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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旭升教授学术小传　1928年10月23日生于江苏省南京市，在故乡度过小学、中学时代，就读于大行宫小学、南京市立一中、五中、中央大学附中、社会教育学院附中，1947年进入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学习韩国文，曾因参加学运被捕而一度失学。1949年复学后进入北京大学东语系朝鲜语专业学习。1953年毕业，留校任教四十余年。曾兼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学与科研秘书、系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北京语言学院汉学系兼职教授、广西师大《东方文学丛刊》以及延边大学《朝鲜学一韩国学丛书》特邀编委、北大亚非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朝鲜一韩国文学研究会前副会长、现顾问、中韩文化关系研究会会长。主攻朝鲜(韩国)古典文学和朝语(韩语)语法，着重研究《壬辰录(抗倭演义)》与《玉楼梦》，以及中国古典文学对朝鲜古典文学的影响，出版有专著、译著等等。曾赴平壤从事《壬辰录》研究，应邀赴美国、朝鲜、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参加学术会议、讲学并在韩国东国大学任课。2000年9月出版了韩国学研究综合文集《韦旭升文集》(共6卷，250万字，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2005年10月获得由韩国总统卢武铉颁发的“宝冠文化勋章”。
       采访人(问)：韦老师，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您是北京大学东语系朝鲜语专业的第一届学生，您对朝鲜语专业的设立过程一定非常了解，您能给我们谈一谈朝鲜语专业是如何成立的吗?
       韦旭升教授(答)：原来的北京大学东语系，即以系主任季羡林先生为首的东语系，只有印地语、阿拉伯语等两三个语种，仅仅两个班，教师也就六七个，是个很小的系。这个数字是否确切还需要再核实一下，但当时的语种的确很少，教员和学员人数也很少，根本没有朝鲜语专业。我们现在的朝鲜语专业呢，原属于南京的国立东方语言专科学校(以下简称东方语专)，那是一所大专性质的学校，所开设的语言相当多，大约不下10种，其中就有朝鲜语，那个时候叫做韩语科。解放那会儿，东方语专的教员和学生有不少人没走，由中央决定，将东方语专合并到北京大学。党中央非常重视东方，觉得东方是革命的基地，当时东方的很多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地国家都在闹革命，所以中央就决定把东方语专合并到北京大学。
       问：您个人又是如何进入朝鲜语专业学习的?
       答：我进入朝鲜语领域可以说是一波三折。1947年，我高中毕业后就考入南京国立东方语专，主修韩国语。但到1948年夏天，我上学还不到一整年，就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经过律师辩护，将近两个半月后释放。但我已经被学校“开除”，陷于失学困境。这种困境一直持续到1949年南京解放后才被解除，当年6月我终于复学，回到了阔别一年多的校园。才复学一两个月，也就是1949年8月，东方语专接到中央关于将学校并入北大东语系的指示，号召师生们自愿集体北上。当时我们特别兴奋，就坐火车来到北京。火车足足坐了四天四夜啊!哪里有什么“卧铺”、“餐车”!条件很艰苦啊，当时南方战争还在进行，火车随时有被飞机轰炸的危险，但是我们还是平安地来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之后，原来东方语专韩语科的学生就不多了，因为经过这次变动后，学生们走的走，散的散，学生人数少了很多，于是就把先后入学的学生合并在了一起。我是1947年入学的，后面还有一批是1948年入学，就把这两批学生合并在一个班上。说实话，解放前东方语专学习韩国语的学生，没有几个是好好用心学的。虽然有些基础课程如历史、地理等是中央大学的教授来兼课，但因为学的专业语言是小语种，前途渺茫，学校管理也不正规，再加上又是动荡时期，学生大多不安心学习，语言基础不扎实，到了北京后需要从头学起。其实按入学东方语专的年份，我此时应该已经是三年级的学生了，但因为我在东方语专的时候没有好好学，忙着参加学生运动，再加上中间又失学，间断了一年多，所以以前学的那些朝鲜文已经忘了不少，因此又从头学起了。
       我们来到北京后，所有原东方语专韩语科学生全都重新从最基础的发音开始学起。北大朝鲜语专业的第一届学生除了原东方语专的九名学生以外，还有两名由组织上从北方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拔调进来的，属于“调干生”。这两人就是后来长期任东语系党总支书记的贺剑城和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刘毓骧。
       问：您作为我们北京大学朝鲜语专第一批学生，能否回忆一下当时朝鲜语专业的教学状况，包括课程设置、使用的教材等等?
       答：北京大学朝鲜语专业刚成立的时候，主要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是教师问题，一个是教材问题。当时的教师只有两位，一位是马超群，一位是李启烈，这两位都是在华朝鲜侨民，祖籍都是朝鲜半岛。我在1947年入学东方语专的时候，他们二位还没有进东方语专，那时教我的是权泰锺先生(后回韩国，已故)。来北大后，就由马、李两位老师讲课。不叫“韩国语科”了，改叫“朝鲜语科”，后改称朝鲜语专业。课程设置，大体上分为会话和课文两门。
       问：当时教学方面最大的困难，是不是就是您刚才所说的教材问题?
       答：你说的没错，当时最大的困难的确就是教材问题。最初都是从朝鲜的报纸或者朝鲜的杂志上摘选一部分下来，作为上课教材的。摘选的教材都是现选现用，比如这周上课要用的内容，要到上一周才能印出来发给大家。教材是一个星期发一次。至于入门部分，我记得用的是老师自己编写的一些并不是非常科学、系统的教材。至于语法课，一开始是没有，后来是在我们要求下开设的，老师也就是从一些语法书上摘下了一部分作为语法课内容，进行教学。因此我们当时并没有学到系统的、完整的语法知识。总的来说，我们当时所学的课程内容是忽深忽浅，教学安排也不是很科学。
       问：新中国成立后，中朝两国间交往密切，交流频繁，有不少朝鲜专家来到中国，那么来到北大的朝鲜专家对于东语系朝鲜语专业建设以及您本人有何影响?
       答：我是1953年秋天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当时我只有25岁，属于年轻教员，在教学上我还需要不断地学习，“充电”，而跟着朝鲜专家学习就是提高业务水平的最好机会。当时有两位朝鲜专家对我个人的影响很大。一位是朝鲜的语言学专家柳烈，他是1953年来北京大学的，我毕业后担任他的助教。在此期间柳烈开始编写一本系统的朝鲜语基础教材。柳烈的语言学理论不仅令我个人受益匪浅，他对于我们朝鲜语专业语言课程的建设也贡献很大。另一位是1957年来到北大的朝鲜文学史专家李应洙，正是李老师的到来，朝鲜语专业才开始开设朝鲜文学史课程。李应洙老师对我们所做的朝鲜文学知识的传授，对我以后走上朝鲜文学研究道路也起到了推动和启蒙作用。
       问：朝鲜语专业设立后没多久，就赶上了
       亚洲的一场热战——朝鲜战争。那么，对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当时朝鲜语专业的学子们有何反应?朝鲜战争的爆发对朝鲜语专业的发展有何影响?
       答：北京大学的朝鲜语专业自建国初期设立以来，就因为我们国家与朝鲜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兄弟感情”，导致我们朝鲜语专业在东语系的众多语种中备受关注，而这种关注在朝鲜战争爆发期间达到了顶点。
       朝鲜战争是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当时中国作为朝鲜的亲密战友，自然不会对此袖手旁观，所以从一开始就积极声援朝鲜。当时在中国国内，就掀起了一股社会各界表态支援朝鲜人民的热潮，而朝鲜语专业的学生，更是首当其冲。我们在北大党委的领导下，集体表态支援朝鲜。我记得当时的《人民日报》还对此有过报道。
       1950年10月25日，中国正式派出志愿军支援朝鲜时，国家对朝鲜语人才的需求其实已迫在眉睫。但那个时候，我们北大朝鲜语专业刚刚建立一年，还不可能为国家输送合格的朝鲜语人才。1953年7月27日签订停战协定，朝鲜语仍然是人才短缺的语种。1954年朝鲜语专业招收的学生人数，就是当时朝鲜语专业红火程度的最好证明。1954年朝鲜语专业一下子招收了20个学生，数量达到了语言专业招收学生的上限。也就是在这个54级的班中，后来走出了两位共和国大使。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朝鲜语专业成为当时北大东语系最红的专业。
       问：您能否谈谈历届朝鲜语专业学生的来源?
       答：前面讲过，北京大学朝鲜语专业首届学员是原东方语专学生加上少量的调干生，后来则主要是通过统一招生考试考进来的。
       但有比较特殊的一种，是抽调加考试录取的。1954年入学的学生就是以这种方式进入东语系的。具体做法是，由外交部人事方面提出外事工作人员的必备政治条件，然后由学校派人，在招生地教育局的协助下，到一些中学了解情况，根据该校组织上的推荐和所提供的有关档案，进行审查和选拔，然后通过该中学负责人，动员审查合格的应届毕业生报考北京大学东语系，参加全国统一的入学考试。而后根据考试成绩，择优录取。这一年我担任了东语系北京地区的审查和招考工作。后来当了驻外(韩国、蒙古)大使的张庭延和裴家义，连同他们的夫人，就是这次录取到东语系朝鲜语专业来的。
       问：您在执教后有没有去对象国学习深造过呢?
       答：我从没有出国留学过。什么学士呀，硕士呀，博士呀，一概与我无缘。我55岁的时候(1983年)才有幸得到一个机会到朝鲜从事9个月的短期研究。9个月里我做了几件事：把《壬辰录》的朝鲜语全部翻译成中文，把《壬辰录》的手抄本(即汉文本)复印并和朝文本做了对比，以备今后整理标注，最重要的是写了24万字的《(壬辰录)研究》专著。
       在我回国后第三年的1987年春季，在此专著还没能出版以前，我就是拿着这个《(壬辰录)研究》的全文24万字的打印稿，应邀首次赴美国加州大学参加有关壬辰战争问题的国际学术会议的。这是我首次赴美国，由此产生了一些影响，后来在韩国学术振兴财团的主动支持下，这部专著正式出版(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中国版的《(壬辰录)研究》出版后的次年(1990)，又由韩国亚细亚文化社重印了它，以精装本形式在韩国发行。这就是我于55岁时首次，也是毕生唯一的一次短期出国专门从事学术专题研究的经历和结果。
       后来的多次出国是参加学术会议或讲学，不是留学。
       问：您从事了几十年语言教学工作，您是从何时开始转向文学领域的相关研究的呢?因为在您的学术专著中，大部分都是与文学相关的研究成果。
       答：我想这大体上应该以“文化大革命”为界吧。“文化大革命”前，我以语言教学为主，那时我还是年轻教员，虽然也开过几次文学史课程，但仍然以语言教学为主，还多少搞了点语言研究。“文革”期间，教学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止状态。确切地说，我是1973年又重新恢复教学并从事《朝鲜语实用语法》的写作的。到1976年，我连续教了几届工农兵学员。我特别难忘1976年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如饥似渴的学习热情，以及他们对我的感情。我的文学研究是在1976年才正式开始的。当时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政治的关联较多，我不好掌握，于是选择了古典文学作为我的研究方向。此时我已经快要跨入半百之龄了。
       问：那您研究文学的高潮时期是什么时候呢?
       答：应该是从1980年开始的吧?虽然之前我已经开始从事文学研究和教文学课了，但我本人的学术高潮期应该说是从1980年起到1990年为止的这十年时间。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到了学术界，为学术带来了春天，学术环境因而变得相对宽松自由。那时候我已经52岁了，但我实在不愿错过这样一个研究学术的大好时机，所以决定从这个时候开始专注于朝鲜古典文学的研究。我和许东振合作的《朝鲜语实用语法》(亦即《韩国语实用语法》)是在1976年基本完成的。而这以后的几本文学专著都是在1980—1990年这一时期写作的：一本是《朝鲜文学史》(1986年出版)，一本是在朝鲜写作的《(壬辰录)研究》，一本是后来回国后写的《中国文学在朝鲜》。所以说1980到1990年这十年，是我文学研究最高潮时期。
       进入90年代以后，我主要参加一些在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台湾等地以及在国内外举办的各类学术活动，这段时间我偏重于论文的写作，而不是整本的专著。
       问：您获得“宝冠文化勋章”的《韦旭升文集》可以说是您个人学术生涯的回顾和总结吧?
       答：我离休后，想把自己的大半生作一个回顾与交待，工作与事业也算是一个方面，于是整理了以往发表过的和少量尚未发表的论著、译著和古籍整理等。在平素一向作为我事业后盾的妻子经常卧病在床和频繁住院的困难情况下，用了3年多的时间，编、修、增、删，最后竟整理成一部260万字的东西，也就是后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六卷本的《韦旭升文集》。这是由韩方资助出版的。
       问：能否请您介绍一下《韦旭升文集》出版后的国内外反应?
       答：文集出版后不多久，大约在2001年1月在北京大学举行了首发式。除国内的知名人士、东语系主任、外校韩国学机构负责人、韩国人士等参加了这个首发式以外，当时的韩国驻华大使洪淳瑛还特派专人送来了表示庆祝的大花环。
       这以后，韩国首尔的学术界人士在东国大学举行了规模较大的《文集》出版纪念会(2001年12月12日)，大约有80多人参加，韩国学术界元老车柱环(大韩民国学术院副院长)和赵东一等一些知名的学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当时中国驻韩国大使率使馆数位工作人员参加，大使还用韩国语做了较长时间的演说。
       2005年10月9日，韩国总统为我颁发了
       “宝冠文化勋章”，总理李海瓒在首尔国立剧场舞台上，亲手把它佩带在我胸前。
       问：您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人吗?
       答：对。这是第一次给韩国本土以外的韩国学研究者颁发这样高级别的勋章。一年后的2006年10月，韩国才向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颁发了同样的勋章。我高兴的是，在韩国学研究领域内，在赢得韩国学研究的对象国——韩国的承认上，中国人走在了美国人的前头，北京大学走在了哈佛大学的前头。
       现在我国正兴起一个研究韩国的高潮，许多单位和学者都取得了很好的业绩，他们应当、也必然会得到国际承认。
       问：对于自己41年的教学研究工作，您最深的感触或体会是什么?
       答：首先我感谢改革开放的春天，它为当时已到“知天命”之年的我提供了一些有利的客观条件；其次，我感谢北大的人文环境，它熏陶和鼓励我一辈子，使我在这古稀之年仍发奋不已；最后我要感谢朝鲜、韩国及日本、美国等国学者对我的友好关注与支持，以及与延边地区朝鲜族同行们真诚愉快的合作与来往。我忘不了延边大学前任副校长郑判龙教授以及现任校长金柄珉等两代学者对我的关注和精神支持。我可以用以下两句话来概括一下我对这些国际国内同行的感情。以前古人不是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吗?我做了点修改，我说“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湖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湖”者，北大未名湖也。与这些同行的交流与交往，很有利于我学术研究的深入。
       问：可以谈谈您是怎样进入韩国语言文学领域的吗?
       答：我年轻的时候，对于和我们共同抗日的朝鲜人民就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好感，原因是那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日本占领南京时期，一名身穿日本军装的日本兵，走进了我家开设的店铺里间，悄悄地对我们说：“我并不是日本人，我是韩国人，是被日本抓来当兵的。我恨日本军阀，我们两国现在同受日本压迫，我们要联合起来反抗日本统治。”当时我才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听了他的话，很出乎意外，却也懂得了韩国人，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好感，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那时还没有决心终身研究他们的语言文学。后来我在高考中被录取到东方语专韩国语科，这以后，就跨入了此领域。上述少年时代的印象，始终保留在我心中，成为我对朝鲜一韩国好感的一个因素。
       问：您从事韩国学研究的基本观点是什么?
       答：一句话：立足中国，就是“面向中国，为了中国，适合中国”。文章和论著越具有中国气派，也就越能得到世界的重视和承认。我前几年写的论文《韩国学研究和“立足中国”问题》，比较具体地说明了我的基本观点。延边大学的同行们对此文很感兴趣，把它登载于金柄珉教授等学者主编的韩国学丛书《朝鲜一韩国文化的历史与传统》中。2007年秋在延边大学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上，蔡美华教授还提及此文的一些话，并谈到建立韩国学研究中的中国学派问题。
       问：能否谈谈北京大学对您的成长产生过哪些影响?
       答：北京大学是我在中学时代就已十分向往的学府。从1949年8月跨入北大的门槛起，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在这里受到了极其浓厚的人文气氛的熏陶，很自然地感受到一种由五四以来就形成的文化学术动力在推动我坚持不懈地前进。学生时代我常常一头钻进图书馆，整日在书海中徜徉。要不就是去旁听早已如雷灌耳的著名学者如俞平伯、冯文炳、侯外庐等教授的讲课。所有这些虽然和专业课程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正如前面讲过的，确确实实对我的精神成长和以后的学术研究起了很好的作用。
       如果要为我的成长说点感谢话的话，我就首先要感谢北京大学的这个人文环境和气氛。《中国文学在朝鲜》的日本译者野崎充彦谈到此书时说：“不管在韩国还是朝鲜，还没有一本专著像此书这样综合性地论述朝中古典文学的关联事项，尤其是本书雄浑的笔致令人赞叹不已。”我所取得的这些成绩正是充满宝藏的北大图书馆所赐予我的精神营养所形成的。
       问：出版个人文集是好事，可您的《文集》的《跋》(《说点心里话》)中却隐含着某种伤感的情绪，这是怎么回事?
       答：虽然我对朝鲜一韩国早就怀有好感，但年轻时可没想到过用一生的心血投入朝鲜一韩国文化研究。我年轻时候的志向是想给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宋朝的哲学家张载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那时就想实现这个目标，还为此读了不少书。又想，即便是做不出那样大的贡献，退一步，做一个像贝多芬或托尔斯泰式的人，做出能使人们受益非浅的贡献也好。可是面对我大半生的劳动果实，回忆起多年辛苦的努力和艰难迭起的人生经历，我却无法感到我的这一点点工作成果对人类会有那样既深且广的益处。但已年过七十，此生已矣!年轻时，想做的，再也无法做到了。怎不感慨万千?
       其实，事情也有另外的一面。我的这个“志大才疏”的思想状况倒也曾促使我坚持不懈地读了一些艰深的经典著作，扩大了我的眼界，给了我十分有益于学术研究的观点，并且丰富和深化了我的思考。再就是它使得我总不满足和不满意我既有的成绩，推动我不断向前，倒也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问：你的一些论著出版后的“命运”如何?哪些是您自己最偏爱的?
       答：我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它在朝鲜学研究受不到多大重视，因而也得不到多少利润甚至会亏本的时候(1986年)，毅然接受了《朝鲜文学史》的出版。出版后，最初受到冷遇，销路不畅。但过了些年，情况有了点变化。韩国甚至出现了此书的盗版本。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国内也有了不少读者，最后连书都买不到了。有人甚至对我说，这本书多年来使得一批有兴趣或有志于韩国文学研究但不懂韩文的人具有了韩国古典文学知识。经修订后，目前它已被批准纳入“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即将再版。
       另一本纳入同一类“国家级规划教材”的是《新编韩国语语法》(已由外研社出版)，这是我和另一位作者合作的产物。连同它的前身(《韩国语语法》)，在连续多年一再反复重印的情况下，总共发行了大约8万册。
       1989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在朝鲜》则早已经被全文译成日本文和韩国文分别在日本和韩国出版了。
       专著《(壬辰录)研究》的情况前面已经说过了。国内版出版后，又由韩国亚细亚文化社翻印，在韩国出版。
       至于我比较偏爱的论文，则是《(玉楼梦)中的音乐要素和中国传统音乐观》，因为它把我平素的个人爱好和所研究的对象结合起来了。但我在此文的写作过程中和写作以后，总还是感到我的音乐知识不够，力不从心。
       问：在您的学术研究道路中，你最难忘的良师益友是哪些人?
       答：对于一切教过我的、有真才实学、认真负责而又热情满怀的老师，我都不会忘记。其中来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有柳烈、李应洙和在朝鲜平壤时期的学术指导和联系人申龟铉老教授。韩国的学者中由于多次相互往来而成为我的挚友的，有车柱环、丁奎福、苏在英、金泰俊、李相宝等多位教授。还应当提到的是延边大学的作用。学生时代，对于我的朝鲜语语法知识、写作能力和口语能力的提高，延边大学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当时的老师如金昌杰、李圭海，以及初而为同学，后来成为学术同行和工作伙伴的郑判龙、许虎一、李海山、许东振和年轻一代的金柄珉、金宽雄、金虎雄等先生，都是我难忘的同行兼益友。
       还应该提到的是解除了我的家务负担、保证我全力从事学术工作的已故慈母与前妻刘风珍的支持。我的成果中凝结着她们默默流下的汗水。
       问：韩国文化的研究，国内现在几乎成了个大热门，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答：中韩建交带来的两国经贸、外交、文化关系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两国彼此对于对方国家的文化研究，出现了名副其实的“史无前例”的现象。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延边大学甚至先后成立了“韩国学学院”。许多地方还自发兴办起了不少规模大小不一的韩国语学校或培训班。此外还有不少人去韩国留学。在大约两千年的中韩交流史上，韩国学习中国文化的人很多，数不胜数，但中国人如此“成群结队”地学习韩国文化的现象，则从未见过。目前这种热烈现象的背后有十分深远的历史原因，我估计中国学界的韩国热还会长期持续。
       这种热潮也给我们从事韩国学研究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醒我们不能停留于原有的成绩和水平，催促我们奋力向前。但可以断言的是，韩国学研究人才与成果辈出的现象必然和正在来到。我为此高兴，并满怀乐观地注视中韩文化交流形势的发展。
       采访人：董　洁
       访谈整理：董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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