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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意青教授学术小传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外国文学学会理事、燕京研究院研究员。1959年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学习，1964年毕业并留校任教，后相继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美国文学硕士学位和美国芝加哥大学英语系哲学博士学位。曾多次赴英、美、加拿大等国从事学术交流，特别是1996年获加拿大SACS资助赴加进行文学、文化考察，1999年又以Fulbright讲习教授身份赴美讲学。主要研究领域为英国18世纪文学、英美19世纪小说、圣经文学和加拿大文学。翻译、撰写和主编了多部著作，如《圣经故事100篇》、《女性心理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英国十八世纪文学史》、《欧洲文学史》第一卷、《(圣经)的文学阐释——理论与实践》等。此外，在《北京大学学报》、《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和《外国文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采访人(问)：刘老师您好，首先感谢您能接受这次访谈。在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学习之前，您是在哪里读的中学?
       刘意青教授(答)：我于1959年考进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考大学前，我在北京女一中学习，由于我的外语成绩比较好，于是就想上外语专业。当时报考外语专业就几个选择：在北京，外语专业比较好的学校就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大学；北京之外，还有复旦、南开和中山大学等。当时到外地读书对我而言不太可能。如果就近读书，就要在北外和北大之间作出选择。我的父亲刘世沐先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深知综合大学的好处，他希望我能够到一所综合性大学学习，以便受到更好的人文教育。北外是个专业比较单一的学校，主要以外语为主，其他人文教育较少，主要目标是培育翻译人才。虽然我父亲是北外的教授，但他主张我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大学，主要是看上了北大是一所综合实力比较强的学校，可以让我得到比较全面的教育。
       问：北京女一中是教会学校么?
       答：不是，北京女一中是50年代北京市比较好的学校，后改为男女同校教育，现在叫北京161中学。另外比较好的中学还有师大女附中。当时有一所教会学校叫贝满中学，后改名北京女十二中。我在中学六年学的是俄语，不是英语。当时的俄语教师都是比较棒的，他们都是哈尔滨白俄教育出来的学生，专业知识都比较好。
       问：学习了六年俄语，到了北大你是如何学习英语的?当时学校有帮扶措施吗?
       答：1959年进入北大西语系的大部分同学在中学学的都是英语，学习俄语的只有三四个人。学校当时也没有专门的帮扶措施，在学习上只有靠我们自己猛力追赶。大一时，我们被搞得比较狼狈。我们要改掉俄语的发音，有些英语字母还和俄语字母混淆在一起，很久以后，我才纠正过来。大二时，英语阅读量加大了，也开设了文学课，我才慢慢顺过劲来。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我们每个人的路子都不同。由于我在中学时就比较喜欢文学，看的东西和阅读过的翻译作品也比较多，过去的文学底子有助于提高自己的英语阅读能力。于是在大量的英语阅读过程中，我的英语就开始慢慢走上了正轨。一开始，英语对我确实比较困难，好在俄语我学得比较好，所以转化也比较快。
       问：一年级的时候，你们都有哪些课程?
       答：进校后，主要还是精读课。周珊凤和龚景浩老师给我们开设了语音课，帮助我们进行纠音，集中学习了一个月，后来纠音至少搞了一学期。纠音方法主要是通过朗读纠音和听那种钟声牌的大转盘式录音机。每个宿舍都配了一台，老师基本上都是到宿舍来纠音，主要在男生宿舍(我们班32人，女生才5人)，他们早晨起来或晚上睡前都可以播放磁带。每天早晨大约有一节课的时间进行纠音。然后就是精读课、泛读课和写作课。
       问：您对哪些课程印象比较深刻?
       答：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杨周翰先生开设的那门英国历史课，大概是在一年级开设的，讲课用的也不是英语，而是汉语。二年级还开设了欧洲文学史，也是用中文讲的，是吴达元和西语系的其他老师合力开设的一门课，一人讲一节，闻家驷、吴达元、杨周翰、李赋宁各人讲自己拿手的那一部分。这些课对我们帮助很大，让我们懂得了好多背景知识，为我们后来的文学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问：你们那时也有选修课吗?
       答：现在的好多课程那时候都有，整个课程的格局也都在。我记得大三时也有选修课。大一的精读课老师是周珊凤和龚景浩老师，大二是张祥保和陶洁老师。到了大三就比较有意思了，精读课是林筠因和孙亦丽老师上的，泛读课是由玛西利亚·叶给我们上的，汉语名字叫叶文茜。她和温德先生是当时英语专业仅有的两个外国专家。另外，还有吴柱存老师教过我们泛读课，当时我们念的都是英国文学的简易读物，比如Oliver Twist，Pride and Prejudice，Tess，Great Expectations，这些都是在吴老师的指导下阅读的。然后，就是罗经国老师教的《英国文学史》，主要依靠的是William J.Long的那本文学史，后来还用了陈嘉先生的《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读》。到了四五年级的时候，那是一个比较“左”的时期，上课要与政治相结合，上课用的完全是政治性材料，精读课本还用过一阵子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英译本(On Protracted War)，是赵诏熊先生教的。
       问：当时的精读课您还用过哪些教材?
       答：一年级和二年级用的是许国璋编的《英语》，三年级用的是俞大姻先生编写的教材，四年级和五年级用的是徐燕谋编的教材，这些都是一套教材，也是当时教育部承认的外语教材。徐燕谋编的教材比较难，是乔宓老师教的。乔宓老师就是山西乔家大院的人，出身望族，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英文比较好。还有齐声乔老师在四年级教我们的散文阅读课，整个学期读的都是Lytton Strachey写的那本Queen Victoria。那时候，这本书在大图书馆里比较多，我们都人手一册。齐老师当时是党员教授，也是党总支委员。四年级还有张恩裕老师教的翻译课。他也叫张谷若，翻译过哈代的《还乡》和《苔丝》，是有名的翻译家。
       问：当时有写作课么?
       答：有写作课，是由吴兴华老师给我们开设的高级写作课。这也是我得到好处最多的一门课。当时吴先生是摘帽“右”派，好久都不能上课。他劳动改造之后，正好赶上回来给我们上课，他的英文特别好，我们也特别幸运。吴先生是燕京大学英语系毕业的。赵萝蕤老师也很崇拜他，人家还叫他“吴三”，英文很好。他主要是给我们出题写作，然后是批改和讲评。他出的写作题目都特别灵活，经过他的修改，你马上会觉得英语还会这么好，我怎么当时没有想到这样写，会让你看到英语水平提高的跳跃性。当时我和李肇星都算英语作文比较
       好的，都喜欢文学，也喜欢编故事。吴先生注意调动我们的写作积极性，比如他给我们印发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一篇英文散文，文章特别好。讲述的是在一个圣诞夜的晚上，一匹老马拉着一辆车在伦敦的冰雨中缓缓而行，最后倒毙在夜灯幽幽的街上。读完这个故事后，他就让我们按照这个故事的格调仿写一篇文章。我就把白居易的那篇《卖炭翁》改写成了一个英语故事。他特别喜欢我的这篇作文：大年三十晚上，一个老头从山里面拉着一车炭到城里去卖，希望能换回几个钱来过年。老人浑身黑黑的，穿着一双破烂的鞋子，脚趾头都露在外面。到了城里之后，他怯怯地敲开了一家富人的朱红大门，而这家的家丁却粗暴地抢走了他的炭和车，没有给他买炭钱，还把他赶了出来。后来，这个可怜的老人蹒跚着离开，往自己山里的家中走去，在其身后的雪地上，留下了一串黑黑的脚印。这个故事和那个圣诞夜死去的老马意境类似，所以他给了我很好的评语。李肇星的文章是把杜甫的那首“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改写成了英语作文。我不知道其他学生是不是喜欢这种教学方法，反正我比较喜欢。他的作文修改让我得益不少，我十分感谢他。
       问：还有其他公共课么?
       答：有。我们有马列哲学课、政治经济学课、体育课、劳动课等。每学期的劳动量都很大，要到农村干农活。记得1959年我们一入学就到十三陵修水库，每年的六七月还要帮助农民抢收稻谷麦子之类，四年级我们有两个月长期在农村生活，算作教学的一部分。大学五年之内，这前前后后我们在农村的时间加起来差不多有一个学期。在农村，我们什么都干过，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另外，在校时，政治学习也比较多，每个周六下午我们都反右倾，上面的政治动向我们也不清楚，坐在那里读报、讨论、表态。
       问：困难时期，你们学生是如何度过的?
       答：60年、61年正赶上困难时期，我们学生中发生了身体浮肿，也没法学习。当时我是二度浮肿，一度浮肿是脸肿，二度是腿肿，三度是浑身肿。一度浮肿还可以上课，二度浮肿就要在宿舍里躺着，我就在床上躺了一周，三度浮肿就要到校医院躺着。那时候，其他活动都减少了，以便节省体力，减少消耗。所以，把这些时间都加在一起，在我们五年的大学生活中，认真读书的时间总共不到四年。
       问：哪些老师的课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答：除了上面提及的英国历史、英国文学史、写作课、翻译课之外，罗经国老师教授的英国文学选读给我的印象也比较深刻，让我对文学有了整体的把握，并开始喜欢它，是他使我逐渐进入到英国文学的研究领域。另外，还有一门课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那就是钱学熙开设的高级英语语法课。钱先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人，他是个自学成才的教授，苏州人，北京话讲不好，英语讲得挺慢，并且还是闭着眼睛说，满头大汗地说。当时他是由吴宓教授推荐来的，他们的私交比较好。我这里要说的意思是，北大有一个特别的传统，就是包容性很强，拥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教授。他一般一节课就讲一个长句子，还喜欢在黑板上进行长句子分析，老是在黑板上板书，什么subject，predicate，object等等，上课他大部分用汉语讲，如果用英语他就讲得比较慢，经常一边擦汗一边讲，一般一节课能讲完一个句子就不错了。
       当时的老师水平参差不齐，什么样的老师都有。比如，讲Queen Victoria的齐声乔老师，可能他是北方人，中农出身，当时在西南联大时他就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他自己喝酒也蛮厉害，口语不太好。讲课的时候，他的口音重得不得了。我是班长，有一次下课后，他告诉我说：“刘意青，你们这个班我教不了。”当时，班上几个同学的英语比较好，学生发现的问题他都回答不出来。他上课的方法就是照着Lytton Strachey的书一路念下来，不做任何讲评。他是党员，尽管他也知道这部散文文笔很好，但因为它吹捧了英帝国主义的维多利亚女王，所以他从党员的政治角度出发早就有了定论：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需要我们大力批评。所以他念到一个地方就会说一遍“Shameless”(无耻)，这就是他的评论。有一次，我们班的郑土生站起来说：“齐先生，我想问您一个问题：为什么维多利亚女王下了火车之后，要傍在她的Butler(侍仪长)的胳膊上才能走路?”郑土生是一个农村来的孩子，他不懂西方的这个礼仪。因为维多利亚女王胖胖的，年龄也比较大，所以要靠着侍仪长的胳膊走。齐声乔老师听了这个问题就比较生气，说：“女王为什么这样走?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为什么。”当时我们同学都笑死了。
       我还记得俞大絪老师做过一次阅读示范课，给我们的印象极好。俞先生当时年龄大了，没有给我们任课。她这次的示范课讲的是Robin Hood。俞先生上课方法特别活泼，英语讲得特别流畅。那次她上课把学生分成两组，讲完后，让我们对这个故事进行复述比赛，看看哪一组能够一点不漏地复述出来。我代表我们这个组复述，俞先生给了我一百分。她把两个组的复述要点都板书在黑板上，让每组的成员对比赛结果一目了然，心服口服。俞大絪老师的口语非常活泼生动。
       赵诏熊先生并不是一个教课的能干人。尤其是在我们最后的时候，派他给我们讲《论持久战》的英文译文。我当时做班长，他经常课前让我把一大堆生词抄写在黑板上，都是些比较长的词。上课的时候，他总会讲到报上宣传的一个军队干部郭兴福带兵练武的教学法。赵先生讲课讲到最后总会扯到郭兴福身上，十分有趣。赵先生是研究西方戏剧的专家，学问比较渊博，但就是讲不大出来。讲课时，他还有一个特点，上课的时候，他讲的每一句话往往开始声音比较高，接着，头就低下来了，越讲身子弯得越低，声音也越小，最后就小得听不到了，几乎每一句都是这样讲的。当时学生对他的意见大极了，老是让我这个班长给他转达意见。主要原因是教材的生词比较多，是政治化的翻译选本。这也是教学和政治硬性结合的产物，这种教材也可能直接制约了赵先生教学水平的发挥。
       除了以上两位老师，林筠因先生教过我们大三的精读课，是和青年教师孙亦丽一起教的，还配有外教叶文茜。当时系里安排老教师传带帮年轻教师上课，林先生带孙亦丽老师，张祥保先生带陶洁老师，周珊凤先生带王式仁老师。老教师给我们上课的情景大体上就这么多了。
       问：当年成绩比较突出的同学都有哪些人?
       答：李肇星当时成绩比较好，他爱好文学，中学时就向《少年文艺》投过稿，他思想比较敏锐，还保持着记英文日记的习惯，人比较聪明。在学问上我们也比较谈得来。毕业后，他就到北外上了两年的高级翻译班，相当于硕士程度，毕业后他就和另一个同学赵祥龄一起到了外交部工作。成绩突出的还有吴嘉水、陈孝楷等。
       问：当年接受硕士教育的机会比较少吧?
       答：是的，但体制上也有。60年代初，
       罗经国就是赵萝蕤先生的硕士生，但罗经国老师在1978—1980年到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才获该校英语系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后来，我们毕业时，李赋宁先生也招过硕士生，我和李肇星都参加了这次考试，但都没被李先生录取。
       问：能谈谈当年您刚参加工作的情景吗?
       答：我1964年毕业留校的时候正赶上“四清”运动，我被学校分派到农村工作了一年半，1966年春天回来后，给学生开了一个学期的泛读课，4月份就生了孩子。坐完月子回来后，正好是“文化大革命”的“6·18工作组”事件。“5·16”第一张大字报贴出来的时候，我正在家里坐月子。以后，“文革”中我就跟着学生“上山下乡”。“文革”开始后，我基本上是开精读课，也开过听力课。那时候，我们是包班制，一个老师负责一个小班。中间曾在祝畹瑾领导下教课，后又在孟广年领导下教学，我和王逢鑫、孟广年、陈文如各负责一个班。
       问：您是在什么时候出国进修的?回国后都开了哪些课程?
       答：1981年学校有一个和美国交换学习的机会，系里就派我去了美国。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1981—1982年)在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拿到了美国文学的硕士学位。由于念学位，当时是延了半年才回国的。回国后，我就开设了英美文学史、精读课、泛读课等。讲英国文学史的时候，罗经国老师也在教这门课。这门课后来由胡家峦和丁宏为上。
       问：后来又是什么原因促使40岁的您重回美国攻读了博士学位?
       答：从1982年春到1986年夏，我回国教了四年半书，总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用，就想继续深造学习，我父亲也比较支持我的这个想法。当年我硕士毕业时，就已被布朗大学接受为博士生了，但由于北大一定要让我回来工作，于是我就放弃了。我读博士的时间是1987年9月到1991年12月。由于我是在美国拿的硕士，所以在申请博士的时候，就不需要考托福了。我当时申请到了四所学校，后来我选择了芝加哥大学英语系。当时北大认为我已有了硕士学位，就不适于出国深造了，不给我放行，后来还是在我在美国认识的著名数理逻辑专家王浩的担保下才得以成行。他当时是北大的荣誉教授。基于他对我的学历和为人的了解，王浩给北大领导写了一封信，说美国大学已经批准了我的读博申请，机会难得，他乐于保证我会尽快学成归来，还能为北大继续效力十年。之后，学校才给我放行了。
       问：深受同学们欢迎的圣经文学阐释课是您哪年开设的?当时您为什么要开这门课?
       答：好像是1994年或1995年吧。当时我发现圣经文学阐释是一门新学科，中国人当时还没有开课。当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读博期间学过这门课，尽管比较难，但比较有意思。后来我到加拿大访学时，David Jeffrey教授又给我提供了这门课的参考用书，于是我就移植了这门课，学生对这门课反响还不错。后来系里决定也给研究生开设圣经课，于是我就接下了这一任务。
       问：请问您还给研究生开设了哪些课?
       答：英国18世纪文学、18世纪小说、加拿大小说、美国早期文学等。我硕士读的是美国文学，所以也开了一两次美国文学课程。
       问：关于北大英语系的历史，您建议要采访哪些教授?
       答：你可以试着采访一下孟广年、陈瑞兰这些退休的老人，还有戴行钺、李肇星等老校友。
       问：您以父亲的名义在外院设立了“刘世沐奖学金”，能谈一下设立这一奖学金的初衷吗?
       答：“刘世沐奖学金”是我遵照父亲的遗愿设立的，总金额为十万元人民币，用以奖励外国语学院品学兼优的学生，奖金额度为每年一万元，每年评选3—5名。
       问：周珊凤先生是您特别敬仰的老师，您能具体谈一谈周先生吗?
       答：好的。两年前去世的周珊凤先生是我非常钦佩的老师。记得刚参加工作时，有时遇到自己无法解答的问题，我就拿去请教周先生，每次周先生都很认真地解答我的难题。如果一时解答不了，她就会答应给我查，过后再告诉我。有一次，由于时间实在太晚了，周先生一下子不能查到答案，结果第二天清晨我发现她已经把答案贴在了我家的门上。当时她住在燕东园，离我住的平房还有一定距离。她这种急人所急的助人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
       另外，周先生对名利的淡薄、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这在英语系也是众人皆知。她从不把个人情绪带进工作中，即使和意见相左的人共事，她也能大度而愉快地进行合作，从不会因个人的好恶来藏否他人，为人极为宽容大度，坦率而纯真，工作也任劳任怨。周先生纯正的美国发音以及给学生纠音的一番苦心，一直在我系师生中传为佳话。
       周先生的大局观念也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当年上山下乡时，周先生的儿子去了山西，女儿去了新疆。按照当时的政策，周先生完全可以要求组织把其中的一个孩子调回到自己的身边工作。当时周先生的丈夫得了直肠癌，家里的煤气罐都没有劳力去换。在同事们的劝说下，周先生去了海淀安置办公室，申请把自己的一个孩子调回到身边来照顾生活。但安置办的工作人员态度比较粗暴，说现在回城的人很多，除非周先生家里死一个，或者瘫一个，否则就不能申请调回孩子。周先生告诉我之后，我就安慰她，并请系里出面给她再申请一下。后来，周先生的一个孩子调回北京海淀工厂工作，女儿调到河北，两人都成了普通职工。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北大附中有个规定：如果北大的老师能在北大附中上点课，附中就可以照顾他的孩子到附中学习。我看到周先生的书香门第没有了传承，于是建议她把自己的外孙办到北大附中学习。我还表示自愿替她去附中做贡献。但后来她也没有去做这件事，并且还说如果做贡献，还是她自己去做，不能让我们替她做。她说，孩子们都已经这样了，还是让他们保持现状为好，我们身边不是有这么多工人、农民子弟吗?
       80年代，周先生的美国母校Bryn Mawr College在校庆期间请她赴美参加校庆活动，并给了周先生一个全额奖学金的学生推荐名额。回国后，周先生没有把这个名额给自己的亲属，而是慷慨地送给了系里，让系里领导进行选拔，并希望出国学习的人在学成之后能够回来为北大服务。可惜后来出去的年轻教员辜负了周先生的期望，学成后留在了美国，没有回北大效力。
       周先生还立遗嘱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她的一生表现得都比较潇洒自若。
       问：今昔对比，您认为北大英语系有哪些经验教训可资借鉴?
       答：1．建设一支业务精深、师德模范的教师队伍；2．领导要尽力爱护教师。
       问：就英语系的进一步发展，您有何建言?
       答：1．年轻教师的工资太低；2．应该给教师争取安排学术休假。
       采访人：十分感谢您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来谈北大英语系的历史发展，从您身上，我们也感受到了英语系老师“无私奉献、精心治学”的师道传承，再次感谢您。
       采访人：孙继成　沈　弘
       访谈整理：孙继成
       责任编辑：何　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