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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在文集《美国性情》中，美国现代诗人威廉斯力避陈见，回归历史文献，谴责清教徒肇始的对本质经验的疏离，高扬早期探险者于土著印第安人身上所发现的本土关怀。他对历史的理解与编撰呈现出主体性和本土性的根本特征，浸润着诗的质地。威廉斯对历史的观照吻合怀特所倡导的历史修撰逻辑和模式，他的历史写作旨在探寻历史的隐含象征模式；另一方面，他的历史写作的话语生成模式也决定于隐喻式的历史话语。威廉斯笔下的历史人物具有神话原型的象征模式，这源于其“存在的历史相对论”的观念。
       关键词　威廉斯　《美国性情》 怀特　历史编撰
       上世纪20年代，试图“发明”美国过去的努力此起彼伏，试图对当时统辖美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清教传统予以遏制。一些学者转而从弗洛伊德观念出发，认为美国历史源于压抑与解放以及意志与身体之间的冲突及其化解，并因此强调对于地方的生物意义上的调节。总体说来，批判印象主义(critical impressionism)此时在美国缺乏市场，从历史的维度审视美国文学的潮流走入低谷，带有强烈个人色彩和倾向的批评著作颇受冷落。在此背景下，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1883～1963)的《美国性情》(In the AmericanGrain，1925)出版后不可避免地遭受冷遇。威廉斯长期为现代人的无根和漂泊感所困扰，他写作此书便是为了从历史中寻找灵感和答案。此时的威廉斯正像他笔下的爱伦·坡一样，“以令人惊异的天才，试图发现并且发现了稳固的基点”，作为“他在坚持本土性的松垮的道路上”的立足点。1924年，这位毕生在新泽西州一个小镇上行医的业余诗人重返幼年时曾短期求学的欧洲。此行的目的，正如他对爱伦·坡的观察，就是从对地方性的长期追寻中暂时抽身，冷静思考地方性事业的正当性和生命力。在《美国性情》的第2版于1939年印行之前，威廉斯写了一封长信给序言作者、诗人和评论家格雷戈里(Horace Gregory)。透露丁本书的写作初衷；他在信中称，尽管遗传了复杂的外国血统，他仍然感觉自己必然拥有生而有之的本土性。
       一
       威廉斯在欧洲为写作《美国性情》而作的调研中，包括与法国批评家拉博(ValeryLarbaud)的淡话。后者称，所有的历史都“始于巨人——他们残酷而庞大，食肉而生，他们是巨人”、或许是受此影响，《美国性情》描写的对象，例如早期探险家哥伦布、德·索托(De Sato)、雷德·埃里免(Red Eric)、伯恩(Daniel Boone)、拉塞尔神父(SabastineRasles)，殖民地时期的宗教领袖马瑟(CottonMather)，政治人物华盛顿、富兰克林、林肯，以及作家爱伦·坡，都是各自领域的巨匠。虽然他们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各异，但他们的历史面目都是模糊甚至扭曲的，需要廓清和纠正。医生和诗人威廉斯挺身而出，他批阅档案，亲证历史，还原曾经风云际会的群体的本真面目。
       言说历史大体有两种方式，其一是专注于历史中的存在，并以此为起点展开论述，另一种是保留这种存在，并由此出发探寻起点之开放性。威廉斯显然是采取后一种方式，他深入美国文化的根源，从清教主义教义的背后，看到它对人道的摧残和对文明进程的阻断。他指出，清教徒对新世界毫无好奇心，他们虽为严苛的清规戒律所制，却屡屡冒犯规则，这实在是极大的讽刺。历史留给美国人的教训很多，但他们愚顽不化，不能领受历史的真谛。在他看来，“清教徒们发现种种事物只有在‘永恒’中才会注定必旺起来，而此时此地所有的灵魂、所有的‘虚空’都被排除了‘看见’印第安人的可能，只有尚未成形的清教徒才意识到印第安人的存在。这一概念的‘不朽’名声、它的非人道性以及对于他们自己思想和精神的残害，他们从来觉察不到。”这是对清教徒无视印第安人、漠视印第安文化的严正清算。在对待印第安文化的问题上，清教徒理应显示出开明和宽容，然而事实上，即便是马瑟这样的饱学之士，所体现的至多是学识和狭隘的一种奇妙的融合。清教徒对印第安人的态度，可以从《塞巴斯蒂安·拉塞尔神父》中看出。该文描写一位印第安人被清教徒牧师所感动，他牵着对方的手表示忏悔，牧师却不屑一顾。威廉斯一语中地地指出该清教徒牧师的傲慢无礼是由于“害怕接触”。而法国天主教牧师、耶稣会传教士拉塞尔却和他“心爱的蛮人”在一起，“每天都接触他们”。和清教徒“干涩而暴烈的行为相对应，拉塞尔神父的举止显示了异常的柔和、爱心、识见和理解。这是甘美的果实，是为了人性——激情使他成为新世界的奴隶，他则力图试探新世界的勇气。”拉塞尔神父只活了34岁(1689～1723)，他短暂的一生充满了对属于这片土地的上著印第安人的热爱，他以极大的勇气拥抱他们的传统，“这成了伦理道德的事情：积极地肯定、与众不同、确信不疑、慷慨大度、勇敢面对——去结合、接触——去给予，因为拥有，而不是因为一无所有。”他的“生的光芒”和清教徒的“死的灰烬”恰成对照。他的一生是“热烈的独立自主和虔敬的自我消隐的结合”。
       殖民时期的美国限于物质和交通条件，客观上产生了不少的传奇人物；《美国性情》对美国文化传统的表现，主要是通过历史上传奇英雄的事迹来实现的。该书中的英雄人物皆孔武有力，他们以非凡的勇气和技巧直面旷野，甚至长期只身处于险境；在与土著印第安人的交往中，他们又展现了柔情的一面，善解人意，乐善好施，尊重人性。身为白人，他们成了来自欧洲的“文明人”与土著印第安人之间的联结点；由于受惠于与土著的交往，他们品行卓越——对山川风物和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人发自肺腑地怀有虔敬之心，这种伟大的情感体现在独对河岳时的体认，以及与土著相处时的相濡以沫。《德·索托和新世界》一文开篇即言明作为灵异之地的“她”许诺对索托的接受，而他与脚下土地的融合只会发生在死后：“你从我这里什么也得不到——除了一个长长的拥抱，仿佛一条伟大的河流永久地从你的尸骨上流过。”德·索托最终葬身密西西比河，成了一粒再生的种子，使他的生命、他的精神和这片水域、这片土地水乳交融，得到了永久的延续，当初的承诺也因此得以实现。《美国性情》中的一系列人物性情各异，但又彼此呼应，他们有着神话原型的特征，形成了一个鲜活的系列传奇。我们以为，理解一种文化的最好方法，也许就是试图理解它的神话；威廉斯从美国似的神话人手，对美国文化和历史展开解读，并以此达到对美国传统的深刻理解
       《美国性情》中探险家在原野的游历，是地理的和心理的双重追寻，他们和荒野融为一体，不是去居高临下地征服，而是敞开心扉，投入自然对他们的接纳。这与威廉斯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扬“下降”(descend)抑“上升”(ascend)
       的姿态是吻合的。此外，伯恩在旷野中3个月的孤身生活也令人想起梭罗在瓦尔登湖2年有余的生活经历，他们是在以自身经验实现对美国传统的体察和构建。书中的白人探险者前往土著“野蛮人”聚居地，和后者打成一片，他们的行为已超越个人性，象征着向真实美国的俯身探视。按照威廉斯的说法，“我们对荒野的抵制太强大了。它已经使我们变得反美国、反文学。作为一种激烈的‘清教主义’它至今依然在起作用。”“荒野”似乎与意味着落后和愚昧的“荒蛮”是近邻，因此对荒野的拒斥仿佛是对愚昧的排斥以及对文明的向往一然而，德里达曾令人信服地指出过，这种人为的对立是根深蒂固的二元分立思维模式的产物，是必须根除的对象。《美国性情》中，荒野是背景和主角，它朴实未琢，同时又朦胧神秘，隐含着暴力。“反叛，粗蛮；一种腾跃而起、使你松开抓牢的手、成为它的一部分的力量；这是崭新的地方，无法可依，但蛮勇者凭着一腔热血而成为兄弟。这是慷慨的，开放的，是突破。”这便是荒野的写照，抗拒、叛逆，但自有其不竭的生命力和野性之美。像威廉斯的其他作品一样，荒原在《美国性情》中总是以女性的形象出现，她是一种活生生的力量，鼓动和激励着男性以对她的接受或排斥完成自身的形象塑造。
       威廉斯重新解读美国历史上的一批巨人，旨在破除封闭的死的历史，并寻找被挤压至边缘和缝隙处的开放的活的历史，以还原人物的原初面貌。通过对“封闭”和时常失之偏颇的历史的颠覆和矫正，威廉斯希望能够建立本真而开放的历史、《美同性情》的阅读和写作历史的策略，就是为了强调历史被遮蔽的特征。这种对历史材料的创意解读，既是对历史材料的忠实还原以及对其原初状态的尊重，更是高度个人化的历史发现它要透过已然成为美国历史的一部分的历史人物来达到对生者的启迪；这对于死者和生者，都体现了对生命及其无限可能性的尊重，以及深切的人性关怀：“历史必须是开放的，它充满了人性。难道生命要为了偶然的地理和气候事件而扭曲自己?”
       在《美国性情》的写作中，威廉斯抛开现成的美国历史书籍，不辞辛劳地查阅原始材料，他涉猎范围广泛，视野所及既有马瑟等人关于早期殖民时期的材料、萨勒姆女巫审判案的卷宗，也有华盛顿和爱伦·坡等的传记、日记等个人资料。他大胆运用熟悉的资料，对于吃不准者就采取“拿来主义”，以便分析材料能够翔实准确、他在浩繁的卷帙中辗转腾挪，把冗长、芜杂的历史素材加以浓缩、转换，使之更具戏剧性和象征性。关于该书的写作风格，威廉斯学者康拉德的解释不乏启迪：“你可能很容易迷失在《美国性情》的比喻的荒原。威廉斯频繁地抹去他的文本与他挪用材料之间的语言接缝。一切伴随的传记材料的阙如(如艾略特在《荒原》中所作的一样)以及事实与文字创造界限的模糊，使他的文本成为困难之地——但又如此富饶。”该书精制的拼贴以及杂陈的文风，的确令人想到《荒原》以及《诗章》这两座现代诗歌中的迷宫。
       为我所用地差遣材料是所有写作者的策略，威廉斯又岂能例外。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曾对“事件”和“事实”有如此区分：“事件(作为一个在时空上发生过的事情)和事实(一个以论断形式对该事件的描述)。”“事实”成了历史学家手中的道具，任其操控。叙述者的语气、语态，叙述角度、力度、长度等等，都派上了用场。它们综合起来便会产生不同寻常的效果。例如，该书第一章便是文学想象的佳例。它在两个叙述者的叙述基础上展开，由埃里克的独自和他女儿的第三人称叙述组成。如此便产生了叙述张力，带来不同的“故事”信度和质感。语言风格的对照、多重视角的转换、不同立场的冲突，如此等等，成了本书的重要特色。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不耽于风格试验，而是尽力使每一章在内容和风格上成为对主题的紧密研究。例如，记录威廉斯和法国批评家拉博之间对话的《塞巴斯蒂安·拉塞尔神父》便鲜明地展示了言说者的身份及其言说方式。拉博非常熟悉美国历史，但身为外国人，这种熟悉只限于书本，对研究对象却难有体贴的理解；身为美国人的威廉斯以旁观者的身份和心态审视美国历史，反而传达出“他者”的眼光。威廉斯体察本土发生的“事件”，并致力于将之转变为“事实”，他的体贴与洞察是地理意义上的“外来者”无法比拟的。二人的身份之别还体现为不同的读史方法：威廉斯“活读”，方法实用，以自己的眼光读史料，真正鉴古知今；拉博则是书生型阅读，囿于书本、局限于过去而难有创见。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区别，拉博才声称威廉斯对于清教徒的兴趣过于理论化，这倒是另一种“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了。
       二
       20世纪以来，近代哲学所确立的二元认知模式被颠覆，对静态的确定性、排他性和终局性的一厢情愿的笃信土崩瓦解，代之以对不确定性、过程性和参与性的动态的追寻。在历史学研究领域，历史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字不易的定论，而是被游戏化和“驱魅”(de-merit)，成为历史学家手中的把戏。在历史观念的现代转型中，叙事的本质及功能被重新定位和思考，历史话语的建构逐渐成为历史研究的焦点。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叙述的言语像雅各布森描述的诗歌话语一样，是“意图性的”，具有内外的双重指涉性，他在《元史学》中强调，“历史学家有权利选择比喻方法以赋予一系列事件完全不同的含义，因为语言提供了，众多解释事物的方法和用形象或概念来固定它的方法。”由于历史语言的隐喻本性，和任何文本一样，历史文本“总是意义多于字面的言说，它们总是言说不同于意味，而且，只能以掩盖世界为代价揭示世界。”其结果，这种语言叙述的“历史”只能是扭曲的和大可怀疑的。语言的隐喻性决定了历史著作从来不指向任何终局性的结论，而是向可能性“敞开”，允许多种诠释同时存在。
       怀特以为，事件是真实发生的，事实则是一种言语行为，或者，用怀特引为《话语的比喻：文化批评文集》座右铭的法国理论家巴特的话来说，“事实仅仅是语言的存在”。这一区分对历史研究来说是革命性的，它根本上否决了传统历史研究，因为后者的基础是：历史文本与其所表达的内容无涉。它是由自身之外的某一“现实”赋予的；而“当代科学的历史修撰已经放弃了对‘真实’的探求，却热衷于更谦虚的、最终是更‘现实’的任务，即把历史表现为‘可理解的’”。或者，我们大可沿着巴特的一贯立场，进一步认为当代历史修撰不仅视历史为可理解的，而且是可参与的，即：历史文本不仅是“读者式的”(readedy)，而且是“作者式的”(writerly)，允许读者和作者一起完成历史文本的意义生成过程。传统历史话语指涉一种真实的过去，而当代历史编撰则认为意识因素进入了历史认识，强调历史学家的想象和意识在历史修撰中的作用。这样，历史的结构和模式实际上是受到历史修撰者即历史文本编撰者的意识制约的，历史著作因此
       具有了鲜明的文学性。按照怀特的说法，“作为历史叙述和概念模式的文本地位，最终取决于历史学家对于历史及其过程感悟的预先概念的、特殊的诗化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文本和小说文本其实并没有质的区分，而只有所用材料之不同。
       怀特指出，对叙事性抱有敌意的解构主义者“都认为叙事是现代思想中仍未消解的神话意识的残余”，因此，“现代主义作家抛弃正常的叙事性就等于在形式的层面上拒绝内容层面的‘历史现实’”。我们是否可以反过来理解，认为形式上拒绝内容指涉的“历史现实”，便必然要求作家抛弃正常的叙事性?也许答案不是充分肯定的，但在许多时候前者必然导致后者，正如怀特的论断所表示的反方向的推论一样。在同一篇文章的最后，怀特称：“文学现代主义并不拒绝叙事话语，但在叙事话语中发现了一个语言的和比喻的内容，它足以再现历史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观点被怀特在另一地方解释得更加明确：“最近出现的‘向叙事回归’表明历史学家们认可对历史现象的特别历史处理更需要的是‘文学性’，而不是‘科学性’。这就意味着向隐喻、比喻和情节的回归，以代替如实性、概念性和解释性规则作为历史编撰话语的构成要素。”附和现代语言研究对语言的自我指涉功能的强调，以及标榜向叙事的回归，都清楚地表明历史话语的文学性，这是怀特大张旗鼓反复宣称的一点，因为它构成了与传统历史研究或经典历史研究的分野。他同时看到，由于历史学家的意识和语言的比喻策略的共同作用，历史话语语言结构的表层之下隐含着一种深层象征结构，这是当代历史修撰的一大特色：“从研究档案到建构话语，再到把话语转译成一种书写形式，在这一整个过程中，历史学家必须采用想象作家所采用的那种语言比喻的策略，赋予其话语以隐在的、二级的或内涵的意义，这要求不仅把他们的著作当作信息来接受，而且作为象征结构来阅读。”不妨说，这种象征结构应该是所有历史学家的共同追求。
       怀特的理论立场得到哲学领域的强力支持。胡塞尔曾经指出，历史也许自动地存在着，但它并非自动地可以被理解。历史被人感知和理解需要某种途径，充当这种途径的便是作为表述思维外在形式的语言。詹明信也许会说，历史只有在文本形式中才能被书写和理解。威廉斯对历史的理解显然与上述路向是一脉相承的，他认为传统和历史建构是虚构和充满想象的，他清醒地意识到，美国历史是一部对土著印第安人的杀戮和奴役史，而历代史家与当权者共谋，遮蔽了历史的本真面目：“历史是我们的左手，如同对于钢琴家一样，我们包装的是偏见，将它扭曲以便适应我们的恐惧，仿佛中国女性对待她们的双脚。我们又能做些什么?事实一直存在，但真实呢?”威廉斯对于“事实”和“真实”的辨别，与怀特对“事件”和“事实”的划分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绕开正史，把历史建立于试图重塑新世界的文字之上。于是，《美国性情》不再是对历史的忠实记录，而是对文字生成历史的结构轨迹的记载，以及对历史知识生产过程的探索。威廉斯认为，历史是语言和想象的运作对象，昔日之事可因为对语言的误用而被伪造。正因为如此，他毅然返回原点，回到文献和文字本身，试图拿出一份真实的美国历史图景；他对文字的执著与使用文字的独特姿态，也因此而凸显异乎寻常的意义。
       三
       《美国性情》对美国历史的再现是通过人物而非通过事件来实现的，这首先取决于作者的历史观。像他的不少同行如叶芝、艾略特和庞德一样，威廉斯认为历史不是线性的演进，而是遵循着某种恒久循环的模式。按照詹明信的观念，“存在的历史相对论”(existentialhistoricism)“不包括构建这种或那种线性的、进化的或遗传的历史，而是确立例如跨历史的事件之类的东西：这种经验通过某种史实性得以展现，它体现为历史学家对当下的思考和过去某一时刻的文化复合体二者之间的联系”。威廉斯也可以称得上“存在的历史相对论者”，他对历史的认知是通过当下来了解过去的，他宣称历史为“偶然的地理和气候事件”，这也是对历史的承继性和线性特征的否认。他对历史的认知不依赖时空的延续性，而是抓住代表性的例证，通过对劳伦斯所谓“地之灵”的精髓的深入考究，达到对普遍性的体察和把握；他笔下的历史人物体现了鲜明的当下性，他们仿佛生活于今日美国，其行为超越具体的时空，被赋予了某种恒久绵长的力量和意义。
       威廉斯认为，只有与历史人物融为一体，才能消弭时空的距离，从而直面历史，他不信任所谓的历史感，不相信时空距离构成客观阅读历史的条件。他要当代人以史为鉴，返观自我：历史考察因此便具有了自省省人以及鉴古知今的功能，因此，威廉斯的人物既是个体，义超越了生物意义上的个体，从而具有了神话原型的象征模式，永恒地存在于美国历史之中。这一切首先归因于他的语言结构模式，即，隐喻式的历史话语决定了他的历史著作的话语生成模式和阅读模式是开放的和参与性的。按照怀特对当代历史修撰的话语模式的分析，我们认为《美国性情》中的人物因其兼具内部指涉(自我指涉)和外部指涉的特性而超越了一时一地，从而成为一种隐喻。如此说来，威廉斯对语言的使用体现了典型的当代历史修撰的特色。因此，他视历史为开放的而非封闭的。便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他对叙事的拒斥，虽然从简单的逻辑推演来看，规整的叙事，以其遵从事件秩序的叙述，表明的是行为的终结而非敞开。有学者称，威廉斯对历史的使用并不止于主观的和印象式的；威廉斯最终希望达成的，是在原始文本中努力建构历史的隐含模式。这实在是昧心之论，因为它看到了威廉斯的历史话语之下最深层也是最深刻的东西，即对于建构历史的隐含模式的不懈追求，而依照怀特的理解，这也正是历史学家所致力达成的目标。
       威廉斯在《美国性情》开始不久，便称该书所收是修复或建构中的文章，他认为，美国的历史依然是未定的和尚待发掘的，迄今依然是“原始档案”。他力图回到原点、以原始史料重新阅读和建构历史的努力，不是以宏大的叙事提升自己并以此来感动读者，而是让书中人物自说白话：“我寻求历史的支持，但希望正确地理解，让历史自我显现。”此外，威廉斯谴责美国历史学家为行业规范和专业知识所蔽，缺乏敏锐的历史感知力，而他则是直接游走于原始历史档案。发现正史所遮蔽的历史真相。当然，他笔下出现的也不会是“忠实”如初的图像，而是濡染了诗人充沛想象力的高度选择性和印象式的叙述；他以自己的努力再一次证明，毁灭和创造是同时进行的。在给《美国性情》第二版序言作者的一封信中，他这样解释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校园内教授的历史我没有丝毫兴趣，因此我决定尽量寻找原始素材，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自己的价值判断：以我自己的阅读、自己的方式和生而有之的本土性。”主体性和本土性是威廉斯历史写作的基石。
       《美国性情》出版后不久，英国作家劳伦
       斯便于1926年4月在《民族》(Nation)上撰文评论：“该书中的历史将成为白人在美国实行美国化的感性纪录，这与一般的美国历史恰成对照，后者是对于美洲大陆的文明和欧洲化(如果可以这样用的话)的洋洋自得的记载。”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威廉斯破除习见，使美国历史成了“美国化”的“故事”：不是欧洲人如何征服本土，而是这一方水土的“地之灵”如何浸润了来自欧洲的外来户。劳伦斯的《经典美国文学》充满了内行“隔岸观火”的睿思，而他的这番识见则敏锐地洞察出威廉斯对美国历史书写中的欧洲化、即美国对于欧洲的殖民化的反拨，而这种“去欧洲化”和反殖民化无疑便是美国化和本土化。
       由于当时的思想史研究氛围不利于高度个人化的文字，加上威廉斯尚待建立自己的声誉，而且是以执业医生和业余诗人的身份尝试历史题材，诸多因索作用之下，《美国性情》在如潮的恶评面前面世不久便告寂然无声。然而，这一超越时代的诗史必将历经时间的考验而长存。其实，就在同时代也不乏慧眼识珠者，即便尤沃·温特斯这样严苛的批评家也称它“在所有可能性上都优于多数的韵文和我们时代几乎所有的散文”。此外，正如《美同性情》的序言作者所指出的，它对后世的美国文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威廉斯意识到美国历史“必须以新的模式被矫正、重新审视和重新确认”。他对笔下的历史人物具有认同感；他们的行为动机、行为的价值以及与环境既亲和又紧张的张力关系，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他自己的，因此他笔下这些传奇人物的事迹未始不是他自己心理探寻和发现的历程。当然，他眼中所见未必就是美国“正史”，但这不是问题的要害，因为“正史”对于他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威廉斯叙述历史，不是围绕着某个中心顺序来写，因为他认为历史是开放的——对往昔的语言和对语言自身的开放。对历史事件理性和有序展开的否定，意味着削弱历史修撰的叙事性，因为“文学性”的当代历史写作凸显抒情的秉性，而历史叙述把人物及其行为放到一个更大的事件模式中，势必会有损对其形象的塑造。这正合乎现当代历史学的逻辑，符合怀特所坚持的历史具有文学性的一贯立场：即利用语言的诗话本性，以历史“事件”构筑历史“真实”，并最终探寻历史的隐含象征模式，威廉斯借《美国性情》回溯美国传统，对清教徒开创的疏离本质经验的做法给予尖锐的谴责，与此同时高扬由土著印第安人和早期探险者所代表的本土关怀。他认为，只有美国化才能遏止欧洲化的危险倾向，从而将美国引上正途。这也正是《美国性情》作为诗的历史的意义所在。