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生教授学术小传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日本古典文学博士生导师。现任《国外文学》顾问、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理事。1933年8月28日出生，江苏盐城人。1960年9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日语专业，后留校任教，曾任东方学系东方文学教研室主任、日语教研室主任、副主任等职，并担任过《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编委、北京大学《国外文学》常务编委、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等职。主要从事日本古代文学、日本文言语法、日本古典作品阅读与鉴赏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采访人(问)：潘教授，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课题组的采访。请问您是怎么开始从事日本古典文学教研工作的?您在日语系是元老级的教师了，能否请您谈谈日语系当初的一些情况?
潘金生教授(答)：我于1960年毕业留校后，主要担任教研室秘书，做些行政工作。其间也曾参加一些低年级的教学辅导，以及编写、翻译、进修、实习等工作，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一边工作，一边教课。当时国内能教古典文学的老师非常少，日语系也只有刘振瀛先生一个人能够担当古典文学的教学。因为他早年留学日本，熟悉日本古典，最早开设了日本文学史、日本古典文学阅读、日本近代文学阅读等课程。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日本文学研究人才，比如，曾担任过亚非研究所副所长的卞立强、社科院研究员叶渭渠、唐月梅等人都是刘先生的学生。我当时跟着刘振瀛先生学习文言语法和古典文学。每次上课前我都会先做翻译，然后请刘先生改，再比较自己跟他之间的差距。我觉得通过笔译能够找到贴切的词语来表达日语的意思，对自己学习古典是一个很有用的办法。当时，其他的教员要么是搞语言研究，要么是调动到别的学校，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人继续从事古典文学方面的教学工作。
问：您开始教课之后，主要教授哪些课程呢?请您谈谈您在教学方面的情况。
答：这二十多年来，我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日本文言语法、日本古典阅读与鉴赏等相关领域的教学和研究。三者虽自成体系，但也有一定联系，可谓相辅相成。首先是日本文言语法，这门课多年来一直由在文言方面有深厚修养的刘振瀛先生开设，后来决定由我接任。实际上我在这方面并无基础，于是，我便利用暑假抄了整整一本文白对照的文言语法书，边抄边学边记，得益不少。但临上课时又遇到不少难题。此时，除了向刘先生请教外，主要是到日本专家那里登门求教，当时几乎是每周都要去一次。后来，我通过自编文言练习，与人合作编写《日本近代文言文选》等，以及多年的教学实践，才开始逐渐胜任此课。第二，日本古代文学这门课也是由刘振瀛先生开设的，大概从刘先生退休前后开始，教研室决定由我来接任。我向来对文学很有兴趣，但在这方面却缺乏研究，当时抱着“边学边教、边研究边请教”的决心开始走上讲台。每次上课之前，我都会查阅大量资料，写出详尽的讲稿，发现问题时便在课前或课后到刘先生处请教。后来，我又参加了《日本近现代文学阅读与鉴赏》以及《东方文学史》中有关日本古代文学部分的编写工作，并反复进行教学实践，就这样，经过多年的日积月累，慢慢地增强了讲授日本古代文学的信心。第三，日本古典阅读与鉴赏，这门课是为配合日本古代文学的讲授而开设的，旨在深入理解文学史及作品，并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阅读古代作品的难度较大，不易掌握，尤其是平安时代的作品，涉及各种文体、修辞、习俗、语法等。为此，除了在选材上要注意内容的多样性、语言难度上的循序渐进而外，还应该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结合，并在中、日文二者比较的基础上多读，多查字典，逐渐准确地理解原文，否则谈不上鉴赏。为了便于初学者阅读古典，我也曾选择古典作品中的名篇加以详细的注释并翻译，且都予以发表。比如，《古事记》、《源氏物语》、《平家物语》、《徒然草》等等，我还与人合作编写了《日本古典文学读本》一书。
问：您在教授这些课程的时候，有哪些新的发现?请您谈谈您在教学方面的重点。
答：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文言文法的教学重点应放在助动词和助词上。我认为，日本古文中语气、感情、神韵等微妙的差异几乎都来自二者。我在教学中，尤其在阅读古典作品时对此感触更深。我曾对用法多样、差别细微的助动词，从词源、意义、接续等方面进行过一定的比较研究，并撰写了若干篇文章。退休之后，我在修改、补充以往发表的助动词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了一本《日本文言助动词实用研究》，这也许有助于对助动词的理解。
第二，语言也是随着时代、社会的变化、发展而日渐产生若干变迁的。比如，在平安时代，文言动词活用种类有九种，及至近世后减为五种，与现代日语相同。这一现象在战乱频繁、动荡不安的中世最为明显。正因为此，中世语言的变化在日本国语史上最为剧烈，对该时代乃至日后的日常语言生活、文学作品以及诸多文献均有着重要影响。比如，连体形取代终止形，兼表单纯结句的终止法等等。日本明治政府于1905年也曾为此郑重颁布了“关于文法容许事项”的文件。所以在教学与研究中必须强调语言变迁的现象，并且还应该在语言的历史变迁中去把握它的发展并加以应用和识别。
第三，日语的敬语异常发达，尤其在等级森严的平安时代的贵族社会及其文学作品中。比如《源氏物语》，其表达方式复杂、繁多，规则严密，自成体系，绝非现代日语中的敬语可以同日而语，故有“读日本古典而不识敬语者几寸步难行”之说。虽说要掌握敬语难度较大，但为了学生日后的工作和研究，必须强调敬语在阅读中的重要性，并结合课文传授敬语知识，切实提高应用、识别敬语的能力。
问：您在这么多年的教学过程中，总结出了哪些经验，又有些什么样的体会呢?
答：在我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有以下两点体会，不过，这也是我自身还需努力的地方。
第一，我认为无论讲授还是研究日本古代文学，首先必须把它们放到时代、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对其形成、发展、变迁等进行全面而客观的考察、分析，同时还必须联系日本民族长期形成的特定的文学观念、文学传统、审美取向以及表现手段等进行综合研究，否则就无法正确地显示出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日本文学的特点。
第二，关于文学语言在作品中的重要意义。文学反映现实的功能是借助语言唤起读者的美感而得以实现的，故而称其为文学的第一要素。它与作品的内容、思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语言表现也是艺术性的重要一环。我国的文学史也十分强调语言艺术以及它对作品的影响，如在论及李、杜的诗篇、元曲《西厢记》、小说《
红楼梦》等名著时，无不另设章节评说其语言表现及其重要意义。
日本的古代语言也有其鲜明的民族特点，如纤细、含蓄、凝练、柔和等。它善于刻画内心世界的悲哀、感伤的愁绪，诉述哀婉、凄
苦、绵绵不断的恋情，描绘风花雪月、时序推移等自然景色，具有十分丰富的表现力。比如，以日本“假名散文文学”——《源氏物语》为例，这一物语使用典雅流畅、委婉曲折、准确洗练的“和文体”，其中还插入和歌与汉诗，使韵散结合，为作品增添了典雅和浓郁的抒情气息。这一文体与“物哀”这种缠绵悱恻、含情脉脉、哀怨悲人的贵族情趣相结合，达到完美而和谐的统一，所谓“意与言合，言随意遣，浑然天成”。这也是《源氏物语》作为日本古典名著而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至于和歌，它在用词上更加注重隽永、凝练、纤巧，并十分讲究声调和修辞技法。它与其内容、思想、风格等水乳交融，合为一体，使作品产生一种强烈的、感人至深的艺术感染力。
从上面两个例子可以看出语言表现在作品中的重要意义。因此，我们需要加强这方面的讲授和研究，这将有助于提高对语言表现的鉴赏能力，深入而全面地理解作品的整体。
问：请您谈谈您在日本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情况。
答：首先，我想谈谈《徒然草》中的“无常观”。我在日本古代文学中，对中世“隐者文学”——《方丈记》和《徒然草》中的“无常观”所做的比较研究着力尤甚。我曾对其形成的时代、文化背景、变迁以及个人经历和兴趣爱好等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考察。我认为兼好法师在《徒然草》中所表露的“无常观”，还有作为中世美意识的“无常观”，对该时代以及后世均有深远的影响，因此也就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仅就江户时代而言，《徒然草》一书就有26种通行本和36种注释本，其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兼好法师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极其重视现世人生价值的合理主义者。他在《徒然草》序段至32段中所持的“无常观”，虽与《方丈记》中所持的同是感伤、哀叹、无所作为、一味地祈求来世的无常观，满目皆为“末法之世”的“无常之相”，但在严酷的、瞬息万变的现实面前，他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顺乎时代的发展，从肯定现实和人生的角度出发，重新诠释了“积极的无常观”。正因为人世无常，人就更应该珍惜生命；正因为无常来势凶猛，生命苦短，人就更应该珍惜寸阴，何不日日享受存命之乐。就这样，他赋予了人生以新的积极意义。这一“积极的无常观”可谓是时代的产物，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至于作为美意识的“无常观”，它与上述佛教无常观同样产生于社会动荡、祸福无常的中世，也是时代的产物，因而它极其重视现世的人生价值和社会功能。人存命于无常之世，与其求而不得，徒增痛苦，不如从“无常之相”中去发现美的世界，获得意外的愉悦。因此，它能给世人以安慰，增添“生”的情趣和希望。这种美意识主要表现在“无常之美、不完全之美和俭约之美”这三个方面。说到底，这是对人世无常的一种解脱和补偿，是促使内外“中和”、自我平衡的良方。
问：请您谈谈您的留学经历和您的收获。
答：我先后两次去日本进修，一次是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下修改一篇有关中日两国语言比较的论文。虽然前后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但是收获不少。第二次去日本创价大学进修一年，当时我已经49岁了，所以分外珍惜这次机会。平时除休息日和集体活动外，我几乎每天都去图书馆学习，并每周一次去日本老师家听有关《徒然草》的文章和语法的讲解。此外，还购得不少图书资料。我觉得这一年过得很充实，为日后讲授和研究日本古代文学等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问：对现在年轻一代的教师们，在做学问方面，请问您有些什么样的建议和意见呢?
答：首先，治学应踏踏实实地打好基础，切忌浮躁。然后，要虚心、勤奋、多读、多写。最后，还可以选读一些我国有关的历史、文化、文学等书籍，借以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驾驭语言的能力。
采访人：翁家慧
访谈整理：翁家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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