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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在路德的全部赞美诗创作中，《我们的上帝是坚固堡垒》一诗最为世人称道。这首宗教诗歌精品虽改编自《圣经·旧约·诗篇46》，但路德在其中却毫不犹豫地舍弃了《诗篇46》的作者所精心选择的“避难所”意象，代之以充满火药味的“坚固堡垒”意象；与此相应，路德还有意识地突出了那些与上帝这座“坚固堡垒”争战的恶魔形象，从而使《诗篇46》中含糊提到的“患难”之义，被明确指控为魔鬼对基督徒的“毁伤” 笔者认为，因宗教改革的时代刺激而产生的对斗争生活的热望，是“坚固堡垒”成为比“避难所”更受路德偏爱的文化意象的主要原因。而《我们的上帝是坚固堡垒》一诗在激发人们坚持信念、不怕牺牲的战斗豪情的同时，也往往会在信徒心中播撒下仇视“异端”、“异教”的种子。
       关键词 宗教改革 上帝　避难所 坚固堡垒 恶魔
       宗教赞美诗《我们的上帝是坚固堡垒》的作者马丁·路德，是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领袖。
       时至今日，以路德的名字命名的基督教派别路德宗，已在全球各地拥有三亿一千六百万信徒，而作为与罗马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鼎足而三的基督教新教的·位重要创始人。数世纪以来，路德也一直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西方乃至整个世界文化的精神面貌，成为(在某些西方学者看来)改变纪元后第二个千年的世界文化格局的十个关键人物之一。
       在路德发动的那场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基于自己“信徒皆祭司”的宗教理念，路德曾对传统基督教教堂自中古以来限于布道者和唱诗班活动的礼拜仪式进行过大张旗鼓的改革。在这些改革措施中，让前来教堂的所有基督徒都有机会参与赞美诗的颂唱，使人们在诗歌和音乐中振奋精神，祛除恶念，升华情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会众的宗教信仰境界，是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举措。为此，路德不仅极力鼓动友人和同道从事赞美诗的写作，自己也屡屡挥毫上阵，先后写下了20自传诵一时的诗篇。
       路德所创作的赞美诗在他的时代就已经深受德国人民的喜爱，当年不仅有人断言“路德的赞美诗比他的讲章杀死更多恶灵”，还有人不惜冒着锒铛入狱的危险，四处传唱和销售“那个传异端之路德的赞美诗”。作为欧洲改教运动时期最具历史意义的文学成果，路德的赞美诗创作一如他的《圣经》德语翻译一样，代表着德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文学成就。而在路德的全部赞美诗创作里，被恩格斯誉为16世纪马赛曲的《我们的上帝是坚固堡垒》一诗，又是最为人称道的一首。作者依据通俗拉丁文《圣经·旧约·诗篇46》(Psalm 46)改编于1529年(一说1527年)的这首赞美诗，自问世以来，久唱不衰，并以其独具的于沮丧中振奋人心的感召力，“在欧洲历史上发挥重大影响”。
       目前，《我们的上帝是坚固堡垒》一诗不仅在欧洲新教各国的各种赞美诗集当中几乎都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也已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183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成为极受世人、尤其是基督徒珍爱的宗教诗歌精品。由此，以笔者之见，对于这样一首在近代西方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赞美诗杰作，中国的西方文学研究者们应该给予必要的关注。孟子尝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本文即拟在与《圣经·旧约·诗篇46》的比较中，从一个特定侧面，即从该诗所体现的特定时代风貌方面，对《我们的上帝是坚固堡垒》一诗加以“以意逆志”的考察。
       如前所述，路德的赞美诗《我们的上帝是坚固堡垒》改编自《圣经·旧约·诗篇46》，而后者又是《旧约-诗篇》中六首“锡安歌”。里的第一首。《诗篇46》通过对上帝“驻跸”的“固若金汤”的锡安城的倾情颂扬，表达了诗人对“雅各的神”作为信徒“避难所”的神圣力量的无限信仰：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
       其中的水虽砰訇翻腾，
       山虽因海涨而战抖，
       我们也不害怕。
       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
       看他使地怎样荒凉。
       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
       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
       你们要体息，要知道我是神。
       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
       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万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在西方传统文化中，“避难所” (德文Zuflucht)是个十分古老的宗教概念。远在古希腊时期，不同希腊城邦的各类祭神庙宇就曾经发挥过避难所的重要作用。这些庙宇的一个共同宗教功能，就是为彼时希腊各地受追缉或者受迫害的逃亡者提供容身之地——按照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名作《俄瑞斯忒斯》三部曲的叙述，著名的希腊英雄俄瑞斯忒斯在为父报仇犯下弑母罪后，就曾逃到这类神庙中来以躲避复仇女神的偿命追索。在古希腊人眼中，神庙是个不能被人血玷污的圣洁所在，逃到这里的人，其生命的保全已经得到了神明的默许，任何人(甚至神)都不再有权随意剥夺他的生命。
       与此相近的是，在古代希伯来人那里，避难所即“逃城”(德文Zufiuchtsstadt)，同样也被人们以上帝的名义设立起来，并向所有那些做出非预谋犯罪的人敞开了保全生命的大门：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作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他要住在其中，直等到受圣膏的大祭司死了。……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作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民，35.9～29)
       这样，“避难所”在希腊和近东的古代社会中，作为显示神明宽厚、慈爱的一种宗教性保护设施，就为那些逃避报血仇者追索的罪人带来了平安，为那些在自己的家园(“所得为业之地”)遭遇困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无助者提供了庇护之所。
       惟其如此，在《诗篇46》中，当诗人把上帝称做自己的“避难所”时，他(们)所要表达的，主要是遭遇困厄者得到庇护后的那种祥和、笃定乃至喜悦的心情。创作和咏唱《诗篇46》的那些“雅各的后代们”，显然从不怀疑发生在世界上的一切，无论是地动山摇，还是列国震怒，都是他们所尊崇的“雅各的神”的神奇作为——“神发声，地便熔化”，神也可随意使地“荒凉”。而对他们说来，天崩地裂并没什么要紧，他们有全能的上帝作为危难中的依靠——“避难所”，因而在所有的灾难面前都将是绝对安全的。他们相信“万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相信他们的上帝拥有“止息刀兵，直到地极”、“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的无上力量。因此，他们能在“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訇翻腾，山虽因海涨而战抖”、“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的天翻地覆的变迁中，仍然泰然自若地向着至高者居住的圣所锡安唱赞歌而“不害怕”。大约正是这种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乐观心态，成为《诗篇46》起首提示：“可
       拉后裔的诗歌，交给伶长，调用女音”，即应用一种轻松愉快的高音来吟诵该诗的根本原因。
       由于路德的赞美诗《我们的上帝是坚固堡垒》乃据《诗篇46》改编而来，因此，在颂赞上帝的至上能力方面，在传扬上帝对人类的救助之功方面，它与《诗篇46》以及《圣经》中所有其它“锡安歌”的基调是完全一致的。然而，与《诗篇46》在语调上的气定神闲的特点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我们的上帝是坚固堡垒》一诗一上来，就显出一派剑拔弩张的紧张气势。——就理解路德诗作独具一格的时代特色而言，审视《我们的上帝是坚固堡垒》一诗较之《诗篇46》在诗歌氛围上所出现的明显差异，将是本文以下论述的重点。
       尽管《我们的上帝是坚固堡垒》这首诗已有多种汉语译文，但鉴于目前各译文的文意间尚存在比较明显的歧义的状况，笔者不揣检漏，在此据柏林基督教路德宗教会2000年出版的赞美诗集，重新将该诗全文翻译如下：
       我们的上帝是坚固堡垒，
       是我们精良的武器装备。
       他救助我们脱离所有困厄，
       这困厄曾令我们心惊胆碎。
       凶恶的世代仇敌，
       对我们深怀歹意。
       力量和奸诈是他肆虐的武器
       这世上无人能与之为匹。
       凭我们的力量难挽狂澜，
       凭我们的力量争斗徒然。
       但我们有权能者右边的那位，
       这上帝亲自选出的人才为我们争战。
       你如问他姓甚名谁，
       他就是耶稣基督。
       尊贵的主，唯一的真神，
       他定能为我们将阵地守住。
       这个世界充满恶魔，
       大张巨口欲把我们吞没。
       我们无须惊慌失措，
       最后的胜算仍然在我。
       此界的君王无论怎样猖狂
       对我们他无力任性嚣张。
       他已受到圣言审判，
       失败是他注定的下场。
       圣言存立世上，
       不图感恩报偿。
       他与我们的福祉同在
       馈赠我们白他而来的精神食粮。
       魔鬼纵能毁伤我们的身体，
       夺走我们的妻孥、财富、声誉。
       让他妄为吧，他无法得胜，
       永恒的王国是我们的福地。
       通过比较《我们的上帝是坚固堡垒》与《诗篇46》两诗的异同，人们不难发现，在路德的赞美诗对《圣经》诗篇的改编中，《我们的上帝是坚固堡垒》一诗较之它的原型，已经发生了两个非常醒目的变化：第一，在《我们的上帝是坚固堡垒》一诗的起始句中，路德毫不犹豫地舍弃了《诗篇46》的作者所精心选择的“避难所”意象，代之以充满火药味的“坚固堡垒”意象；第二，与此相应，在路德把上帝比喻为一座“坚固堡垒”的同时，他还在自己的诗作中有意识地突出了那些与上帝这座“坚固堡垒”争战的恶魔的形象，从而使《诗篇46》中含糊提到的“患难”之义，被《我们的上帝是坚固堡垒》一诗所明确指控的魔鬼对基督徒的“毁伤”所代替。
       从“避难所”到“坚固堡垒”，从“患难”到“毁伤”，可以说，路德的赞美诗《我们的上帝是坚固堡垒》，熏染着他所处的特定时代的“战火硝烟”。
       本来，在路德生活的16世纪，“避难所”仍然是人们颇为熟悉的宗教性庇护场所。
       在西欧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里，承继自两希文明的“避难所”，仍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继续承担着宗教所特有的保护“弱势群体”的功能。自公元4世纪末罗马帝国的法律正式认可了当时已经成为国教的基督教的寺院、教堂和修道院所享有的“避难所”地位之时起，至公元17、18世纪“避难所”陆续在大多数西欧国家当中遭到废止之日止，在充满天灾人祸尤其是政治和宗教纷争的、几乎无一日无刀兵的西欧社会中，遍布各地的基督教寺院、教堂和修道院，确实曾经为大量流离失所的灾民和难民提供过一座座暂时避祸消灾的安全岛。那么，路德为什么会在《我们的上帝是坚固堡垒》这首宗教性的诗作中，屏弃了《诗篇46》中带有宗教护佑功能的“避难所”意象，却代之以基本上仅具有世俗军事用途的“坚固堡垒”(ein feste Burg)意象，从而整个地改变了《诗篇46》所具有的那种从容不迫的节奏，并使《我们的上帝是坚固堡垒》一诗完全笼罩在一种与人争战的紧张气氛之中呢?
       在笔者看来，路德对“坚固堡垒”意象的选择，正反映了他对自己置身其中的那个时代状况的敏锐感受。首先，对16世纪的德国人而言，“坚固堡垒”较之“避难所”，可能是更熟稔的存在。虽然自公元911年法兰克公爵康拉德一世(ConradⅠ)被选为德意志国王(正式称号为法兰克国王)后，原来的东法兰克王国转变为德意志帝国(11世纪以后一度称为罗马帝国，13世纪起叫神圣罗马帝国，至15世纪又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但德意志帝国皇帝的权威却往往不能得到世人的普遍承认，只有依靠强硬的军事实力和与各地诸侯结盟的巧妙外交政策，某些德意志帝国的皇帝才能在德意志诸族强大的贵族公侯那里获得一定程度的尊重和服从。而与此同时，德意志的世俗和教会诸侯(主教)却不断利用皇帝与教皇的矛盾，想方设法地谋取一己私利，处心积虑地用损害皇室实力的方法来增加自己的产业与权力。到13世纪中叶，德意志各邦诸侯终于以选举软弱无能的外国贵族为德意志皇帝的办法，彻底遏止了德国像英法等国那样逐渐出现统一中央集权政府的趋势。各邦诸侯由此相继获得了在自己的邦国之内独立的审判、铸币、关税、开市及构筑军事工事等至关紧要的君主权。这种诸侯主权的无限扩大，是酿成德国自中世纪迄19世纪长期小邦分立、同室操戈灾难的重要原因。而数百年间德意志各邦贵族公侯有权肆意挥师相向、大开杀戒的后果，则是使帝国境内的法律秩序荡然无存，人民的生命财产无法保全。因此，在兵燹弥漫的德意志帝国四境之内，中古战争中最为主要和最有实用性的攻防设施——坚固堡垒，就成为目无法纪的德国贵族们不惜工本、大兴土木争相加以修设的建筑样式了，——直到今天，到过德国的人只要一想起那里，眼前就会浮现出那些述说着数百年人世沧桑的“坚固堡垒”的身影——或依山。或傍水，德国大大小小的山脉、高地、水浒、平原上，至今仍随处点缀着那些高大、坚实、优美的中世纪古堡遗址，在中世纪西欧社会频繁发生的战争中，堡垒具有人所尽知的易守难攻的防卫优势——一方面，堡垒之内的战士可以随时排兵布阵，袭扰或者迎击堡垒之外的敌人；另一方面，馒垒之外的敌人却很难对堡垒之内的战士构成真正的生命威胁，因为对中古最优秀的军队——骑士武装来说，攻破敌军堡垒的城墙，需要复杂的装备和旷日持久的人力物力消耗，这不能不令他们踌躇，也不能不令他们常常选择放弃。也就是说，堡垒的存在往往使得中世纪欧洲的攻城战无法善始善终。大约正是堡垒在中世纪战争中所发挥的这种克敌制胜的巨大作用，才使路德在他的赞美诗中把上帝比喻为一座帮助信徒与魔鬼作战的坚固堡垒。
       其次，与“避难所”所代表的和平、宽恕精神相反，“坚固堡垒”的军事用途，使它不
       能不与血腥、暴力、战争等字眼的意义相联，而后者正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路德创作《我们的上帝是坚固堡垒》一诗时的内心渴望。那正是路德的精神陷入最为沮丧的状态当中的一段时日。早年修道院里禁食、守夜、祷告、阅读、劳作的修士生活此时已经彻底毁掉了他的健康，痛风、失眠、结石、痔疮、便秘、眩晕、耳鸣、心悸成为他长久的工作伙伴；与此同时，作为改教者的路德不仅受到来自天主教会方面的攻击，被罗马教皇和他的追随者们视为与魔鬼结盟亵渎上帝、背叛政府、制造分裂与叛乱的仇敌，而且受到同样反对罗马教廷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Henry Ⅷ)的奚落；受到曾经同情他的改教运动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Erasmus)的驳斥；受到其他一些改教运动领袖因神学主张不同“而对他进行的抨击；还受到在他所领导的改教运动的启迪之下揭竿而起、又被他咒骂为“杀人越货的强盗”的大量德国农民的敌视。而另一方面，某些曾经大力支持过他的朋友，如他在政治上的保护人选帝侯”智者弗里德垦(the elector.Frederickthe Wise)和对他的思想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的奥古斯丁修会教区长施陶皮茨(Johann VonStaupitz)，又已经相继离世正是在这种相对孤立无援、腹背受敌的绝境之中，性格坚毅的路德以自勉之意，为世人献上了一曲充满必胜信心的宗教战歌——《我们的上帝是坚固堡垒》。由于始终处于宗教改革运动的风口浪尖上，四面受敌，秉性刚烈的路德不断被对手的攻击所激怒，也不断为此而口不择言地向对手宣战：对天主教，他建议“假如我们用轭刑罚盗贼，用剑对付拦路抢劫者，并用火烧传异端者，那我们为什么不攻击这些灭亡的怪物，这些红衣主教，这些教皇，和败坏青年和上帝教会之罗马所多玛全体的人呢?为什么我们不用武器攻击他们，并在他们的血中洗手呢?”对农民起义，他呼吁“那么就赶快拿起刀剑，因为王侯和君主必须记着，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上帝的使者，及上帝愤怒的仆人……刀剑是用以对付这些家伙的”；对犹太人，他号召“让任何人把硫磺和松脂尽量掷向他们，假如有人能在他们身上投掷地狱之火，那就更妙了……把他们的房舍也给粉碎和摧毁……把他们的书籍和《犹太法典》，还有他们的圣经一起夺下……封锁一切的街道和大路以阻其通行。禁止他们放高利贷，把他们所有的金银财宝夺下并贮进保险箱。如果这还不够，将他们像疯狗一样地驱逐出境”。因此，和大多数完全将战争看作人间灾难的同时代人不同，声称自己是“为争斗而生”。的路德，将西欧社会里直到他的时代为止始终此起彼伏地发生着的那些战争，视为“一件好事，而且与上帝的道没有不合之处”。在他眼里，所有残酷的战争都源于上帝的意旨，“战争是要惩罚恶人，要杀戮抗拒命令的匪徒而使世界变为荒场……如若没有战争来制止不法的事，没有人能救自己不受别人的伤害。所以上帝会大大利用武力来施行他的意旨。他也会清楚告诉我们战争是他所命定的；人不应该以为战争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是由人自己发起的。因为凡用手杀人的，并不是自己的手，乃是上帝的手。这是要叫人知道把人缢死，用绞轮折断人的四肢，用斧头砍下人的头颅，杀戮，作战，都是上帝的旨意。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都是他的审判。”大约正因时代刺激而产生的这种对斗争生活的热衷，使“坚固堡垒”成为比“避难所”更受路德偏爱的文化意象，因为与《诗篇46》中那些托庇于“避难所”之中的可怜的罪人或无助的弱者不同，在路德的赞美诗中，所有厕身上帝堡垒的信徒，都是配有精良武器装备的、随时准备浴血拼杀的战士。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路德在赞美诗《我们的上帝是坚固堡垒》中对“坚固堡垒”的借用，透露出口口声声强调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强调基督徒有作邻人之基督义务的作者本人的强烈好战色彩。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路德的赞美诗把上帝比喻为一座与恶魔作战的“坚固堡垒”的时候，他心目当中的“恶魔”指的又是什么呢?自然，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同样离不开对路德所处的特殊时代所给予他的特殊影响的探求。
       路德起初是一个籍籍无名的青年修士。1517年10月31日，这个生活于远离当时的西欧文化中心罗马的一个德国东部小镇，看似微不足道的青年神学家，按照他那一时代的通行做法，在自己担任大学教席的市镇威登堡(wittenberg)的一座教堂大门上，张贴出一纸文告。这纸用拉丁文书写了95条信纲(辩论命题)的文告，以基督教《圣经》为依据，针对当时罗马教廷走卒以建造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名在德国境内四处游说、极力兜售赎罪券为罗马教皇聚敛钱财的贪婪做法，以及宣称“钱币叮当落银库，灵魂立即出炼狱”的愚民行为，作出了大胆的批评。他公开质疑作为基督徒牧者的教皇用他的“羊群的血和皮”来建造圣彼得大教堂的意义，断言教皇无权从所谓“炼狱”中释放任何罪人的灵魂，即使他有权这样做，他也不应只是为了得到那些可鄙的银钱去做，反而应该本着爱心去让充满痛苦的“炼狱”空无一人。当然，路德这时不会想到，他张贴95条信纲的勇敢行为，竟会一石激起千重浪，不仅在德国境内招致群情激越的热烈反响——“德国的骑士贵族们，如胡登(Hutten)和锡京根(sichingen)等人，认为路德是一位保护他们的权益，抵抗外来教士和本地银行家族的入侵的斗士。知识分子认为他是捍卫教育、扫除无知和愚昧的有力声音。农民们也认同他是一位提倡每一个人都有基督徒自由的人。具有个人主张的宗教界人士，则仰慕他是一位倡议良心自由的先锋”；——而且他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还引发了一场改变西方历史文化面貌的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路德后来形容当年的自己正像一个夜间攀登教堂尖塔旋梯的人，他伸出手臂试图使自己的身体得到平衡，没想到却在黑暗中无意问抓到了拉响教堂座钟的粗绳，立时四下里钟声大响，连他自己都为之震惊。
       尽管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把人们的思想从天主教的教皇无谬论。中解放出来，路德在有生之年也通过改教工作成为德国人眼中的英雄和整个欧洲瞩目的中心，但由于基督教信仰本身所带有的独断和迷信色彩，坚持“凡不接受我的主张者就不能得救”的路德的改教事业，也使欧洲的基督教社会进一步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之中。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套用基督教圣经中耶稣的话说，便是“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太，10～34)。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西欧基督教的分裂不仅发生在新教与天丰教之间，而且新教本身也分裂为自以为义、相互攻讦的不同派别——基督的无缝之袍从此遭致割裂，并且再也不曾复原，更不用说由这些宗教分裂所引发的其它社会政治动荡了。因此之故，路德被当时的天主教会指责为侵入上帝的葡萄园里的野猪，爬过上帝的出地的蛇和罪孽之子，因为“他玷污婚姻，轻视告解，并否定
       我们的主的身体与血，他使各种圣礼的功效倚赖接受者的信心，他乃否定自由意志的异教徒。这个魔鬼，在他作修道士的习惯中，已把古时的错谬积聚在一个发臭的污池中，并且还捏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错谬、他否定钥匙权，并鼓励平信徒在圣职人员的血中洗手。他的教训鼓励人反叛、分裂、战争、谋杀、抢劫、纵火，以及基督教崩溃。他过禽兽生活”。需要认识到的是，当罗马教廷人七指控路德为“魔鬼”和“罪孽之于”的时候，他们并不仅仅是在漫骂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恶毒的字眼，相反，在西欧16世纪这样一个相信魔鬼之流的邪恶力量盘踞世间的时代，路德被他的敌人实实在在地看作为一个与魔鬼结盟的异类——在当时流传的一幅由天主教艺术家绘制的漫画中，面目可憎的魔鬼路西弗正在向他的心腹、同样面目丑陋的路德面授机宜，而与此同时，天主教会也被路德及其追随者谴责为“属恶魔的”，
       实际上，由于基督教一方面相信上帝是唯一真神，一方面却从不否认空间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来白天堂或者地狱的神出鬼没的精灵，因此，路德时代的人不仅决不怀疑那些来自地狱的魔鬼存在的真实性，而且相信这些魔鬼具有强大的超自然力量。魔鬼们不只栖身于山水林莽之间，召来风暴，发起洪水；他们也隐身于人群之中，施展法术，诱人发疯、犯罪或死亡；他们赋予崇拜他们的巫师以各种神奇的行巫术的能力；他们潜伏在人家的床第之间，造成妇女的不育或流产；他们能够变形成各种野兽，吞吃儿童；他们是造成尘世饥馑、瘟疫、战争的玄秘力量像所有同时代的天主教徒一样，路德虔诚的父母自儿子幼年时起就把这种魔鬼无处不在的迷信观念灌输进他的头脑之中，以至即使到成年之后，路德郁始终对魔鬼力量的存在深信不疑：“有时候，他吹弄笛子，来愉悦撒旦。有时候，他叫他的臭名，把可怜的撒旦吓走夜里。他被墙壁遇冷收缩的声音惊醒时，他习惯地把这个声音归诸于撒旦，充满自信地下结论——那是撒旦在漫步，他能够再安稳地入眠。他几乎无法接受我们所谓‘大自然的法则’，他把火自然的各种不愉快现象，如冰雹、闪电、战争和鼠疫等，统统归之于魔法；而所有的一切善举，统统归于之于神力，所有条顿民族的民间传奇故事，如吵闹的鬼、制造声音的精灵，很明显地，都被马丁·路德赋予表面上的价值。蛇和猴子，是撒旦喜欢的化身。魔鬼可以和妇女一齐睡，生孩子，这种古老的说法，在马丁·路德看来，似乎是很有道理的。有一次，他还建议应该将这种魔鬼与妇女所生的孩子加以溺毙、他把魔术和巫术当真，认为将这些砸婆火刑，足基督徒的责任。”因此，在路德的一生当中，他不单曾经无数次地谈到魔鬼——如他声称“撒旦从未这样向我发怒”，“大卫必定曾为一个非常可怕的魔鬼所折磨”，“当我上床时，魔鬼总是在那里等我”，“别与魔鬼争论，他有五千年的经验”，“许多魔鬼藏于林问、水中、荒野和黑暗的池塘。随时都准备伤害……人；有些魔鬼，也藏在厚厚的乌云中”，他也在自己构筑的幻觉经历中体验了无数次与魔鬼交战的时刻。
       如果说生活于充满迷信色彩的16世纪的路德，因为常常处了撒旦幻象的阴影笼罩之下而多少显得神经质一事有几分可悲的话，那么，更可悲的却足，由于他坚信自己所发动的宗教改革运动“不是与有血气的争战，而是与那些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争战”，故而他像他的对手一样，把与自己的宗教见解不一致的同类，全都看作是魔鬼撒旦在人间的代理人。对于罗马天主教，他断言：“真正的反基督者正坐在神殿里，且正统治着罗马——像邪恶充斥的巴比伦——罗马教廷是撒旦的会堂”，“教皇是基督的仇敌，是魔鬼的使者”，而红衣主教们则全是“魔鬼的遗孽……无知的笨驴……世人应该咒骂他们，让他们被雷击，被火烧，害瘟病，害梅毒，害癫痫，害坏血病，害麻风病，害痈疔，害种种无法医治的恶疮毒症”；对于农民革命，他宣称：“他们所从事的，是恶魔的勾当。尤其，统治缪尔豪森的闵采尔，更是大恶魔的勾当”；至于被他视为“异端”的其他新教领袖如加尔文，也同样被他疾言厉色地咒骂为“魔鬼化身的、魔鬼浸透的、魔鬼支使的、坏心肝的、专门撒谎的坏蛋”。也就是说，在路德的心目中，那出现在他的赞美诗《我们的上帝是坚固堡垒》中的能“伤毁我们的身体，夺走我们的妻孥、财富、声誉”的恶魔，与其说是那些渺不可见的地狱精灵，不如说是这些被他视如仇雠并大加挞伐的反对他的宗教主张的对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上帝是坚固堡垒》一诗在激发人们坚持信念、不怕牺牲的战斗豪情的同时，也在信徒的心中播撒下仇视“异端”、“异教”的种子。
       路德时代的西欧社会，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转捩点上。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开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新大陆的发现、君主制民族国家的兴起、城市的兴旺，所有这一切在带来欧洲社会的文化昌盛和商业繁荣的同时，还使以罗马教廷为代表的上层阶级更加肆无忌惮地沉浸于追求现世享乐的人欲横流的泥淖之中。而由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运动所带来的社会动荡，更不断地把路德推到那一时代宗教、政治斗争的涛头。这样，由于所处环境的砥砺，路德往往感情充沛、笔锋犀利、文风遒劲，即使是像赞美诗这类的以表达信徒对上帝的感恩、敬畏之心为主的作品，在路德笔下也随处洋溢着高昂的斗志。
       如果说“文如其人”这句老生常谈并不总是应验的话，至少把它用在路德身上还是相当正确的。路德的一生是战士的一生，他与堕落的世风抗争，与败坏的人心抗争，与自身的罪恶感抗争，与他认作“恶魔”化身的教皇、皇帝、农民运动领袖、新教改革宗领袖以及被他视为不敬上帝的邪恶民族的犹太人抗争。他的赞美诗《我们的上帝是坚固堡垒》所集中表达的，就是一种顽强抗争、永不言败的勇气和意志。他的上帝与恶魔争战的“坚固堡垒”意象固然弥漫刀光剑影，但比起弱者托庇的“避难所”来，却场面阔大、气势恢弘。因为在他的城堡那里，“可以听见千蹄并发、两军交锋的嘶喊，也可以听见凯旋高唱的胜利场面”。作为一首经受过血与火的洗礼的赞美诗，《我们的上帝是坚固堡垒》体现出宗教改革时代的鲜明特色——它一方面未免狂热偏激，另一方面却因为交织着对恶魔的恐惧和对胜利的希望而显得跌宕起伏，孔武有力，充满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