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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在海明威《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与老人并不是同样一个实体。与圣地亚哥相比，老人缺少了与生命紧密相关的力量、姓名、性欲与语言，而这些缺失都直接地与死亡关联。作品中的另一人物——“小孩”为老人所有、圣地亚哥所无，他像老人一样，没有名字，却成为“生命之始”的换喻。通过对老人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出文本中“重生安死”的诉求。
       关键词　老年　死亡　海明威
       要说在《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与“老人”不是同一个人，似乎有些强词夺理。然而充分的文本证据表明，海明威确实是在想塑造一个有别于叫做“圣地亚哥”的老人。在书中他非常明显地写道：“当然那时他还不是头儿，而是优胜者圣地亚哥。”确切地说，他在刻画一个由“圣地亚哥”变化而来的老人。从语用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为了指称的方便、还是为了指称的精确，用人名远比用“老人”(the old man)来指称一个具体的人物形象要合适得多——在生活中、在文学作品中无不如此——我们只需看一下那些评论该作品的论著就会发现其中差不多是无一例外地用“圣地亚哥”、而不是“老人”来指称该主人公。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指称方式恰恰就是对《老人与海》的一种“误读”——很明显，海明威的舍简就繁，必定有其特别的文本意义。
       一
       众所周知，死亡是海明威最钟爱的主题，评论界对此多有论述，不待赘言。而“老年”与“死亡”之间有着特殊关联，海明威也确实创作了不少的老年形象，这些形象所代表的价值主题甚至相互矛盾，他明显的“老年意识”反映了他对死亡的思考，而且为了加强这种年龄意识，他常常还特意地在作品中夸大老人的实际年龄，沃特森(Watsan)认为作者这样做是为了“使得老人的困境更加明晰、更加戏剧化”，即希望更加明晰、更加戏剧化地表现老人的老年特征：体衰与即临的死亡。如论者所说，“《老人与海》……整个故事就是一个关于死亡的隐喻——关于人类自身命运的隐喻……”更具体地说，从圣地亚哥变成“老人”就是一种死亡的渐变过程，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地体现在“力”、 “名”、 “性”与“言”逐渐丧失的四个层面。
       在《老人与海》中的这位老人，主人公正在经历着正常的生理衰变，逐渐失去他的力量、姓名、性欲与语言，而这些缺失都直接地暗示着即临的死亡。
       壮年时期的“圣地亚哥”曾与作为力量代表的黑人比试角力，在这场肌肉与力量的对比中圣地亚哥赢得了比赛。那次角力之后，老人再没有与任何人进行类似的比试。尽管在心里他依然认为自己可以赢得比赛，但那不过是一颗不老之心的一厢情愿而已，是意志、而非力量的体现。老年的“老人”的这次深海之行，虽然对他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考验，然而老人更多地是在展示他的技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老人日臻完美的捕鱼技术的背后，却更加明显地体现出他肌肉力量的丧失，左手也在开始“背叛”自己。与机体功能的因年长而消退的自然变化相比，老人失去自己的名字则是不那么直接地表现了对死亡的隐喻。
       文本并没有交代从什么时候起这位年老的渔民就被人们叫做“老人”。但如今他原有的真实姓名则鲜被提及。诚然，作者有特权为自己笔下的人物随心所欲地选择一个姓名，他甚至不必告诉他的读者他作出这样选择的原因。但当作者选择告诉(或暗示)读者他对人物命名或改名的原因时，其中的叙述动机就值得我们特别留意了。在那次与黑人角力的比赛中，老人还不是叫做“老人”，而是与普通人一样地拥有自己的名字：
       当然那时他还不是头儿，而是优胜者圣地亚哥。
       海明威不但提到了老人原来的名字，而且还加上了“优胜者”的头衔。
       在《老人与海》这样一个不篇幅不长(共计26000英文单词)的中篇作品中，老人的真实名字“圣地亚哥”(Santiago)只出现了为数不多的四次，我们有理由进行这样的分析：一方面，“老人”(the old man)是一个啰嗦而不自然的称呼，是由普通名词构成的专有指称符号，其类别指称的作用大于对个体的指称意义；另一方面，作者明显地以对比的表现手法在文本中四次交待出人物的本来名字，希望通过形式对比来表现某种特殊的本质差异。
       巴歇(Bache)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海明威的这种对自己笔下老人的姓名所做的努力。他认为海明威是想以抽象的表现手法来代表不同的人生年龄阶段。众所周知，高龄是死亡的前夜，而无名即是死亡的隐喻。在实际生活中，常人把姓名刻在墓碑上，不过是在无法阻止肉体死亡消失的前提下天真地希望让姓名与顽石共存，借以求得永生。
       维特根斯坦说，“命名就像给一件东西贴上标签”。狄特里奇在《密特拉教的崇拜仪式》一书中也曾谈到：
       名称的功用在于代理其承受者，提及名称或许就等于呼唤其人入世。
       顺此逻辑反演，拒绝提及一个人的名称，也就是拒绝该人物的“人世”，宣布该实体的死亡：作者希望把老年与死亡关联起来以探讨他最钟爱的死亡主题，才转而给老人一个临时性、过渡性的通用符号“老人”。这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具体的人，而是一个含混的特殊年龄阶段中所有个体的通配符——在海明威看来，是“死亡”的普遍性符号。
       一个无名的将死老人，他所失去的当然不止于姓名，更有原来姓名背后的实体。我们眼前不再是一位孔武有力的“冠军”圣地亚哥，而是体力将尽的“老人”，尽管他还能深海捕鱼，但更多时候是力不从心的无奈。
       更让人无法面对的是“性”的丧失。海明威并没有从生理上直接地描写老人怎样地失去了自己的性能力，但我们仍拥有充分的文本证据看到这一事实：老人已失去了妻子——不仅仅是生活中的失去，而且是从他心中的记忆里消失；他取下了妻子的照片，也不再梦到妻子——如同他不再“梦见打架，不再梦见角力”。而且，在《老人与海》中，基本上没有出现女性人物，只是大海被人格化为女性：“la mar”，“这是人们喜欢海洋的时候用西班牙语称她的一个词儿”。
       这里大海是一个“温柔妩媚”的女性，老人的深海之行隐喻着老人在奔赴与心中女郎的“无性”情约，尽管老人可能“余情依旧”，但是他因年老而导致的性欲缺失却使他只能看到“海洋正同什么东西在一条黄色的毯子下做爱”(making love)。与自己心仪的女性钻到黄色毯子下做爱的应该是老人，没有比看着自己心上人与别人做爱更难堪与痛苦的事情，这种“去性化”情欲的痛苦即是死亡的一种表述：
       情欲是幸福的源泉，也是死亡的催命鬼，
       两者互相陪伴，又互相推动。通过情欲，
       人们更深刻地看到幸福与死亡的辩证法，而两者的辩证只有通过情欲作为其中介才能展现出来。
       海洋是孕育生命的地方，但对于渔夫们来说，大海又更直接地是他们的衣食来源。大海赋予他们生存的机会——即间接地给予他们以
       生命。自然地，他们会对大海更多一份依赖与亲情甚至(性)幻想。然而，如今这份亲情与幻想却只能属于那些生命力和性欲都旺盛的青年，对于处在人生生理丧失期的老人而言，大海却注定不会再给他带来性幻想的满足。
       “无力”与“无性”更多地是老年的自然生理特征——这种难堪正常人都将必然地经历，但老人语言功能的丧失，其与死亡的关联就更多了一番社会层面的意义。老人的“无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老人未带小孩一起出海的原因：作为“类存在物”@的人是通过语言来进行同类之间的深层沟通和交流的。一人独行深海，他就可以很轻易地回避一个以语言作为人类特殊交际工具的世界。作品虽然有大量的语言来表述老人的内心活动以及与海鸟、马林鱼的对话，但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具性“语言”。他只是在自言自语，无语地退出社会性与死亡也必然地存在着关联。
       所以，这里的无语不是失语——无语完全不同于失语。失语是完全意义上生理机能的衰退，小说里的无语既暗示着生理机能的自然衰退，也同时隐喻着主动地放弃语言的“此在”，是通过对语言世界的“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而走向一个新的“疆域重构”(reterritorialization)过程，并藉以走出因年老而无性、无力的虚无。
       拉康强调，“不是无意识产生语言，而是语言产生无意识”，而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放弃了语言就等同于放弃了一个存在于我们无意识中的“他者”的异化世界。一个有形的肉体即将逝去，而同时他也就开始走上人性的“回归”之途。拉康指出，“学习语言就是暴力、抑制和异化的开端，而人要进入社会，领到社会通行的语言的身份证，他就必须学会自己的名字而自我命名，这就是异化的开端。”如何摆脱异化，回归到真正意义上的人，是哲学家和艺术美学家所孜孜以求的宏大命题。老人正是通过努力放弃自己的语言践行着这一命题：
       当他和孩子一块儿打鱼的时候，只是在有必要的情况下才会交谈几句。而且也往往都在夜深人静、波涛险恶得不能开船的日子里。一般人认为，在海上尽量不交谈是一个很好的品德，老头儿也是这样认为的，因此他也遵守这一品德。不过现在他已经高声地说了好多次他心里想说的话，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因此而受到打扰。
       诚如塞尔登所言，“没有一种话语是起源于自身的，一切话语与其说是自身的，毋宁说是社会的。”所以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他者语言的异化社会里，我们生存着，却找不到“从心所欲”的自我家园。老人只有一个人在海上时，在身边没有任何人东西的时候，他才有望进入一个远离他者、完全属于自己的语言世界。
       海明威塑造了众多的老年形象，这些作品中似乎都弥漫着严重的死亡气息。从《桥边的老人》到《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海明威一直在通过“老年”这一艺术母题对死亡主题进行探讨，在《桥边的老人》中，他也曾力图塑造一个面临战争中即近的死亡却要思考他所看护的一群动物死活的老人，既有“老人”的高尚与伟大，也有他在桥边的犹豫迟疑与无为。尽管有评家将该作品推为海明威最好的作品之一，但老人的形象明显流于单薄。在《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里，海明威又陷入了死亡／老年与虚无的紧密关联的困惑中难以自拔。而正是通过《老人与海》，海明威走出从艺术角度对人生反思的困境，走出了虚无与浅薄，让一个无语的老人，在沉默与自语的心路中书写了生命的终极意义。
       二
       一言以蔽之，老人与圣地亚哥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死亡”。对圣地亚哥而言根本不存在一个叫做“死亡”的概念，而对于老人而言，他唯一需要思考的恰恰是“死亡”。老年作为生命的终结期，我们无法不去考虑它的对立面：生命之始。小说中“小孩”就成了这一主题的换喻。“小孩”这样一个对故事的发展看似没有太大意义的形象却有着不一般的文学意义：他是老人的学徒／继承者，是老人交流与倾诉的对象，同时也是在生生不息的生命轮回中由死到生的换喻体。
       小孩虽然迫于父母的压力一度离开老人，但最终他还是下定决心要重新跟定老人，既有学习的目的，也不排除心疼老人而想充当老人帮手的情感因素。老人在几个关键的时刻一直在念叨着，希望孩子就在身边，也是想能够将那一份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传授给小孩。
       在老人最需要倾诉时小孩恰恰不在身边。形单影只的老人。生活中没有朋友和交流对象，但却不意味着他不需要交流与倾诉，他的大声交谈不需要有真正的听众，他在往日与小孩一起打渔时也只是在“必需”的时候才交谈，原因如前所述，他正在经历着无语的死亡换喻。
       在格林(Green)看来，老人的一声自语“我走得太远了”总结了作品中的关键事实：“猎物本身毫无用处，也不会生产出价值”。这固然非常正确，但格林却不合适地得出结论说，“然而只有当猎物的诱惑自现于圣地亚哥面前时，他才逐渐认识到，没有小孩他永远也不会获胜……只有小孩一个人既不知道失败也不知道击垮”，“时光已逝，忍耐是他唯一的期待，不被打败，却被彻底地毁灭”。把《老人与海》降格为俗世的“胜”与“负”、“得”与“失”的追逐，将会使作品的价值大打折扣，也是对小孩的文本意义的明显误读。一个老人，只要他不行动，安心无为，他的结局必然是彻底的肉体毁灭——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然而，他却要坚持去面对另外一种更明显的失败，这种挑战命运并直面死亡的精神旨在诠释人对生命意义的追求。老人并不完全是为了那一条鱼的世俗价值——尽管一条大鱼会大大改变他的生活状况。他追求的是在捕获马林鱼的过程对生命意义的印证，而不是俗世的胜利与失败。所以小孩才正确地说出了老人的心声：“它没有打败你。那条鱼没能打败你。”
       但小孩存在的更大意义则在于作为死生转换的喻体。与老人一样，他同样地拥有一个“类名”：“the boy”，却很少被提到其真实名“Manolin”。全文中——包括老人在自言自语中对孩子的指称时——用的都是“the boy”。老人在当面交流中基本上回避了对孩子的称呼，而是用一般意义上的“你”(you)，只有在作品的开头和结尾他才两次用到了小孩的实际名字Manolin——这是海明威故意留下的文本信息，旨在告诉我们，小孩并非没有名字，是出于叙事的需要才将其名字指称进行类别化处理。老人呼唤他的名字，也意味着唤出一个新的具体生命，而且老人在最困难的时候非常清楚地说出了这样的意思：“那孩子使我活得下去，他想。我不能过分地欺骗自己。”
       剥夺一个人物的名字，即让其走向(重新)开始的混沌初开状态，赋予其具体的名字，则意味着让其正式存在。老人在海上不止一次地念叨：“如果孩子在这儿多好啊!”他没有用到小孩的名字，因为生命的交接仪式还未完成，老人注定必须单独地完成自己的死亡来寻求生命意义的印证。小孩只是以一个象征
       性的仪式来帮助老人完结其生命：他默默地为老人做着一切，老人正在完成一次以睡眠作为隐喻的死亡交接仪式：
       在路那边的茅棚里，老头儿又睡着了。他的脸依然向下，孩子坐在一旁守护着他。此时老头儿正梦见狮子。
       诚如韦勒克所说，在文学作品中“‘睡’就是‘死’”，老人在自己的睡梦中多次梦见过幼狮，如同“黄昏时的小猫”，但“从来没有梦见过小孩”，因为小孩是在活生生的生活中，而且将要成长为一个真正的渔夫。“幼狮”是联系他和孩子的精神载体，“黄昏”是“结束”的隐喻，“小猫”则是“成长”的象征，在这种“死”与“生”的微妙转换中终将会有一天会长成狮子。
       三
       《老人与海》塑造了一个与死亡抗争的老人形象。他不再有力量，却展示技巧与勇气；没有了性欲，却去约会心中女郎；没有了语言，却在不停地言说，对大鱼、对海鸟、对鲨鱼，也对不在自己身边的小孩Manolin言说——总之，他不断走向死亡，但我们却从死亡中读出了再生。老人在小说的一开始就失去了“食欲”，尽管评论界普遍认为这意味着丧失意志与欲望，在瓦格纳(waggoner)用中国的道家理论对《老人与海》的文本解读中可以看到食欲的丧失同时也具有建构意义，一方面旨在清除人内在的物质障碍，另一方面是为了接受精神层面的食粮，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失去生命时的虚无。
       海明威本人的人格与笔下人物之间充满了许多矛盾张力与关联，长期以来也吸引着评家的兴趣。作为一个艺术家，海明威曾经在死亡面前徘徊、奋争，一度成功，却又最终选择了死亡。当海明威功成名就之后，他一度靠自己的名声和技巧而继续生存，创作成功后的庸俗喜悦使得他一度未能再创作出让读者满意的作品，而在备受指责后，他终于从自己的痛苦恼怒和对老年死亡的恐惧中走出，创作了不朽的《老人与海》。诚如黑格尔所言，“艺术家常遇到这样情形：他感到苦痛，但是由于把苦痛表现为形象，他的情绪的强度就缓和了、减弱了”。
       人同样也是一个生态的自然体，由于自我意识的逐渐强化而导致自我的异化，逐渐丧失他的“第一自然”而走向“第二自然”。每一个生命作为生态系统中普通的一环，本身又是一个自足的生态系统，无怪乎人们经常将生命喻之为“树”。然而，作为生态系统的“生命之树”的个体却只能以其自身的规律变化发展，无暇顾及人们对“生命之树常青”的期盼。
       在福柯看来，“现代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恐惧死亡，这是现代性的矛盾性、吊诡性和危机所造成的”。死亡是对生命意义的彻底颠覆与否定。而在老年，随着生命体征逐步丧失，死亡的脚步声清晰可闻。老年作为人生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必须建立重生安死的生态老年观。“重生”与“安死”，这是一对互为条件的因果命题。不能重生则无法安死。同样，不安于死者也不会重生。海明威的饮弹自尽，与他壮年期生活放荡不检点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不无关联。回避肉体痛苦而选择自行了断生命，从生命美学的角度是有一定市场的。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我们希望人人都能颐养天年，但对于那些无法享受老年生活的人，未曾设计、准备好自己老年生活的人，我们再从伦理的角度来要求他们去忍受病痛与衰弱的折磨，在人道上又充满了矛盾。
       韦勒克等曾“把某种死亡看作一个人负责表现的审美的沉思”的过程，海明威在作品中经历了这样的历程，即人虽然拒斥、敬畏死亡，但却不是一味地害怕、回避死亡，自然而合乎意义的死亡过程是人生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也正是这种终极的悲剧性矛盾，产生出人生意义的张力，一如理查兹所说，“比起悲剧来，我们还能找到什么既使‘相反与不和谐的性质达到平衡或和解’又更清楚的例子呢?”在生与死的对立碰撞中，生命的终极意义才得到彰显，“未知生，焉知死”，生态的健康老年即是在生的体验中感悟死亡的特殊丧失之美，这种美本身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震撼性必将冲破全部的压抑：“心灵不会躲避任何事物，它不会以幻觉保护自己，它无需安慰，不受胁迫，孤独而自立。”
       海明威作为艺术家成功地阐释了死生的辩证关系，遗憾的是，生活中的海明威却走不出对死亡的恐惧——他因害怕死亡而选择死亡，这是一个现代人的悖论。我们无法不承认这也是一种选择，蒙田等先哲就对自杀持肯定态度：“智者活到他应该活到的时候，而不是活到他能够活到的时候”，所谓自然“只给了我们一个生活的入口，却有无数个出口”。或许在这里我们也就看到了“作者死亡”论的另一种阐释：一个成功的作者未必就是自己作品的成功解读者；完成了作品艺术创作的海明威在生活中并不能真正地实现《老人与海》所宣扬的那种“重生安死”的艺术精神。
       责任编辑：何　卫　陈思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