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内容提要维索茨基的诗歌成就与民间诙谐文化对他的影响分不开。由于运用狂欢化思维模式，他的诗歌具有双重性特征，在追求写实的同时，能够轻松地传达出他对现实的批判态度。
       关键词 狂欢化 双重性　维索茨基
       在20世纪60、70年代的苏联，维索茨基的诗歌可谓家喻户晓，无人不知。诗人去世以后，人们方始发掘其诗歌的研究价值，而在当前新版的多种文学史教程中，维索茨基已经和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等大诗人相并列。维索茨基的诗歌赢得了文学界的广泛赞誉，有人称之为“时代的履历”。叶甫图申科将他誉为诗歌领域的左琴科，沃兹涅先斯基则将他比喻为“世纪的神经”。更有甚者，将他与普希金、托尔斯泰相提并论：“假如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这一说法正确，那么同样可以认为维索茨基是反映自斯大林起、经赫鲁晓夫至勃列日涅夫时期俄国演变的镜子。《叶甫盖尼·奥涅金》当年被誉为19世纪头25年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以此类推，可以称维索茨基的诗歌为20世纪30至70年代苏联生活的百科全书。”作为一名诗人，身处“停滞”时期，仍能坚持反映真实，讽喻社会生活的种种弊端，确实难能可贵。然而，维索茨基的成功显然无法仅仅归因于勇气，他的诗歌创作得益于民间诙谐文化，狂欢化思维模式为他提供了观照现实的新视角。
       在民间狂欢活动中，笑声发挥着摧枯拉朽的作用，一切现有的秩序和禁忌在全民性的欢笑声中土崩瓦解。这种笑传递着狂欢式的世界感受，也体现着民间诙谐文化的思维方式，“它既是欢乐的、兴奋的，同时也是讥笑的、冷嘲热讽的，它既否定又肯定，既埋葬又再生”。显而易见，这种狂欢式的笑具有双重性特征。维索茨基的诗歌深受民间诙谐文化的影响，充溢着狂欢精神，双重性是其诗歌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他猛烈地嘲笑‘普通人’，但不是侮辱，不是欺凌，相反，他报以同情，在被嘲笑者那里也会形成一种印象，觉得有人理解自己。”。维索茨基对待人物的这种态度表明，他运用狂欢化思维模式而引起的笑并非纯然的嘲笑和否定，更不是为了追求娱乐性。
       一
       民间文化“在它上千年发展的一切阶段上，一直追求以笑声战胜官方文化的一切主要思想、形象和象征，使它们清醒过来，并把它们改换成(具有双重意义的)物质一肉体下部语言”。维索茨基的诗歌同样力求在笑声中完成对现实荒诞现象的追问。在解读维索茨基的诗歌时，双重性特征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种双重性有时表现为对传统狂欢母题的直接模拟。筵席和殴打这种狂欢场景在狂欢节生活中屡见不鲜，众所周知，拉伯雷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将这一母题发挥得淋漓尽致。维索茨基惯用狂欢化思维模式，而筵席和殴打同样是他喜欢表现的主题。在他诗歌中，殴打带有民间诙谐传统的色彩，双重性使得殴打这一行为不再是纯粹的恶行。
       在《相亲》一诗中，诗人以传统的民间相亲习俗为题材，描述了相亲过程中的滑稽场面，由此来讽喻现实生活。诗歌一开始对筵席的描写就极尽渲染之能事：“邻居家的菜汤中放了肉，/咀嚼软脆骨的声音全村都听得见，/女儿，那个未婚妻，粉刺长满了脸，／也就是说，已经熟透。”酒过三巡之后，男主人说话开始颠三倒四，出现了酒宴上常见的滑稽场面：“邻居宣扬，他就是人民，/基本的规章他都遵循：／谁没吃的，谁就没喝的；/顺便干了一杯。/大家马上纷纷从座位上跳起，/这时，孩子爬出来纠正：/‘不劳动者不得食，/你混淆了，父亲!’”接着，殴打的场景开始出现，先是对被邀请前来喝酒的“我”不客气：“怎么，白喝了吗?!/两个健壮的农民//抓住了我的双肋：/‘表演一个，下流的家伙，唱吧，/趁着没被揍趴下!’”最后，则是狂欢节上最传统的节目，殴打未婚夫：“接着他们喝鱼汤，/吃浇汁的下水，/然后无由头地抓住未婚夫/打了很久；/接着在屋子里乱舞一气，/将所有的美德消灭光。”
       相亲是一种民间文化习俗，本身充溢着狂欢色调。“不劳动者不得食”，本是20世纪苏联时期流行的口号，维索茨基利用筵席这一狂欢母题，将这一口号置于笑谑的氛围中。这句口号从醉醺醺的男主人嘴里说出时，却变成了“谁没吃的，谁就没喝的”，随之出现了众宾客吓得纷纷跳起的滑稽场面，殴打在酒筵上同样带有狂欢色彩，它体现着民间诙谐文化的传统。作为客人的“我”处于被暴打一顿的威胁之中，而未婚夫则被“无由头地”打了很久。不管是筵席上的胡言乱语，还是莫名其妙的殴打，都在营造着民间节日的氛围：“在民间节日的形象体系里，不存在纯粹的、绝对的否定。这个体系的各种形象无不在极力抓住其矛盾统一体中形成过程的两极，被打者(及被杀者)又被装饰起来；殴打本身带有欢乐的性质；它是通过笑来进行和完成的。”
       模拟传统的民间节庆生活，仅是体现维索茨基狂欢化思维模式的方法之一。维索茨基在审视任何事物时，主要倚重诙谐文化的精神和方法，以此来展示事物和现象内部蕴藏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的展示，更多地借助于“降格”、“颠倒”、“加冕脱冕”等狂欢节思维形式。
       二
       降格也即贬低化，它同样具有双重性的特征：“贬低化为新的诞生掘开肉体的坟墓。因此它不仅具有毁灭、否定的意义，而且也具有肯定的、再生的意义：它是双重性的，它同时既否定又肯定。”
       在《缪斯造访，或文抄公短歌》中，维索茨基运用降格，将本来笼罩着神秘光环的女神形象描绘成一个尘世女子：“我迫不及待地扑向书桌，/上帝慈悲，快救救我，／但她走了，不见了灵感/和三个卢布：大概被她拿去打车了。”缪斯作为诗人灵感的化身。和“三个卢布”联系在一起，不觉让人发笑。这种笑有着民间诙谐因素，正如巴赫金曾经指出的那样：“民间诙谐历来都与肉体下部相联系，它构成怪诞现实主义的一切形式。诙谐就是贬低化和物质化。”。
       降格意味着世俗化，通过降格可以使崇高的形象物质化、肉身化。在维索茨基笔下平庸呆滞的文抄公眼里，缪斯女神变成尘世生活中的那种看风使舵并且卖弄风骚的女人：“我像头困兽，在家里疯狂奔走，/随她去吧，这个缪斯，我原谅了她。//她又去找别的什么人了：/看来，我招待她时多有不周……她当然有充分的理由，/而我却没有权力诉苦，//试想：缪斯……深夜……与男人厮守!/天知道人们会怎样描述。”
       体现狂欢精神的所有节日或者文学形式，包括狂欢节，其宗旨主要在于构建能够促成民间与官方文化交流和沟通的广场。在这个广场上，人民成为主体，可以对官方代表加以戏耍和嘲弄。以这种方式，现实中的压抑感、属于官方主持的一切组织形式及其所有禁忌都在笑谑中烟消云散，最终实现对话。降格同样如此，在它的形式下隐藏着对现实的讽刺。
       在《天堂苹果》一诗中，降格思维方式的讽刺意义尤为明显。在该诗的第一个诗节中，
       诗人已开宗明义地点明了诗歌的讽刺对象：“因为被杀死的人会得到宽恕，／人们为之安魂，许以天堂，/活着的人暂且不谈，/但亡灵我们都会爱护。”在俄国文化史上，不计其数的诗人和作家遭受迫害。19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曾直面绞刑架的威胁；20世纪初期，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相继自杀；1937年遭受非人待遇甚至丧命的作家和诗人更是不计其数。自普希金以降，俄国作家就不断重复着生前受压、死后被树碑立传的荒诞命运。维索茨基创作过《不祥的日子或数字》，诗中曾经历数过俄国历史上发生的这类死亡事件。在特殊的历史年代，一个人死后被推到荣誉的顶点，仿佛被置于天堂之中，而他生前遭受的折磨则被遗忘，导致他死亡的原因亦被遮掩。在《天堂苹果》中，维索茨基通过降格这一思维方式，促使人们反思这种普遍现象。
       在主人公为了爱情而到天堂寻找苹果的过程中，天堂这一形象被贬低化。因为在天堂中，主人公看到的是一幅苦不堪言的悲惨景象：“马儿到了天堂，我的眼前却不是天堂的景致，／只有寸草不生的空地和连绵的荒芜无边无际。/虚无中耸立着铁铸的大门，/五千个犯人跪在这巨大的监狱里。”
       圣徒这一崇高形象同样遭到了贬低，用以表现天堂的黑暗：“我已从老人松弛的双颊上的泪水认出，/这是圣彼得——我是傻瓜，他是圣徒。/这里是茂密的果园，长着无数冰冻的苹果。/可果园有人把守，我被一枪击中了眉宇。”
       最终，主人公作出选择，毅然告别天堂，因为他发现连最微不足道的愿望，天堂都不能满足他：“给我们大家幸福吧，再说我以前要求过很多幸福吗?!/我只想拥有朋友，还有妻子，我死时她会扑倒在我的棺材上，/而我将为他们把粉红苹果采摘。/遗憾的是，果园有人把守，且弹无虚发，直射眉间。”
       在研究狂欢文化时，巴赫金曾经指出：“将圣母院大钟脱冕为母马铃铛，是典型的狂欢化降格动作，它在物质一肉体层面上将脱冕一毁灭跟更新与复活结合在一起。”我们看到，维索茨基在这里正是借用圣经题材，通过对神的降格，讲述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
       三
       “颠倒”是体现狂欢化的另一种思维模式，在维索茨基的诗歌中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脑海里乱翻了天》中，和《天堂苹果》一样，作者还是选择了“天堂”这一形象。区别在于，这里的天堂不是单纯地被降格，而是和地狱对换，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颠倒。“脑海里乱翻了天，/空间之中有许多裂缝和颠倒：/为了自己的后代着想，/地狱的鬼怪决定建造天堂。//此时地狱里的鬼怪之王／要求举行军事阅兵，——/他爬上观礼台，哭着说：/‘能救地狱的只有天堂!’//‘好吧，前进!我领着你们!——/恶魔说完。——上帝保佑!开步跑!’/罪人们在地狱里瑟瑟发抖，/天上的天使们开始颤粟。”
       在地狱里兴建天堂的同时，天堂的各色人物顿时失去神圣的光环。天使们被贬得一钱不值，而那位来白天堂并负责给天堂通风报信的切尔托克也已经变节：“据说，恶魔是个离间者和蠢货，//他的阴谋和叫嚣算不了什么；//据说，天使们是一群笨猪，//切尔托克早已被重新招募。”
       最后，甚至连上帝也无法忍受真正的天堂，执意要下凡，因为在真正的天堂里连最起码的尊重他都感受不到：“四周不是天堂，而是真正的疯人院，/为了得到最起码的尊重，我要下到人间!”
       在天堂和地狱的比较中，地狱好像拥有自己的优势：其一，鬼怪们至少为自己的后代子孙着想，因而他们决定在地狱里建造自己的天堂；其二，地狱之中，鬼怪们对首领的号召一呼百应，任何事情不用自己去思索；其三，魔鬼之王声明痛恨黑暗，所以他号召提高生产率，加大屠杀的规模和速度。在真正的天堂中，相对于地狱里对魔王的绝对尊崇，上帝好像对自己的地位不满，所以下到了人间。在天堂和地狱的颠倒关系中，隐含着降格思维的双重性特征：我们看到上帝托辞真正的天堂是疯人院而下凡，而按《圣经》上帝本是为拯救世间百姓而降临尘世。在天堂和地狱这两个诗歌具象的颠倒关系中，存在着人间天堂中加重的苦难使上帝重返的潜在含义。上帝为了赢得最起码的尊重，决定重返人间，而众所周知，人们之信仰并尊重上帝主要是由于他能够使人摆脱苦难的折磨。这首诗无疑具有深刻的讽喻意义，因为魔鬼之王号召建造天堂时，所有的措施都是强制性的，不仅要求思想的绝对统一，还大开杀戒。这些特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前后发生的大量死亡事件。
       因为采用了“颠倒”的狂欢思维方式，维索茨基颂扬爱国英雄主义的战争诗歌与同一题材的其他诗歌迥然不同。战场上奋勇杀敌的英雄人物和官方大力宣扬的人物类型出现了偏离，所谓的反面人物有时反而成了真正的英雄。我们发现，在《全都上了前线》中，所谓的正面主人公在战场上畏缩不前，而因犯们倒成了真正的爱国英雄。身临战场的集中营犯人，他们没有高昂、豪迈的战斗激情，在他们那里只有务实的盘算。这种将主人公肉身化、世俗化的处理，为后面将要实现的“颠倒”作了准备：“如果不死，上前线一年可顶三年，/集中营里就是这样计算时间。/现在我们和看守平起平坐——/如今所有的人都得上前线。”
       作为罪犯的对立面，负责教化他们的那位长官傲慢十足： “我们集中营的那位大长官/就喜欢装腔作势，非常傲慢!/他的心灵就像封上了木板，/可这一次连他也上了前线。”这样一位凛然不可侵犯的长官，按常理应该是战场上真正的英雄。但是，在诗歌中我们看到的却恰好相反，“大长官”的觉悟远比不上普通的百姓：“苏维埃，原谅了我们的罪愆，/因为我们本来是这样的百姓：/如果祖国遭遇危险、灾难——/那就是说，大家都应上前线。”
       最后，罪犯倒成了真正的战斗英雄，而理应成为英雄的那位长官却成了罪犯。这样，罪犯和英雄、正面和反面人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颠倒”：“而我们，我们已把一切抵偿。/后来我们全都得到了奖励：/活着的人都得到了奖章，，战死的在十字架下卧躺。”管理犯人的那位长官平时趾高气扬。但来到战场上则一无是处，最终落得了应有的下场：“军事法庭赏了他一个死刑，/认定他为逃避打仗而自伤。”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运用“颠倒”这种狂欢化的思维模式，维索茨基不仅反映出时代生活的真相，同时有助于启示人们在笑声中对种种反常现象进行反思。以这种方式，维索茨基的诗歌常常能够和广大民众最私密的内心活动形成共鸣，这也是他的诗歌何以深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四
       打诨式加冕脱冕也是维索茨基经常运用的一种狂欢化思维模式，加冕脱冕是狂欢化思维中不可分离的两个动作，它赋予事物一体双身、正反同体的内部结构。作为概念，加冕脱冕源于巴赫金对古代狂欢节上换装仪式的分析。在狂欢节上，通过给小丑加冕和脱冕，使
       国王这一形象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动摇其天赋使命的神圣性。在狂欢化诗学中，加冕脱冕作为一种狂欢化思维模式，可以用来转换考察现象的视角。在《白澡堂》一诗中，斯大林这一形象就是借助该思维模式处理的。
       在《白澡堂》一诗中，主人公无辜遭受虐待，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押送到西伯利亚服苦役。主人公觉得，如果斯大林知道这是一场误会，必定马上还他清白。于是，“罪犯”便在胸口上刻上斯大林的侧面像，以表白自己对领袖的绝对信仰：“后来是在采石场，还是在马蹄声中，/咽够了泪水和半成品，/左胸上刺着斯大林的侧身像，/右胸上是玛丽琳卡的正面像。……我们将侧面像刻在心脏部位，/以让他听到，心脏如何破碎。”
       白澡堂本是正常人之生活空间的象征，人却需要回到其中并逐渐习惯正常生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白澡堂》中的主人公被带走，暗示他并不是真正的罪犯，否则事先应有所准备，不会感觉那么突然；还有，在诗歌中，对主人公的身份没有做任何交代，意味着这种现象的普遍性。我们看到，主人公处于心理彷徨的状态，感叹自己已经不能适应正常生活：“给我将白澡堂烧热，/我已经不习惯白光，/我会中毒——失去理智，／滚烫的蒸汽让我滔滔不绝。”
       在主人公陷入精神混乱状态时，他意识到：“唉，为那忘我的信仰/我在天堂里休息了多少年!/用自己的荒唐，换来没有一线光明的生活。”这里的天堂，显然是指主人公服刑所在的监狱，也是整个古拉格体系的缩影。在处于迷乱状态的主人公那里，天堂由绝对的信仰——对斯大林的绝对忠诚搭建而成。当认识到个人迷信的危害性时，天堂自然应该接受坍塌的命运，虚假的美好世界遭到脱冕。另外，在俄国传统文化中，澡堂是象征生与死交接的处所。在生与死的背景下，维索茨基凭借一个刺在胸前的侧面像。使斯大林这一形象在“伟大领袖”和罪犯的标志之间不断地被“加冕”和“脱冕”。尤其在诗歌的结尾，主人公在两种意识之间——洗掉和保留斯大林的侧面像——显得语无伦次，诗句后面的省略号暗示着，这种举棋不定的反复状态将持续下去。这样，一方面使斯大林这一形象处于“脱冕”状态的次数增加，同时也刻画出现实生活中人们在破除斯大林迷信时之犹疑不决的心态。
       显然，得益于民间诙谐文化的影响，维索茨基的诗歌成为俄国诗歌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在特殊的时代语境中，维索茨基的诗歌由于运用降格、颠倒、加冕脱冕等狂欢化的思维模式，使崇高与低俗、严肃与嬉戏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在世界变成一个欢乐海洋的同时，诗人对现实中的荒诞现象进行了准确的描画，从而将时代生活的真实面貌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