是这样一个幽会——幽会的对象难免是父亲的相好——父子同享一个女人是文明社会的禁忌——恐怕并不能令年轻的博尔赫斯感到轻松。博尔赫斯的传记作者马·里·巴纳坦认为，这次操之过急又带有乱伦性质的幽会对博尔赫斯是一次充满刺激但也伤害不浅的经历，它诱发了博尔赫斯日后对性爱的恐惧。在《扎伊尔》中，我们还可以找出与日内瓦记忆相似的一些蛛丝马迹，如小说中说：“当我明白什么都救不了我时，我感到绝望；当我知道我的不幸不能由自己负责时，又感到宽慰。”这完全可以用于描述日内瓦事件。
       这件事使博尔赫斯20多年之后仍然深受困扰。20世纪40年代中期，也就是博尔赫斯写作小说集《阿莱夫》期间，博尔赫斯一度与阿根廷女作家埃斯特拉·坎托(1919—1994)恋爱。1998年，在埃斯特拉去世4年后，阿根廷出版了她关于博尔赫斯的回忆录《逆光下的博尔赫斯》。埃斯特拉的回忆披露了博尔赫斯这个时期最隐秘的生活。她说，博尔赫斯从1946年开始接受精神科医生科恩·米勒的治疗，以缓解他在性与职业方面的焦虑。医生建
       议博尔赫斯带埃斯特拉一起去，他把博尔赫斯告诉他的日内瓦的一幕告诉了埃斯特拉，建议他们结婚以促进治疗。科恩·米勒博士说，只要博尔赫斯能克服当众讲话的恐惧心理，在演说中成功，那么他在两性关系中也将取得成功。埃斯特拉说博尔赫斯是步行到那里去的，也找到了那个女人，不过最终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埃斯特拉也认为，这次幽会使博尔赫斯产生了对性的恐惧和厌恶。
       博尔赫斯的传记作者巴纳坦对此事进行了调查，指出科恩·米勒博士的真名为米盖尔·科安·米勒，是法院医疗机构中的精神病科医生。巴纳坦1990年对他进行了采访，得知他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有所了解。不过，巴纳坦说，鉴于科安·米勒的专业、临床医生、法医、精神病科医生和犯罪学专家等身份，科安·米勒可能并不精通精神分析，他多半只是为博尔赫斯做了一些辅助性的心理治疗。
       考虑到博尔赫斯对弗洛伊德的反感，这种推测不无道理。博尔赫斯在同理查德·伯金谈到弗洛伊德时说：“我认为他是个疯子，不是吗?尽在性上下功夫……无论如何，这样复杂的世界是无法压缩成那么简单的公式的。”这段话虽然是1969年说的，不能完全当作博尔赫斯1946年至1949年的态度。但是博尔赫斯在20年代就读了弗洛伊德的著作，所以这段话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博尔赫斯决不可能是一个可以随便被催眠被进行精神分析的患者。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博尔赫斯虽然不缺朋友，但他的热烈的追求总是以失恋告终，他一直在内心深处感到孤独，屡屡被自杀的念头所困扰，科安·米勒医生作为一个可以谈隐私说苦恼的职业对象，确实能帮助博尔赫斯缓解心理压力。科安·米勒回忆说，博尔赫斯在1946年至1949年间断断续续接受过他的治疗，每周两次。他说他们的见面令人愉快，谈话也并不限于心理治疗。科安·米勒说他治愈了博尔赫斯的语言障碍，但在性方面没有做完一个疗程，不过也有进步，他帮助博尔赫斯缓解了日内瓦的可怕记忆。
       医生在克服博尔赫斯的语言障碍方面也许确有成效，但是日内瓦记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这却是一个疑问。因为小说集《阿莱夫》中的记忆焦虑是如此沉重，只有《另一次死亡》和《阿莱夫》透露些许乐观的消息。那么，我们换一个角度，可以从博尔赫斯如何对待性爱题材这个角度来进行观察，因为日内瓦记忆的核心内容就是性。
       综观博尔赫斯一生的创作，在小说集《沙之书》(1975)之前，他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对性爱的表现既隐晦又有限，基本上是“无性之性”，而且多半是不愉快的，如《凤凰教派》(《虚构集》)中的性——所谓的“宗教仪式”只能用“龌龊”来形容，《釜底游鱼》(《阿莱夫》集)和《埃玛·宗兹》(《阿莱夫》集)中的性，也是点到即止而且是不愉快的，甚至耻辱的。《第三者》(《布罗迪报告》集)的核心情节就是兄弟二人与胡利安娜的性关系，可是通篇没有一个字的直接描写。 《马可福音》(《布罗迪报告》集)则用一句话回避了性，尽管这是导致小说突变的重要环节。博尔赫斯为此作出的解释是：
       我的作品很少涉及性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对性考虑很多，当我动笔时，我竭力避开个人问题。另一个原因是，性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题材，而我又没有什么新鲜和有趣的发挥。
       一方面是“考虑很多”，一方面是“竭力避开”，这实际上就是焦虑的体现。对博尔赫斯来说，日内瓦的记忆是难以磨灭的，他甚至曾经绝望地问自己是不是早就死在“欧洲中心的一间腐化的卧室里”了。因此，基本上可以说，日内瓦记忆正是隐藏在博尔赫斯小说中的记忆焦虑的根源，它的真正缓解还有待时日。
       毕竟，时间是最好的精神医生，到《沙之书》出版，读者终于看到70多岁的博尔赫斯笔下出现了愉快、美好的性爱。《乌尔里卡》中，一个哥伦比亚教授(叙述者)和一个挪威姑娘萍水相逢而相爱，小说的结尾终于出现了简短而温馨的性爱描写；另外两篇正面而肯定地写到性爱的小说是《代表大会》和《天赋之夜》。性爱题材的解禁，可以视为博尔赫斯的日内瓦创伤终于获得治愈的标记，而这时，已经相距当年的幽会半个多世纪。漫长的岁月和迟到的爱情终于将博尔赫斯从记忆焦虑中解救出来。作为辅证，我们看到，在这个小说集里的《另一个人》中，博尔赫斯终于以明确的笔触提到了日内瓦杜福尔广场事件。小说中，两个博尔赫斯梦中相逢，日内瓦事件作为青春时期的秘密成了他们相认的标志性事件。这既说明了日内瓦记忆在博尔赫斯生活中的重要性，也说明博尔赫斯终于获得了解脱。
       三、“记忆哲学”小说
       博尔赫斯曾经强调：“我仅仅是一个试图探索形而上学与宗教的文学可能性的人。”∞对于他，一个主题，一个题材，首先应该是哲学的，然后才是文学的。记忆主题就是如此。在这些小说中，“记忆”不仅是现实焦虑的反映，更是一个具有哲学意味的概念。
       首先，博尔赫斯的“记忆”是一个超越历史与时空的概念。在博尔赫斯早期的小说集《小径分岔的花园》(1941)中，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巴比伦彩票》，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位奇特的人物。小说的开头一大段是叙述者的自我介绍：“赫拉克利德斯·本都库斯赞叹不已地说毕达哥拉斯记得他前生是派罗，是欧福尔波。再前生是另一个人；我回忆相似的沧桑变幻时却不需要投生轮回，甚至不需要假冒欺骗。”这样一个穿越历史时空、具有不同身份的叙述者不是通过轮回或者别的神通而是通过“记忆”获得了自身的延续性。在博尔赫斯这里，“回忆”是一个如此神奇的概念，它自足、独立，甚至能够超越轮回和身份变化而延续其自身，它是一种类似于神性的东西。
       《永生》的叙述者是《巴比伦彩票》叙述者的放大和发展。不同的是，“记忆”在《巴比伦彩票》中是顺带出来的分岔，《永生》则大大发展了这一概念，并且提示了“记忆”概念的理论渊源。《永生》的开头引用了培根的话开宗明义：“所罗门说：普天之下并无新事。正如柏拉图阐释一切知识均为回忆；所罗门也有一句名言：一切新奇事物只是忘却。”这个题记的关键词就是“回忆”，普天之下并无新事，只是因为忘却了才感到新意，我们的一切知识也都只是回忆。这表明，博尔赫斯的记忆(回忆)概念并不是我们日常意义上的记忆，而是关于世界的记忆，是关于世界本原的探索，它来源于柏拉图的回忆说。
       柏拉图在《枚农篇》中，从灵魂不死说提出了著名的“回忆”说。“整个自然是联成一气的，灵魂是经历过一切的，所以只要回忆到一点东西，即是人们所谓学到一件事，就不免由此发现其余的一切，只要他是勇敢的、不懈于钻研的。因为钻研和学习无非就是回忆。”“回忆说”是柏拉图学说的基础之一，它与“理式说”结合，产生了柏拉图关于艺术的“模仿说”和“灵感说”。
       从这个“经历过一切”的灵魂，我们才可以理解《永生》的主体文字的叙述者兼主人公
       ——一个穿越历史与时间的永生者：他曾经是寻找不死之河的古罗马军官鲁福，曾经是荷马，不仅如此，他还预先说出了普林尼的《自然史》中的话，说出过托马斯·德·昆西《著作集》中的话，说过笛卡儿的话，说过萧伯纳的话，他说这些话并非“抄袭”，不过是出于对“经历”过的一切的有意或者无意的“回忆”；同样，在他之后，普林尼、托马斯·德·昆西、笛卡儿和萧伯纳也不过是道出了相关的“回忆”。一切知识都是回忆，“永生”者的灵魂已经经历过一切，他可以“回忆”起任何他想回忆的事情，所以，他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也可以“谁也不是”，一切都有待于他的“回忆”。
       在这两篇小说中，博尔赫斯的“记忆”在某种程度上是类似于“集体无意识”的一个概念，也许可以把它称为人类的“集体记忆”，它超越历史和时空，又能够在新的进程中不断积累个性化的内容；它不被个人身份的变换而阻滞，在某种意义上还能支配它当时所在的具体个人，并仅仅依靠自身而获得其延续性。
       其次，博尔赫斯小说中的记忆焦虑往往是既具体又广泛的，表现为对“世界记忆”的普遍焦虑，它也因此而成为一种哲学表达。
       不仅《巴比伦彩票》和《永生》中的记忆是世界性的，其他小说中的记忆也是如此。富内斯的记忆在针对大千世界的，包括书籍、语言，富内斯说：“我一个人的回忆抵得上开天辟地以来所有人的回忆的总和。”《阿莱夫》中的记忆也是关于整个世界的，因为“我”从阿莱夫中看到了宇宙的一切时间、一切空间和一切具象细节而拥有了关于世界的一切记忆，“我”所产生的焦虑也是针对整个世界的。《扎伊尔》中的记忆焦虑本来是具体的，但是通过博尔赫斯式的旁征博引的联想和引申，也获得了一种普遍意义。不仅如此，对博尔赫斯来说，记忆是普遍存在的，甚至物件也有记忆。如《遭遇》(《布罗迪报告》，1970)中，两把刀子在主人死后互相寻找对方。当两个闹着玩的决斗者把它们分别拿在手上时，它们就秘密操纵了决斗者，在两个并无仇恨的人中间制造了血腥的杀戮，完成了它们自己多年来一直期待的决斗。从具体到普遍，这也许是博尔赫斯从文学通向哲学的方式之一，也是“记忆焦虑”通向“记忆哲学”的方式之一。
       再次，就记忆与个人的关系而言，在博尔赫斯看来，记忆是人存在的方式，人存在于记忆之中，没有了记忆，人也就不存在，“因为一个人的特点是以记忆为基础的”。博尔赫斯在采访中说：“当然假如你忘记了一切，你也就不复存在了，因为你存在于你的过去之中，否则甚至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你都不会知道。”《巴比伦彩票》和《永生》的叙述者就是依赖于记忆而存在的。在《另一个人》和《1983年8月25日》中，记忆成了确认两个“博尔赫斯”身份的方式。
       在最后的小说《莎士比亚的记忆》中，博尔赫斯甚至描绘了一个莎士比亚的研究专家“我”，在接受了索普所赠送的莎士比亚的毕生记忆之后，如何生存于两套记忆之中的尴尬：
       这次冒险开始时，我感到了作为莎士比亚的幸福；到后来，则感到一种压抑和恐惧。起初，我的两套记忆井水不犯河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莎士比亚这条大河的水威胁到我渺小的河水，几乎把我淹没。我惊恐地发现，我正在忘记父辈的语言。因为一个人的特点是以记忆为基础的；我的害怕有我的理由。
       莎士比亚的记忆是活生生的强大的存在，它甚至压抑了“我”本人的记忆，还试图剥夺我本人的语言与思维，使“我”作为“莎士比亚”而不能理解当代世界的种种事物。“我”只好无奈地把莎士比亚的记忆再赠送给别人。在这里，一个人一生的记忆超越了人的物质存在而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事物，它犹如一件神物，不断在世间流传，它也许要借助于人，但是它却能改变一个人的存在，它使人失去自我并成为记忆的化身。
       四、小结
       那么，博尔赫斯为什么会对“记忆”如此感兴趣呢?如前所述，原因之一是他本人青春期的创伤性记忆焦虑，原因之二则是他的唯心主义的哲学背景。博尔赫斯大约十来岁的时候，父亲就同他谈论欧洲近代唯心主义哲学家乔治·贝克莱的记忆观。贝克莱认为：首先，“存在就是被感知”；其次， “物是观念的集合”；再次，“对象与感觉原来是一种东西”。因此，观念是第一位的，是世界的本质。在此基础上，贝克莱又把观念分为感觉观念(当下获得的观念)和反省观念(也就是记忆观念，即事后获得的记忆)。贝克莱的哲学后来成为博尔赫斯哲学观念的基石。博尔赫斯对贝克莱哲学的改造在于，贝克莱肯定感觉观念而否定记忆观念，而博尔赫斯把它们看作一回事，并结合了柏拉图的“回忆”说，加上他从宗教和泛神论中获得的灵感(如修改记忆的想法、物件的记忆)和他自己的发明，就创造出了他的杂糅的“记忆”。博尔赫斯对记忆感兴趣的原因之三是他的家族遗传失明症的影响。根据研究，人所接受的信息90％来自于眼睛，也就是说，“看”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主要方式。但对于博尔赫斯来说，情况并不一样。由于家族有失明的遗传病，博尔赫斯从小就被失明威胁，他知道这一天正在逐渐到来，“听——记忆”(而不是“看”)将成为他了解世界、把握世界的主要方式，他的百科全书式的记忆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形成的。他曾经谈到失明和记忆的关系：“失明的好处就在于你对时间的感受不同于大多数人，不好吗?你不得不有所记忆也有所遗忘……记忆与遗忘，我们管这叫做想象，这是一个夸张的称谓。”他还说，他“一直对记忆的奇妙性深感兴趣，而事实上记忆也正以某种方式复活过去或为我们保存过去”。对博尔赫斯来说，记忆中的世界就是他能够拥有的世界，他的世界是由记忆构成的，他自己也是由记忆构成的。这三个原因互相影响，互相激发，构成他的“记忆”主题的背景。
       “记忆焦虑”与“记忆哲学”既各有侧重，又互相联系。但是，正如博尔赫斯自己所说，他一生的哲学探索，除了“时间”，他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就“记忆”而言，确实如此。博尔赫斯的“记忆”往往既有具体所指，又具备无限扩张的能力：它既有一般的“记忆”所具有的所有特点，又具备灵魂的种种属性，同时它又超越一般的“记忆”和“灵魂”，超越具象和轮回。从“记忆焦虑”到“记忆哲学”并不囿于从具体到抽象的关系，还存在弹性的张力关系。因此，“记忆”似乎是一个哲学概念，又令人难以对之进行清晰的哲学界定。它是一个典型的博尔赫斯式的词语。
       责任编辑：段映虹　魏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